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經濟環境陰晴不定和世界經濟嚴重的失衡背景下，擴大消費幾乎已成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共識，稅費過高導致流通成本過高、進而妨礙消費擴大又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認同。不可否認，流通成本過高在某些環節和地區表現得相當突出，但是否都應歸結于稅費過高、某些稅費較高是否完全不可取，卻值得冷靜全面思考。
筆者以為，社會上籠統所稱的流通成本過高并不完全源于政府財政領域的稅費，而包括政府財政稅費和流通企業收益兩個部分，對于供貨商和最終消費者而言，后者同樣占了相當大的不可忽視的部分。相當一部分連鎖銷售企業憑借強勢地位巧立名目向供貨商坐收各類費用，轉嫁風險，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在家電連鎖機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供貨商與連鎖商業企業之間的矛盾沖突頻頻見諸媒體報道。對此，我們要做的應是進一步規范流通秩序，增強誠實供貨商的談判地位，遏制某些流通企業盤剝供貨商和消費者的能力。
某些稅費較高自有其存在的客觀合理性，履行了相當重要的職能；倘若為降低流通成本一概抹殺取消，卻不制訂相應職能的替代財源，無助于維護和改善公共服務。
以商品和勞務流轉額為課稅對象的各類商品和勞務稅，在我國財稅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些稅收直接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并在負擔上具有累退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損社會公平。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商品課稅一般采用比例稅率，其稅負隨消費商品數量同一比例增減，但個人消費商品數量并不與其收入同步增長，越是高收入者，消費性開支占其收入比例越小；越是貧困者，消費性開支占其收入比例越高。另一方面，商品稅課征范圍一般較多偏重于生活資料，如煙、酒、石油等，這類商品雖非居民生活必需品，也屬于日常消費品。在銷售稅和增值稅上，許多國家對生產資料免稅。即使對全部消費品都課稅，由于需求彈性不同，課稅引起的價格上漲幅度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大，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低。這樣，商品課稅的稅負往往更多落到了低收入者身上。
然而，由于多種原因，現實是，不可能舍棄商品和勞務稅而全面轉向所得稅、財產稅。這是因為商品和勞務稅征收簡便，稅收成本比所得稅和財產稅低很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商品課稅采用從價定率或從量定額計征，比所得稅和財產稅計算手續簡便許多，也容易征收許多。另一方面是因為商品課稅是向數量較少的企業廠商課征，而不是如同所得稅、財產稅那樣向為數眾多的個人課征，管理簡便許多。另外，與中低收入群體相比，高收入群體的所得和財產更易隱匿而逃避課稅，因而過于倚重所得稅和財產稅實際上有違社會公平。在存在通脹和資產泡沫的情況下，高收入群體往往能受益，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的實際購買力則因此受損，但所得稅起征點又不可能與通脹和資產泡沫而同步頻繁調整，遂進一步加劇了所得說和財產稅實施結果損害社會公平的問題。在我國近年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之爭中，這個問題就已經暴露得相當充分。
還有，商品和勞務稅針對性較強，便于實現抑制污染和有害產品生產消費、抑制某些奢侈品消費等社會經濟政策目標。因為商品和勞務稅可以選擇特定商品，勞務課征，即使對全部或大部分商品課征，通常也采取差別稅率；所得稅和財產稅則不宜實施差別待遇，也很難實行。
同時，由于商品課稅負擔普遍，課稅隱蔽，消費者并不直接感受稅負壓力，稅收阻力較小，因而更能保證政府財政收入均衡、及時、充裕、可靠。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都趨向于將商品稅作為稅制調整方向，其來有自。
2010年我國各項稅收合計73202.3億元，其中屬于商品和勞務稅的國內增值稅為21092億元，國內消費稅6071.5億元，營業稅11157.6億元，三項合計38321.1億元，占各項稅收總額的52.3%。倘若再加上2027.5億元關稅，合計40348.6億元，占各項稅收總額比重達到了55.1%。這部分收入若有動搖，則國家財政穩健性就會大成問題。正值美歐主權債務危機拖累世界經濟之際，國內國民對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的期望又迅猛上升，財政穩健性大大動搖的后果是我們所承受不起的。
就個人收入分配而言，當下我國的高收入階層已攫取了多得不成比例的話語權，倘若將減稅列為當前至高無上的原則，結果很可能是工薪階層需要承擔的稅種減少無幾，高收入稅負卻不成比例地大幅度減輕。就區域發展而言，我國有影響的市場化媒體基本上都集中在發達的東部地區，相應的，他們的主張不可避免地更多反映了發達地區的局部利益，對全局利益則考慮不足。因此，筆者以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在完善個人所得和財產統計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所得稅和財產稅所占比重，在整個稅收體系中減少過多的財稅優惠，擴大稅基，并在此基礎上適度降低稅率。
至于某些路橋收費，現在要做的應是強化對收費機構的管理，杜絕收費機構的過高個人收入，讓所收費用盡可能多地投入基礎設施的維護和滾動發展，并為降低收費水平創造條件，而不是不切實際地全面廢除路橋收費項目，在貌似正義的旗號下剝奪后發地區盡快獲得基礎設施的希望。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馬丁·沃爾夫：希臘的麻煩遠未終結
希臘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占歐元區各國之和的2%多一點，這樣一個國家為什么會造成這么大麻煩？每天，從北京到華盛頓，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共同關注希臘的各種消息——又有哪些承諾無法履行、哪些條件沒有滿足。這些人一定在想，與其為希臘的麻煩傷這么多神，說不定還不如干脆讓它違約、脫離歐元區呢。希臘的麻煩，很大程度上也是自作自受。
如今，希臘脫離歐元區已不再不可想象。在上周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之一花旗集團(Citi)首席經濟學家、歐元的鐵桿擁護者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做了這樣的判斷：希臘在未來18個月中退出歐元區的概率如今已高達50%。“這主要是因為，”該文章補充道，“我們認為，即使希臘不遵從紓困方案的條件、（歐元區）債主們仍繼續向希臘提供進一步支持的意愿已經大大下降。”但該文章也認為，歐元區其他國家為希臘退出歐元區所要付出的成本也低于以往，因此，它們放任希臘退出的可能性也隨之提高了。
讓我們考慮一下有關與希臘的痛苦談判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任何明智之人都應該問的。
首先，希臘能否就債務重組或“私人部門參與”同債主們達成協議，就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歐洲央行(ECB)這三駕馬車的參與同它們達成協議，就第二筆紓困貸款同官方債權人達成協議？且這一切能否在3月20日下一筆債券到期前完成？
答案也許是肯定的。這樣的話，一場會造成混亂的違約至少會得到延遲。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點：盡管民怨很大，但希臘的政客們堅決希望希臘留在歐元區內；盡管目前人們對希臘普遍不信任，但歐元區的當權者們害怕希臘會出現無序違約，甚至退出歐元區；另外，IMF認為，以有力的結構改革（而非進一步的大規模財政緊縮或輕率的私有化）為基礎的紓困計劃可以奏效，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
其次，這樣的紓困計劃有可能奏效嗎？上述花旗文章指出，答案是否定的。“第一個原因是，任何可能達成的重組計劃都不大可能促使希臘政府在2020年底之前將政府債務總額降至GDP的120%，而這正是第二輪紓困計劃宣布要達成的目標。其次，即便奇跡出現，希臘在2020年底之前成功將政府債務降至GDP的120%，這個債務水平仍遠高于希臘政府可以承受的限度。”那么，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在最好的情況下，希臘仍需要在未來數年里繼續減少債務。而實際上，最好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自危機爆發以來，希臘取得了一些進步，盡管這主要歸功于緊縮舉措。希臘的基本財政赤字（付息前赤字）與GDP之比從2009年的10.6%降至2011年的僅2.4%（估計值）。考慮到經濟衰退的幅度，這個降幅是巨大的。希臘政府已快要到達僅需借錢來為債務展期及償付到期債務的階段。但這還不夠。即便忽略希臘政府債務的外部利息，希臘仍需要大量外匯的流入，來填補其經常項目逆差。比如，盡管經濟嚴重衰退，但2011年希臘經常項目逆差（在去除政府債務應付利息之前），仍占到GDP的4.6%之高。
設想中的結構性改革，能夠在接近充分就業的基礎上，創造足夠有活力的經濟，尤其是必要的凈出口改善，來支持所需的進口嗎？盡管有競爭力方面的改善，答案還是：即使這真的能夠實現，也不會很快。
第三，這樣的計劃符合希臘自身的利益么？希臘的決策精英們相信它符合。另一種結果——無序違約以及可能退出歐元區——將使希臘步入未知世界。希臘將不得不出臺、并至少在短期內實施外匯管制。它將不得不對其公共和私人債務進行復雜的重組。它將不得不應付新德拉克馬的大幅貶值以及隨之而來的通脹飆升。它將不得不就它在歐盟(EU)內部的地位重新談判。最后，它將不得不遭遇GDP和實際收入的大幅下降。所有這些都比繼續堅持下去更好嗎？恐怕不會，但誰能說清呢？
第四，這項新的希臘計劃符合歐元區其他國家以及全球的利益么？答案是：或許符合，但也不一定。贊同觀點認為，希臘的無序違約以及退出歐元區，仍然可能在歐元區其他國家產生恐慌，而與這種混亂造成的成本相比，通過幫助希臘來避免這一切的成本并不高。反對觀點則認為，即使希臘崩潰，歐元區也有阻止恐慌蔓延的手段，尤其是，一旦有其他國家發生銀行和主權債務擠兌，歐洲央行和各國政府愿意采取果斷行動的話。而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反對觀點是，最好停止假裝這些希臘計劃能夠奏效，從而讓人們明白，失敗是有后果的。
最后，希臘的經歷告訴了我們關于歐元區的什么呢？盡管希臘是一個重要的刺激，但它本身不可能成為歐元區未來的決定性因素。然而，這個經濟疲弱、長期管理不善的小國家造成了如此大的麻煩這一事實，也顯示出歐元區結構的脆弱性。希臘是礦井中的金絲雀。它之所以會造成如此大的麻煩，原因是它的缺陷很極端，但并非獨一無二。它的困境顯示出，歐元區仍在尋求靈活性、紀律和團結的可行組合。
歐元區處于某種懸而未決的境地：它的一體化程度既沒有深到讓人認為解體是不可想象之事，也沒有淺到讓人認為解體可以忍受。實際上，對它的生存最有力的保障正是解體的成本。或許事實將表明，這一保障已足矣。但是，要想讓歐元區不僅僅是一場因為可怕的資產和負債分割成本而維系的不幸婚姻，它必須有比這積極得多的基礎。鑒于這場危機所徹底暴露的各國經濟分歧和政治摩擦，這一點現在還可能實現么？這是最難以回答的問題。
約翰•凱：貨幣受什么支配？
蘇格蘭鎊已經存在。蘇格蘭皇家銀行(RBS)、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和克萊德斯戴爾銀行(Clydesdale Bank)各自發行紙幣。這些紙幣與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發行的紙幣（那些有著前弗雷德•古德溫爵士(Sir Fred Goodwin)簽名的尤其珍貴）一道，在蘇格蘭廣泛流通。這些蘇格蘭紙幣不是蘇格蘭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法定貨幣。英國央行發行的紙幣也不是蘇格蘭的法定貨幣。
在蘇格蘭，唯一可用以清償債務的法定貨幣是英國皇家鑄幣局(Royal Mint)發行的硬幣。但如果你試圖在蘇格蘭用這些面值1英鎊的硬幣購買一所房屋，恐怕會碰壁。法定貨幣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概念。實際被人們接受的貨幣是人們愿意接受的貨幣。
蘇格蘭的法定貨幣問題是這樣得以明晰的：曾有一個蘇格蘭人，大概是為了表明某種觀點，試圖用蘇格蘭紙幣向地方當局支付款項。而地方當局，或許也是為了表明某種觀點，拒絕收這種錢。法院讓雙方都別犯傻。只要是心智正常的人都愿意接受的方式，就可以用來償還債務。這是所有地方（包括蘇格蘭）的慣例——或許可以說是法律。
蘇格蘭紙幣在倫敦廣為接受，因為瑪莎百貨(Marks and Spencer)和出租車司機認識它們，把它們當作一種發行銀行隨時予以承兌的支票。但它們不是交易媒介，因為許多人由于不熟悉或懷疑上面的簽名，而不愿意接受它們。實際被人們接受的貨幣是人們愿意接受的貨幣。
英格蘭薩塞克斯郡劉易斯市的善良人們，在交易中使用劉易斯鎊，它實際上是一種在劉易斯市的一些商場里通用的代金券。它在劉易斯市以外并不被接受，在劉易斯市的連鎖店里也一樣；對于這種支付方式的發起者來說，特易購(Tesco)拒絕接受劉易斯鎊，反而提高了它的價值。
劉易斯鎊是作為一種無害的特例而被人們接受的。在19世紀，由于政府壟斷著貨幣政策，私營銀行被禁止發行自己的貨幣。現如今，蘇格蘭紙幣發行——必須得到英國央行紙幣的支持——已不合時宜，發行銀行利用它進行免費廣告，并獲得了一種由這種存款憑證的漏洞而產生的技術優勢。
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教授正確地指出，一種貨幣的價值，取決于人們對發行者的信心。由于美國和瑞士的穩定，用美元和瑞士法郎交易很容易。你總是可以用這些貨幣購買貴重商品，相關政府不會找你麻煩。但在希臘，人們越來越難以用歐元進行交易，因為大家都不敢保證歐元的交易基礎明天不會發生改變。
有一種名為“名目說”(chartalism)的理論（聽起來有點古怪），又稱“現代貨幣理論”（這聽起來好一點），認為貨幣的價值來自于政府愿意以它支付款項和收取稅收。但它很容易被反駁。假設蘇格蘭政府只接受以蘇格蘭高地牛作為支付方式。那么，為了滿足納稅需要，蘇格蘭高地牛的交易就會活躍起來，但人們將繼續攜帶紙幣——英鎊、歐元或者特易購所偏愛的美元——而不是牛去商店。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天才們，將很快發明出可交易的蘇格蘭高地牛憑證。你唯一能見到真牛的機會，就是那些在蘇格蘭議會外、蘇格蘭皇家銀行租用的草地上吃草的牛。
人們普遍不愿意承認，人們的行為是受社會規范、而不是法律規定或抽象原則的支配。我今天戴了一條領帶，不是因為我想戴，或者任何人要求我戴，或者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我應該戴，而是因為這是一種大家都遵守的習俗。當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不戴領帶露面時，他可能改變這種傳統，就像約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打破了男性在公共場合戴帽子的傳統一樣。
我會在餐館或打車時付小費，但不會在郵局或動手術時付小費。對這類習慣，通常存在某種潛在的原因，盡管我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能解釋打領帶的習慣。但無論如何，是習俗，而不是理智，促使我打領帶。蘇格蘭鎊在人們接受它的地方被接受，在人們不接受它的地方不被接受。僅此而已。
張茉楠：全球步入去杠桿化艱難期
由于希臘政府沒有滿足國際救助方提出的政治保證，原定于15日的希臘新救助協議談判再次擱淺。
久拖不決的債務危機和經濟緊縮已經對希臘經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2011年希臘步入了第五個衰退的年頭，嚴厲的財政緊縮和經濟衰退讓希臘債務狀況進一步惡化，債務違約的宿命恐怕在劫難逃。
事實上，希臘只是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一個縮影，在未來的幾年內，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政府部門和家庭部門將進入全面去杠桿化，信用緊縮、財政緊縮和消費緊縮三個層面的疊加效應，使全球去杠桿化過程更加痛苦和漫長。
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向金融、居民與企業部門提供刺激來減輕財富縮水的沖擊，進而控制去杠桿化的速度，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轉移至政府部門。據彭博統計，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已經背負上了高達7.6萬億美元的沉重債務，其中G7國家今年到期的主權債務總額約7.3萬億美元，如果算上利息，全球主要經濟體今年所需的再融資規模將超過8萬億美元，巨額債務及其巨大的融資缺口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這樣看來，降低總債務相對于GDP的水平已經成為全球性難題。資產負債表的艱難修復、中長期增長放緩以及主權債務危機解決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都決定著世界經濟的走向變得越來越不確定：一面要為即將到期的巨額債務尋找融資缺口，而另一方面，又要通過大規模減赤，實施債務壓縮，其長期性和復雜性預示著所有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比較棘手的是，政府“去杠桿化”步履維艱，金融和家庭等私人部門的“去杠桿化”同樣長夜難熬。金融造血機制遭到嚴重破壞，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乘數大幅下降，金融危機以來英國降幅最大，從25倍降至10倍；美國從11倍降至4倍；歐盟則在10倍到8倍間徘徊。特別是在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歐美金融機構依然不得不面臨著信貸標準收緊、壞賬增多、融資困難等諸多麻煩，這將進一步延緩全球經濟復蘇的腳步。
“去杠桿化”正在改變全球的需求結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疲弱的消費需求嚴重制約了發達國家的復蘇進度，其家庭資產負債表遭受嚴重損害，居民消費總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資產的去杠桿化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既往的負債型消費模式。
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難補上，美日歐現階段陷入了規模約為1萬億美元的總需求不足狀態。盡管全球寄希望于亞洲新興市場能夠接過發達國家需求的“接力棒”，讓中國內需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需求動力，但中國消費的增加還不足以彌補美國消費的萎縮。中國家庭消費僅占GDP的35%。美國個人消費總額約10萬億美元，差不多是中國消費總額1.6萬億美元的6至7倍。因此，對全球而言尚有很大的需求缺口，世界經濟將不得不面對“有效需求不足”與“生產過剩”之間的雙重矛盾。
劉利剛：人民幣離岸市場新趨勢
去年底出現了人民幣存款增速放緩的跡象，但這并不意味著離岸人民幣市場迅速發展的態勢會逆轉。
過去一年，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取得長足發展。截至2011年11月底，香港銀行持有人民幣6270億元，遠高于前一年的1000億元。
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快速成長，引發諸多討論。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人民幣“走出去”已是大勢所趨。
在人民幣走出去的同時，內地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境內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成熟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性；境內金融改革將會成為今年的政策重點之一。
2012年1月30日，國家發改委與上海市共同發布消息，將在“十二五”期間推進上海成為“人民幣中心”。
一方面，國內的金融政策日趨開放，另一方面，國際經濟局勢仍將延續動蕩。剛具雛形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將在2012年呈現新的趨勢。
離岸存量增速趨緩
2011年上半年人民幣存款平均每月增長10%，受年底前增速放緩影響，全年月均增幅僅為2%。其中，幾個現象值得關注：
首先，2010年末和2011年初，內地和香港間90天以下的短期貿易合約大量增加，導致了2011年前兩個季度人民幣存款增長。
這是因為在2010年12月，香港金管局正式公布相關文件，厘清了相關程序，鼓勵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與此同時，利差和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也刺激了香港銀行以人民幣質押的美元貸款業務增加，并導致進口商傾向于在境內長期持有人民幣，以享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優惠和便利。
然而，歐元區債務危機導致全球貿易縮水，2011年上半年，香港對內地出口同比上升15%，但下半年增速則出現下滑，出于貿易目的而留存香港的人民幣存款增幅在下半年出現放緩。
四季度匯率預期的變化，也導致人民幣存款增速“前高后低”。四季度盡管人民幣升值1.5%，但由于美元流動性趨緊，其間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升溫。離岸人民幣趨弱，也導致了在港人民幣部分回流內地。
盡管人民幣存款增速出現放緩，但在官方和市場力量的推動下，離岸人民幣市場將在2012年進一步發展，在港人民幣存量仍將同步上升。
數據顯示，2011年香港人民幣存款的增加，一部分產生自貿易需求，另一部分則是由投資（套利）需求產生，兩者的比例約為6比4。
筆者預期，貿易結算產生的人民幣入港量將保持相對勻速增長，根據跨境貿易結算測算，貿易結算產生的人民幣存款將會從2011年12月的3710億元增至2012年底的5160億元。
出于投資目的而產生的人民幣存款自2010年2月起平均月增6.25%。由于人民幣升值速度在2012年可能出現下降，保守估計這部分存款增速將會腰斬。因此，預計以投資為目的的人民幣存款將會從2011年12月的2660億元增至2012年底的3850億元。
兩項加總，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有望在今年底達到9010億元，與2011年底相比增加約40%。
匯率波動加劇
過去，離岸市場人民幣供給較少，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高于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但2011年9月后這一趨勢發生了改變。
2011年四季度CNH大跌前，由于美元需求自7月開始上升，境內人民幣可交割遠期（DF）和離岸人民幣不可交割遠期匯率(NDF)出現下跌。9月23日以后，由于清算行跨境貿易結算額度耗盡，CNH出現暴跌。
與此同時，境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也明顯提高，市場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境內外匯率形成和交易機制的差異，進行“監管套利”。
這表現在央行將境內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定在強側，導致大量投機盤出現，由于境內即期匯率波動區間僅為±0.5%，境內人民幣兌美元的即期匯率出現十次跌停。
政治因素也仍在起作用。舉例來說，盡管歐洲債務危機升溫、新興市場貨幣普遍走弱，人民幣仍然在12月下旬加速升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降低外部政治壓力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為習近平副主席2月份訪美做鋪墊。
由于貿易順差和美國大選年帶來的外部壓力加劇，筆者認為，人民幣將在2012年繼續升值。
由于貿易增長在一季度較為緩慢，由此推斷，其間人民幣匯率將保持平穩，但波動率仍會受習近平副主席訪美等事件在短期內上升。
歐債危機以及伊朗石油等外部事件也可能帶來諸多不確定性，但2012年全年，境內人民幣兌美元升值3%，低于2011年5%的水平。
人民幣交易波動區間很有可能被擴大，這也將導致2012年匯率波動的加劇。此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也已經承認目前的交易區間過窄。
離岸人民幣的市場波動率也將在今年出現上升。相對于境內市場，離岸人民幣的波動主要受供求因素影響，這種情況在2011年四季度更加明顯香港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的日間波動率常常超過0.5%。
隨著境內市場的波動率上升，離岸市場的波動率也極有可能隨之上升。因為2012年一季度的跨境貿易可能表現不佳，離岸市場的人民幣流動性情況不會大幅改善。
離岸市場擴容
盡管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短暫消沉和香港人民幣存款減少，令人懷疑人民幣升值的可持續性，但中國內地和香港仍不遺余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011年8月，李克強副總理在香港表示，將繼續推進允許人民幣離岸資金回流內地的相關政策，渠道包括人民幣FDI 和RQFII，二者已從2011年底加速實行。
內地實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第一步是將其打造成貿易結算貨幣，為此中國央行已經連續與眾多他國央行簽訂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筆者認為這一趨勢將會延續，尤其在人民幣被更廣泛接受的亞太地區。
事實上，中國已開始與東盟十國就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進行談判。如果這一協議能夠實現，中國將與東盟各國央行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這也將有利于擴大人民幣的跨境貿易結算范圍，新加坡成為新興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可能性也在提高。
中國是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貿易量占比為11.3%(2010年)；而東盟是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貿易量占比為9.8%（2010年，不包括通過香港的轉口貿易）。2011年上半年，東盟已經躍升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貿易規模和地緣因素將會提升人民幣在雙邊貿易中的地位，這也有利于在美國經濟和貨幣政策不明朗時降低區域貿易面臨的匯率風險。
考慮到香港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地緣政治因素和內地以及香港間的貿易規模，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相當穩固。
目前來看，中國傾向于鞏固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并對海外人民幣的動向保持密切關注。同時，中國不會允許有另一個離岸金融中心在不受控的情況下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因此，離岸人民幣市場將呈現以香港為中心的輻射狀發展。
離岸、在岸互通
建立人民幣回流機制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盡管短期來看，人民幣不太可能實現完全自由兌換，但中國資本賬戶的漸進式開放仍然可期“十二五”規劃已經指出，資本賬戶將在條件成熟的狀況下逐步實現自由化。這將有利于人民幣回流機制的建立。
人民幣資產回流渠道包括2011年開始發展的RQFII和人民幣FDI。其中，RQFII方案于8月公布，總額達200億元，其中80%必須投資于債券市場。2011年12月和2012年1月，多個內地金融機構獲批運營RQFII。
短期來看，RQFII不會對市值分別達到21萬億元和16萬億元的中國境內債券市場和A股市場產生顯著影響。然而，中國連續出現外匯占款減少，說明中國出現一定程度的資本外流，如果這一狀況持續，中國將會提高RQFII額度。
長期來看，離岸人民幣的使用價值上升，匯率和利率都可能趨近于境內水平。RQFII計劃也將進一步促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吸引金融機構及人才進入。
在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二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力爭到2015年基本確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幣產品創新、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地位。這將對香港產生“反作用”，也意味著未來兩地市場之間的資本流轉，將變得更加頻繁和多維。
簡單回顧人民幣離岸市場過去一年的發展可以發現，匯率、利率以及政策的多重驅動，是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的根本原因，但與境內市場的對接，卻仍然是中國官方面臨的政策癥結點。如何在“放”與“收”、“監管”與“市場”之間找到平衡點，固然需要相當的智慧，也需要政策制定者與市場參與者之間的良好互動。
在某種程度上，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對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和貨幣市場的發展有重要影響。由于中國已經逐漸允許金融市場自由化，并逐步打開資本賬戶，相信境內外利率和匯率會逐步趨近，這意味著無風險跨境套利的機會將大大減少。
總體來說，離岸市場的長期健康發展，不僅需要對現有的政策結構進行補充和優化，更需要境內金融機構的成熟，并以此為基石推進境內外人民幣市場的雙向流動。在這樣的基礎上，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才有可能得到鞏固，人民幣國際化才能走出堅實的第一步。
作者劉利剛為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
愛德華•盧斯：美國經濟春寒料峭
好時光正重返美國。道指徘徊在衰退前的點位。最近兩個月里，美國失業人數每月都下降逾20萬。有跡象顯示，這個趨勢將會持續下去。不管那只壞脾氣的“旁蘇托尼鎮土撥鼠”說些什么（冬天是否還要等上6周才會結束），在大西洋的美國這一側已經迎來了早春。歐洲仍然冰天雪地，但在華盛頓，水仙花已經早早開放。
事實上，人們的情緒變化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上周來自美聯儲(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嚴厲警告竟然幾近無人理睬。“土撥鼠本”非但沒有加入慶祝的行列，他在國會作證過程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敦促參議員們切勿因過早實施財政緊縮措施，給復蘇來一場早霜。他也不認為有什么值得慶祝的。伯南克表示，美國8.3%的失業率“不能充分反映就業市場的疲軟”。長期失業人數實際上是增加了。
一些評論員認為伯南克是在施展悲觀主義戰術，以挽回他因為在衰退前過于樂觀而受損的聲譽。然而，伯南克這些話抓住了美國經濟現狀的核心問題。沒有人說美國不會復蘇。關鍵問題在于，這將是一輪什么樣的復蘇。是像上世紀90年代那種“水漲，所有船都會升高”的復蘇？還是與上個周期一樣，在周期結束時，美國就業人數將回到開始時的水平，而收入中值卻下降？
“土撥鼠本”的話之所以值得一聽，有三點理由。第一，結構性因素對美國就業市場的影響與以往一樣大。美國教育產出與其他富裕國家相比仍然低于平均水平，而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在這方面都輕松領先所有其他國家。美國的人力資本“優越性”——用拉里•卡茨(Larry Katz)和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的話來說——短期內不會重現。美國目前的大學畢業生比例要低于其他大部分富裕經濟體，而中學輟學比例卻高于后者。
通過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出口促進措施——這些措施正在奏效，只是進口增長得更快——以及美國企業的日益全球化，在美國的經濟增長中，海外貢獻的比重將越來越大。這意味著美國工人與世界其他地區工人之間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去年美國經濟增長1.7%。工資中值下降2.7%。預計這種分化現象將會持續下去。
第二，民眾選奧巴馬當總統，部分原因是希望他能夠應對美國中產階層的“永久性衰落”，但總統的精力卻被耗在了應對一場覆蓋所有經濟領域的大規模衰退上面。奧巴馬希望，他在2010年提出的醫改法案能讓政策轉向社會保障的改善——前提是下月美國最高法院在就這項醫改法案是否違憲而舉行的聽證會上，沒有推翻該法案的核心原則。但我們沒有可靠的理由指望這次結果會不一樣。
正如前白宮經濟顧問賈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所說，美國企業從海外賺取的利潤所占比重持續擴大，可員工的收入增長卻受到了損害。在最近3年里，標普500指數成分股公司的利潤總額占美國GDP的比重從6%上升到9%，創三代人以來的最高水平。在這些利潤額中，海外利潤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比2000年時的比重上升了一倍以上。
正如戴維•羅斯考夫(David Rothkopf)在他那本見解深刻、應時而出的新書《Power Inc》中所說的那樣，過去一代人以來，鐘擺已經從公共部門擺蕩到了公司這一端。這改變了美國經濟的特性。“在過去，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之間存在緊密聯系，經濟增長會帶動就業創造，進而帶動廣泛的財富創造。”羅斯考夫表示，“如今這些聯系似乎失效了。”
最近兩年里，利潤額大幅增長的同時，美國經濟也開始增加足夠的工作崗位，使失業率得以下降。但按照當前速度，到2020年美國失業率才有望恢復到2007年水平（考慮了人口增長因素）。對一小部分美國人來說，收入又恢復了強勁增長。但對大部分剛開始要找工作的人來說，目前的起薪遠低于以往復蘇階段的水平。“兩級制”公司正越來越普遍，在這些公司里，新員工的工資不到老員工的一半，享受的福利也相應較少，如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克萊斯勒(Chrysler)。
第三是政治上的因素。簡而言之，美國政治與美國經濟之間存在一個負面的反饋環，二者的兩極分化現象可謂相輔相成。與改革的初期階段不同，目前群眾中并沒有多少支持改善教育和技能的熱情。事實上，基層民眾中的民粹主義淡薄得驚人。絕大部分政治空白都是富人在填充。“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Pac)迄今已花出的1.81億美元中，半數以上來自不到200個人——所謂“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是這樣的機構：只要在法律上獨立于它們所支持的候選人，它們的花費就可以不受限制。
在這樣的環境下，政界有多大幾率會給“土撥鼠本”所關心的長期失業者所需的救濟和扶持，幫助他們在全球化的經濟中生存下來？完全退出就業市場的1500萬名美國人呢？他們能夠獲得再就業嗎？美國無疑正恢復總量增長，只是我們不知道速度有多快。但是，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本輪復蘇將是寒冷而灰暗的。但愿這種狀況不會貫穿他們的余生。
塞繆爾•布里坦：如何對付儲蓄過剩？
世界經濟有點不對勁，至少在那些老牌發達國家是這樣。美國經濟目前似乎狀況不錯，但其產出仍遠低于衰退前的趨勢線。歐洲各國的情況遠不如美國，說明相對于德國主導的自虐式正統財政政策，美國政府的刺激方案可能效果更好。
凱恩斯認為，古往今來，儲蓄往往超前于投資。他甚至總結出一條“心理定律”，宣稱：“消費通常與收入同向變化（只是變化幅度更小）”。結果是世界經濟出現一個潛在的漏洞，出現本可以避免的高失業率。人們采取了各種權宜之計填補這個漏洞，比如修建金字塔，以及后來的許多大教堂。二戰后的幾十年里，消費增幅似乎趕上了收入，這與凱恩斯的理論不符。但在過去幾年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凱恩斯“心理定律”所預言的情況似乎又出現了，潛在產出與實際產出之間出現了缺口。究竟發生了什么？一個老套的答案是，中國崛起。據說，中國迅速增長的國民收入中相當大一部分儲蓄下來了，滿足中國國內投資需求之后還有剩余。當然，“中國”只是許多高儲蓄率國家的一個代表。
關鍵問題是，世界如何處理過剩的儲蓄能力？有人可能馬上會說，創造足夠的投資機會來吸收這部分儲蓄。但這個回答并不現實。
第二個方法曾被凱恩斯之前的古典經濟學家奉為真理。這個方法就是：通過超低的利率，一方面刺激投資，另一方面抑制儲蓄。關于這個方法的有效性，經濟理論界一度有過很大的爭議。爭議雙方都沒有預見到的是，為了追逐收益率，人們（不僅是銀行家）會反叛超低利率，這種反叛促成了各種質量可疑的貸款的發放，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最終的信貸崩潰。
第三個方法是，央行采取更直接的舉措對低利率形成補充。這種方法通常有古怪而冠冕堂皇的名字，比如量化寬松。德國官員們說得對，這種方法相當于對政府進行貨幣融資。但這總好過什么也不做。
第四個方法是，認識到私人部門支出過低正是推行財政刺激（增加公共支出或實行臨時的減稅）的機會。當然，這個方法有一天會令我們自食其果，但是按照凱恩斯的說法，等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都已死了”。
第五個方法是自由主義及干涉主義者的答案，即針對儲蓄過多的國家采取國際行動。一些評論員正試圖重啟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定中的“稀缺貨幣條款”，這一條款從未付諸實施。我們都希望，中國公民最終會堅持在中國新創造的財富中獲得更大份額。但通過國際制裁來強迫他們這樣做是不可想象的。
第六個古怪的方法是秘密實行保護主義。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對美國企業的“外包”行為發火，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對英國輸掉印度的戰斗機合同表示不快，都屬于這種方法的表現。另外，在全球層面，這種權宜的做法已有了一個合適的稱謂：“以鄰為壑”——關于這一點不用我再多說了吧？
密切相關的第七個錯誤答案取決于人們所說的勞動合成謬誤(lump of labour fallacies)。政府和雇主可能試圖通過強制性減少工作時間、提前退休等手段，讓更多人共享現有的工作。實際結果可能是降低購買力，且無助于緩解經濟嚴重停滯的問題。
第8種方法是打擊所謂的“不平等”。其理由不過是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在實踐中，太過激烈的方法可能會既阻礙投資又遏制消費。
悲觀的第9種答案是，經濟衰退的狀況會帶來某種平衡。如果這些狀況持續的時間足夠長，那么生產潛力會受到抑制，投資和培訓會受到阻礙，緊縮計劃似乎會證明有效。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當然是上述多數答案兼而有之，與我們在理性世界會看到的情況相比，違反常理的干預會更多，金融刺激會更少。
章玉貴：全球金融體系難有新玩家
從英美先后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路徑演變來看，基于經濟實力提升而尋求對國際金融秩序的主導權只是動因之一。美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精心打造的金融高邊疆，其超強的防范能力和金融霸權本身的慣性也決非一場金融危機所能摧毀。早已把轉嫁經濟風險招術玩得純熟的美國，是不會放棄利用中國的經濟與金融漏洞來遏制中國經濟金融崛起步伐的。中國萬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經。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日前刊文預言，在英國奠定了金本位制的基礎、美國主導了布雷頓森林協議之后，下一個金融體系的規則有可能由全球最大債權國中國來制定，而中國建立的體系可能與過去30年我們所習慣的大不相同。中國遲早要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新莊家。
美國金融莊家地位穩固
從全球金融競爭與格局變遷的趨勢來看，中國成為下一輪金融體系變革的積極主導者并非不可能，但這與中國經濟規模有多大沒有根本的必然聯系。例如，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一度在實體經濟領域把美國逼得喘不過氣來。但在握有諸多機制化霸權手段的美國面前，日本的脆弱性表露無遺。日本很快陷入經濟停滯、過去那種咄咄逼人的追趕美國之勢戛然停止的狀態。而日本之所以遲遲未能走出“失去的十年”，除了上了戰略高手美國的當，于1985年草率簽署了“廣場協議”失去匯率主導權進而導致泡沫破滅，經濟競爭力急劇下降之外，還由于基礎研究領域并不扎實的日本在高科技領域鮮有原始創新，只能跟在美國后面亦步亦趨所致；當然，日本還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在經濟處于高峰的時候未能保持清醒頭腦，以為真的可以超越美國，君臨天下了。殊不知，美國不僅有最具打擊力的國家競爭戰略，更不乏拖垮乃至摧毀現實與潛在競爭對手的經濟工具。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既有自身經濟發展走火入魔的內因，也離不開美國控制的金融資本對日本刻意打壓的外部因素；而在呼風喚雨的高盛、摩根士丹利面前，日本同行多年一直喘不過氣來。可見，日本既敗在美國人手上，也毀在自己手中。
盡管由于力量使用過度使得美國在獨掌世界金融秩序多年之后，不得不將一小部分權力讓給他國，盡管隨著歐元的崛起，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實力竄升以及因之而生的話語訴求，國際金融格局似乎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洗牌。但在當前的國際金融生態下，其他國家要想撼動美國對國際金融話語權的壟斷地位依然十分困難。不僅如此，由于短期內美元危機的爆發缺少時間和制度性底蘊，因此沒有哪個國家敢于輕易拋棄美元。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和龐大的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體系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共同服務于美國的國家戰略。美聯儲作為全球事實上的中央銀行得以鞏固。而全球貿易對美元的需求又使得各國依托于美國的金融系統和美元進行經濟活動。
美國戰略設計能力超前
二戰以來，全球最懂得玩金融戰略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美國。無論是昔日的超級大國蘇聯還是整體經濟實力不輸美國的歐洲以及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或者在與美國的戰略博弈中敗下陣來，或者上了戰略高手美國的當，最終不得不在美國設計和主導的國際政經秩序框架下尋找自己的國家定位。而美國之所以屢試不爽，甚至在整體經濟實力由于受到金融危機沖擊而走下坡路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與其超前的戰略設計能力以及由其主導的機制化經濟與金融霸權密不可分。美國不僅擁有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代表的超一流智庫，更不乏布熱津斯基、基辛格、邁克爾·波特、塞繆爾·亨廷頓、弗朗西斯·福山以及丹尼爾·格雷厄姆等戰略理論或實踐高手，使得美國的對外政策的預見性和戰略謀劃能力往往高出別國一大截；而美國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精心打造的金融高邊疆，其超強的防范能力和金融霸權本身的慣性也決非一場金融危機所能摧毀。
金融洗牌取代金融改革
筆者總覺得，歐洲盡管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發源地，但充滿浪漫基因的歐陸國家在面對其實極為殘酷的資本主義內部競爭時還是少了一根筋。當年，是美國掏錢挽救了歐洲資本主義，但歐洲付出的中長期代價其實一點也不低。美國不僅在政治和安全上控制了歐洲，更在經濟上全面壓制了德法意等經典資本主義強國。歐洲始于上世紀50年代的聯合自強是在既有約束條件下的一種自我保護和發展。不過這個時候，美國主導的機制化霸權差不多完成了對歐洲的滲透。
偏偏歐元設計存在固有的缺陷，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經濟學家就貨幣與財政政策分離情況下的經濟對策提出最優解。而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通過極為暢通的美歐金融傳導機制很快在歐洲產生了“達爾文主義”式沖擊，美國利用歐元體系的致命弱點，在高盛、標普等各種金融力量工具的助陣下，通過極為敏感的金融傳導機制，成功地將歐元引向全球金融市場的風暴中心。于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歐元，終于演變成為歐洲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
如今，美國在對歐債危機作壁上觀的同時，又是通過施壓人民幣，又是加速推動新亞太貿易協定（TPP），其戰略目的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中國必須高度警惕的是：由美國挑起的美中貨幣博弈短期內是不會消停的。美國在把歐元弄得半死不活之后，針對人民幣的大面積封殺或許正在醞釀。
中國金融國際化須穩健
從英美等金融強國發展路徑的演變歷史來看，基于經濟實力成長謀求提高在全球金融分工中的地位進而主導國際金融秩序，只是現行工業化國家邁向金融強國的動因之一。一流的工業經濟體系、成熟的國內金融市場、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敏感的風險意識以及成熟的金融監管，才是支撐金融國際化的內生性條件。而在上述要素發育不成熟之前，中國金融國際化戰略切不可急于求成。
中國利用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力量衰弱的有利時機以顯著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時間光譜已成過去。如果一定要列出本輪金融與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從既有國際秩序框架中獲取的話語權菜單，我們會發現其實并不很多。例如，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中的發言權的些許擴大，只是美國在保持自身否決權的情況下，力壓歐洲和日本讓渡一部分權力的結果。所有中國金融業者都不容忽視的風險是，早已把轉嫁經濟風險招術玩得純熟的美國，是不會放棄利用中國的經濟與金融漏洞來遏制中國經濟金融崛起步伐的。中國萬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經。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
陳思進：華爾街如何操控大宗商品價格
日前筆者發表文章指出，華爾街大型投行可以操控油價。文章刊發后，有網友在我微博上留言，問道，既然油價可以操控，那么其他大宗商品呢？
其實和操控油價相同，其他大宗商品也是能被操控的。因為絕大多數大宗商品是以美元結算，所以當美國經濟面臨衰退，美元貶值時，對沖基金的投機資本，甚至普通基金，通常會進入更有利可圖的市場。他們會賣空美元，并做多大宗商品，大宗商品價格因此上漲。
不過，近來越來越多投資者不再青睞大宗商品交易。根據彭博社統計，有13種主要大宗商品的合約數量在去年下降了19%，這是12年來的最大降幅，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下降幅度。這主要是出于歐債危機及對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的擔憂。大宗商品長達10年的牛市，似乎要結束了。
現今新興市場對大宗商品依然還有巨大需求，這對于華爾街來說至關重要。華爾街有一句常用語，叫：“不怕牛市，不怕熊市，就怕豬市。”所謂的豬市，即意味著市場猶如一潭死水，沒有進進出出的量，那么錢要從哪里賺？所以，華爾街最喜歡市場上下起伏波動，最好是天天坐“過山車”。他們可以在尚未持倉之前，做多唱空（以便低進），做空唱多（以便高賣）；或者在建倉之后，做空唱空，做多唱多，以獲取巨額利潤。
以金屬鋁為例。去年8月，美國飲料巨頭可口可樂宣布，計劃將飲料售價上調3%-4%，以應對罐裝用鋁原材料的成本上漲。與此同時，可口可樂向倫敦金屬交易所（LME）遞交訴狀，指控高盛等華爾街投行通過控制倉儲出貨量，來炒高鋁金屬的價格。
按照倫敦金屬交易所目前的倉儲交易規則，倉庫每天必須提供（出貨）至少1500噸金屬。雖然目前至少有20萬噸的鋁金屬，被囤積在高盛位于底特律的貨倉里等待出貨，可是高盛卻像擠牙膏一樣，每天按照最低要求，只出貨1500噸鋁。這意味著，當交易員要求今天交付鋁金屬，買家將要等待超過6個月才可以收到貨。這使得高盛通過倉單操作，人為地扭曲供求關系，來影響現貨價格，達到控制現貨市場目的。
早在2009年6月，鋁價創下新高，達到1600美元/噸。當時市場普遍認為鋁價受制于全球產能過剩，不會再高。兩年后，在鋁產能依然大幅過剩的情況下，高盛卻將鋁價預期上調至每噸2700美元。截至2011年6月28日收盤，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鋁價果然報收于2510美元一噸，接近每噸2700美元。說穿了，高盛的這種玩法，與舊中國奸商囤貨把戲如出一轍。
從全球經濟的大環境來分析，當前歐美用量化寬松預期托住股市。比如美聯儲既不表示何時推出QE3計劃，也不承諾決不推出QE3，不久前卻宣布超低利率將持續到2014年，以此來保證銀行流動性。伯南克最近兩次呼吁美國要“長期減赤”，希臘還曾承諾將削減最低工資20%并減少養老金支出。一旦希臘做出了榜樣，其他歐債國家將必須效仿，這也證明歐美國家節流在即，也就是通縮在即。
新興市場發展速度也明顯下降，對大宗商品的需求自然降低。從長線來看，大宗商品價格將走低，機構可以在今年適當時機，選擇做空或做多大宗商品期貨。不過，炒作期貨風險太大，普通散戶進場一定要三思。
張寧：黑天鵝湖邊的轉型與復蘇
2012年，中國經濟將在年初溫和觸底，然后進入緩慢復蘇過程。影響中國經濟走勢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內部來自地產調控，外部來自歐美日經濟的黑天鵝事件，但中國經濟短周期復蘇與長周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不會改變。
世界經濟在2012年將更深地陷入后危機時代的結構調整，一不小心就會碰上各種黑天鵝。中國經濟則正處在一個小的供需調整周期，以及向內需、消費轉型的大周期調整階段。整體看，2012年中國經濟將在年初溫和觸底，然后進入緩慢復蘇過程。貨幣政策將會逐步由過度從緊向正常化轉變，同時，人民幣在外部因素的擾動下，大方向上仍繼續緩慢升值。影響經濟的國內因素中，地產調控應該會在2012年進入調頭區域，如果政策出現失誤，可能會對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結構調整帶來負面沖擊，這是來自內部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與政策走勢隨時可能會被歐美日等國的黑天鵝事件所改變，但短周期復蘇與長周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不會變化。
歐美日經濟的外部沖擊
從國際局勢看，2012年的颶風眼無疑是無休無止的歐債危機。歐洲的政客們已經拖到了決戰時刻，而發展到這個地步，恐怕更多的已經是政治層面的問題。歐洲的歷史充滿了矛盾和戰爭，而這正是歐洲人要建立歐盟與歐元的初衷，然而“半吊子”的結構導致目前的局面是當初就可以預料到的。2012年對于歐洲應該是到了不能再拖的時候，作為局外人，我們所能做的最佳預測就是“歐洲人最后的選擇應該是理性的”。情況如果正相反，歐元解體，則很多假設會推倒重來，我們將會遇到比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還要嚴峻的局面。如果通過談判，無論通過何種方案歐元被保留下來，歐洲經濟也仍會陷入嚴重衰退，可能只是衰退程度的區別，大方向是沒有懸念的。
此外，目前歐洲的命懸一線，短期內掩蓋了另外兩個經濟體美國與日本的深層結構問題。如果歐洲危機在2012年稍微平息，不排除美日的巨額赤字問題會成為新的焦點。雖然美國吸取了上世紀30年代的教訓，面對危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幅減小了經濟的痛苦指數，沒有像80年前一樣進入大蕭條，但其財政失衡問題始終懸而未決。其經濟的復蘇非常脆弱，隨時可能面對國債市場所積累的深層次問題。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則隨時可能面對來自歐美經濟衰退的外部沖擊。
內部的最大不確定性來自地產調控
面對國際經濟與金融局勢的高度不確定性，中國經濟的走勢自然可能遭遇黑天鵝事件，因而政策面將會保持靈活的應對。撇開國際因素，國內經濟大體將會在2012年初經歷回調，之后開始緩步回升。在2011年從緊的貨幣政策和嚴厲的地產調控政策持續發酵后，2011年三季度經濟開始進入明顯的減速期，但從此次調控前后的經濟基本面判斷，應該不會出現經濟硬著陸的情況，除非外部環境再次出現2008年的危機狀況。
貨幣政策將會回歸正常的、真正意義上的穩健狀態，其回歸速度和力度將根據國內外經濟的演進狀態進行調節。而所謂的積極財政政策也不會像從前一樣集中于固定資產投資，而是更加向促進消費與社會保障體系傾斜。這種傾斜將導致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提速作用不會在短期內明顯顯現，而是發揮更有利于經濟穩定增長的長效作用。
從國內經濟短周期看，2012年將會是一個波瀾不驚的經濟復蘇年，不會有如2008、2009年那樣波瀾壯闊的大起大落。相對于決策層對貨幣與財政政策調控的嫻熟運用，另一調控主線地產調控可能是2012年中國經濟最大的黑天鵝事件源。人為政策調控房地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高難度的政策動作，鮮有平穩著陸的結局。然而中國政府“行政加市場”的政策組合拳在經歷了一年半的僵持后，調控成功已經近在咫尺。不過，恰到好處的下降幅度恐怕不那么容易實現，難免達不到政策目標要求的既要做到房價真的下來、又要做到不出現金融或經濟風險的程度。到2012年中左右，諸如限購等行政政策可能會做出適度調整。屆時，到底是放寬限購范圍，還是推進房產稅，政策變數將會對經濟走勢產生較大的影響。出口方面，由于歐債危機的拖累，國際貿易不振應在預料之中，然而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有多大還不能確定。
2011年底出現的外匯短期外流現象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這種現象在歐洲出現銀行與債券擠兌的大背景下并不奇怪。短期內美元尤其是美債成為唯一避風港的前提下，人民幣被當作風險資產遭遇出逃恐怕只是短期現象。人民幣長期升值的趨勢并沒有結束，只是速度將會較2005年以來減慢。不論中國決策層愿意與否，人民幣在未來幾年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國際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之一，從最初作為貿易結算的貨幣媒介，逐步成為各國央行的儲備貨幣。面對諸如外匯、地產、出口等諸多的短期擾動因素，貨幣政策將成為緩沖其影響的對沖工具。
短周期復蘇與長周期轉型
短周期復蘇背后的大背景，是中國經濟進入了艱難的轉型期：出口與投資的拉動作用將逐漸減弱、收入分配將會更加平均、對環境與社會的掠奪式增長將會被更高質量的增長所取代。這些調整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多數的轉型都會推高成本，從而可能讓通脹在未來幾年內上一個臺階。然而必須看到，價格提高的背后，是環境成本、消費者健康成本、社會和諧成本的降低。畢竟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很多隱性成本并沒有記入表面的GDP虛高之中。
過去很多年，所謂轉型經常會被各種各樣的擾動因素所干擾，如2008年眼看接近勝利的地產調控因次債危機沖擊未果。在戰勝通脹后，2012年將會出現非常平穩的宏觀經濟環境，為繼續推出轉型政策提供良好時機。這次的轉型將不會像前幾次那樣無功而返，因為現在的國內外環境已經令中國經濟走到了不得不轉的地步。轉型不成功則經濟增長就會進入一個死胡同，而轉型成功將會為中國經濟踏上下一個階段的可持續增長提供堅實的基礎。未來2-3年，經濟轉型將會持續成為經濟周期的伴奏曲。
許善達：政府收入總量與結構目標
中國稅收收入增速連續多年超過GDP增長，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政府收入規模的廣泛爭議。筆者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在建立新預算制度的同時，立法確定各項預算的規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
政府收入規模應與政府新預算體制格局統籌考慮。
通過立法將一般預算規模控制在占GDP比重的20%~22%。目前一般預算規模占到GDP的25%左右，但其中含部分社會保障收支和國有資本經營性收支。將這兩部分剝離以后的新一般預算規模，應該不高于發達國家（美國21%，日本19%）。
我國社會保障基金預算規模目前過小，可以把總規模確定在占GDP的13%~15%。一般預算不再撥款；社會保障繳款擴大覆蓋面（包括政府公務員在內的全體居民和企業、政府等），降低費率；除社會保障繳款外，不足GDP15%的部分由國有資本收益補足。
國有資本預算規模以社會保障基金的需要為依據來確定。隨著社會保障繳款的數量和變化趨勢，決定擴大或縮小國有資本預算規模。
按照上述安排，政府收入總規模為占GDP的33%~37%，即35%左右。而結構有重大變化，社會保障基金成為占政府收入40%的主要部分，同時國有經營性資本預算規模得到控制。
實現上述政府收入總量和結構目標的第一個重要措施是“費改稅”。從國際比較看，稅收收入占中國政府收入的比重太低，非稅收入規模相對較大。2009年我國不含社會保障繳款的非稅收入達34342億元，接近稅收收入的58%，占GDP比重為10.1%，比2008年全球23個工業化國家和24個發展中國家高出4~5個百分點。這部分收入應區分性質后，分別劃入一般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國有經營性資本預算。特別是征稅依據與某稅種（或稅目）相同的基金等非稅收入，一律用提高稅率或稅收附加的方式實行“費改稅”并由稅務機關征收以降低征收成本，為降低“費改稅”率、減輕納稅人負擔提供空間。
實現上述政府收入總量和結構目標的第二個重要措施是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減稅總規模要達到3000億~5000億元。減稅內容主要是：
第一，降低普通居民消費需求彈性很低的商品的增值稅率，比如：普通食品、普通服裝、嬰兒用品、書籍等消費品（即：使低收入群體恩格爾系數較高的商品）。這項措施可以使低收入群體受益，有利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
第二，營業稅改增值稅要降低原營業稅負擔水平的1/3~1/2。
第三，提高個體戶月銷售收入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至4萬元（年收入為50萬元）；將一般納稅人標準定位為年收入50萬元同時取消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這一征稅對象種類。
第四，對已經成為普通消費品的消費稅稅目降低消費稅率或取消該稅目；同時增加高檔消費品或服務的消費稅率。
第五，承認法人所得稅與個人股息紅利所得稅屬于重復征稅的稅收原則。保持法人所得稅率為25%不變，把個人股息紅利所得稅率降低到10%，這樣最終所得稅率為32.5%。即：25%+（75%×10%）。
第六，將個人勞動所得（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扣除額提高到5000元，同時將稅率級次減少到3檔，并把最高邊際稅率降低到33%，與個人資本性所得稅率32.5%持平。
第七，取消現行研究開發費用稅前150%列支的單獨核算的制度，以從操作上將鼓勵措施落實到位。
第八，把實行所得稅減半征收的利潤標準從現行6萬元提高到20萬~30萬元。
實行結構性減稅的財政資源來源：目前稅收和納入一般預算的財政收入可以與GDP同步增長，同時三大因素可以提供超額增長的來源。
其一，中國經濟增長必然伴隨城鎮化率提高，在稅制結構中，低稅負水平的產業（農業等）增長速度慢，而高稅負水平的二三產業增長速度快，因此中國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必然超過GDP增長速度。
其二，稅收征管水平仍然處于較快速度提高的階段。除一般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達到85%以上外，其他稅種的征收率仍然低于、某些稅種或稅目的征收率遠低于此水平。美國國稅局報告征收率為83%~85%，歐盟報告增值稅征收率為85%左右。中國稅收征收率仍然有較大提高空間。這是中國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必然超過GDP增長速度的第二個原因。
其三，中國平均進口1美元所征收的稅款大大高于平均出口1美元所退稅款，2011年在外貿順差的情況下進出口凈稅收為3000億元左右。換句話說，稅收與GDP中的投資、消費是正相關，而與凈出口是負相關。可以預期，在國家鼓勵進口方針的指導下，進出口凈順差會進一步縮小，甚至會在某個時期出現逆差。在這種形勢下，凈出口對GDP貢獻為負，但進出口凈稅收大幅度增加。這是中國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必然超過GDP增長速度的第三個原因。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
白又戈：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國際化
當前關于人民幣國際化諸多爭論中，人民幣貿易結算導致貿易順差中美元凈流入擴大，加劇中國經濟失衡的狀況，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筆者試圖梳理有關的經濟學理論以及英美等國貨幣國際化歷史線索，以期對于厘清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有所啟發。
貿易順差=對外投資
這里請允許筆者從一個經濟學基本原理談起。任何一本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不難讀到，從國內生產總值（GDP）會計核算模型可以推導出，一國的貿易順差與該國的對外投資是始終恒等的，或者說貿易順差與對外投資好比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遺憾的是，這一經濟學原理并不像數學公式1+1=2那樣直觀易懂。
舉例而言，如果一位溫州商人將生產的打火機出口到美國賺取了1萬美元收入，從GDP核算角度來看，無論該溫州商人如何處理到手的1萬美元，溫州商人的打火機凈出口收入最終將在資本凈流出項目上反映出來。
先假設溫州商人將1萬美元的凈出口收入拿到手后便塞到床墊底下，而沒有用于其他任何的消費或投資。溫州商人的這一行為與美國居民增加1萬美元儲蓄是同等的概念。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儲蓄=投資。于是，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溫州商人將1萬美元塞入床底，客觀上為美國經濟創造了1萬美元的投資機會。反過來看，溫州商人的這一行為，使得中國GDP中出現了1萬美元儲蓄缺口，無法在國內經濟中找到相對應的投資。這個儲蓄缺口被GDP核算統計劃分為資本凈流出。
當然，相信大多數人不會以這種方式持有外國資產。假定這位溫州商人將賺取的1萬美元用于購買美國蘋果公司股票或美國政府國債，這一行為的經濟學意義直觀反映為中國的對外投資（或資本凈流出）。如果溫州商人將到手的1萬美元轉而用于消費，例如購買蘋果公司電腦，在這種情況之下，溫州商人原來的凈出口被他購買蘋果電腦的進口行為抵銷而變為零。人們還可以假設出現另外一種情況，溫州商人將1萬美元存入銀行或兌換成為人民幣，追蹤1萬美元的最終使用去向，結果仍然一樣，凈出口始終與資本凈流出相等。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得出結論，一國的貿易順差與該國的對外投資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貿易順差與英鎊國際化
從歷史上看，英國是全球范圍內第一個將本國貨幣完全國際化的國家。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處于工業革命之后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全盛時期，不僅擁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而且對外貿易規模亦為當時世界之最。有經濟學家稱，英國是那一時期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除了對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有貿易入超之外，英國對世界主要國家的貿易大都保持順差地位。由于當時世界各國普遍采用金本位制，貨幣數量不足成為英國擴大對外貿易必須克服的一大障礙。此外，黃金等貴金屬因運輸、存貯和保管均不便利，也嚴重限制了英國對海外殖民地及其他國家的投資擴張。因此，將英鎊國際化，使之成為英國對外貿易和海外投資中的結算工具和交易媒介，變得十分必要。
根據《倫巴第街》一書中的描述，座落于倫敦泰晤士河北岸倫巴第街的英格蘭銀行，以其超凡卓越的見識和能力，將倫巴第街大大小小的零散銀行組織起來，變成為一個功能強大的金融體系。英鎊順利實現并維持與黃金的自由兌換，完成英鎊在金本位制下的國際化，使得英鎊成為僅次黃金的全球硬通貨。英鎊國際化不但極大地便利了英國的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英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借助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取得了當時歐洲其他強國無法與之抗衡的優勢。
從中國近代史也可以看到，英國最初通過鴉片戰爭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其后英國在華直接投資迅猛增長，短短數十年間達到驚人的規模。包括英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在華權益，像惡夢一樣糾纏于整個中國近代史全過程。事實上，自從十九世紀后期以來，英鎊一直被那個時代的中國普羅大眾視為與黃金價值幾近等同的硬通貨，在英國對華直接投資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美元國際化功能及其轉變
二戰之后，全球金本位制無疾而終，新一代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建立。美國取代昔日大英帝國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大體沿用當年英格蘭銀行的傳統思維，即將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則與美元掛鉤，通過采取類似美聯儲中央銀行的復雜運作機制，調節貨幣供給。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導地位借此確立。
二戰之后直至上世紀60年代末期相當長的時期里，美國保持著巨額的貿易順差。美國充分利用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優勢地位，進行大規模的海外投資擴張。例如，戰后美國實施一系列的政府援助項目，包括歐洲馬歇爾計劃、日本道奇計劃以及向臺灣政府提供援助。在政府援助項目的背后，美國跨國企業對受援國的直接投資亦大行其道。在美國把巨額貿易順差成功地轉化成為海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美元國際化可以說是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美國逐漸從貿易順差國轉變成為貿易逆差國，而且由于越南戰爭拖累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美國政府出現大量的財政赤字，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雖然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并未受到嚴重動搖，然而，時過境遷，已完成國際化的美元其作用和功能也因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成為解決美國政府財政赤字的重要工具。
以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來看，中國仍處于持續貿易順差的狀況，并由此引發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種種矛盾與摩擦。寄希望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初步嘗試就可以在解決貿易失衡或化解匯率爭端中發揮作用，似乎太過急功近利。人民幣國際化的近期目標，是通過建立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為人民幣境外區域化流通創造條件。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定位，應有利于建立中國資本凈流出渠道以及化解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貨幣風險。
作者系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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