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福斯特對生態危機根源的揭示

陳學明

    【內容提要】J．B．福斯特通過對布什政府阻撓《京都議定書》的實施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對“生態帝國主義者”把生態環境破壞的后果盡量轉移到第三世界的行徑的揭露旨在說明：只要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不改變資本積累規則，那么即使制定出了類似《京都議定書》一樣的條文，也是不可能加以付諸實施的；人類真正要完成阻止溫室氣體排放、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急迫任務，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像布什政府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代理人身上，而且還應把維護生態環境與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美國著名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者J.B.福斯特最近幾年不斷出版著作和撰寫論文說明馬克思關于資本本質上是反生態的，造成生態危機的最終根源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理論是正確的，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只有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世界觀才能指引人類走出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他這一觀點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了論證他的觀點，他不僅從正面深入闡述和弘揚馬克思主義的相關理論，而且還從反面，即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生的一系列事實來加以說明。這里，我們就來看一看他是如何通過剖析布什政府對《京都議定書》的態度，如何通過觀察旨在解決環境問題的幾次“全球峰會”的波折，如何通過抨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讓第三世界吃下污染”的主張，來論證自己的觀點的。他通過對布什政府阻撓《京都議定書》的實施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對“生態帝國主義者”把生態環境破壞的后果盡量轉移到第三世界的行徑的揭露旨在說明：只要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不改變資本積累規則，就不能真正構建和維護良好的生態環境，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一

    國際社會為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所作的努力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成果。該公約含有各簽署國自愿制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緊接著，未能完成減排目標的國家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談判，最終導致了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出臺。J.B．福斯特對《京都議定書》持一種肯定的態度，因為該協定書首次從“法律”上確認從2008
年至2012年，所有工業化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必須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5.2％。按照協定，歐盟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美國減少7％，日本減少6％，按照先前在氣候談判中達成的協議，即所謂“柏林授權”，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盡管也是協定簽署國，但在初級階段不承擔減排義務。J.B.福斯特在對《京都議定書》表示肯定的同時，又向人們指出，“在遏制全球變暖的趨勢方面”，這份協定書“即使是它最初的創意也僅僅代表了十分溫和，更多是象征意義的一小步”。協議的目的原本是將工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穩定在1990年基準以下5％的水平，“這與世界氣候科學家竭力堅持的為延緩全球變暖必須大幅減排的要求還差十萬八千里”。
    J.B．福斯特緊接著就指出，“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盡管《京都議定書》在遏制全球氣候變暖方面所跨出的“十分溫和的”、“更多的是只具有象征意義”的“一小步”，但也無情地招致了失敗。失敗的直接原因是美國布什政府的反對和阻撓。雖然為了使美國能夠接受這一議定書，隨后的談判已經使該議定書的內容變得面目皆非，特別是拋棄了該議定書區別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最核心的內容，即設立減排的法律約束，然而美國還是拒不接受。J．B．福斯特這樣說道，“僅美國一個國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就占世界總量的114，作為氣候公約的簽署國”，它拒不接受即使是修改過的《京都議定書》，可以說是該議定書“最令人瞠目的失敗”。
    J.B.福斯特為了說明美國布什政府在阻撓實施《京都議定書》方面完全是一意孤行、逞性妄為的，特別回顧了2001年6月11日布什總統發表那個表示絕不重返《京都議定書》的演講的前后行徑。在發表那個演講之前，布什原先想借助于美國科學院的聲音來為自己尋找反對《京都議定書》的依據。“布什政府為尋找科學根據，證明其阻撓全球變暖的國際協議的那種橫蠻的態度具有某種合理性，可以說是費盡了心機。”他給國家科學院下達指示說：“本屆政府正在審查美國關于氣候變化的政策，我們需要氣候變化的科學領域提供幫助以確定在哪些方面已獲得了最大確定性，哪些方面還存在著最大的不確定性。另外就政府間協作小組的研究報告及其概要之間有何實質性區別，希望傾聽你們的意見，回復為盼。”J.B.福斯特解讀布什的這一指示說，布什是要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們以“科學”的名義，來說明實際上目前關于氣候變暖的許多說法“還不具有確定性”，而《京都議定書》的許多簽署國，特別是“聯合國政府間協作小組”之所以要美國減排溫室氣體，是企圖從“氣候變化中得出某些政治結論”，這是“政治站污了科學”。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出于白己對“科學”的忠誠，沒有按照布什的“暗示”立做。就在布什2001年6月11日發表演講的前幾天，國家科學院向總統提交了一份題為《氣候變化科學：若干關鍵問題分析》的報告，報告堅定地確認了“聯合國政府間協作小組”在數份研究報告中已明確的結論：人類活動使地球變暖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并對生物圈的穩定性和我們所知曉的地球上的生命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該報告以毋庸置疑的口氣宣稱：“由于人類的活動，溫室氣體在地球的大氣層中累積，造成表面空氣溫度和海洋水下溫度上升。根據以往數十年的觀察數據，這些變化很可能是人類活動帶來的，但我們也不排除其中相當一部分也是自然變異的反映。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海平面上升，將持續整個21世紀。從計算機模擬和基礎物理推導可知道這種變化將產生的副作用，其中包括降雨頻率的增加和半干旱地區徹底干旱可能性的增加。這些變化的影響程度將主要取決于氣候變暖的程度以及發生的頻率。”J.B.福斯特認為，這份報告使布什政府陷入了尷尬境地，面對這份報告，“布什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承認問題的嚴重性，否則就是完全漠視科學”。對此只要看一下布什在2001年6月11日的演講就可知道，在這一演講中，布什也承認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已導致“全球變暖”的毋庸置疑的事實，并且認可了“國家科學院關于排放增加主要歸咎于人類活動”的判斷。關鍵在于，布什政府有沒有從承認這一事實出發進一步去接受《京都議定書》呢？并沒有。布什在2001年6月11日的演講中，盡管認可了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已導致“全球變暖”這一事實，但是進而卻說，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的科學預測和努力，以及為減少大氣層溫室氣體排放所做的技術展望還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他還公然指責《京都議定書》本身存在著兩個缺陷：其一，由于解雇工人和消費物價上漲而給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其二，它沒有包括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兩者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于是，布什依然強硬地宣布美國絕不返回《京都議定書》。
    J.B.福斯特指出，通過這一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布什政府拒絕接受《京都議定書》是建立在無視科學研究所得出結論的基礎之上的，美國布什政府明明知道它這樣做是違反科學的，它也在所不惜。當它無法以“科學”的名義來拒絕《京都議定書》之后，就亮出了其廬山真面目。美國布什政府被迫道出了拒絕的真實原因，這就是在它看來，“美國經濟為減排付出的代價，特別是為主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減排時付出的代價太高，難以負擔”。在J.B.福斯特看來，布什總統2001年6月11日的演講清楚地表明，“《京都議定書》及其溫室氣體的指令性減排顯然不符合美國資本及其國家的意愿。”
    對于《京都議定書》及其溫室氣體的指令性減排與美國資本及其國家的意愿相沖突這一點，只要看一看美國經濟對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賴程度就非常明白了。美國目前是年人均20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德國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國的一半，法國由于主要依靠核能，人均排放量1.8噸。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即七國集團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8噸，與此形成鮮明的對照，世界其他國家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只有0．7噸。而全世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則是1噸。美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差不多是全世界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倍，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倍。美國經濟對二氧化碳排放的依賴程度之高可見一斑。美國實際上是以碳耗為基礎的國家，隨著其經濟的增長，對礦物燃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長。美國布什政府知道，面對這一日益增長的需求，僅通過提高能源利用率是無法遏制其增長步伐的。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利用效率的提高減少了單位耗能，卻導致了總能耗需求的增加。當然，對礦物燃料居高不下的需求還受到該領域高額利潤的驅動。基于這樣一種態勢，美國布什政府怎么可能接受《京都議定書》呢？我們所看到的實際情形是，布什政府在退出《京都議定書》的同時，又大力提倡發展以煤作為燃料的火力發電廠以解決加州的能源危機，甚至拋出了再建1300個以煤作為燃料的火力發電廠的計劃。J．B．福斯特指出，當年的克林頓政府由于美國經濟是以碳耗為基礎的經濟，從而未能阻止二氧化碳排放持續增長，而如今的布什政府也出于同樣的原因不可能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有所作為。
    J.B.福斯特還揭露說，布什政府經常宣揚美國之所以拒絕實施《京都議定書》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就是說是為了維護全體美國人民的利益，而實際上布什政府維護的是美國資本家集團的利益。布什政府在要不要接受《京都議定書》這一問題上是完全受美國的大的企業集團控制的。《京都議定書》推出后不久，美國一些大的企業集團，如美國的某些大石油公司馬上跳出未對這樣溫和的協議表示堅決反對。布什政府代表的是壟斷資本的利益，它不可能置這些大的企業集團的這種強烈的反對態度于不顧，只能忠誠地跟在它們后面亦步亦趨。資本在本質上是與生態相對立的，面對人類為了維護生態環境的種種努力，哪怕這些努力是那么的無濟于事，資本的維護者和代表者也會馬上做出激烈的反應，竭力阻撓。這些大的企業集團是資本的維護者和代表者，它們如此反對《京都議定書》完全可以理解，而布什政府則是這些大的企業集團的總代表，支撐它的也正是強大的資本利益，它如此反對《京都議定書》也在情理之中。J.B.福斯特指出，非常有意思的是，當布什政府由于拒絕接受《京都議定書》而招致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譴責之時，這些大的企業集團馬上又站出來提出種種方案力圖使布什政府擺脫困境。J.B.福斯特指的是，美國的某些大石油公司提出要進行“對碳吸收技術”的研究，通過實施低碳經濟來解決環境問題。這些大的企業集團剛發出一種聲音，布什政府就心有靈犀一點通，緊接著大做文章，布什總統公開宣稱：“我們相信，技術終將會給我們帶來減排的希望，尤其是在碳收集、儲存和吸收方面的技術的突破。”在J.B.福斯特看來，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不與資本邏輯相抗衡，企圖借助于技術的突破推行低碳經濟，來解決環境問題完全是一種幻想，他把美國一些大的企業集團以及布什政府所提出的“碳吸收技術”研究稱為“近乎天方夜譚的研究。” J.B.福斯特還提出，不僅僅布什政府由于代表的是資本的利益，所以必然會按照資本的邏輯行事，從而也必然會對一切維護生態環境的努力持消極態度，而且美國的歷屆政府出于同樣的原因也必然如此。克林頓在執政期間，也曾面對美國汽車工業集團的反對而無可奈何，無法通過任何一個有關氣候的協議。由此看來，布什政府在反對《京都議定書》上的強硬態度，只是“更加明確了美國政府在克林頓執政期間就已十分明確的立場——面對美國汽車工業集團的反對，所有試圖讓美國通過氣候協議的行為都是枉然的”。
    J.B.福斯特的下述一段話可以視為他通過考察布什政府反對《京都議定書》的整個過程所得出的基本結論：“無論阻止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急速增加以拯救地球上所有生靈的任務是多么的緊迫，《京都議定書》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的失敗充分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使其發展道路發生逆轉的，這就是說，它是不可能改變工業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的，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許多方面從短期看同樣如此）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處于快速致富的資本積累規則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難維持平衡。汽車行業的大型企業主要是通過消耗礦物燃料和采用這種發展模式來獲取利潤的，這一點就決定了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會考慮什么全球變暖問題的，哪怕近在幾代人之后它們對地球產生的損害就會顯而易見。” J.B.福斯特的這段話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下面幾層意思：其一，溫室氣體向大氣層的排放正在急劇增加，而這必然對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帶來威脅，從而解決溫室氣體的排放問題已成為當今人類最緊迫的任務；其二，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主要是由消耗礦物燃料的汽車行業等大型企業帶來的；其三，這些大型企業是受利潤原則支配的，只要它們存在著，它們為了快速積累資本，就必然這樣去做；其四，資本主義制度代表的是這些企業集團的利益，它不可能為了保護環境而改變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不可能使自己原先的發展道路產生逆轉；其五，布什政府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總代表和總執行者，它反對旨在保護生態環境的《京都議定書》也是無可非議的；其五，只要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不改變資本積累規則，那么即使制定出了類似《京都議定書》一樣的條文，也是不可能加以付諸實施的；其六，人類真正要完成阻止溫室氣體排放、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的急迫任務，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像布什政府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代理人身上，而且還應把維護生態環境與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J.B.福斯特認為，說及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資本的利益反對人類為消除生態危機所做出的努力，有一問題必須加以說明。這就是：在對待《京都議定書》的態度上，顯然美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有著很大的區別，美國持堅定的反對態度，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愿意接受，并確實為了能使《京都議定書》得以實施做了大量工作。當然這些歐洲國家的社會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的，支配這些國家的基本原則也是資本積累原則。那么，現在美國對《京都議定書》表示不反對，而這些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則愿意接受，這是不是就意味著“拒不接受《京都議定書》”只是美國的企業和美國的政府出于一種特殊品質的結果，而并不說明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痼疾的反應”？J.B.福斯特當然不這樣認為。在他看來，要對這一問題做出正確的解釋，必須得了解20世紀90年代美國、歐盟國家和日本燃燒礦物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的記錄。1993年4月克林頓總統宣布，通過采取一系列措施，到2000年美國將把溫室氣體排放穩定在1990年的水平。可實際情況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燒礦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長了12％，從1990年的13．55億公噸碳當量上升到了1995年的15．2億公噸。同期，日本燒礦物燃料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了14％，從2．69億公噸增至3.07億公噸。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0世紀90年代歐盟國家卻只提高了1個百分點，從9.04億公噸上升為9．13億噸（不包括盧森堡在內）。歐盟國家能夠保持略高于20世紀90年代水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原因是德國和英國從消耗高碳的煤轉為使用其他能源，導致這兩個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急劇減少。J.B.福斯特指出，美國與日本碳排放量的劇增，以及相應的歐盟國家碳排放量增加緩慢這一事實“告訴人們一個重要現實”，就《京都議定書》而言，1990年是個“基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準上減少若干，將對美國和日本的資本利益帶來嚴重的傷害，而對歐盟國家的資本利益則相應的影響較小。由此說來，一些歐盟資本主義國家接受《京都議定書》，并不是由于在這些國家資本與生態之間不存在尖銳的沖突，更不是由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已使其以資本積累為主要特征的發展道路產生了逆轉。實際情況是，一旦提出其他的消除生態危機的途徑和方法，只要這些途徑和方法與這些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利益相沖突，這些國家也馬上會強烈地加以阻撓和反對。所以，這些歐盟資本主義國家對《京都議定書》所注重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夠接受，并不意味著對其他消除生態危機所采取的措施能夠加以贊同。J．B．福斯特所要強調的是：“華盛頓拒絕批準控制排放影響全球變暖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京都議定書》，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心國家生態帝國主義的標志。”布什總統反對《京都議定書》，代表的不僅僅是他這一屆美國政府而是每屆美國政府，代表的不僅僅是美國的政府而是所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他的行為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痼疾”，是“生態帝國主義”的象征。

二

    為了進一步論證當今世界主要是資本的利益在阻礙著人類消除生態危機，J.B.福斯特還分析了兩次“地球峰會”的背景，作為他對“布什政府強烈阻撓《京都議定書》的實施說明了什么？”這一問題所做出的回答的進一步佐證。他所說的兩次“地球峰會”是指1992年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以及2002年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會議。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會議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這次會議希望人類能夠超越國界走到一起解決全球的環境問題。在 20世紀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生態危機終于開始進入公眾意識中。人類發現正在面對臭氧層破壞、全球變暖、物種日益滅絕等這些與人類生存有密切關系的可怕的現實，而所有這些都是人類的行為破壞我們行星生態環境的結果。一個新的世界一統的意識形態主導著里約熱內盧峰會。蒙特利爾草案限制臭化學產品的生產，似乎證明了世界經濟大國完全可以步調一致地解決環境問題。而這樣一個“地球峰會”選擇的地點，即巴西，亞馬遜河的故鄉，意味著這一峰會要挽救世界生物的多樣性。至于這一會議所形成的文件，即著名的21世紀議程，就是要讓21世紀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新世紀。J.B.福斯特指出，事實證明，里約熱內盧峰會所產生的樂觀情緒完全是盲目的，而之所以會如此盲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環境組織沒有認真考慮與它們相對立的經濟力量，也沒有想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對環境惡化的加快有多么大的影響”。而實際上，就是在里約熱內盧峰會上，當大多數與會者以積極的態度希望會議取得成功之時，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卻已在會上唱起了反調，他發出的聲音與整個會議的基調是那么的不協調。他當時是這樣說的：“我認為同等認真地對待環境和發展這兩個字眼是十分重要的。我就同等看重這兩個問題”，“我決心保護環境，我也決心保護美國的納稅人。開空頭支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不能分割開來”，“美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并將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在J.B.福斯特看來，喬治•布什在這次會上所講的這番話“不僅僅是其謀連任的策略，也是美國在環境成本與環境控制問題上孰先孰后的表態”。他已經鮮明地表達了美國政府的立場，任何危害美國資本利益的環境措施都不得實施。他所理解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首先就意味著“任何環境指標都可以解讀為對發展的阻礙，所以必須加以阻止”。也就在里約熱內盧峰會召開的同時，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這一談判的結果是產生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在J.B.福斯特看來，這是“一個實際上集中了很多國際經濟決策并預示著全球性環境規則將要落空的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機構，十分清楚，這些機構都把“以社會或環境為代價來獲取經濟增長”作為其“第一要務”。這說明，正當人們在為消除生態危機做出種種努力之時，國際資本主義也沒有“閑著”，它也正加快了不惜犧牲環境來謀取資本積累的步伐。J.B.福斯特指出，從里約熱內盧峰會召開后的10年時間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新自由主義貿易和投資體制的迅速擴張，而正是這種擴張破壞了具有重要意義的環境改革的可能性”。
    到2002年，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再次召開“地球峰會”。J.B.福斯特指出，和第一次“地球峰會’”相比，這次“地球峰會”的基調已大不一樣，“里約熱內盧的希望讓路給了約翰內斯堡的沮喪”。在他看來，參加會議的人如此的沮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當人們來到約翰內斯堡的時候，普遍感受到人類在環境問題上一直在退讓，任何達成的協議都無法付諸實施。事實上，也的確根本不可能得以實施。在環境保護問題上，人們盼來的不是“10年的改善，而是10年遭到更嚴重的破壞”。“來自約翰內斯堡的悲觀情緒確實在某些方面是對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的本質的一種更現實的反映。”他所說“問題的本質”是指什么呢？就是只要資本邏輯仍然無情地統領這個世界，那么人們所期盼的“可持續發展”只能變成“不顧任何生態成本的可持續資本積累”。想在“不傷害”資本主義的前提下來實施生態保護只能是緣木求魚，指望由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來帶領人類消除生態危機，好比是與虎謀皮。這只要看一看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約翰內斯堡會議的態度就昭然若揭了。喬治•布什根本不理睬這一會議，他拒絕出席會議。當參加會議的一些代表正為世界的生態未來展開激烈的辯論時，喬治•布什政府卻在緊鑼密鼓地準備發動伊拉克戰爭，這次戰爭以消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借口，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控制石油。出席約翰內斯堡會議的生態學家當時就已認識到喬治•布什攻打伊拉克的目的之所在。這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這些生態學家在約翰內斯堡正為減少和合理使用能源出謀劃策，而與此同時，以喬治•布什為首的資本主義的總代理人卻在華盛頓為更瘋狂地控制和使用能源謀劃戰爭。對這些生態學家來說，是多么具有諷刺意味啊！J．B．福斯特強調，里約熱內盧會議之后的10年己經形成了新的歷史時期，隨著壟斷資本轉化為全球壟斷資本，世界經濟已經見證了保羅•斯威齊所稱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勝利”。到了21世紀初，“資本主義比以前更加貪婪地掠奪”。資本主義正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力量為后盾，空前地去掠奪自然，破壞生態環境。面對這樣一種態勢，一切真正想保護我們的地球的人應當明白我們真正的敵人在哪里！
     J．B．福斯特認為，2002年的約翰內斯堡的“地球峰會”以后的生態破壞情況，要比里約熱內盧會議之后的10年還要嚴重。他這樣說道，約翰內斯堡的第二“地球峰會”又過去了幾年時間，“要把對地球本身的戰爭和資本主義固有的階級和帝國主義戰爭分開已經日益困難了。當美國為了控制最富有石油的地區而發動帝國主義戰爭時，地球的生態正在經歷著快速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地球日益變暖。與此同時，建立在新壟斷資本統治基礎之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不僅破壞了人們的經濟福利，而且在某些地區也破壞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例如清新的空氣、可飲用的水和充足的食物。”他甚至做出判斷，我們的星球實際上正在毀滅，“我們現在知道要完全逆轉全球災難已經太晚了，我們能夠做的無非是盡量地減弱災難的程度”。全部的關鍵在于，世界上“有許多機制正在引發糟糕的連鎖反應”。人類越來越迷戀于物質享受和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則越來越依賴于對地球的能源和資源的無度地開發和利用。人類對財富、對資本的依戀度的增加與對地球的破壞度的增加是成正比的。這樣，人們一方面對“關于全球變暖將給我們帶來極大程度的危機”這一點不再有任何爭論，而另一方面卻又將之置若罔聞，變本加厲地為了資本的積累加劇這一變暖的過程。人們想消滅“結果”，卻又不想在消除“原因”方面有所作為。他對世界的現狀和未來做出這樣的估計：“地球上的每一個大的生態系統都遭到破壞。環境正義的話題正成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這個事實的背景是，資本主義積累沒有任何限制。在這種致命的沖擊下，自然界被看作僅僅是社會統治的手段。從而資本強行實施毀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的生態危機日益加劇，這是快速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可控制的破壞性的結果，資本無法無天，只會一意孤行地進行指數式擴張。” J.B.福斯特做出預言，由于生態環境的惡化日益嚴重畢竟是每一個“地球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實，由于“環境正義的話題正成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所以人們還會召開第2次、第3次“地球峰會”，但由于人們對“資本主義積累沒有任何限制”，由于資本還是那么無法無天，還是“一意孤行地進行指數式擴張”，所以即使這樣的“地球峰會”再次召開了，也不會產生理想的結果。如果說約翰內斯堡的“地球峰會”是對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的倒退，那么今后召開的“地球峰會”很有可能在約翰內斯堡的“地球峰會”的基礎上還要做出更大的倒退。以后事態的發展不幸被J．B．福斯特言中，2009年12月舉世矚目的世界氣候會議在哥本哈根召開了，這次會議未能達成具有實際操作價值和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僅由美國、中國、印度、南非、巴西等5國簽署了一份未獲大會全面通過的所謂備忘錄。這種不了了之的結果起碼對J．B．福斯特來說是在意料之中的。他一定會根據西方政要在會前會后、會內會外的各種表現，展開新一輪的評說，其主題肯定還是論證生態與資本的對立，還是說明“不觸動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擺脫生態危機”這樣一個道理。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的發展，隨著以美國領導人為首的資本主義政要阻撓人類消除生態危機的努力的面目越來越暴露無遺，這種說明和論證會愈加深刻。我們期待著。

三

    J.B.福斯特對布什等資產階級政要反對《京都議定書》等行徑的抨擊并沒有到此為止。美國布什政府拒不接受《京都議定書》等行徑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聽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日益增加，聽任一切造成生態環境日益遭到破壞的人類行為肆意進行。當然，凡是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都會遭受這種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所帶未的后果。資本家及其各種形式的代理人不惜損害生態環境來維護資本的積累，而他們也“自食其果”，即也難于逃脫自然界對他們的懲罰。他們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地球變暖這些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所帶來的惡果所威脅的不僅僅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他們。J.B.福斯特揭露說，布什等資產階級政要、資本家及其各種形式的代理人面對這樣一種局面表現出了自私自利、蠅營狗茍的本性。他們一方面制造了污染，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讓窮人，讓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吃下污染”，即盡量把生態環境破壞所帶來的惡果從他們那里“轉移”出去。馬克思所說的資本邏輯與自然、生態的對抗，是與無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的對抗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在這里再次得到了驗證。
    J.B.福斯特這樣說是有充分根據的。1991年12月12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向他的幾位同事遞送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所提出的一些關于環境的觀點，“反映出了資本積累的邏輯”，其部分內容于1992年2月8日刊載于著名的英國雜志《經濟學家》，刊登時用了一個非常醒目的標題：“讓他們吃下污染”。這里所說的“他們”就是指廣大窮人，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窮人。這份備忘錄明確地提出：“向低收入國家傾倒大量有毒廢料背后的經濟邏輯是無可非議的，我們理應勇于面對”，“所有與反對向欠發達國家輸送更多污染建議的觀點相關的問題是有可能逆轉的”。J.B.福斯特提出，薩默斯的語言“令人厭惡”，但出于資本邏輯所演繹出來的觀點卻“很難反駁”。他經過對這份備忘錄的“綜合梳理”，挖掘出“它所蘊含的”三層“微言大義”：其一，第三世界的個體的生命是由以往從疾病和死亡“獲得的利益”來衡量的，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體生命相比是毫無價值的。發達國家的平均工資數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國家，那么按照同樣的邏輯，欠發達國家個體生命的價值也就數百倍地低于發達國家。由此說來，倘若把人類生命的所有經濟價值在世界范圍內給予最大化的話，那么低收入的國家就應成為處理全球有害廢料的合適之地；其二，第三世界在廣大范圍內還處在“欠污染”狀態，這就是說，第二世界地區的空氣的污染水平與洛杉磯墨西哥城等嚴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還很低；其三，清潔環境是人均壽命長的富裕國家追求的奢侈品，只在這些國家才適合于講究審美和健康標準。所以，如果污染企業由世界體系中心轉向外圍，那么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成本也會下降。J.B.福斯特歸納的薩默斯的備忘錄的上述三點“微言大義”，實際上是陳述了“讓窮困地區人民吃下污染”的三點主要理由：他們因為工資水平低，從而生命價值比起富人來說來得低，既然他們的生命價值低于那些富人，讓他們首先吃下污染也是理所當然的；窮人聚居的第三世界地區，由于工業還未充分發展起來，所以污染的程度與工業發達國家地區相比還是處于低水平的，既然第三世界的大地區還處于“欠污染”狀態，那么當今的污染首先向那些地區傾斜也在情理之中；現在只有富裕地區才適合講究什么審美和健康標準，如果在這些富裕地區發展污染企業，必然為了審美和健康而竭力去消除污染，這就帶來了高成本，而倘若把這些污染企業轉移到貧困地區，盡管也會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但由于這些地區還談不上什么審美與健康，從而也無需花成本去消除污染。J.B.福斯特指出，基于上述理由，薩默斯的最后結論是，“世界銀行應當鼓勵將污染企業和有毒廢料轉移到第三世界”，而對那些反對這種“世界廢料貿易”觀點的所謂人道主義“完全可以不加理睬”，因為這些反對意見實際上與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張“如出一轍”。
    在揭示了薩默斯的備忘錄的實質內容以后，J．B．福斯特進一步分析說，盡管這份備忘錄對世界窮國公開表現出的那種掠奪態度是那么的“駭人聽聞”，但這決非是薩默斯“心智失常”的反應，“沒有什么比這更能夠反映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本質特征了”。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的使命就是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適合條件，特別是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時更是如此。“無論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幸福，還是地球的生態命運，甚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命運，都不允許成為實現這一執著目的的障礙。”薩默斯所維護的正是資本積累這一資產階級經濟學鐵的法則，從這一法則出發，他要求第三世界的窮人吃下污染，當然他提出這一主張時不會顧及什么“世界大多數人的幸福”以及“地球的生態命運”。也正因為薩默斯的備忘錄說到底旨在“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適合條件”，所以他的這一備忘錄一提出，馬上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喝彩，盡管也有些人埋怨薩默斯的個別表述太露骨、太愚蠢，例如對第三世界窮人的生命價值的評估。
    J.B.福斯特指出，薩默斯在其各忘錄中所提出的“讓他們吃下污染”的主張實際上在當今世界上得到了廣泛的實施。他引用巴里•康芒納對此所做出的分析：“一些經濟學家主張，人的生命價值應當建立在他的賺錢的能力上。這樣一來，女人的生命價值就遠低于男人，而黑人的生命價值則遠低于白人。從環境的角度來看，倘若受威脅的是窮的，那么損害的代價就相對小。人們可以利用這一觀點來證明：把嚴重污染的企業轉移到貧窮鄰居那里去是正當合理的。事實上，這正是當今政府司空見慣的做法。例如，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傾倒有毒廢料的地方大都在貧窮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居住區附近。” J.B.福斯特還通過另一項統計資料來佐證巴里•康芒納的分析。這就是美國審計總局的一項研究所提供的資料：美國南方一些州的黑人雖然人口比例只占到20％，但3／4的場外商業有毒廢料填埋場都設在黑人社區附近。在J.B.福斯特看來，“薩默斯把有毒廢料傾倒在第三世界的主張，只不過是號召將美國國內正在實施而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尚未落實的政策和做法推廣到全球范圍而已”。
     J.B.特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世界的權貴們企圖把生態環境破壞的后果盡量轉移到第三世界，盡量讓第三世界來承受全球資本不斷發展而帶來的環境成本，不僅僅見之于如何處理廢料的問題上，也表現在如何面對氣候變暖和日益干旱這些問題上。“我們的經濟是必須要發展的，我們的資本是必須要增殖的，至于所帶來的地球變暖、氣候干旱等后果由你們第三世界去解決吧”，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權貴們的基本態度。于是就有了“讓他們建造防海堤或研發抗旱植物”等種種說法。J.B.福斯特認為，對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權貴們來說，“資本積累過程和由此產生的世界文明要適應已經發生的不可逆轉的全球變暖以及它所造成的大多顯而易見的嚴重后果，這是不可預期的”，任何阻止災難發生的企圖，“都將是對資本統治的干涉，因而必須放棄”。對他們來說，既要維護資本的統治，又要盡可能地使自己盡量少承受由于竭力維護資本的統治所帶來的代價，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代價轉移到第三世界去。J.B斯特堅定地認為，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占據統治地位，只要資本邏輯還是那么的暢行無阻，那么我們總會看到“讓他們吃下污染”，“讓他們建造防海堤或研發抗旱植物”之類人心無盡、膽大妄為的主張。他這樣說道：“人類文明和地球生命的進程究竟能否持續下去，不是取決于目前的這種可怕的趨勢能否放緩，而是取決于能否將這種趨勢發生逆轉。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自身內部，不可能找到一種力量能夠承擔此任，而且恰恰相反，倘若放任這種制度的自然發展，那么它必將走向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已明確闡述的‘讓他們吃下污染’的地步。”無論是從美國布什政府竭力阻撓《京都議定書》的實施，還是從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和約翰內斯堡地球峰會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政要的惡劣表現，還是從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公然提出“讓他們吃下污染”的主張，都清楚地表明當今世界上確實存在著生態與資本的嚴重對立。應當說，J.B.福斯特對此的論述是條分縷析、鞭辟入里的。正因為如此，當我們看到他得出下述這一基本結論時也是完全信服的：“由于全球環境危機的性質已關系到整個星球的命運，而且所有與社會和生態相關的極其復雜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現行的生產方式，所以，要想遏制世界環境危機日益惡化的趨勢，僅僅依靠在全球范圍內解決生產、銷售、技術和增長之類問題是無濟于事的。這類問題提出得越多，就越加鮮明地表明資本主義在生產、經濟、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續的，從而必須取而代之。”面對J.B.福斯特這一明確的結論；解決環境問顆的最終出路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取而代之”，即用社會主義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難道我們一點也不觸動并深思一些什么嗎？

    （《環球視野》2010年9月6日第308期，摘自2010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