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年前，美國“國父”之一托馬斯·杰斐遜在《獨立宣言》的前言中宣稱“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每個人不可讓渡的天賦權利”，從此，“追求幸福”（意指創造和擁有財富）的權利成為美國立國的倫理基礎之一。這種對于“幸福”的表述曾經被認為是與中國人傳統的儒家倫理觀不同的，在儒家觀念中，“幸福”的核心表述之一是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按照朱熹的注釋，“均”指“各得其分”，即得到所應該得到的；“安”指“上下相安”，即上層和下層要互不侵犯對方所應得的“分”。這兩種如此不同倫理表達如今卻在“占領華爾街”的憤怒表達中合二為一了。我們需要先看看促使人們走上街頭去抗議華爾街的背景。

“劫貧濟富”的美聯儲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非農領域失業率兩年時間內從危機前的4.5%上升到2009年11月的10.2%，沒有失業的人光景也不好過，29歲以下在工作崗位的年輕人收入比景氣時期下降了約12%。對于美國這樣經濟主要靠消費拉動的國家來說，這就意味著跟普通勞動者有關的幾乎所有行業都陷入蕭條，一片慘淡。而這時對國民經濟負有責任的財政和金融系統在干什么呢？

2008年華爾街巨型投行雷曼兄弟倒掉之后，高盛出身的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立刻出臺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援助之手伸向的是華爾街的金融家而非普羅大眾。美聯儲則先后進行了兩次“量化寬松”（QE）操作。2008年末開啟的第一輪量化寬松，美聯儲買進由房地美、房利美和聯邦住宅貸款銀行發行的價值1000億美元的債券及其擔保的5000億美元的資產支持證券，相當于投入超過6000億美元的儲蓄購買華爾街的不良資產為金融體系“排毒”。2010年4月開啟的第二輪量化寬松，美聯儲計劃購買6000億美元財政部發行的國債，將之注入金融系統。而金融系統則將這些錢貸給了大公司，大公司把這些錢變成了現金儲備而非投資！經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如此“救援”之后，華爾街雖歷經危機打擊，高管們的分紅卻并未減少，而普通勞動者們的日子反而雪上加霜。2011年9月，美國勞工部官方失業率數據為9.1%，但彭博社分析認為，官方失業率統計不包括因還不起房貸而失去固定住所的人群，也不包括原來就靠兼職生活的人群，因此彭博社認為，保守估計的整體失業數據是12%到15%。這樣的數據背后絕非只是更多的人靠領救濟金生活這么簡單。

據報道，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平均每個家庭負擔的國家債務增加了35835美元。這意味著美聯儲通過購買國債來增加美元發行，實際上是以美國普通勞動者們背負更多的債務為代價的，因為在美國的“以國債為擔保發行貨幣”機制下，國債發行的增加意味著未來為了支付利息就必須多加稅，這就相當于普通勞動者背負了更多債務。而稅收增加的預期也導致企業不敢擴張，從而導致新增就業崗位越來越少，去年美國18-29歲的年輕人只有55.3%被聘用。可見，美聯儲兩輪量化寬松實際上起到的效果是“劫貧濟富”：華爾街高管們依然鼓鼓囊囊的腰包與普通勞動者們預期稅負的增加是同一過程的不同階段。這不但侵犯了美國《獨立宣言》中“追求幸福的權利”，同樣違背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倫理精神。難怪此番“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標志性口號是“99% VS. 1%”。1%的人的利益的確與99%的人形成了尖銳對立，而這其實是“金融的邏輯”的必然結果。

“金融的邏輯”走向悖論

歷史上，金融是從貿易中產生的，本來是為真實的商品和勞動提供服務的。最早的銀行都是貿易銀行，與海上貿易密不可分。海上貿易興起提出了一個問題：一船貨遠航而來的過程中代價高昂，因此船主不愿在沒拿到錢的情況下先發貨，因為他怕不能按時拿到錢；而買方也不愿在沒有拿到貨的情況下先付錢，因為他怕船跑掉。這樣銀行就應運而生了：以“信用”為擔保為交易墊支，通過買賣雙方讓渡一部分預期收益獲得收入。因此，金融游戲的真諦就是以時間獲得金錢數字的增加。當這個真諦被現代科技所演繹，時間與數字的游戲就可以跟真實經濟“脫鉤”，這就是金融工程。金錢可以通過互相買賣與真實商品無關的合同而獲得，可以通過套取不同國家的利息差別而獲得，甚至干脆從匯率的快速漲跌中獲得。據估計，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由金融工程制造出來的衍生金融物品高達400萬億美元以上，而美國的年GDP才不過14萬億美元。

這套游戲的問題在于：數字可以通過金融工程不斷制造，但貨幣發行卻是需要真實經濟依托的。當虛擬的數字只是被囚禁在虛擬交易的想象“籠子”里，那他對真實經濟也沒有太大危害，但是當真實經濟預期變差，人們想把虛擬的錢變成真實貨幣購買物品，經濟就會無力支撐，于是“金融塌方”就發生了，導致貨幣貶值和失業同時發生，這正是美國經歷的景象。貨幣本身是真實商品的符號，只有能與真實商品進行交換的貨幣才是有價值的，因此貨幣需要種種產量有限而同時需求最廣的真實商品作為“抵押物”，從黃金到石油到礦物、糧食等大宗商品都或多或少具有這種性質。然而數字游戲卻是無限的，幾乎不受限制地快速膨脹。當有限遇到無限，悖論由此產生。而當悖論爆發，悖論的制造者得到的卻不是懲罰而是救助，悖論的受害者卻被拷上了新的債務枷鎖。這就為“占領華爾街”的烈火提供了煤油。

“占領華爾街”走向何方？

“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活動的發起和命名于2011年7月產生自Adbusters.org網站，該網站進行了兩個月組織活動，于9月17日正式策動了“占領華爾街”行動。

Adbusters實際上是個非營利組織，成立已超過20年。根據英文維基詞條，該組織是一個“全球網絡”，主要由藝術家、活動人士、作家、嬉皮士、學生等構成，鼓吹“反對消費主義”。此前該組織也曾策劃過一些在西方有影響的活動如“無購物日”（Buy Nothing Day）、“不看電視周”（ TV Turnoff Week）等。由于該運動由一家“文藝”網站發起，并且最初參加者大多是些看上去不諳世事的“文藝青年”，因此被廣泛批評為“沒有具體目標的街頭行為藝術”。然而，10月5日，活動蔓延至數百個城市，包括工人、教師在內的多個行業工會也加入進來，“行為藝術”變成了真正的社會運動。

目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者已宣布將把活動堅持至少幾個月，并且擴大到歐洲。雖然這個針對金融系統的運動并未提出金融上的解決方案，然而，其對“金融的邏輯”將產生的重大影響已初露端倪。

“占領華爾街”的后果，可能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清晰呈現。前文說到“金融的邏輯”的悖論就是錢數的膨脹與貨幣的機制相矛盾，其結果是今年8月初的美國國債上限“破頂”危機。需要注意的是，8月2日美國國會的臨時協議并非真正的解決方案，而是把解決方案出臺時限延期到了今年12月23日，而把解決手段的實施推到了明年初。8月2日臨時協議之后，美聯儲獲得了4000億美元國債購入額度，但美聯儲卻沒舍得用掉，這也是為明年初留的“后手”。之所以要留“后手”，是因為次貸危機可能在明年初再度爆發。由于一個標準的衍生金融合約一般是五年，所以2007年爆發次債危機時發生違約的金融資產，應該是在2002年簽的，而2007年這些合同被美聯儲以QE1的方式買入，同時又陸續凍結了一部分。由此到2012年，又一個次貸合同到期高峰將到來，屆時美聯儲很可能需要幾千億美元QE3操作空間來重復QE1的動作“稀釋”這些“有毒資產”。

然而“占領華爾街”的發生卻為潛在的QE3制造了變數：如果屆時美聯儲強行QE3就是逆民意而動，必將激起更大的抗議浪潮；如果美聯儲懾于民意而不敢QE3，那么更嚴重的金融海嘯將爆發。而以“占領倫敦金融城”等名義蔓延到歐洲的抗議，則又為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火上澆油：德法兩國領導人最近表態稱即將出爐的發行債券救援歐洲銀行業的方案，實際上是美國QE1的翻版，對此，抗議者們會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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