一、困境的突圍

　　據媒體報道，國務院常務會議為民間投資開放了80個示范項目。這些項目原由國家投資，現在轉為讓民間投資。據說是為了讓“市場”發動機更強勁有力。

　　我們可以這樣問：這些項目是否賺錢?

　　如果賺錢，國企為什么不保留?難道是又一次侵吞國有資產的狂潮?

　　如果不賺錢，誰會來投資一個不賺錢的項目?是國際資本?還是大型民營企業?還是一般民眾?

　　假如說，三十年改革中類似做法曾帶來過繁榮，那是因為巨大的市場和民生空白給了外資、民資重大的機遇。再加上賤賣國企時有發生，使一部分民資、外資獲得了巨額暴利。

　　有一種說法，前三十年進入市場的一部分人幾乎是空手套白狼，只要搞到項目就賺飛了。既不是因為民資有錢，也不是因為外資有錢。而是中國經濟和市場在國退浪潮中讓渡了巨大利益。

　　這里可以舉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高盛被引進為工商銀行上市的戰略投資者。以每股1元價格持有了工商銀行7%的股份，在股價5元附近全部出清，獲利72億。同時，在連續6年時間里，工商銀行分紅所得還不少于50億。

　　這意味著高盛以25億的投入，賺走了120億的收益，六年收益近5倍。

　　這種生意任何一個股民都會做，何用高盛焉為?

　　第二個案例是房地產。在計劃經濟時代房子十分緊張，社會急缺房子，國家又拿不出大筆投資。

　　改革的措施就是1995年起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年均名義投資率20%，實際投資率33%。而無論土地購買、開發設計、建筑承包、購買裝修，沒有哪一個環節的資金不是主要來自銀行貸款。

　　薛暮橋云：“我國住宅建筑是最賠錢的行業”(見《薛暮橋學術論著自選集》p537)。

　　房地產作為一個行業，在計劃經濟下賠錢，在市場經濟下也同樣賠錢。2013年房地產實際投資12萬億，產出僅僅3萬億。

　　因此，作為一個行業，房地產業并不因為在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下就改變了投資收益屬性。

　　房地產業在中國是如此，在所謂發達國家的美國也是如此，美國“兩房”也照樣破產。

　　那么，像房地產這種賠錢行業靠什么發展?靠什么回收投資收益?

　　答案是靠大規模金融投資來支持發展。不投入巨額資金，房地產業無法發展，中國2013年規劃投資8萬億，實際投進去12萬億。

　　若要收回投資，只能靠分期償付，并且依賴經濟增速提供更高收入來維持個人收入的生活改善。

　　所以，經濟要繁榮只有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是把錢送給別人，如工商銀行上市模式。送錢給人，大家掏錢只是掏個門票錢，拿回去的是高額利潤。

　　賤賣國資、出讓市場在一般意義上都屬于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是收獲當期出讓未來，姑且稱之為經濟管理學的第一型模式。

　　另外一個辦法是大規模金融投資，如房地產行業。

　　這種行業在當期投資收益模式上是賠錢的，只能依靠大規模巨額金融支持，然后依賴長期的分期付款回收投資收益。

　　這個模式是出讓當期收獲未來，相對應地稱之為經濟管理學的第二型模式。

　　而無論經濟管理學的第一型模式還是第二型模式，本質都是經濟(產業、項目、產品和服務)發展需要金融投入。

　　只不過第一型模式的投入來自他方，第二型模式的投入來自自己。

　　那么我們再來回頭看國務院常務會議開放的80個項目：

　　假如屬于第一型模式，那么對不起，此路不通，賤賣國資是要負歷史責任的。

　　假如屬于第二型模式，那么道路很清楚，國家自己投資，特別是宏觀項目類型，并不適用自由市場的逐利。

　　在經濟管理學中，經濟類型有三種，自由市場型、宏觀調控型、安全戰略型，相對應的發展手段分別是自由競爭、計劃調控、壟斷控制。

　　依據國家財政目前的狀況，依靠國家自己高投入解決問題，恐怕是目前國家的困境。財政有困難，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解決這個困境的藥方按李克強總理的理念就是所謂的“向市場要動力”，也是李總理在會議上所說的“改革紅利”。

　　但問題的根本在于并不是所有項目和產品服務都適合市場自由競爭。

　　我們可以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看看所謂的“市場動力”是否存在。

　　二、私有制市場道路的衰敗

　　市場經濟理論來自于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這本書的中心思想就是私有、自由、市場，國家財富就會增長，可以達到國強民富。

　　其實這僅僅是一種經濟意識形態宣傳，是誤導和騙局：

　　亞當斯密以前的英國財富是依靠海盜劫掠、黑奴貿易、殖民、鴉片貿易得來的。

　　哥倫布1492年發現新大陸，英國1588年摧毀西班牙無敵艦隊，1600年成立東印度公司。

　　就在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當口，英國東印度公司囤積大米，餓死孟加拉1千萬人(1770年)。

　　古印度的香料、絲綢、大米、棉花被源源不斷運進英國(不是購買，是搶掠)。并摧毀印度占據優勢地位的棉紡業，大量種植鴉片。

　　從1600到亞當斯密寫出國富論，英國已經洗劫了印度170年。

　　到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已經洗劫了印度240年。

　　這還不包括英國之前劫掠西班牙金銀船和之后的美洲金銀、黑奴、蔗糖、咖啡收益，也不包括在非洲獲得金銀和其他收益。更不包括全球開礦鑄幣收益。

　　因此，無論是亞當斯密以前還是亞當斯密以后，英國的財富從來不是來自什么“市場”、“自由”，而是來自對殖民地的武力無恥掠奪。

　　誕生自由市場理論和信奉私有制的英國從1900年就被開始衰落，一戰以后一蹶不振，二戰以后淪為一般國家。如果國內市場是發動機，為何英國會淪落?

　　在理論層面，馬克思在1848年就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并以英國本土為主要考察對象，于1867年發表了《資本論》第一卷。

　　從《共產黨宣言》發表到《資本論》第一卷出版，馬克思以一系列著述論證了私有市場理論會帶來經濟危機，并最終導致私有資本主義體制的滅亡。

　　再來看信奉私有、市場、自由的美國。

　　美國是靠戰爭奪取了今天一半的美國國土和世界殖民地。修筑鐵路、開鑿運河、興建公路使美國各州負債高達120%以上。到1835年各州基本破產，并揚言不清償債務。

　　但是機遇來臨，1848年美墨戰爭結束，加州總督報告，發現的金礦足以支付百倍以上軍費。

　　1847年美國產金1.2萬噸，1849年美國產金55萬噸，意味著美國貴金屬貨幣增長45倍。黃金開采拯救了美國。至1855年，美國產金占世界45%。美國因為占領加州的金礦開采清償了歐洲債務，成為貴金屬時代的富國。國家建設再也不用依賴歐洲金融借貸。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美國制造業機會。1939年，二次大戰美國再次幸運地贏得了機會，并把德國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洗劫一空。

　　沒有戰爭打敗墨西哥，何以有黃金礦藏?沒有兩次世界大戰的分紅和洗劫，美國何以有繁榮?

　　從1945年二戰結束至今，美國始終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但是，至1991年美國顯性負債已經高達10萬億美元。到2014年的今天，美國顯性總負債高達20萬億美元，遠超出其一年的產出，再次進入破產周期。

　　美國已經破產，一國之內私有自由市場經濟也早已破產。

　　美國目前明言重返亞洲，實則在戰略后撤，退守歐洲(中國應該做好接收美國土地和企業資產的準備)。

　　難道一國之內私有自由的市場經濟就是一個國家的衰落和破產嗎?

　　現實很冷酷，英國如此，美國也同樣如此。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早已指出了其理論缺陷并預言了其滅亡的途徑。

　　但是換個角度理解，亞當斯密的私有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有其合理性。但是自由是指對他國乃至世界自由進入權;市場是指他國乃至世界市場;私人乃是指全體國民，包括國家級的東印度公司和軍隊。私有是指利益歸一國和一國公民所有。

　　全體國民和其組織自由進入他國乃至世界市場，并把所有利益歸于一國或一國公民所有是增長一國財富的根本，這就是上帝之手。是上帝賦予的神圣權利!

　　我們看到了什么?不錯，正是一國國民和組織在軍隊的先導下潮水般地占領世界。并且在宗教上是正義之舉!

　　也正因此，英國、美國對私人、私有、自由、市場的上帝之手推崇備至。因為《國富論》把侵略、掠奪美化得如此巧妙，乃至于可以推銷到全世界。

　　《國富論》發表230年以后，有著一萬年智慧的古老東方可以把《國富論》奉為圭皋。但是，卻用反了。因為我們的教授就是被這么教導出來的。我們的這些教授和智囊還不時地去充電，以便應對新的經濟情況。并時不時地舉辦“中美新的特別培訓班”。

　　《國富論》、《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都是世界性全球理論。

　　就一國內部經濟而言，在1820-184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喬治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于馬克思以一系列著作對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進行了反擊，論證了“后起工業國幼稚工業保護論”。后于馬克思的列寧在一國范疇內建立了公有制理論和制度。

　　既使是先起工業化國家的英國，在亞當斯密以后的1780-1820年代，也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嚴禁技師、機械、圖紙“闖關”出境，違者處以嚴厲的刑罰!

　　美國也同樣奉行這一嚴厲管制政策，高技術決不允許出口，并把他國的高技術人才列入考克斯名單。

　　因此，并不存在一個國內市場的動力發動機，一國之內的發動機只能是“幼稚工業保護論”、“技術出口控制論”和“社會主義公有制”。

　　信奉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對他國乃至世界市場進行全民性、征伐性占領。這才是私有自由市場經濟本質。

　　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勢

　　中國1949年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以公有制力量，三年恢復時期一面抗擊美國一面建設，就達到了歷史上最好的1936年的國民產值。從1953到1978年，年均增速在8-12%(一般認為在8%左右，筆者考慮了通貨緊縮因素認為在12%)。

　　改革開放最大的功績是激發了活力，不再僵化，但絕不是出賣資產和背離社會主義道路。

　　共和國歷史是65年社會主義發展史，是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有效探索。絕不是偏離根本道路而轉向馬克思詛咒的私有制。

　　既使我們在近30多年里使用了所謂資本主義的手段，也是在政治穩定、公有制占主體核心地位的條件下使用資本主義手段。

　　必須清醒地估量政治穩定和公有制占主體核心的史無前例的中流砥柱作用。

　　若論失誤，都有失誤。前30年計劃的過全過死、積累太高、套馬克思本本;后30年靈活的過度甚至出圈、消費太快、套資本主義的本本。都沒有從理論根本上總結社會主義新規律、認清資本主義舊規律，造成對道路和信念的搖擺，對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賭博。

　　因此，深化改革是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大容量和優勢，發展社會主義優越性：

　　1，保持目前經濟增速7%的水平

　　現在全世界都在盼望中國經濟高速飛騰，希望中國再次提供市場和出讓利益，以便搭中國經濟快車擺脫困境。特別是美國、日本、歐洲和東南亞。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歐洲、日本、東南亞都曾昏厥過，是中國改革開放出讓市場救了他們。

　　因此，在目前環境下必須控制中國高增速的溢出效應。這是國際競爭的需要。

　　很多短、平、快、過剩項目要壓縮投資;只維持物價穩定、保障物價沒有大波動;要繼續淘汰落后、過剩產能及相關產品、技術。

　　2，轉變金融投入方法，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

　　管理經濟發展無論是采用一型模式還是二型模式本質都是金融投入。金融投入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財政擴張，實質是產出積累模式。就是把已經產出的價值投入再生產;這適合于市場需求穩定的簡單再生產狀況，特別是在短缺經濟市場。在飽和經濟市場，財政擴張會導致過剩。

　　第二種是信用擴張，實質是貨幣逐利模式。就是擴大金融借貸規模，增加貨幣收入。這適合銀行資本產業。信用擴張衍生財政擴張，導致產業投入增加，拉動個人、企業、國家財政擴張。信用擴張在進入實體經濟中遵守邊際效益理論。邊際效益越高的產業領域，金融資本越集中。如房地產業。

　　第三種是貨幣計劃注入，實質是貨幣戰略投入、直接擴張和優化經濟結構。就是擴張非商業銀行第三方產業資本，出讓資本權利，構筑新的經濟結構和形成新產業資本。

　　第一種財政擴張適合家庭、私營企業，但不完全適合國有企業和國家。

　　因為未來收益歸屬對國有企業和國家來說并不歸當期企業勞動者支配。產生的后果是擴大了經濟和消費的非公平性。

　　第二種信用擴張只適合銀行資本家和商業銀行，這是商業銀行資本收益的主要來源。

　　資本主義私有銀行和社會主義商業銀行都是這種模式，信用擴張會產生巨大的資本壟斷利潤和實體產業的逐利邊際效應，從而導致國家整體產業結構失衡和經濟失序。

　　第三種計劃注入只適合社會主義體制。

　　因為這種模式是出讓資本、讓渡資產權利、構筑經濟新系統。只有在戰略上必需和優化系統缺陷時才可以使用的戰略投資手段。

　　這種貨幣計劃注入模式并非新鮮事物，從古代就有而且遍及全球。因為社會主義體制并不是有了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運動才有，而是有了利益共同體以后就有，譬如家庭、家族和氏族內部。

　　在家族分房頭的時候，一個大家族對新立房頭提供資本;后輩成家單獨立戶;上一輩對下一輩的財產繼承。都屬于社會主義體制的貨幣計劃注入。只不過貨幣計劃注入沒有上升到更大的組織規模。

　　在國家層面的貨幣計劃注入見諸史籍的，并且有國家鑄幣做支撐的，只有中國古代周王朝的“散鹿臺之財”、“頒寶貨”給新封諸侯國，屬于國家利益共同體的戰略投資。

　　中國前30年的“撥款制”看似計劃貨幣注入，實際是財政擴張投入。

　　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在政府層面應該消減財政擴張的力度、穩定信用擴張、定制完善的貨幣計劃注入來深化金融投入體系改革。

　　3，目前可實行的貨幣計劃注入領域和項目

　　A，教育經費：

　　教育以培養人、提升公民素質和技術、工藝能力為目的。從經濟學的投資收益角度而言，屬于純投入，根本不存在當期收益。無論是財政擴張還是信用擴張都不合適，屬于戰略投入的必需項目。既然屬于戰略投入，那就不能使用當期收益，也不能使用信用借貸。

　　2012年教育經費總投入2.7萬億。對于教育本身而言，投入不高，但對于國家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而言已經是大頭了，占比23%。

　　依靠財政投入的結果是，一方面教育經費不足、質量不能持續改善，一方面國家、個人壓力巨大，另外一面是企業稅收沉重，還有一方面是地區差異嚴重非均衡。因此，教育投入模式應改為國家層面的貨幣計劃注入。

　　B，科研經費：

　　科研能力是提升國家和產業技術、工藝水平的關鍵。國家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端賴于科研能力的高低和規模大小。要追趕和引領工業革命發展浪潮必須加大投入。

　　2012年，國家科研經費投入剛剛達到1萬億，這對當時總量52萬億的經濟規模可以說影響有限、杯水車薪，難以完成產業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的換代升級。

　　大部分科研項目的攻關，不是一年、二年能成功，往往動則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跨度展開。況且，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攻關都能成功、都能達到預期目的。

　　所以，科研投入連產生短期收益都不可能，更遑論產生當期收益。用財政擴張投入壓力巨大，用信用擴張投入則難以確定信用主體。因為科研開發者、實驗者、研制者、生產者和使用者是一個龐大的時空鏈條。科研作為戰略產業鏈只能使用計劃貨幣注入。產生的效益是國家整體利益的收益和國家產業進步的領先收益。

　　C，國防經費：

　　國防關乎國家安全和國家及其公民的世界自由權。

　　沒有強大先進的國防，國家利益、公民利益就沒有保障。國防落后，既使富甲全球，也仍然是國際競爭中待宰的肥羊。

　　中華近代屈辱史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全球軍事安全、全球情報能力、全球自由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戰略投資，只能使用計劃貨幣注入模式。目前的投入是8千億，尚不足1萬億，完全有必要加大投入。

　　上述三項投入，合計不足5萬億。應該說對于使用者而言，絕對不足。但轉換投入手段和模式，對于減輕財政壓力、強化民生而言絕對是巨大的釋放，相當于增長50%的財政能力。而5萬億的分期、分批試點注入，對于110萬億的貨幣流量而言并不構成任何威脅。其外溢效應可以幾乎沒有。既使有外溢效應，也可通過宏觀調控手段加以解決。

　　計劃手段、戰略手段是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經過探索十分成熟的經驗，可以繼續發揮其強大國家、富裕民生的重大職能。只有謀萬世才可以某一時。

　　計劃、戰略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寶貴經驗。在社會主義國家運用計劃和戰略手段取得成功以后，計劃和戰略也被資本主義國家納入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學術范疇而深入研究。

　　大集團公司治理的戰略管理已經成為學說，并且已經發展成企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內容。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學要廣泛深入地對計劃、戰略進行研究，形成學術理論支撐，繼承傳統，發揮優勢。不能總是墻內開花墻外香。

　　4，金融安全是國家關鍵的安全領域

　　就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而言，經濟管理學兩型模式的本質都是金融投入。

　　通過第二型模式，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社會在三千年歷史上長期處于一個農業社會的局面。根本原因是三千年來，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缺少第二型模式的發展支撐。

　　既使是在今天，農民建筑住房、發展農業、漁業、木業、果業、林業經濟仍然缺少第二型模式的有力支撐，更不要說發展村鎮良好的衛生和公用設施。

　　不僅僅是農村，缺少第二型模式支撐的還有城市公用設施建設、城市危舊城區改造。

　　國家全國性路、電、氣、信管網的建設也同樣缺少第二型模式的支撐，致使全國有建設能力有技術條件上馬的工程遲遲不能建設完善。

　　原鐵道部長劉志軍貪污腐敗十足可恨，給予嚴肅處理是完全必要的個人問題。但是鐵道部把高鐵建設起來則利在當代、功在久遠。不僅有民用經濟價值，更有戰略經濟價值。

　　高鐵建設成功，正是采取的第二型模式，沒有第二型模式就沒有高鐵的建設和發展。

　　經濟管理學的第二型模式就是出讓當期、收獲未來，有負債是必然的。因有負債而解散鐵道部是失措之舉。

　　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國高鐵建設是經濟管理學采取第二型模式在國家層面的兩項創舉，突破了小農經濟發展資本全額自有的認識論定式。

　　第二型模式在微觀層面的現代企業運營中是普遍的模式，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有一項科目就是負債。

　　在國家層面，各級財政部的負債也都屬于經濟管理學中第二模式所產生的項目。

　　這種負債就金融投入三個手段來說，都屬于依賴財政擴張手段所產生。

　　財政擴張對于金融資本來說則必然產生信用擴張。

　　在現代經濟中，任何財政擴張都導致信用擴張。也必然產生實體產業對金融產業的拉動效應。

　　因此，任何資本主義性質的金融(如美聯儲)必然地依賴國家、企業、個人的財政擴張。像美聯儲這樣的資本主義核心機構極力鼓勵國家、企業、個人擴張財政，直至其邊際效用為零。

　　中國高速公路的建設，本質是財政擴張，但衍生的信用擴張效益卻不在國內金融業。獲益的是國際銀團。

　　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市化建設都屬于對經濟管理學第二型模式的運用。

　　但是有大量財政擴張所衍生的信用擴張收益并不在國內，有必要進行清理和規范。

　　改革開放30年在本質上就是經濟管理學第二型模式的廣泛學習和運用。而且依賴前三十年打造的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良好基礎。

　　前30年則主要是第一型模式的廣泛運用，并且主要是國內生產協作的第一型模式。國際協作也是以國民產值交換的方式進行，并不存在信用擴張手段的使用，也沒有擴張其他國家和組織的信用，奠定了后三十年騰飛的基礎和對其他國家和組織的超越。

　　因此，在全球性、開放性發展的今天，經濟管理學的第一型模式和第二型模式作為金融投入都需要納入金融安全的管理和控制范疇。

　　第一型模式的發展要嚴格控制財政利益外溢(譬如高盛的獲利);

　　第二型模式的發展要嚴格控制信用利益的外溢(譬如國際銀行的獲利);

　　無論是第一型模式的財政利益外溢還是第二型模式的信用利益外溢都必須納入外交利益范疇，作為國家利益進行管控。

　　作為出讓資本權利、擴大非銀行第三方資本、建立新經濟結構的貨幣注入的第三種金融投入方式更需要根據國家安全、國家戰略進行嚴密計劃和戰略部署，作為金融安全納入戰略管理中。

　　貨幣計劃注入即影響信用擴張也導致財政擴張，更影響國家戰略經濟體系的配置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結構調整。

　　就可行性而言，貨幣注入作為金融投入的第三種手段，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體制條件下存在。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私有銀行制不存在出讓資本權利、擴大非銀行第三方資本，建立新經濟系統的可能性。

　　因為出讓資本權利、產生和擴大非銀行第三方產業資本，這等于資本統治權的出讓。

　　私有資本主義為了維護自己的資本統治地位必須把沒一分錢管控在私人自己手里，否則就喪失了對全社會的資本統治權，同時也產生巨大的異己力量。這比調整賦稅還要困難百倍千倍，是私有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滅亡因素。

　　私有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和本質是金融資本權利歸特定的私人集團所有和壟斷，是最大的壟斷，操控著國家的命運!

　　除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投入和利益歸屬問題，還有一個金融自身整體安全的問題。

　　1991年底，蘇聯解體。

　　1992年2月，歐盟簽訂條約。

　　1992年9月，美資阻擊英鎊。

　　公開資料顯示，索羅斯賺走10億美元、卡瓦納賺走3億美元、約翰賺走2.5億美元。摩根和化學銀行賺走8億美元。美資合計阻擊賺走不少于30億美元。

　　英格蘭銀行被打垮，利率提高到15%，匯率下跌20%，動用了150億英鎊。

　　最終迫使英國退出歐盟匯率體系。起到了打擊了歐盟和英國，削弱歐盟和英國力量的戰略目的。

　　1998年金融危機，馬哈蒂爾說，那個家伙(索羅斯)來到我們國家，一夜之間使我們全國人民幾十年的奮斗化為烏有。印尼總統蘇哈托的子女被迫出售公司，顆粒無收。

　　這更是直接打擊了一國的實體經濟，阻斷了經濟發展。

　　整體金融利益在全球的布局和金融權力的爭奪是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頭戲，完全有必要納入國家安全范圍內。

　　以要言之，經濟管理學的兩型模式、金融投入的三種方式、國家整體金融利益安全必須作為“金融安全”納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管理范疇。沒有金融安全就沒有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

　　深化改革要從保障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入手，向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本身要方法和手段，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制度的容量和優勢，而不是錯誤理解經濟學理論和錯誤地使用經濟學理論。

　　經濟學是說明和解釋經濟現象，管理經濟建設和發展是經濟管理學。二者并不在一個層面。

　　經濟管理學要全面權衡經濟學理論的實質、利弊和使用范圍，并不斷總結、歸納和探索經濟管理的經驗和教訓。

　　社會主義公有制自身理論、制度和實踐的不斷探索、創新、完善才能帶動國家的創新和經濟創新，才能長治久安、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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