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啟動本輪全球量化寬松政策(QE)的“始作俑者”，美國聯儲主席伯南克周一在倫敦政經學院發表演講為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寬松的貨幣政策辯解，認為寬松政策并非“以鄰為壑”而是“富鄰安鄰”。
自2010年美國推出第二輪放量寬松以來，深感熱錢流入壓力的巴西開始斥責發達國家量化寬松政策正在引發一場貨幣戰爭，但當時并未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對貨幣戰爭的憂慮。直到2012年底，安倍晉三明確提出以日元貶值為核心的刺激政策之后，全球范圍內才開始認真討論本輪發達國家的寬松政策是否正在觸發新一輪的貨幣戰爭。
不過，伯南克在演講中明確指出，發達國家的放量寬松政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并非來自于對本幣的貶值，而是對內需的刺激。伯南克指出，“旨在促進本國需求的貨幣政策與強調本幣貶值刺激出口的貨幣政策有著顯著區別，后者是極其有害的，這也是為何在2月份G7國家的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發表聲明呼吁禁止采取貶值本幣的行為，但我們同時重申了我們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尋求實現國內政策目標的立場。”
而對于“發達國家的寬松政策引發了新興市場貨幣的升值，導致在海外的競爭力受到影響的論斷”。伯南克回應道，需要衡量一下發達經濟體因為寬松而復蘇強勁之后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產生的積極影響。
“美聯儲的經濟模型表明，這兩者幾乎可以抵平，所以發達國家的寬松政策并沒有對新興市場國家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事實上，發達國家盡快復蘇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本身的正面影響是一樣的。”伯南克說。
但在金融理論之父麥金農看來，美國的寬松政策于各方無益。
“對美國本土而言，大量的流動性并沒能進入實體經濟，而且由于超低利率扭曲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市場，使得很多企業拋開銀行直接到市場發行債券融資，而共同市場基金購買的這些債券因為超低利率很有可能跌破原來面值;受銀行持有的大量流動性影響，銀行間拆解市場也基本上失靈。2008年的銀行間拆解市場規模為4500億美元，但2012年底，這個規模只有1500億。”麥金農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琦也持上述觀點，“寬松政策導致大量流動性泛濫，但絕大部分留存在金融系統，真的像美聯儲所言的制造了就業?我不那么認為。”
而且對于新興市場的影響，麥金農認為，由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歧視性地位，在美國執行零利率的背景下，大量熱錢流向高增長國家，比如中國和巴西，這些地區的利率要高于發達國家。為了避免本幣過快升值，這些國家不得不在市場上大量購入美元干預匯率，這甚至影響到這些國家的基礎貨幣供應，他們已經失去了對于本國貨幣供應的決定權，進而導致這些國家超過美國的通脹水平。
與伯南克強調實現內部增長目標和就業相比，安倍經濟學對貨幣貶值更加專注。羅琦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亞洲經濟體中大多數是外向型經濟，出口對一國經濟的影響非常重要，日元大幅貶值一方面在區內導致其他國家對日本經常賬戶出現變化，在全球范圍內，這些國家的競爭力進一步遜于日本。”
羅琦并不認為日本當前的政策能夠幫助日本走出經濟滯脹的困境，他更加擔心的是亞洲國家在無奈下“采取同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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