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江涌著作《我們的好日子到頭了嗎?》東方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中國GDP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則消息首先是由中國央行官員而不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是一個很異常的現象。一貫用中國人愛聽的言辭來忽悠我們的高盛集團,先后在2001年與2003年發表了《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以及《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經濟報告,預計中國可能會在204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此后不斷進行樂觀修正,認為中國經濟產出將在2027年超過美國。根據高盛的評估,到2050年中國經濟將遠遠超過美國,GDP將達到45萬億美元,而美國則為35萬億美元。沃伯格家族銀行的報告更為樂觀,報告中假定,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速為8%,美國經濟增速為2.5%,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兩國的GDP,中國將在9年后超越美國。透過歷史的隧道,世人驚奇地發現,中國這個長期被西方看作“東亞病夫”、積貧積弱的發展中大國,一下子由丑小鴨變成了白天鵝,由沉睡的熊貓變成騰飛的巨龍,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然而,中國這個世界老二是嚴重名不副實的,主要是由幾個充滿水分的數字拼湊而成的概念。中國數十年只爭朝夕,如今的人均GDP約3600美元,依舊不到日本的1/10。即使是在中國收入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人均GDP也只有1.05萬美元,未及日本的1/3。若跟世界老大相比,則差得更遠,人均GDP只有美國的1/15。就世界范圍來看,目前中國實際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5位,依照聯合國劃定的貧困線,中國的貧困人口多達1.5億;依照中國政府規定的貧困線,貧困人口還有4000萬。而引以為傲的中國經濟尚面臨著一系列轉型與發展——不斷拉大的地區發展差距、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持續惡化的環境和資源約束、國內大規模人口遷移、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久治不愈的腐敗等等——需要極大的努力去逾越。
其他重要的實力指標,中國依舊非常落后。在明顯的“肌肉力量”上,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還仰賴他國的技術與裝備,這的確是無法令國人愉快接受的。2008年,美國國防支出6070億美元——幾乎占全球國防總支出的一半。排名在美國之后的9個國家總共花費了4760億美元。能對美國軍事壟斷地位構成所謂“威脅”的國家,如中國、印度、日本或者俄羅斯,其國防支出總計也只有2190億美元,其中中國的國防預算還不到美國的1/7。近年來,美國在中國周邊打打殺殺,耀武揚威,投棋布子,中國只有干瞪眼的份。
在關鍵的“智慧力量”上,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更大。2008年美國發明家獲得9.2萬項專利,是韓國和日本發明總數的兩倍,而中國還遠遠落后于韓國和日本。中國據稱每年有60萬工程專業的大學生畢業,而美國每年只有7萬。這似乎顯示出中國在創造人才方面占據優勢,但是中國一半的工程畢業生只有肄業證書。被廣泛引用的來自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05年的研究報告稱,多國公司的人力資源經理認為,只有10%的中國工程專業畢業生有使用價值,而美國的比例高達81%。人口數量比美國多4倍、國民經濟規模卻比美國小4倍的中國在過去25年里的國家教育支出占GDP的2%-2.5%,而美國的教育支出比為6%,比印度、日本、俄羅斯和歐洲都高。全球最好的20所大學美國獨占17所,50所最好的大學美國占了39所,而中國最好的大學排名在200-300名之間。
國際金融服務集團(UFS)的專家認為:“不要忘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它的經濟增長可能具有不穩定性,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市場的走勢。”該專家強調,即使未來超越日本,中國經濟仍將長期處于發展中階段。“判斷一個國家屬于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的標準,是其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經濟結構的平衡性,在這些指標上,中國仍然和巴西、俄羅斯與印度屬于同一行列。”
中國盡管實力與老大相距甚遠,但是名義上似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如此不但要承擔系列大國責任,而且還要忍受來自老大無窮無盡的打壓與遏制。中國因為人多地廣,天生便是世界一極,天然會遭受老大美國的“青睞”。
新中國成立后,絕大多數時間美國對華采取敵視態度,對社會主義國家一整套限制、遏制、壓制的做法同樣強加給了中國。中蘇關系惡化后,美國對華遏制政策稍有緩和。20世紀70年代,因陷入越南戰爭泥潭,美國的實力遭到削弱,國際冷戰美弱蘇強。出于牽制蘇聯的需要,中國進入了美國的地緣戰略新架構,由此迎來所謂“中美蜜月期”。即便中美建交,美國對中國的關系也沒有真正“正常化”,在接觸與遏制間,對華限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巴統”因蘇東巨變而失效,但是在美國主導下,代之以“瓦森納爾協定”,其針對中國的用意明顯。蘇聯解體后,美國把中國看作是“最后一個眼中釘”,聲稱“中國已成為美國主要的意識形態對手和在很大程度上令美國人感到厭惡的象征”。美國以“最惠國待遇”與“加入WTO”為誘餌,頻繁使用民主人權、貿易摩擦的大棒,向中國索取了極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
中美關系問題資深專家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挑戰:首先是經濟挑戰。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增加對能源與資源的需求。其次是軍事安全挑戰。中國是唯一沒有解決領土完整問題的大國,其實力的增強以及民族情緒的高漲將可能導致軍事解決臺海、南海等領土主權問題。第三是“中國模式”對西方長期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理念產生沖擊。第四是中國的崛起在心理上對長期處于老大的美國形成挑戰。
1991年蘇聯解體后,西方國家研究機構曾經草擬了一份21世紀“徹底摧毀社會主義”的報告,中國成為美國執行“超越遏制戰略”的主要對象。東亞研究機構專家哈里認為,中國是美國面臨的真正挑戰,因為中國與美國其他競爭對手不同的是,它是“一支多頭力量”。冷戰時期的蘇聯對美國只是挑戰,不是威脅,因為蘇聯雖然軍事強大,但是經濟薄弱。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是美國的經濟對手,但不是軍事對手。而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都在迅速發展,且在地緣戰略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利益。
美國情報機構在2009年9月發表的一份戰略報告中說,“中國與美國有共同的利益,但中國越來越擴張的資源政策和軍事現代化是成為(美國面臨的)復雜挑戰的一個因素。”
為遏制與延緩中國崛起,美國將會也正在使出各種手段。次貸危機發生后,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凸顯,于是美國糾集各類同盟、同伙,從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等經濟議題,到東海軍演、釣魚島事件、南海航道、與印度核合作等地緣政治問題,再到諾貝爾和平獎等一系列問題上,形成對中國的聯合“圍剿”態勢。
美國除了在多邊與區域上打壓中國外,關鍵是在雙邊上與中國短兵相接,集中體現就是“戰略與經濟對話”。歷史上,美國都是通過類似對話,一步一步地將競爭對手送入了早已編織好的羅網。上世紀80年代,為抑制日本崛起,美國借口日元幣值低估、貿易順差持續增加,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將日本拉到談判桌上進行戰略對話。1983年美日兩國財政部組建一個“日元/美元的聯合工作組”(后更名為“美日金融市場聯合工作組”)。從1984年至1988年間,美國通過此機構不斷向日本大藏省施加壓力,強迫其擬定詳細的日本金融市場自由化計劃,先后接受了《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與《巴塞爾協議》,給日本金融戰敗奠定了的深厚基礎。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核心。當今,美國的金融力量最為強大,而金融業則是中國安全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金融領域極有可能成為美國擊潰中國千里長堤的最好突破口。由此不難發現,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金融開放始終是美國攻擊中國的關鍵所在。多年來,美國為中國輸送了大批金融人才,這些人才逐漸進入中國的相關部門與機構領導崗位,他們以華爾街特有的步調,跟隨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的笛聲起舞。此外,美國以中國加入WTO為誘餌以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為契機,使一大批各類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這些金融機構與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密切配合,分工協作,向中國每個經濟細胞與末梢滲透,積極培養與增強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不斷削弱中國金融機構(包括監管機構)的話語權。未來,美國在中國布局到位之日,更確切地說,引爆中國金融危機爆發之日,恐怕即是中國這個“世界老二”魔咒生效之時。
2010年1月28日,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十大迷思》的報告,針對中國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表述,報告斷言:中國很可能永遠不會超越美國。報告認為,若把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與美國近30年的增長進行比較,固然會得出中國超越美國的結論,但是中國未來30年的經濟,肯定與過去的30年有所不同。中國人口將會老化,到2035年,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將有2.5億,中國經濟不可能負重急行。美國傳統基金會是美國最大、影響力最強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之一,也是意識形態、美國政府工具色彩最濃的一個機構,長期以來其一直用“自由經濟理論”、“自由經濟政策”來引導后進國家走向“富強”道路。傳統基金會敢于斷言“中國很可能永遠不會超越美國”,這不僅是基于對未來的簡單樂觀,恐怕更有對過去經驗的十足自信,以及中國正在走向魔咒的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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