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發表《寂靜的春天》，引起國際社會對環境危機的關注。自那時以來，盡管一些發達國家通過污染末端治理改善了局部的大氣和水環境，然而以氣候變暖、土地沙漠化、熱帶雨林砍伐為象征的全球環境危機更加深重。由于認識不到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聯系，國際社會主流應對危機的反應就是試圖通過市場、技術和政策改革來解決問題。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杰出代表約翰·貝拉米·福斯特深刻地批判了這種認識和做法，稱這種認識是“市場拜物教”、“技術拜物教”。他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除非進行全球范圍的生態和社會革命，市場和技術都不能拯救地球生態。福斯特對“市場拜物教”的批判不僅對國際社會如何應對生態危機，而且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都有啟示意義。

　　一、福斯特對“市場拜物教”的批判

　　在西方許多環境經濟學家看來，生態的退化是市場沒有充分發揮作用的結果，如果自然被引入市場關系當中的話，幾乎能解決所有的生態問題。世界可持續發展商業委員會主席施密德黑尼就認為，自由市場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最好手段，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市場機制的進一步放活。[1]萊斯特·R.布朗在《B模式》一書中也明確指出，“我們的唯一希望，是迅速進行體系上的變革，建立起以反映生態真理的市場信息為基礎的體系”，通過把環境破壞成本加入到價格中去，匡正與環境成本不符的扭曲的世界市場價格體系，轉向生態經濟，就能拯救地球，延續文明。[2]而福斯特用大量事實分析了市場方案解決生態危機的虛幻性。

　　1.環境成本內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可持續性問題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運動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通過一系列政策法規推動環境成本內化，如對損害臭氧層的化學品征收消費稅大大減少了在泡沫制品中對氟里昂的使用，對含鉛汽油征收高額消費稅逐漸淘汰了含鉛汽油，種類繁多的能源稅使能源消費水平有所下降。除了稅收手段之外，還有產品收費、使用者收費、排污交易等市場方法，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技術革新，帶來了能效的提高和物耗的減少，使發達國家的環境污染有了較大改善。正因如此，很多人相信通過環境成本內化、延伸市場關系可以解決所有的環境問題。但福斯特斷然否定這種認識。在他看來，第一，發達國家環境狀況的改善并非全是成本內化的結果，而是與發展中國家環境狀況的惡化有一定關系。轉移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口資源能源型產品，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包括核廢料、電子垃圾在內的污染物質，表面上本國的問題減輕了，實際上則是全球擴散了。第二，發達國家通過成本內化解決的是那些最容易解決、與現存體制相輔相成的環境問題，而那些直接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聯系的、難以解決的問題，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就依然沒有得到改善，而氣候變暖是對全球生態最大的威脅。環境中有毒化學物質的積存也在快速增長，特別是環境污染從可視污染、顯性危害轉向“微量毒性”(microtoxicity)，[3]使得一個人從生到死都要和有毒化學品接觸，即使它們的濃度非常低，也能導致各種生育缺陷、免疫系統和生殖系統的損害，因而環境形勢事實上更加嚴峻了。第三，并非所有的環境成本都能實際內化到經濟之中，如前所述，有些環境要素根本無法按照市場規則定價。最后，即使有些環境成本能夠部分地內化于經濟，充其量也只能在短時期內減輕、緩解某些環境問題，從長遠看并不能阻止環境退化的趨勢。因為無論是環境成本外化還是迫于外部壓力將成本內化，只要資本主導著社會發展的方向，成本內化不過是加入了環境要素的新一輪競爭，盈利賺錢是資本追逐的永恒主題，資本的這一本性決定了即使能夠把環境成本內化，有限的生物圈也容納不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無限增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動力本質上是不接受任何外在限制的，最終都會由于自然賴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再生產能力的喪失而導致生物圈的嚴重破壞。[4]

　　2.并非所有環境要素都能納入市場

　　福斯特指出，“即使是在我們這個以自我為中心、惟利是圖的社會里，自然也不可能分割為碎片被納入有關價格體系中。”因為并不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轉化為價格，內在價值不能都簡化成為市場價值。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如氣體調節、氣候調節、水文調節、干擾調節、養分循環、廢物處理、生物控制等，對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延續都是至關重要的，但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公共財產，不能像其他市場上的商品那樣買賣，它們是人類的生存條件，也可以被看作是經濟的一種“生產條件”，但它們無法按照市場規則再生產和定價。盡管新古典環境經濟學家們煞費苦心地想出了“快樂詢價法”、“或有評估法”，試圖賦予生態系統中的環境組分以價格，然而都不能真實反映它們的價值，要把它們納入到全球的價格系統更是不可能。1997年，羅伯特·科斯坦薩(Robert Costanza)等13 位科學家曾對全球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進行過估算，認為生態系統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統服務的價值每年至少為33萬億，是當時全球GNP的1.8倍。[5]他們做這種評估的目的是想強調生態系統服務的重要性以及繼續忽略、浪費它們會造成的潛在危險——可能最終使人類在生物圈中存在的持續性方面付出代價。這些科學家們也認為要把全球生態系統的服務完全納入市場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福斯特引述卡爾·波拉尼的話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土地[6]穩定地維系著人類的生命，它是人類居住的場所，是人類身體的安全條件，是風景和四季。”[7]硬要把人不可出讓的生存條件——環境分割開來，逐一納入商品經濟的循環之中，使之成為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從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顯然是荒謬的。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尚未支付成本的經濟，要在市場結構中將社會和環境成本全部內化是絕對不可能的。

　　3.市場沒有能力考慮生態極限問題

　　在主流經濟學家研究、發展環境估價技術的時候，福斯特和許多綠色學者們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市場沒有能力考慮生態極限和自然資本耗竭的不可逆轉性問題。全球生態環境系統不像流通中的其他商品，缺少自動的自我修正反饋回路，成本效益分析往往低估喪失多樣性的價值。以原始森林的砍伐破壞為例。生態學告訴我們，原生林物種豐富、生物群落結構復雜，這個構成生命之網的復雜的生態系統有個臨界點，如果砍伐破壞程度超過這個界限，生態將無可恢復。可是匯集了無數趨利而動的企業的市場“缺乏內在的機制來斷定這類決策的后果在人類正常生存時間內是不可挽回的”[8]。企業經濟學“從根本上說，缺少任何把它與一些基本和關鍵的概念如進化、生物多樣性、承載力、大眾的健康聯系起來的指導方針。企業設計的目標是打破限制，而不是尊重限制，特別是當生態限制并不總是以死河、出生缺陷等那么顯著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是表現在更為微妙的關系和細節上時，更是如此”[9]。因此，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商人們，要么對生態極限和資源稀缺的認知很有限，即使他們中有人認識到了這一點，相信“公地悲劇”遲早要發生，他們也無法超越投資決策中的短期行為。馬克思早就說過，資本家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就是要賺錢。“當一種公共財產資源發生稀缺時，如現在的許多漁場以及許多大型哺乳動物如巨鯨、老虎和犀牛的現狀那樣，可能產生更為激烈的競爭，去捕獲那所剩無幾的殘余。”[10]這種在市場競爭機制下對私利的追逐，如果沒有國家以至國家間的聯合干預，就會如馬克斯·韋伯指出的那樣，會“一直持續到人類燒光最后一噸煤的時刻”。今天，全球物種的滅絕率已經是自然正常滅絕率的1000倍。盡管我們知道人類只是地球復雜生態系統的一個鏈條，人類的狀況取決于整個地球生態的健康，但由于科學迄今很難證明人類的命運是決定于對某一特殊物種或生態的保護，致使人們仍舊熱衷于追逐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對物種的消失無動于衷。其可能的結果就是我們慢慢地無意識地滑過臨界點，最終將引發大規模生態崩潰。今日的世界經濟已經完全不同于早先增長十分緩慢的經濟，“2000年一年的經濟增長就超過了整個19世紀”[11]，以致我們事實上已經超越了某些關鍵的生態極限，并導致了一些自然資本的耗竭，而這一切都是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發生的。

　　4.通過自然資本化保護生態環境是市場烏托邦

　　一些環境經濟學家主張以更開闊的視角看待環境成本內化，認為整個自然界及其各組成部分本質上都是自然資本，他們認為環境危機與其說是市場失靈，不如說是會計系統失靈，因為會計系統不承認資本已經包含了一切存在物。主張把自然納入其損益表中即自然資本化，并以此來拯救環境。[12]福斯特認為，自然資本化是一種市場烏托邦奇想。他指出，把自然和地球描繪成資本，其實是試圖將自然作為資本庫，“并將這些庫存整理成可在市場買賣的財產”，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掩蓋對自然掠奪的現實。“將自然資本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其主要結果也只是使自然進一步從屬于商品交換的需要。那時將不存在實際上的自然資本的凈積累，而只有隨華爾街的行情變化，不斷將自然轉化成金錢或抽象的交換。”[13]自然資本化不過是以翻新的概念掩蓋一切照舊的事實。福斯特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論描述自然資本的修辭如何動聽，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卻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也不能期望它改變。”[14]試圖通過自然資本化保護生態環境是一種市場烏托邦。

　　福斯特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進一步駁斥了自然資本化的主張。他指出，土地和森林是最早被從自然中分割出來變成資本的，可是它們被資本化的結果使許多土地所有者、壟斷財團獲得了滾滾財源，然而與此相關的生態環境卻越來越惡化。他借用德國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魯道夫·巴羅的話說：“土地成本的上漲從未中斷過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觀的水泥硬化。”而森林的悲劇命運“不是因為它們被排除在資產損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已被包含其中”。市場將森林視作數萬億英尺的木材商品，而不是給無數野生動植物提供棲息地的生態系統，資本遵循利潤法則砍伐清除了有數百年歷史的古木，用整齊劃一的速生林取而代之。與孕育了無數動植物群落、復雜多樣的天然林相比，工業栽植樹木簡直就是生物學和遺傳學意義上的荒漠。這種替代的結果是森林生態系統的破壞、生物和遺傳多樣性的消失。[15]

　　5.“市場拜物教”歸根到底是要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解決生態危機

　　經濟自由主義認為，以每個人的私利為基礎組織起來的市場社會是人類的自然狀態，只要沒有外部障礙阻擋，這種社會必定會通過“看不見的手”走向繁榮。在全球變暖的今天，許多人寄希望于市場機制即碳排放貿易解決問題。可福斯特尖銳地指出：正是市場關系的無限擴張，個體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競爭，導致了財富的悖論，即物質財富和自然財富呈負相關，前者的增長往往會導致后者的減少，同樣地，私人財富和公共財富也呈負相關。自從市場經濟主導世界經濟運行以來，“市場力量適應資本積累和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16]，卻造成了生態資源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資本主義出現后幾百年間市場力量對人與自然環境的掠奪就是明證。形形色色的市場方案歸根到底是要在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解決生態危機。碳排放貿易計劃也是如此，就像在其他領域一樣，統治階級各階層總是力求避免在這一領域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革，因為社會—環境關系的任何實質性變革，都將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挑戰和一場生態文化革命的發動。而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根本解決生態危機。福斯特反復強調：市場力量意味著赤裸裸的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的本性就是除了積累沒有任何其他邏輯可言，這決定了市場機制不可能扭轉生態退化的趨勢。順著自然商品化、資本化的方向走下去，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生態與社會災難甚至崩潰。“綠色市場拜物教”從根本上說無助于問題的解決。[17]

　　二、福斯特對“市場拜物教”批判的啟示

　　福斯特對“市場拜物教的批判”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改革開放前，我們學習蘇聯模式搞計劃經濟，完全摒棄了市場經濟。由于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統得過多過死，缺乏激勵機制，長期不能擺脫效率低下、物質匱乏的狀況。改革開放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充分利用人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心這根杠桿，加快已被延宕多年的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毫無疑問，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率的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就是每個市場競爭的主體都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在國家層面上，這種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推動了物質財富的增加，集中體現為人均GDP的攀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就是這樣創造的。但是單個主體對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求它在運營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往往會帶來成本外化以及“公地悲劇”這種負面后果，這也正是這些年我國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資源損耗過快、生態環境惡化，致使發展難以持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在利用市場的正面作用和限制其負面影響上尋找平衡點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盡管福斯特對市場經濟全是負面的看法有點偏頗，但他的批判還是給我們一些非常有益的啟示。

　　第一，既要運用市場手段促進環境成本內化，也要強化環境管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最大變化，就是引入市場機制，實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如何把這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還處在探索之中。市場經濟并不會因為我們在前面加上了社會主義就自動體現社會的需求，特別是在如何利用好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優勝劣汰、內生動力、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同時有效限制其負外部性上我們還經驗不足。這些年各類企業競相追逐利潤，讓環境成本外化，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追求GDP增長產生的負外部性環境成本正在嚴重吞噬經濟發展的成果。這里，既有市場經濟體制本身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市場失靈，更有政府管理缺位的原因。要解決上述問題，既要運用諸如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等經濟手段，以內化環境成本為原則，對各類市場主體進行基于環境資源利益的調整，從而建立保護和可持續利用資源環境的激勵和約束機制。與此同時，政府必須強化對環境的管理。特別是鑒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發育還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環境監管不到位，企業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相當普遍，如不能及時糾正就會刺激一些守法企業轉變到違法的軌道上來，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盡管在污染末端治理上市場手段能夠奏效，但治理成本仍遠遠高于之前所產生的收益。因此，真正的保護應以生態破壞前的預防來取代生態破壞后的治理，這就要靠國家的意志，堅決拒絕“先發展后治理”的發展模式，立足環境公共性的特征，不斷創新環境管理手段，從根本上使各種社會經濟主體無法從掠奪性開采資源和環境成本外化中獲得額外的收益，推動社會形成“保護在先，適度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型發展模式。在這方面，市場的作用很有限。

　　第二，生態環境屬于公共領域，環境物品的配置需要國家的調節。

　　福斯特對市場拜物教的批判啟示我們，盡管市場經濟能夠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但是生態環境屬于公共領域，在這類公共物品中引入市場機制在國外有很多市場失靈的案例，國內一些公益性事業如高校、醫院、殯葬服務市場化運作也導致人民群眾“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甚至“死不起”，這些都警示我們在試圖用市場之手解生態環境之困時一定要科學評估，審慎決策。公益性部門直接關系民生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經營管理不應以營利為目的，政府不能圖“省心、省事”或只想“把賠錢的變為盈利的”，將一些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完全推向市場，放棄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例如水務管理，考慮節約水資源應實行梯級水價。一些地方外資高溢價收購供水資產，表面看似雙贏，實則埋下了日后高水價影響民生以至社會動蕩的種子，一些落后國家已有先例。[18]

　　市場化機制與公益事業并非完全不相容，例如，中國治理荒漠化基金會與一些名牌企業合作，出于為國家治理荒漠化事業募集更多資金的目的，于2011年2月授權成立公益事業品牌全國運營中心，陸續推出一些大眾熟知的高端品牌，從這些公益事業品牌商品的銷售利潤中提取一部分用于支持荒漠化治理，可以說是市場化機制與公益事業相結合的一個新探索。不過，即使是一些設計和效果都很好的市場化改革，也需要加強國家的管理和調節。例如，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這項改革通過建立責權利明晰的林業經營制度，激發了農民發展林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對增加森林數量、提升森林質量、改善生態環境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林業改革和發展中，也需有效防范利益驅動導致的毀林現象，警惕一些公司、企業趁機圍山圈地、砍伐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栽種經濟林的情形。在生態區位重要的地方，國家應該建立統一的管理機構，加大資金投入，加大公益林營造和管護的力度，實施生態補償，不能把本應由國家承擔的生態公益事業的權責交給企業、個人，不能指望靠明晰產權和引入市場機制解決一切問題。

　　第三，對利用碳交易市場實現二氧化碳減排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只顧眼前而不顧今后強制減排的需求。

　　按照《京都議定書》的設計，碳排放貿易即清潔發展機制本應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贏”的，工業化發達國家以較低的代價實現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通過開展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可以實現節能降耗低碳發展，可在國際范圍內以最低的成本實現減排承諾，共同服務于阻止全球氣候變暖的目的。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它是讓我們“以最小的代價，最小的成本，最有效的方法去實現我們減排目標的一個政策手段”。但福斯特將碳排放貿易稱之為“綠色市場拜物教”，他在《為什么要生態革命?》一文中指出，實踐證明，碳交易計劃漏洞百出，它允許對排放沒有效果的各種可疑的交易形式的存在，很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金融衍生品市場，讓投機者和大企業獲得巨額利潤，結果卻成為把我們的子孫后代鎖在災難之中的“厄運神殿”。盡管他的批評也許有點偏頗，但是他對資本本質的認識還是提醒我們在溫室氣體減排貿易問題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資本會利用減排貿易謀利有清醒的認識。在目前中國的碳排放貿易中，境外機構往往以直接項目投資而非技術轉讓為主，而且外方青睞的項目往往是技術含量不高而經濟效益好的項目，外方拿到核證的減排量(CERs)并非為了實實在在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是要在境外二級市場出售牟取暴利，因此，在簽訂減排量購買協議時故意壓低價格，于是就出現了中國低廉的碳減排指標被金融機構包裝、開發后，“CERs在二級市場交易價格，往往是開給中方價格的兩倍以上”[19]的情形。這也印證了福斯特的擔心不無道理。特別是考慮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圍繞減排的博弈越來越激烈，中國作為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最多的國家(盡管我們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遠低于發達國家)，承擔強制剛性減排義務只是時間問題，因此，不能只看眼前而不顧今后強制減排的需求，避免出現有學者擔憂的那種情況——“現在以較低價格賣出減排量，今后可能會花高價去買回來”，雖然不一定是以減排指標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如出口商品被征收碳關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面臨著雙重矛盾，即加大開發自然資源的需求與由此引發的自然生態的問題和嚴重的社會問題。既然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使中國迅速地融入世界，中國人就“再也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的范圍內思考和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應該從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廣闊視角思考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問題”[20]。這正是我們研究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義之所在。盡管福斯特對“市場拜物教”批判的觀點我們不一定完全贊同，但他的獨特視角和批判性思維對市場經濟發展歷史較短的中國來說具有特殊意義。他啟示我們要不斷地創新觀念、創新體制機制，不斷地在利用市場的正面作用和限制其負面影響上尋找平衡點，不斷探索使經濟活動適應環境規律，使我們的社會盡快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注釋：

　　[1][4][7][13][14] 轉引自[美]約翰·B.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頁，第33頁,第23頁,第27—28頁，第28頁。

　　[2] [美]萊斯特·R.布朗《B模式》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頁。

　　[3][8] 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2,p.46,p.35.

　　[5] [美]羅伯特·科斯坦薩等《全球生態系統服務與自然資本的價值估算》,載于《生態學雜志》1999年第2期。

　　[6] 卡爾·波拉尼這里所說的土地和今天我們理解的土地不同，而是如A.利奧波德所說的包括了土壤、水、植物和動物，即自然生態環境。

　　[9][12] [美]保羅·霍肯《商業生態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第3頁。

　　[10] [美]羅伯特·艾爾斯《轉折點：增長范式的終結》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頁。

　　[11][美]萊斯特·R.布朗《生態經濟：有利于地球的經濟構想》東方出版社 2002年版第19頁。

　　[15] J.B.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p.111112.

　　[16] J.B.Foster,Organizing Ecological Revolution,see from http://www.monthlyreview.org/1005jbf.htm.

　　[17] J.B.Foster,Why Ecological Revolution?,See from http://www.monthlyreview.org/100101foster.php.

　　[18] 江涌《跨國水龍王攪渾中國水務市場》，載于《世界知識》2009年第7期。

　　[19] 杜悅英《CDM的中國難題》，載于2009年12月10日《中國經濟時報》。

　　[20] 何萍《生態地批判》，轉引自郭劍仁《生態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

　　(作者單位：中共遼寧省委黨校)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