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聯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漲的赤字，連同社保和醫保計劃上的長期融資問題，引發了一場圍繞財政緊縮問題的斗爭。類似的斗爭也在全球范圍內爆發。最富有的、在經濟上最有權勢的階層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保守派政客聯合在一起，要求通過公共部門緊縮開支來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減各級政府在補助窮人和中產階級以及重要公共投資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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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國聯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漲的赤字，連同社保和醫保計劃上的長期融資問題，引發了一場圍繞財政緊縮問題的斗爭。類似的斗爭也在全球范圍內爆發。最富有的、在經濟上最有權勢的階層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保守派政客聯合在一起，要求通過公共部門緊縮開支來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減各級政府在補助窮人和中產階級以及重要公共投資方面的支出。這些要求有意破壞20世紀30年代以來使資本主義從屬于民主控制的新政體系。右翼集團試圖用20世紀20年代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現代翻版取而代之。本文認為，當前的赤字危機是戰后初期以新政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向現在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模式轉變的結果，這一轉變始于里根時期并延續至今。新模式導致經濟增長緩慢、不平等加劇以及赤字上漲，而上漲的赤字反過來引發了對財政緊縮的要求。本文在追溯當前赤字危機的長期演化過程的基礎上，說明危機可以通過以下方法解決：對高收入家庭和大公司加稅，削減戰爭支出，并采用加拿大或歐洲式的醫保制度。財政緊縮并非無法避免，而要求財政緊縮實質上是權貴階層對美國人民基本利益的挑戰。

　　一. 引言

　　當前或許是美國政治經濟演變的關鍵時刻。美國聯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漲的赤字，連同社保和醫保計劃上的長期融資問題，引發了一場圍繞財政緊縮問題的斗爭。最富有的、在經濟上最有權勢的階層與保守派勢力一唱一和，要求通過公共部門緊縮開支來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減各級政府在補助窮人和中產階級以及在教育、醫保、基礎設施和技術研發等重要公共投資領域的支出。同時，州及地方公共部門的工會受到攻擊，這里的工會參與率超過了工會活動陷入低谷的私人部門。并且，由富人、大公司和保守派政客組成的右翼集團要求為富有家庭和公司實行巨額減稅。[1]比如，共和黨控制下的眾議院最近提出一項高達4.2萬億美元的累退性減稅，這將制造出更大規模的赤字，從而為摧毀政府的社會和投資支出積累政治和經濟上的壓力。這只是保守主義"餓其體膚"策略的一個例子，這一策略要求在任何財政狀況下維持累退性減稅，迫使除國防和補貼公司之外的全部支出崩潰。[2]類似的緊縮壓力同樣在整個歐洲蔓延，一場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正在世界許多地方上演。

　　當前這場斗爭試圖破壞大危機和二戰之后在美國等地所建立起來的經濟模式。這一經濟模式被稱作社會民主主義、民主資本主義、管制下的資本主義或者混合式經濟。在美國，新模式的基礎是在20世紀30年代伴隨羅斯福新政而建立的。社會民主模式依賴于市場，但是市場活動必須服從于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強大民主政府的指導和控制。政府需要做以下事情：投資基礎設施和技術研發;資助存在市場失靈的重要經濟部門，如教育、醫保和住房;對產業進行管制;建立并擴大社會保障體系以幫助那些在市場體系下境況惡化的人們;利用稅收完成各項義務并遏制兩極分化;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確保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實現充分就業。政府還要為工會運動創造積極環境，使其能夠在生產和政治上有效抗衡企業和富人。歷史表明，沒有勞動者和其他進步社會力量的抗衡，大公司和富人的利益最終會支配政治過程。在本文中，新政這個詞主要是泛指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民主模式，而非特指羅斯福時期的某些政策。[3]

　　保守派認為緊縮計劃將會促進增長并減少失業進而減少赤字，但其實結果恰恰相反。政府支出的削減降低了對商品和服務的總支出，這減少了經濟中的就業和收入，進而減少了稅收并增加了赤字。全球范圍內緊縮計劃的盛行使各國經濟瀕于衰退甚至蕭條，并有可能觸發另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是本文并不討論這一緊迫的危險。當前所需的是鄭重考慮未來幾年的就業計劃，而這一計劃在右翼集團削減公共支出和擴大累退性減稅的要求下是無法建立的。

　　本文提出三個主要觀點。第一，當前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右翼勢力在過去八十年中一直為破壞社會民主經濟模式而努力，而當前的斗爭就是這一努力的積累和延續。

　　第二，當前政府債務危機是里根時期開始實行的右翼經濟政策所造成的。這些政策不僅導致了糟糕的經濟表現，而且產生了大規模的預算赤字。債務與GDP之比在1980年之前非常低，但是此后除克林頓時期之外卻持續迅速上升，與里根執政時相比已經翻了三倍。上漲的赤字是里根及其后繼者所創造的經濟模式的一個部分。緩慢的經濟增長與減稅導致了上漲的赤字，而在右翼經濟學的奇特邏輯中，這些赤字將引發更多累退性減稅的要求。保守派經濟學家認為對企業和富人減稅將會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觀點被事實反復證偽卻并不會對政治造成任何影響。保守派政客把上漲的赤字當作一種策略，用來施加經濟和政治上的壓力，迫使政府削減作為新政基石的生產性投資和社會保障網的支出。迄今為止，削減諸如社保和醫保等新政體系主要方面的社會支出還未在政治上通過，并且軍事開支仍在膨脹。減稅并未與大幅削減開支相配合，結果造成了赤字的急劇上升。然而，當前債務危機的嚴重程度已經為破壞新政體系創造了條件。

　　第三，民主和共和兩黨不是去批評赤字危機的起因，即右翼經濟模式下緩慢的經濟增長、金融市場急劇的去監管化過程、持續的累退性減稅以及在選擇性戰爭上的過度花費，相反，兩黨均提出要大幅削減開支。民主黨提出溫和的緊縮計劃，而共和黨為了摧毀新政體系要求嚴酷的財政緊縮。兩黨均提出累退性減稅計劃，這會導致赤字增加進而向財政緊縮進一步施壓;不同的是，民主黨提出大幅減稅而共和黨所要求的減稅規模比之更大。

　　破壞新政根基的政治壓力日益增長，但是其邏輯卻自相矛盾。右翼集團在八十年的努力之后即將摧毀新政體系，正因為(而非盡管)它導致了三十年低迷的經濟表現與不斷膨脹的赤字。正是右翼模式所導致的巨額政府債務的增長創造出當前的債務和政治危機，這反過來又催生了對財政緊縮的廣泛要求。右翼集團如同從失敗中取得成功：它所領導下的經濟表現越是糟糕、赤字增長越是猛烈，實現最終目標的可能性就越大。[4]

　　二. 從政治經濟史看當前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

　　要明白當前右翼集團想要在美國實現的政治經濟格局，可以參考20世紀20年代后半段的繁榮時期。當時產業管制很少，企業和富有家庭的稅收很低，工會運動跛足前行，勢力強大的金融部門如造雨般向有錢人分發貨幣，經濟精英支配著政治體系。1923-1929年，70%的收入增長由最富1%的人群獲得，而只有15%流向了底層90%的人口。這就是右翼的理想國。

　　此種極端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注定會產生危及整個體系的波動。1929年末出現的金融危機最終演變成金融崩潰以及嚴重蕭條。1933年失業率高達25%，而實際GDP比1929年下降了27%。這場經濟災難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動蕩，使資本主義在美國是否應該存在都遭受了質疑。工會的斗爭性隨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蔓延而高漲。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使經濟和社會陷入極端危險之中，這一觀點漸成主流。羅斯福和民主黨在1933年控制了政府并開始實行被稱作新政的一系列計劃，包括對金融市場的嚴格管制，建立社保體系，支持不斷高漲的產業工會運動，大規模的公共就業項目，各種由債務融資的刺激支出，以及初步的失業保險體系。新政對阻止經濟崩潰產生了作用;1936和1937年的實際GDP超過了1929年水平。但是它并不足以恢復充分就業并帶來全面繁榮，這依靠二戰時期的中央計劃和大規模政府支出才得以實現。

　　二戰后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顯著提高。1929年聯邦支出只占GDP的3%，但是到50年代增長到了16%。社會保險擴大了，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體系建立了起來，各種收入保障計劃的實行擴大了社會保障網。1954年工會參與率達到了34%的高點。工會在美國的主導產業中尤其強大，其與資方的協議影響著未工會化企業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工會成為民主黨的重要伙伴，不僅為民主黨提供資金，而且動員數百萬家庭為該黨候選人投票。工會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制衡公司和富人權力的最重要力量，也是促使政府實行有利于窮人和中產階級政策的最重要力量。實際上，戰后美國中產階級的巨大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工會和新政造就的，而工會運動衰落之后再也沒有有組織力量能夠并且愿意起到這個作用。

　　20世紀30年代早期，美國的精英階層在是否接受新政主要內容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30年代后期，隨著大規模反對資本主義的威脅出現，右翼抵制力量增長了。右翼集團痛恨新政的原因在于，他們認為新政通過產業管制干涉了私有財產的自由，憑借所得稅(1916年之前并不存在)強占了私有財富，并且破壞了為其推崇的理想中自由市場的完美效率。公司痛恨工會，因為工會干涉了所有者權利，使其不能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經營生意，并且工會還破壞效率，限制契約自由，減少利潤，并在政治過程中抵制公司的利益。右翼集團痛恨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因為他們認為經濟保障只有通過工作和財產所有權才能獲得，而不是靠政府的施舍;當然如果接受施舍的是他們自己，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反對政府把充分就業作為目標，因為對失業的擔憂有助于維持企業對工人的權力。

　　換言之，右翼集團想要恢復20世紀20年代的體制。他們的目標很清楚：終止政府對企業的管制，削減或消除對公司和富人的征稅，摧毀工會運動，削減政府社會支出，使最富的1%的人口所分配的收入份額恢復到大蕭條前的水平，使政府重歸精英階層的控制之下。

　　對新政的許多反對意見基于經濟上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強大的道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新政不僅被認為危及利潤，而且被認為危及根本價值觀乃至生活方式;這一觀點被菲利普斯-菲茵(Phillips-Fein)的研究所強調，她考察了30年代始直到里根時期右翼抵制新政體系的歷史。[5]

　　右翼勢力夢想回到管制少、稅收低的20世紀20年代甚或是19世紀末。他們畏懼國家的權力以及再分配的威脅。他們認為新政與工人運動在本質上是一種過度民主，把工人階級通過工會組織起來導致福利國家的興起和市場經濟的變異。他們認為自由市場等同于自由本身，而管制市場意味著犧牲政治自由以及經濟競爭力。對他們來說，將新政扭轉過來不僅是底線問題，而且關乎最根本的社會原則。他們強烈反感社會民主主義。(Phillips-Fein, p.269)

　　右翼集團打擊社會民主主義的努力自20世紀30年代持續至今。這一過程中他們取得了許多勝利。1947年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案就是一項重要成就。該法案禁止工會為支持其他工會的行動而罷工，允許各州的工作權利法案從而禁止工會壟斷工人來源，強制執行反對共產主義的忠誠宣誓，打擊激進的工會領袖。由于受到該法案的沖擊，并且在反對工會的南方和白領工人中工會組織的規模有限，所以在50年代初工會參與率達到高點之后開始緩慢下降。但有組織的勞動者在之后幾十年仍然是一支強大的力量。

　　1964年古爾德沃特(Goldwater)競選總統時期或許是70年代末之前反對新政體系的高潮。右翼集團所遇到的問題是，擴大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歡迎，不僅因為它抑制了大蕭條的后果，而且因為它在二戰之后直到70年代中期創造了經濟繁榮，也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經濟增長迅速，失業率較低，實際工資和家庭收入迅速增長，不平等狀況迅速改善，最富1%人群的收入份額從1928年的24%下降到40年代末的10%左右，且這一數字一直維持到里根時期。[6]在50和60年代，許多經濟部門由于利潤很高而遠離了右翼集團對新政的抵制。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4年給其兄弟的一封信中表達了共和黨主流對新政主要部分的接納：

　　如果哪個政黨試圖放棄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并廢除勞工法和農場項目，那它就再也無法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了。當然，有很少數人不這樣認為。H.L.Hunt就是一個，還有得克薩斯的一些石油巨富，以及偶爾幾個政客和生意人。他們人數很少且很愚蠢。(Phillips-Fein, p.56)

　　注意艾森豪威爾稱之為"愚蠢"的行為卻正是如今共和黨的重要目標。

　　新政傳統下的各種計劃在70年代仍在擴張。從在任時期政府的經濟作用來看，尼克松總統比如今大多數民主黨人都更具進步性。

　　政府積極主義的興起是在尼克松時期加速的。尼克松(而非約翰遜)時期的國內支出見證了自新政以來最為迅速的增長。他簽署了大幅增加社會保障的計劃，并且開創了全國范圍的食品券計劃。尼克松總統還批準將老年保障補助計劃轉變為大幅擴展且遍及全國的補充保障計劃。是尼克松而非約翰遜簽署法案大幅增加了管制政策的范圍，設立環境保護署(1970)，職業安全和衛生管理局(1970)，全國交通安全委員會(1970)，消費者保護委員會(1973)，礦業安全和衛生管理局(1973)等。與如今的共和黨領袖甚至是許多民主黨人相比，尼克松看起來更像徹底的社會民主主義者。(Hacker and Pierson, pp.96-97)[7]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見證了右翼集團在政治過程中的地位轉折。70年代在經濟上動蕩不安。石油價格的快速上漲先后在70年代前期和后期沖擊了整個經濟。結果出現了兩輪通脹上揚。由于美國所采用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幾乎完全依賴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經濟總支出(而不是微觀導向的產業政策)，政府只有兩種選擇：倘若不是以通脹為代價刺激支出來維持增長和就業，就只有以增長和就業為代價來降低通脹。[8]1973年OPEC石油價格第一次上漲之初，政府選擇了后者。失業率從1973年的4.9%增至1975年的8.5%，這一數字對黃金時代來說高得驚人。1975-1977年通脹的確下降了，但隨著OPEC石油價格在70年代末再次提高，通脹率又一次上漲。與此同時，增長率的下降進一步受到進口快速增長的負面影響，進而使利潤和股價下跌。這些情況導致人們對經濟現狀越發不滿。并且，在種族融合方面的沖突、反越戰運動以及所謂的"文化戰爭"(學生激進主義、婦女運動、支持墮胎的斗爭以及以毒品、性、搖滾為標志的青年反叛潮流)與各種社會不安絞在了一起。

　　這些新情況導致復活的右翼經濟勢力與迅速擴大的文化保守派聯合了起來。比如，宗教權利的影響力日益增長。結果，企業和其他保守勢力意識到自身能力的增強，從而可以籌資來選舉出親善的政客、組織群眾向政治施壓，還可以捐助智庫和大學以擴大右翼意識形態的影響基礎。他們對媒體(電視、廣播和報紙)的控制日益增強，并且按照保守主義的視角向公眾解讀經濟和政治事件。隨著大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開始轉向更為激進的保守經濟立場，他們籌集了大批資金從事游說活動。公司政治行動委員會(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最富有的右翼家族(諸如俄林家族、皮尤家族、庫爾家族、科赫家族和梅隆-斯凱夫家族)向政治領域傾其資金;企業和富人提供了資金的供給，而政治競選成本的增長產生了對資金的迫切需求。共和黨在70年代末的籌資競賽中壓倒了民主黨，這一變化正發生在民主黨被南方保守派普遍拋棄之際。同時，美國工會的參與率下降到23%，使對新政體系的支持進一步弱化。

　　為了應對新問題，民主黨人對企業變得更為親善并且在經濟上更為保守。到卡特執政末期，右翼集團已經準備好挑戰二戰以后政治經濟體系的根基了。

　　1977和1978年見證了自由(liberal)時代的迅速衰落以及巨大變革的發生。到1978年，當民主黨一統控制參眾兩院及白宮時，里根革命的征兆已經浮現。國會批準了一項稅收法案，其重要條款是大幅削減資本利得稅，這會使富人大量受益。此后又一個重要決定是大幅提高薪資稅，這是最具累退性的聯邦稅負。美國不再利用稅收緩解市場產生的不平等以及限制少數人的過高收入。與此同時，國會和總統在經濟政策上也出現了重大變化，暗示過度管制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阻礙。(Hacker and Pierson, pp.99-100)[9]

　　到1980年，美國來到了十字路口之上。當時的政府體制和政策，連同生產、投資和金融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國際競爭的加劇，已經無法實現公眾所期望的普遍繁榮，盡管70年代對于最窮2/3的人群來說實際上比80年代更好。如果不重建或重振社會民主模式，那就要用其他模式取而代之了。右翼集團對他們想要的替代模式了然于胸，那就是20年代模式在全球化條件下的現代翻版。對新政基本體系的支持者困惑于如何在經濟不利形勢下重建政府與經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拋棄了整個新政體系，并且把自己重塑為傾向企業的"中間派"。[10]

　　進步學者和政客其實為當時的主要經濟問題提供了與新政思想一致的解決方案。70年代末的短期通脹(如果不是第三次OPEC石油價格沖擊則持續時間會更短)可以通過臨時性的工資-價格控制來緩解。然而，聯儲將利率推到頂點，導致大量失業并破壞了美國的產業基礎。[11]金融混亂本可以這樣來終結，即通過重建有效的金融市場監管體制以應對這一時期的新問題，而不是通過金融的去監管化和全球化。[12]我們本可以利用產業政策促進國內制造業體系的擴張并創造出更多報酬豐厚的工作，而不是通過高利率、高匯率和全球化來破壞產業基礎。我們本可以采用加拿大或歐洲式的醫保體系，而不是去遷就在工業化國家中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體系。我們本可以加強工會運動而不是采取措施使其衰落。我們本可以通過累進性加稅來增加稅基，并利用額外收益維護社會保障網以及增加生產性的政府投資。更強大的工會與不斷增長的最低工資一起，連同對金融市場的管制、更具累進性的稅收政策，本可以維持黃金時代相對較低的不平等程度。然而在70年代末以后的政策之下，不平等程度已經躥升到20年代末的水平。

　　關鍵問題是，與撒切爾夫人除了不受監管的全球一體化資本主義之外"別無選擇"的格言相反，對于混合式經濟來說總是有多種路徑可供選擇。但是在70年代末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下，右翼集團所支持的模式最終獲得了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權力。

　　1980年里根成功競選總統代表了右翼勢力的一次重大勝利。眾所周知，他嘲諷了新政思想中有關政府可以在經濟中起到有力作用的觀點;他說，"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恰恰是問題本身。"在民主黨所控制的國會支持下，里根總統采取一系列政策，邁出了建立20年代經濟模式現代翻版的重要一步;這一模式后來被稱為全球新自由主義或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里根限制政府花在窮人和中產階級身上的支出，同時對公司和最富的人實行大幅減稅。[13]他打擊工人運動，最早是在他解雇1981年舉行罷工的機場調度員的時候。他還把反工會的人安插進勞動管制體系，并且支持對親資本、反勞動的聯邦法官的提名。80年代上半期的大規模失業進一步削弱了工會力量，到1989年工會參與率只有16%。

　　里根時期的政府加速了對經濟去監管化的過程，其中金融市場尤其明顯。金融市場的去監管化、高失業、累退性減稅以及對工會的打擊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不平等程度的迅速提高。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份額在里根時期增長了50%。并且，資本投資、貿易和金融毫無阻礙的全球性流動在里根時期也顯著增長了。全球化賦予具有流動性的產業資本以巨大優勢，使不能流動的本國勞動日益受到企業轉移海外的威脅而被迫接受低工資和低福利，使工人更易規訓，使工會更易服從。企業在海外生產資本品和消費品而后出口到國內銷售，因此自80年代起美國開始出現大規模貿易赤字。資本流動性的增強同樣促進了"竟次性"過程，而跨國企業威脅只在公司稅最低、監管最無效的國家投資。因此，里根為重建20年代體制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于里根不僅減稅，而且使國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長了1.5%，因此導致了二戰之后最高的聯邦預算赤字。在里根之前，二戰后最高赤字出現在1976年，占GDP的4.2%;其實，這一時期只有三年赤字超過GDP的3%，并且都出現在OPEC首次提價之后。但是1982-1987年，每年赤字平均達到GDP的5.9%，而1982-1989年這一數字從未低于5.6%。事實上，由于赤字過大，里根數次支持頒布新稅法以增加收入，其中最重要的稅法在1986年實行。1986年稅法降低了公司所得稅的最高稅率，但是彌補了許多稅收漏洞，直接導致公司所得稅收入的提高。然而并不令人奇怪的是，由于此后游說者給稅法安插進新的漏洞而較低的稅率得以維持，這降低了公司所得稅的有效稅率并使稅收外流。"如果你現在仔細研究稅法就會發現，這里到處被插進了減稅的楔子，比那些大張旗鼓削減的數額要多得多。"(Hacker and Pierson, pp.109)

　　里根時期政策的主導方向在老布什時期得以延續。右翼勢力更加強大并且民主黨繼續右轉。克林頓以進步姿態參加1992年總統選舉，但作為總統他是親資本的中間派。[14]民主黨人在1994年失去對參眾兩院的控制，而自50年代中期起他們就控制眾議院。眾議院領袖諸如紐特·金里奇、狄克·阿爾米、湯姆·德萊，是戰后掌控眾議院最為右翼的一群人，是艾森豪威爾預測絕不會當選的一類共和黨人?，F在，溫和的共和黨人已十分稀少，而民主黨在經濟問題上比艾森豪威爾和尼克松還要右傾。

　　克林頓在經濟上的作為毀譽參半。在他任期內的90年代后半期出現了快速經濟擴張，導致失業率在1970年以后首次降到5%以下。2000年的失業率為4%而且通脹維持在較低水平。他推動了對富人的微弱加稅，這與快速的經濟增長一起導致在他任期的最后三年出現了自1969年之后首次預算盈余。但是這一時期也有嚴重的經濟問題。第一，經濟擴張是在幾種不可持續因素的推動下實現的，包括互聯網泡沫、通信技術泡沫以及股市泡沫，其中股市泡沫憑借掩蓋公司利潤下降而的做假帳行為而得以在1997年之后延續;克林頓卸任之后這些因素的崩潰立即觸發了經濟衰退。第二，他邁出了對金融市場去監管化的重要一步，這直接促成2008年金融崩潰的發生。第三，他嚴重削弱了福利體系。第四，在工會運動以及很多民主黨人的反對下，他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國會中通過，并且幫助建立世貿組織，使全球化過程進一步加深。第五，在他任期內不平等程度顯著提高，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份額在他任期內從15%增長到22%。[15]

　　到克林頓執政期末，工會參與率下降到13.5%。雖然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社會群體自70年代起增加了，其中包括婦女和環境運動，但是沒有一個群體像工會那樣集中而有效地支持收入最低2/3人群的經濟利益。破壞新政體系勢力所遇到的抵制從未如此孱弱。

　　喬治·布什在2001年上任的時候，正是在90年代后期維持增長的泡沫破裂并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時候。在布什時期，共和黨成功加強了對新政體系的攻擊，甚至已經勝利在望。這一時期見證了大規模累退性減稅計劃的通過，使數萬億財政收入流失。2007年，納稅正義公民組織(Citizens for Tax Justice)估計最富1%的人群將在十年中獲得減稅總量的38%。[16]實際上2010年的確達到了這一數字。[17]布什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了本可以避免的戰爭，迄今為止耗資巨大，并將最終花費數萬億美元。財政收入由于布什時期極為低迷的經濟增長而受到抑制。比如，2008年經過通脹調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比十年前還低，這是戰后首次出現的情況。減稅、戰爭以及緩慢的經濟增長本身就會把克林頓時期的盈余變為大規模赤字，但是2008年金融崩潰將虛弱的經濟復蘇又帶入深淵。經濟崩潰減少了財政收入并自動引發失業補助和醫療補助等方面支出的增長。由于擔心全球金融體系會自我崩塌而必須采取強有力的行動，政府承諾以12萬億美元支持金融市場。為了防止經濟嚴重下滑變成無休止的衰退，一項由債務融資的大規模刺激計劃也在實行。

　　失敗的右翼經濟模式以及布什、奧巴馬防止衰退的蠻干政策導致在奧巴馬剛剛上任就出現了和平時期最高的聯邦預算赤字。一個理智的想法是，降低赤字的政策必須針對那些引起赤字的根本原因;但事實并非如此。民主、共和兩黨在如何應對債務危機上的爭論建立在明顯錯誤的假設之上，即大規模赤字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我們"，也就是美國人民過于貪婪而去要求他們所不愿也不能償付的政府支出。正如一位猶他州的共和黨議員，同時也是奧巴馬總統解決未來社保虧空問題委員會的聯合主席所說的那樣，"社保像一頭喂養3.1億人的奶牛。"既然問題在于美國人民吸干了政府，那么顯然解決辦法就是大幅削減政府過度的非軍事開支，以此來消除赤字。抬高稅率與共和黨最不相容，而奧巴馬總統僅僅提出了對最高收入人群溫和的增稅計劃。事實上，幾乎所有赤字都打算通過削減非軍事支出來實現，這是右翼集團的長期目標。2007年是危機沖擊經濟并導致政府支出迅猛增加之前的最后一年，而2010年需要消除1.3萬億美元的赤字，這相當于2007年全部政府支出的47%，包括醫療保險、醫療補助、社會保障和國防支出在內。堅持完全依靠削減支出來削減赤字無異于要求摧毀社會保障網和公共投資。

　　2010年奧巴馬總統和國會同意使布什減稅計劃延續兩年，這預計會減少8500億美元收入而使情況變得更糟。最富1%的納稅者預計會獲得減稅總額的25%，而收入最低40%的納稅者只獲得9%。奧巴馬總統承諾對所有家庭25萬美元以內的收入延續減稅計劃。[18]

　　所以，那些對資助者唯命是從的右翼共和黨人和保守派民主黨人聯合在一起，共同支配著政治過程;他們不是通過消除產生赤字的原因來解決財政問題，而是利用債務危機圍繞財政緊縮發動了一場針對美國人民的戰爭。

　　菲利普斯-菲茵在關于右翼長期爭取廢除新政體系的研究中總結說，"反對新政體系的勢力所追求的目標已經大部分實現：新政體系被扭轉過來了。"(p. 322)

　　三. 右翼經濟模式的主要結果是增長緩慢、不平等加劇與赤字上漲

　　70年代經濟體制變革開始之后，經濟增長大幅放慢且不平等程度迅速加劇。雖然除經濟模式轉變之外的原因也促成了增長速度的下降，但是下降本身是顯而易見的。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在1950-1979年是3.75%，而1979-2010年只有2.75%。[19]圖1給出了由市場產生的收入數據，其中不包括諸如社會保障、失業補償等政府轉移支付。該圖說明實際人均收入的增長在1946-1976年比1976-2007年快得多，并且在前一時期，最窮9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長得比最富1%的人群也快得多。然而人均實際GDP在后一時期增長了66%，而最窮90%的人群從市場獲得的平均收入只增長了8%，但對最富1%的人群來說卻驚人地增長了280%。[20]在2002-2007年的擴張時期，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經過通脹調整后增長了61.8%，對最富0.01%的人群來說是94.1%，而對最窮90%的人群來說只有3.9%。[21]布什時期的擴張使20世紀20年代看起來都是頗為平均的了。

　　圖2給出了五等分和十等分的家庭實際收入增長數據。這里的收入指標包括政府轉移支付但排除了資本收益，后者主要流向了高收入群體。有兩個事實引人注目。第一，新政體系擴張時期比70年代末之后該體系被侵蝕的時期，家庭實際收入增長要快得多。對最窮80%的人群來說，這一對比格外明顯。第二，收入分配在后一個時期的不平等程度要大得多。在前一個時期，最窮一等的人群收入增長最快，最富一等的人群收入增長最慢。在1979年之后，最窮一等人群的家庭實際收入事實上下降了，比之稍富一等的人群家庭實際收入的增長基本為零，而最富一等人群迄今為止收入增長得最快。

　　等分的方法掩蓋了這一事實，即不平等程度的加劇集中表現在最富的少數人中。比如，1979-2007年，在收入增長中，最富1%的人群比最窮90%的人群所占的比重還要大，這一結果在里根革命之前不可想象。[22]最富1%的人群所獲得的市場收入(資本收益除外)份額在20年代的金融繁榮中達到了23.9%的頂峰，1929年之后該份額大幅下降并在黃金時代停留在10%左右;然而，就在右翼政治勢力在80年代強大起來后，這一不平等指標就長期上漲，在金融泡沫破裂之前的2007年達到23.5%。[23]最富0.01%的人群在2007年獲得了6%的市場收入，這比此前在1928和1929年達到的頂峰還要高。[24]最富人群的收入驚人增長，這部分解釋了面對新經濟模式的糟糕表現而為何沒有出現政治上的反彈。不平等程度的加劇使經濟和政治精英的收入極快增長，盡管整個經濟的增長率下降了。由于這些精英利用財富控制政治過程，所以并沒有出現對右翼經濟模式的有力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再一次像20年代末那樣變成了寡頭政治。

　　圖3說明體制變化對美國家庭的影響，給出了家庭實際收入中位數的變化。中位收入在1949-1979年增長了兩倍多，反映了普通美國人在新政時期經濟條件的巨大改善。但是隨著新政模式被侵蝕，收入增長大幅放緩了。1993年的中位收入剛剛超過1979年水平，而后在克林頓執政的擴張期內增長了近17%，而在布什時期實際上下降了3%。1950-1979年中位收入年均增長2.4%，而1979-2009年僅為0.04%。如果沒有家庭工作時間的增長，1979年之后的增長率可能變為負值。新自由主義時期實際GDP年均增長率為2.75%，勞動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為1.6%(1953-1979年為2.5%)，但是新經濟模式的結構導致了窮人和中產階級無法分享這一增長。

　　四. 右翼經濟模式和戰爭導致赤字危機

　　由于右翼經濟模式無休止地追求累退性減稅并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它對政府稅收增長有著強烈的結構性抑制傾向。它一方面決心減少政府在社會保障網和公共投資上的支出，另一方面支持增加國防支出以及對公司的補貼。并且，保守派政客提出減少社保、醫保等支出或將其私有化的方案，因其到目前為止引發了強有力的政治反彈使其無法實行;布什私有化社會保障的嘗試遇到了這種抵制而不得不撤回。實際上，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一經濟模式在制約財政收入增長方面比其在降低財政支出方面要更為有效。這些特征一起導致不斷上漲的赤字成為右翼模式的結構性特征。

　　歷史確證了這一判斷。公眾持有的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可用來說明政府的負債程度。這一比例在二戰剛結束的1946年達到112%的高點。在戰后最初幾十年，經濟增長速度比政府債務的增長速度快得多，所以這一比例變得很低。在里根執政之前這一比例達到26%的戰后最低點。里根之前并不存在赤字問題或債務問題。在里根任期結束的1988年，這一比例達到了41%，幾乎增長了60%。在老布什執政時期，這一比例增長至48.1%，幾乎是1981年水平的兩倍。在克林頓時期，隨著經濟增長的加速和富人稅率的少許提高，債務比例從49.3%下降到34.7%。在他最后三年任期內，聯邦政府甚至出現盈余。

　　實際上，當布什總統在2001年上任之際，由兩黨組成并負責評估稅收和支出對未來預算影響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估計認為，在當時的政策下(包括克林頓時期的稅率在內)，聯邦政府將在十年內實現持續增長的盈余。累計盈余預計會達到5.6萬億美元。[25]這個估計考慮了社保、醫保和醫療補助資金日益增長的問題。就在做出這個估計的2001年，公眾持有的總債務自這個國家誕生之日累計起來只有3.3萬億美元。我們看似到了即將消除所有聯邦債務的時候。

　　但是，不是為此歡欣鼓舞，許多保守派經濟學家和政客表達了擔憂，認為這些盈余會使國債市場萎縮從而引發危險，而該市場在金融體系中意義重大。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應對持續上漲的盈余"問題"的最好辦法當然就是減稅。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認為與其償還債務不如削減稅收，"2001年政府實現了盈余，格林斯潘先生支持布什總統的減稅計劃，這使民主黨人大為驚訝。"(Wall Street Journal, "Former Fed Chief Greenspan Favors Clinton-Era Tax Rates," June 4/5, 2011)

　　因此，實際存在并將持續實現的盈余由于布什減稅計劃和其他政策而變成了巨額赤字。事實上，2001-2011年見證了累計4.7萬億美元的赤字，與CBO在2001年的規劃相差了10.3萬億美元。布什當局明白，數萬億美元的稅收將會由于大規模減稅而流失進而產生巨額預算赤字。減稅實際上在2001-2010年之間導致了3萬億美元的稅收流失。[26]但是右翼政治策略家們將其當作政策的好處。保羅·克魯格曼在2003年評價減稅時說：

　　減稅規模如此之大乃至這個國家無法維持其所承諾的其他支出。但是或許這正是重點?！督鹑跁r報》認為"更多極端的共和黨人"實際上希望顛覆財政列車，"提議削減開支特別是社會支出是內藏玄機的競選口號，但是財政危機為強制削減開支打開了方便之門。"右翼空想家想要廢除美國人習以為常的支出，這不是什么秘密了。(New York Times, "Stating the Obvious," May 27, 2003)

　　布什總統上任當年，債務與GDP的比例是32.5%;在他離任的2008年，這一比例是40.3%，但是赤字迅速高漲。布什總統實行減稅并發動代價高昂而又不必要的戰爭。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琳達·比爾米斯估計伊拉克戰爭的最終花銷將高達3萬億美元。[27]布什同樣留下了一個即將崩潰的經濟。急劇的去監管化過程促成了災難性的金融危機，進而引發了可能導致衰退的經濟崩潰。在奧巴馬任期的第一年，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債務比例高達53.5%，2010年是62.5%。到2012年預計達到75.1%，一定程度上是奧巴馬和國會共和黨人在2010年同意將布什減稅計劃延續兩年所造成的。但是如果布什減稅計劃在2012年后得以延續(這很有可能)，這一數字將會在十年中達到95%。

　　每年赤字總額等于對現存債務所支付的利息加上"基本"盈余或赤字，即收入與排除非利息支付的支出之差。當債務與GDP比例很高時，利息支付可能過高以至于即使基本盈余很大，財政也會出現大規模赤字。比如，在2011年1月CBO的規劃中(假設布什減稅計劃在2012年后停止)，基本預算在2017年后出現盈余，但是利息支付會持續增長，到2021年達到8000億美元規模，導致當年預計出現7630億美元的赤字。這是布什時期所留下的遺產。赤字無法僅僅通過平衡收支來消除;我們有必要削減支出或增加收入使基本盈余超過巨額的利息支付，并且如果利率超出了目前較低的水平，利息支付將會大幅增長。因此，布什當局飛漲的赤字將會在很長時期給財政緊縮帶來壓力，即使基本預算最終保持平衡。這就是"餓其體膚"策略的邪惡用心。

　　圖4是基于預算與政策評估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對CBO數據的分析得出的，其假設布什-奧巴馬的減稅計劃將在2012年后停止。它說明當前和未來的赤字問題完全是四個因素所導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布什減稅計劃;經濟下滑和遲緩復蘇的收入和支出效應;以及作用稍小的是，為防止蕭條和金融市場崩潰所采取的措施。[28]"經濟下滑、布什減稅計劃和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基本上造成了未來十年的全部赤字。"[29]注意，在非國防方面的自由支配支出、聯邦雇員報酬、社保和醫?；蛘咂渌鐣С霾⒉皇菍е鲁嘧值囊蛩?。然而這些正是右翼集團為了解決赤字問題而堅持必須削減的項目。事實上，普通美國人所要承擔的唯一責任是他們選舉出了這樣的公共官員，執行并維持著右翼經濟模式并發動本可以避免的戰爭。然而，這一責任被兩個因素所沖淡：其一，保守派公司控制的媒體按照右翼集團的立場對危機原因和應對危機的政策進行了修正，因此大多數美國人不明白這些基本事實;其二，政治學研究表明，政客只對最富的1/3的人群所表達的偏好做出反應。[30]

　　顯然，對這一問題的理性回答應該是：消除所有布什減稅計劃，就連格林斯潘也認為如此;[31]把對富人和企業的征稅提高到克林頓時期的水平之上，或許對中產階級的征稅也應稍許增加;停止戰爭，削減國防支出;嚴格監管金融市場以終止泡沫或債務帶動的經濟所造成的破壞作用;最重要的是以促進增長、減少失業的經濟模式替代當前的右翼模式。實際上，由于建立合適的經濟模式要求增加公共支出，因此需要提高財政收入，而不是以更多的累退性減稅來使收入減少。

　　五. 未來十年解決赤字危機的方法[32]

　　在未來十年解決赤字問題需要我們限制支出并且增加稅收，但是除了國防支出以外，削減其他合理支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在非國防支出上的過度花費并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事實上，非國防自由支配支出在2008年占GDP的比重比里根時期還要小，并且2008年聯邦文職雇員的數量比1967年還要少，而在此期間總人口的增長超過了50%。降低赤字和不平等程度的同時為必要的政府項目籌資，這需要我們增加財政收入。2010年聯邦稅收總額占GDP的比重處于近六十年的低點。[33]大多數人沒有意識到，從國際標準來看美國的稅負很低。[34]如果2009年美國稅收占GDP的比重與OECD國家中的中位數相等，我們就會在當年實現1.4萬億額外的財政收入。提高稅收以達到OECD國家的中位水平將會消除當前和未來的赤字。

　　稅收較低和累進性有限是由較低的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率以及稅法中大量的漏洞所造成的。這些漏洞稱為"稅式支出"，它使實際繳納的有效稅率遠低于官方最高稅率。通過提高稅率和減少漏洞，我們就能從個人和公司所得稅中大量增加稅收，這將使削減重要政府支出的壓力不復存在。

　　圖5給出了2007年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有效聯邦稅率，其中包括所得稅、社會保險稅和消費稅。有效稅率是由實際繳稅額除以經過調整的總收入(AGI)得到的。AGI等于總收入減去各項抵扣，但許多抵扣只是稅法中的漏洞，用來降低高收入家庭的有效稅率。2010年，由于個人稅式支出導致的財政收入流失超過9000億美元。因漏洞而流失的收入對高收入家庭來說相應更高，所以圖5大幅高估了聯邦稅的累進性。盡管如此，該圖說明稅收對于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實際上不存在累進性。有效稅率在10萬到35.29萬美元的收入之間很平緩，對收入極高的群體則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400位納稅者，其平均收入是3.45億美元，他們的稅率與收入為5萬美元到7.47萬美元的納稅者不相上下。這一看似荒唐的事實反映出最富人群對政府稅收政策的控制力。只有重視限制過度不平等并合理支持社會支出的社會，我們才能期望對超過(比如說)20萬美元收入有效稅率的實質提高，以及對數百萬美元收入的大幅提高。對收入高達數億美元的家庭，其所得稅的有效邊際稅率應接近艾森豪威爾時期91%的水平。

　　當然，實際資本利得稅比所得稅更低以及對利息支出和慈善貢獻的抵扣，使最富人群的有效所得稅率甚至比戰后初期名義最高稅率還要低。而且，包括所得稅、財產稅、社會保險稅和公司稅在內的有效聯邦稅率在1960年是70%，比2004年對最富0.01%的人群的有效聯邦稅率的兩倍還要高。[35]圖6說明90年代初期以來富人有效稅率大幅下降，極富人群的有效稅率甚至下降更多。[36]

　　位于美國的公司抱怨，由于美國最高的名義公司稅是35%，這使它們在全球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但是稅法中遍布的漏洞使有效公司稅率比35%低得多。美國財政部估計，平均有效公司稅率是13.4%。與之相比，英國是27.7%，法國是20%。戰后公司稅收入占GDP的比重從60年代起一直處于4%之上;而后在1983年的深度衰退中下降到1%的低點且此后一直維持在1%到2%。[37]許多最賺錢的大公司根本不繳稅甚至數次從政府獲得大量補助。比如，波音公司報告2008-2010年在美國的稅前利潤是97億美元，但它不僅不繳稅還從退稅中獲得了35億美元。2006-2010年，通用電氣公司報告在美國的稅前利潤是263億美元，但它也不繳稅且獲得了42億美元的退稅。[38]

　　2011年1月的CBO預算規劃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用來評價未來十年中取消布什-奧巴馬減稅計劃以及減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駐軍對預算的潛在影響。[39]如果2010年的減稅延續到2012年以后，并且替代性最低稅(AMT)的減免額度繼續根據通脹做出調整，那么2011到2021年累計的赤字(包括由于減稅而要額外支付的利息)將會達到11.6萬億美元，且債務占GDP的比重在2021年時將超過95%。但是如果減稅在2012年取消且AMT的減免額度不再根據通脹調整，累計赤字將下降到7萬億美元，而債務占GDP的比重將下降到77%且此后將保持平穩。[40]"邁出這一小步，國會就把赤字和債務在未來十年維持在可持續的水平上。"[41]如果進一步在2015年之前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駐軍減少到45000名，累計赤字就會降至5.7萬億美元且債務占GDP的比重也會下降。僅這兩項變化就可以削減未來十年半數的赤字，將其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圍內，并且不需要削減重要的政府支出項目。

　　仍有很多其他辦法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并且降低不平等程度。[42]我所列舉的并不是成體系的稅收政策。它們只是解決赤字問題并且無需削減在投資和社會保障網上聯邦支出的多種途徑。注意，如果本文所提到的對富人和極富人群的加稅同時實行，那么他們或許就沒有能力繳稅了。然而，達到結束赤字危機而又不破壞重要政府支出項目的結果，可以通過本文提到的一部分加稅政策來實現。

　　第一，將富人的個人稅率提高到克林頓時期以上的水平，并且恢復1992年之前使用的稅率觸發水平以提高對高收入水平的累進性。當前的稅率只分六等。對高于373650美元的所有收入水平都適用35%的最高邊際稅率，所以對富人和極富階層征稅的累進性被破壞了?？紤]如下情況。如果對AGI最高的1%的納稅者提高5%的稅率，對最高2%-5%的納稅者提高3%，那么這將在十年內產生1.2萬億美元的稅收。[43]第二，消除通過個人稅式支出流失的高達9千億美元中的15%，從而在十年內產生將近1.4萬億收入。使對紅利和資本利得的稅率等于對工資和薪金的稅率，并把遺產資本利得算作應納稅收入，單這一項預計將在十年內增加1.2萬億美元的稅收，并且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44]2005年，由于資本利得和紅利上的低稅率，收入超過50萬美元的最富0.6%的納稅者獲得了減稅總額的73%，而收入超過1千萬美元的最富0.01%的納稅者獲得了減稅總額的28%。[45]沒有理由證明對紅利和資本利得的稅率不應與對工薪收入的稅率相等。

　　第三，消除所有漏洞以提高有效公司所得稅率。這將在十年內產生1.6萬億美元的稅收。[46]第四，對股票和衍生品交易征收非常低的金融交易稅。很低的稅率不會在實質上影響長期投資者，但是因為這些市場的交易中大部分是機構投資者大規模的證券對沖，所以該稅會在十年內產生1.5萬億美元稅收并且大幅降低金融市場的賭博性質。[47]事實上，如果以上四項措施均被實行，并且上述國防支出削減也被采納，我們就可以在十年內實現零赤字，其中還不包括節省的利息支付與通脹調整。并且，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通過結束"對布什醫保計劃下向制藥企業過多的支出"，可以在十年內節省1萬億美元，因為這個計劃"限制了政府與制藥企業議價的能力。"[48]

　　這里的重點是，那種廣泛流傳的觀點，即要解決赤字危機則我們別無他選而只能削減在生產性投資和補助窮人、中產階級、病人和老年人上的聯邦支出，完全是謊言。

　　六. 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障的長期赤字問題

　　社會保障按照法律不能通過借債來融資;如果稅收不足，那么福利就必須削減。因此，社保不會使赤字增加，不論各種相反的言論如何辯解。社保信托基金投資于美國國債，1985年以來實現了盈余。右翼鼓動家宣稱，由于政府要償還國債，所以社保使赤字增加;這種話對于任何投資美國國債的國內外個人和機構都適用，然而沒有一個人指控持有美國國債的對沖基金導致了赤字問題。

　　社保大概是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政府項目。老年人貧困率從1959年的35%下降到2009年的9%，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保。[49]然而社保并非過于慷慨。退休人員所獲得的年均社保支付約為1.4萬美元，并且超過75%的福利流向年收入少于2萬美元的家庭。事實上，社保是"大多數老年人的主要收入來源。"[50]對社保的維護從未如現在這樣重要，因為私人部門所提供的養老保險正在迅速減少。1983-2007年，擁有傳統的規定福利的養老金計劃的工人比例從62%下降到17%，而那些擁有規定年供計劃的工人比例從12%增長至63%。[51]然而平均來說，規定年供的計劃以及其他私人儲蓄完全不足以起到它們應有的功能。2007年，55到64歲的人們的全部退休賬戶價值的中位數約為10萬美元。[52]由于金融市場的崩潰現在可能只有9萬美元。對9萬美元資產獲得5%的收益，每年只有4500美元。

　　社保體系并未陷入危機。2010年，預計75年內的社保虧空只有同時期內累計GDP總量的0.6%。即使對這一虧空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不遠的將來信托基金和社保稅一起不能滿足支付要求，由于作為來源的實際工資上漲，未來的受益者仍將比現在的受益者獲得更高的社保支付(經過通脹調整)。預計虧空不應通過提高獲得完全福利的年齡(67歲)或者降低目前已經不高的社保支付水平來消除。那些想要提高獲得完全福利年齡的人所給出的理由是，壽命預期在過去幾十年中大幅上升了。但是1982-2006年，最窮1/2的人群的預期壽命只增長了1.1年(而最富1/2的人群的預期壽命增長了5年)，并且獲得完全福利的年齡已經提高了兩歲。[53]社保稅具有累退性，這是因為該稅并不向金融或其他投資所獲得的收入征收，而只向工資和薪金征收，并且該稅的稅基收入的最高水平受到限制，且這一限制數次提高。如果這一限制(目前是10.7萬美元)能夠取消，以使社保稅向所有水平的工資和薪金征收，那么95%的虧空就可以消除。剩下的虧空可以通過將薪資稅率略微提高0.1%，即從12.4%提高到12.5%來消除。即使僅把這一限制提高到18萬美元，以使90%的工資和薪金成為社保稅的稅基，正如格林斯潘委員會在1983年調整社保融資時所計劃的那樣，那么也有43%的虧空可以消除。[54]社保體系可以通過大幅提高對稅基收入最高水平的限制以及少量提高薪資稅來維持甚至是改善。當然，實際工資更快的增長將會大幅削減未來融資的虧空。[55]

　　在美國，公共籌資和私人籌資所提供的醫療保險長期醞釀著危機。2010年，17.3%的GDP花費在醫療保險上，并且這一比例在迅速增長。2009年CBO估計這一比例會在2035年增長到接近33%的水平。政府支付了醫保上將近半數的花費。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在醫保上花費如此之多，然而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人民健康上取得了比美國更好的結果。1970年，加拿大和美國均在醫保上花費了GDP的7%。2009年，加拿大比美國少花費6.9個百分點的GDP，但是其結果卻和美國相當甚至更好。[56]

　　解決醫保問題唯一可行的長期辦法是建立與其他相對富裕國家類似的制度，這種制度不允許私人保險公司和制藥公司如此大規模地瓜分醫保蛋糕。在美國建立加拿大式的醫保體系將會在十年內節省10萬億美元，從而結束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危機。如果我們以醫療保險為基礎實行單一支付者制度而不做任何其他變動，那么就將在十年內節省4萬億美元。根據全國衛生計劃醫生組織(PNHP)，"全國性的單一支付者制度僅就減少冗員和文件工作上每年就可節省4000億美元。此外這一制度還可利用行之有效的成本控制手段，比如在藥品價格和醫院預算上的談判。"[57]事實上，聯邦政府拒絕嚴肅考慮所需的變革，這證實了大的保險公司、制藥公司和有影響力的連鎖醫院所擁有的政治權力。

　　總之，社保融資存在的問題較小，而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的融資則問題嚴重，但是嚴重削減這些重要項目的預算或通過私有化來將其破壞，這是沒有必要的。維持和改善這些項目的替代性解決方法是存在的。由于它們與美國的寡頭和右翼政治集團的目標相抵觸，這些方法才沒有被嚴肅地考慮。

　　七. 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

　　1. 州及地方政府上的斗爭[58]

　　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不僅在聯邦政府，而且在州及地方政府上發生。右翼集團對新政體系的肆虐攻擊在州長們對財政危機的反應中相當明顯。

　　諸如印第安納州長丹尼斯的共和黨員不會簡單提出痛苦方案來應對美國財政困境。他們允諾要破壞政府在社會保障和對老年人的醫療保障方面的項目，而這些已經成為美國生活的基本部分。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美國式社會契約的核心，而這一契約是民主黨人在70年前的大蕭條之初所建立起來的。(Financial Times, "Republicans despair in hurt for competitive candidate," May 23, 2011)

　　正如聯邦債務的情況一樣，社會支出長期過度增長并不是導致州及地方政府當前和未來赤字問題的原因。這些赤字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中期之后襲擊這個國家的深度衰退、2001年以來的緩慢增長、養老基金的資產價值在金融動蕩中的崩潰、以及幾十年中被侵蝕的稅基。

　　2007-2009年，各州財政收入下降了13%。[59]這一急劇的收入流失在戰后是前所未有的。各州財政收入在克林頓時期之后的衰退中從未下降超過6%，并且在80年代早期的深度衰退中只下降了2%。財政收入流失之重反映出當前經濟下滑的嚴重性以及幾十年間減稅所造成的影響。比如，70年代末公司所得稅占各州財政收入的10%，但2010年這一比例只有5.4%。并且，許多州為了應對危機而大幅削減了公司稅，即使要面對劇烈膨脹的赤字。甚至紐約"自由派"民主黨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都拒絕為最富2.8%的納稅者延長一項流行的附加費，這將預計在2012和2013年分別導致12億和4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流失。州長們如此為公司減稅辯解，認為這會幫助增加商業投資。但是這些減稅措施產生了典型的"竟次性"過程，其總的結果是各州得不到額外的投資而企業則席卷了減稅總額。

　　財政收入的流失與衰退所導致的社會支出上漲一起產生了每年總額估計為1400億美元的虧空，相當于各州在2010年21%的承諾支出。由于幾乎所有州按照法律都被要求避免出現赤字，并且由于大多數州都拒絕大幅提高稅收，這一虧空不得不主要通過削減支出來消除。2010年，聯邦撥款彌補了約1/3的虧空，但是這些撥款越來越少。因此，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正在蔓延。赤字是那些試圖削減政府支出以成功實現其長期目標的右翼州長和議員們的武器。各州正在削減各種支出，諸如窮人的醫療保障、殘障者的家庭護理、對各級教育的資助等等。比如，亞利桑那州削減了28萬低收入者的醫療保障，加州大學把對高等教育的資助削減到1999年的水平，盡管現在的學生數量比那時增長了31%。2009年6月官方宣布衰退結束以來，超過46.7萬個州及地方上的工作消失了，其中包括18.8萬個學校中的工作。在2001年衰退結束以后的相應時點上，24.9萬個工作被創造了出來。[60]

　　財政緊縮最重要的目標是公共雇員及其工會組織。從威斯康星、密歇根、印第安納和佛羅里達等州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些州都有右翼州長和右翼的立法機構，他們把現在當成破壞公共部門工會的一個機會，以用合法的外包代替大多數集體談判，并且賦予工會多種限制以使會員將其拋棄。由于公共部門的工會會員占全國會員的大多數，這一破壞將有助于他們完成全面打擊美國工會運動的長期目標。

　　用來支持破壞公共部門工會的關鍵理由是，這是實現各州財政平衡的必要條件。這一理由在威斯康星州顯得似是而非。工會在工資和福利上做出了重大讓步，但是這沒有阻止沃克爾州長推動一項可能破壞公共部門工會的法案通過。破壞工會是主要目的。

　　最嚴重的長期財政問題被認為是由公共雇員獲得過多報酬所導致的，其中包括工資，特別是醫療保障和養老金上的花費。[61]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公共雇員而非華爾街的銀行家被媒體描繪成了新的特權精英。但是，謹慎的研究對比了具有相似教育和工作經歷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雇員所獲得的報酬，發現公共部門雇員相對來說在薪水上比較低而在福利上比較高;然而總的來說，他們比私人部門雇員掙得要少一些。[62]

　　養老金的資金不足問題對大多數州來說都是新出現的。2000年各州養老基金總的來說不存在任何沒有資金支持的債務。然而，2007年中期到2009年中期養老基金賬戶損失了9000億美元，并且某些州在過去十年的緩慢增長中未能給養老基金提供合適的資金來源。為了恢復養老基金的規模，各州需要在新的國民經濟模式下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由累進稅的增長所支持的政府支出，以及通過集體談判達成的雇員對養老金支付的增加。每年基金增長達到當前各州支出的4%就可以完成這一目標。[63]注意，州及地方政府雇員中有1/3沒有獲得社會保障資格，他們為了以后的退休只能支付公共養老金并進行私人儲蓄。

　　2. 眾議院的共和黨向新政全面宣戰

　　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保羅·萊恩在2011年4月提出的激進方案被眾議院通過，這確鑿表明共和黨決心在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中取得全面勝利并全面破壞新政體系。這一方案要求在十年內減少4.5萬億美元的非國防支出(不包括減少的利息支付)。針對低收入人群支出的削減高達2.9萬億美元，占全部削減的將近2/3。2.2萬億美元從對醫療補助和其他低收入醫療保障項目的削減中擠出。另外4000億美元來自對用于低收入人群的自由支配項目的削減。[64]CBO對眾議院方案的分析指出，社會保障(方案沒有涉及)、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利息支付上的所有聯邦支出將會"從2010年的12%下降到2022年的6%以及2050年的3.5%。"分析注意到，"二戰以來在這一方面的支出一直超過GDP的8%。"換句話說，到本世紀中葉，聯邦政府向公眾提供的許多重要項目和服務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將被削減65%。

　　眾議院的方案要求對醫療保險實行私有化，使老年人依賴保險公司以獲得健康保障。政府將以醫療券或撥款來幫助老年人支付私人保險。CBO估計，到2022年每年實際支付的健康保障費將從6150美元增至12500美元，而到2030年，要獲得與公共醫療保險等價的私人保險，醫療券只夠支付1/3的費用。大量老年人會由于無法支付保險而得不到足夠的醫療保障。正如克魯格曼所說："共和黨并不想讓醫療保險維持下去，他們以挽救其為幌子而行破壞之實。"[65]醫療補助將被變成對各州的撥款，而各州沒有義務將這筆錢花在低收入家庭的醫療保障上。CBO估計，到2022年醫療補助的聯邦資金將比2010年下降35%;到2030年將下降49%。[66]右翼集團自30年代起就試圖扼殺社會保障，因此有趣的是，眾議院最終提議保留這一核心項目。顯然，右翼集團所引發的赤字問題給它自己賦予了權力，使其能夠對政府的經濟與社會角色正式發起歷史上最為強烈的攻擊。

　　現在我們或許會承認這看起來是一個殘酷、退步和不道德的政策，但是仍然會滿意于它將消除赤字問題的結果。然而，這一看法沒有考慮右翼集團的"餓其體膚"策略。削減支出是實施更大規模的累退性減稅而非消除赤字的良機。按照這一策略，眾議院的方案使所有布什減稅計劃永久持續，這將在十年內導致4萬億美元的成本。此外，眾議院的預算方案提出一系列額外的減稅計劃，"這將主要使高收入家庭獲益，并且在同一時期導致3萬億美元的成本。"額外減稅的大部分"將會通過眾議院預算方案中未明確的稅式支出的減少來抵消。"注意，只有減稅是明確無疑的。然而，正如我們在1986年里根削減公司稅時所看到的那樣，低稅率將長期持續，而對于漏洞即使消除也會很快被游說者的肆意攻擊所重新創造出來。這一方案削減了個人和公司的最高稅率，從當前的35%下降到25%。95%的美國人不會因此而獲得任何收益，因為他們已經處于25%甚至以下的稅率范圍內。[67]這一方案把最高個人稅率調整到新政出臺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它還使資本利得稅率降至零，這是給億萬富翁的一份大禮。

　　十年內財政收入的流失總額預計達到4.2萬億美元，但是由于方案在彌補漏洞方面無法兌現，損失可能高達7萬億美元。以這7萬億美元為基礎，這一方案十年內會額外增加2.5萬億美元的累計赤字而不是減少赤字。因此，眾議院預算方案將為公司和富人減稅，使不平等程度超過20年代末的水平，并且破壞聯邦政府的職能。[68]這一方案令人驚訝地被許多受人尊重的政治和媒體人物接受。通常的回應是，雖然這一方案存在問題，但它是面對赤字災難所做出的嚴肅而勇敢的努力。比如，作為華爾街先哲的格林斯潘說，"我完全贊賞萊恩的方案。我認為這種方案是我所應投票支持的，如果我能投票的話"(Wall Street Journal, "Formal Fed Chief Greenspan Favors Clinton-Era Tax Rates," June 4/5, 2011)。另一方面，預算和政策評估中心認為這一方案是"把美國窮人的收入大規模再分配給富人。"如果減稅成為法律，聯邦政府將別無選擇而必須實行無法想象的大規模支出削減。正如萊恩的發言人所堅持的那樣，"這不是一個預算。這是解決問題的原因。"[69]再次注意，右翼集團包括大量民主黨人。"許多民主黨人同樣表達了對降低稅率的支持，特別是對公司的減稅。"[70]

　　參議院的共和黨人不甘示弱地提出了平衡預算修正案，指出聯邦支出不能超過GDP的18%，除非獲得國會2/3多數的批準。由于技術原因，這一有效上限應該是GDP的16.7%。[71]歷史中上一次出現如此低的比例還是在1956年，那時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還不存在，社會保障所覆蓋的人群要少得多，并且社會安全網也要小得多。這一修正案還把財政政策抗擊嚴重衰退的功能排除掉了。

　　3. 奧巴馬總統提出溫和的緊縮計劃

　　奧巴馬總統接受了對財政緊縮的要求，接受了大多數對赤字的削減應來自于支出削減的觀點，甚至接受了這一看法，即就在赤字危機已嚴重到要求破壞新政體系的時候，大規模減稅仍然是適當的。就業市場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政府刺激計劃集中關注于具有較大乘數效應的項目是適當的，諸如基礎設施投資、環保工作、向州及地方政府撥款等，但是重大支出削減和累退性減稅并不適當。奧巴馬在醫療保障改革過程中花費了大量政治資本并且未能解決該體系的重要成本問題，比如對私人保險公司的過度依賴以及失控的藥價，而這可以通過政府與制藥公司的直接談判來解決，正如加拿大所做的那樣。奧巴馬任命了由兩黨組成的委員會來向社會保障問題出謀劃策，而這個委員會由那些把問題夸大的人們支配，他們想大幅削減福利，提高享受完全待遇的年齡，并且否定累進式解決方案，比如大幅提高對薪資征稅的最高限制。

　　奧巴馬總統提出了一個預算方案，與延續布什減稅計劃的情況相比，這一方案將在12年中削減4萬億美元的支出。換句話說，不是讓2010年的布什-奧巴馬減稅計劃在2012年之后取消，而是想使之繼續下去，但是僅僅會對家庭25萬美元以內的收入實行低稅率.然而，把稅率降到克林頓時期的水平以下是毫無根據的，而對于一個進步的甚或是溫和的民主黨人來說，為了提高財政收入并降低不平等程度，對超過幾十萬美元的收入提高稅率并且對更高的收入實行高得多的稅率總是理由充分的。令人震驚的是，奧巴馬提出的對資本利得和紅利的稅率是20%，比里根時期對高收入者實行的28%的資本利得稅率低得多。25萬美元的限制將會省出1萬億美元稅收，但保留其他各項減稅將會減少數萬億美元的稅收，從而使削減開支的壓力更大?？偨y提出削減2萬億美元的未明確支出，這將嚴重影響那些對當前赤字危機不負任何責任的重要項目支出。比如，奧巴馬凍結了五年內聯邦雇員的報酬，盡管他們的報酬根本沒有制造出赤字。聯邦雇員只是這場不道德的政治游戲中被犧牲的羔羊?？偨y打算每增加1美元稅收就減少2美元支出。加上在利息上省下的1萬億美元就可以得到4萬億美元累計減少的赤字，但對于保留作為赤字問題主因的布什減稅計劃這一瘋狂政策來說，減少的赤字只有一部分而已。

　　而且，奧巴馬建議國會通過兩項自動生效機制，如果降低赤字效果不大就會實行。第一，如果赤字在2014年以后超過GDP的3%(目前越10%)，未明確的自動加稅和削減開支就會強制實現這一目標。在不出現新的減稅的情況下，啟動這一機制最可能的結果就是再一次衰退，而自動加稅和削減開支對總需求的影響會使衰退變得更糟，使溫和下滑演變成一場深度衰退。第二，如果醫療保險支出增長比人均收入增長高出0.05%以上，對該項目的自動削減就會實行。但是醫療保險支出歷史上的平均增長率比人均收入增長高2%。所以這一機制就是為了在不承擔直接行動政治風險的情況下削減醫療保險支出。[72]

　　如果你看著這杯半滿的水，你或許會滿足于奧巴馬只是提出了進一步侵蝕新政體系的方案，而共和黨是想要摧毀它。但是面對以下事實就不會滿足了：奧巴馬通過沒有必要的減稅使赤字更加惡化;沒有可信的計劃以在不久的將來結束戰爭;[73]阻礙了我們對金融體系嚴格監管的重建;愿意與共和黨一起縮減社會保障網;向大幅削減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支出提供機會，并且拒絕支持對醫療保障體系唯一適合的改革。不幸的是，我們目前所有的是一個親資本、中間偏右的民主黨，它不愿或是不能抵制寡頭出資者的要求，并且這位總統看起來對目前作為大妥協家的角色十分滿意。[74]

　　八. 結語

　　CBO做出聯邦政府債務將在十年內消除的規劃離現在只有11年，然而我們現在面對到2021年預計將超過GDP95%比重的債務(假設布什-奧巴馬減稅計劃仍然存在);與之相比，里根開始執政時是26%，布什成為總統的2001年不到33%。事實是清楚的。過去十年債務的增加是以下原因引起的：極為緩慢的增長，大幅累退性減稅，數場可以避免的戰爭，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所引發的嚴重經濟下滑，以及試圖減小經濟下滑和金融崩潰所造成損失的政府刺激計劃。然而，顛倒是非的是，兩黨均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民對政府服務長期要求過多所導致的。

　　兩黨均同意大幅增稅不在考慮的政策范圍內，而削減開支必須首當其沖。奧巴馬總統試圖實行比克林頓時期更大的減稅計劃。共和黨制定的累退性減稅計劃將在十年中減少4.2萬億美元的稅收，甚至可能高達7萬億美元，并會嚴重削減低收入家庭的社會保障網，包括對醫療保險體系進行私有化。兩黨因此同意減少在社會保障網上的支出，同時通過降低稅率來進一步為削減支出施壓。對于財政緊縮的狂熱情緒即使在失業率接近蕭條水平的情況下仍然大行其道。2011年4月，失業率是9%，就業參與率比2001年下降了5.4個百分點，而2001年長期失業在所有失業中的比重是11.8%，而現在是43.4%。[75]勞動統計局所公布的最寬泛的指標"勞動未利用程度"在2011年是15.8%，其中包括了失業者、需要全職工作卻在從事兼職的人以及脫離勞動人口的人。

　　因此，為使經濟和社會如同20年代那樣回到"自然秩序"的長期斗爭可能進入了最后階段。政府對產業和金融業的監管弱得可憐，不平等程度回到了20年代末的情況，政府在窮人和中產階級上的支出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公司和富人重新控制了政治。[76]并且，媒體創造和宣傳著半官方的故事，向美國人民解釋導致赤字危機的原因和解決危機應采取的政策，而媒體并沒有告訴大家有關這一重要問題的事實。三家主要的電視網和諸如《紐約時報》的"自由派"報紙基本上復述著奧巴馬和民主黨人關于負起責任、緊縮開支的故事，而諸如?？怂剐侣劦扔杏绊懥Φ挠芯€電視，連同右翼廣播電臺和諸如《紐約郵報》的保守派報紙大肆傳播對現實極端右翼的解釋。基本上沒有一家為美國公眾所信任的重要媒體向他們告知關于赤字危機的事實。因此，多數公眾接受了關于赤字危機原因的右翼解釋，這使他們容易受到那些反對他們利益的人和黨派的影響。

　　對當前政治情況可以保持謹慎樂觀。歷史中上一次右翼經濟模式盛行是在20世紀20年代;是大蕭條的災難引發了政治過程導致其被新生的新政社會民主主義所取代。30年代早期的經濟災難證明，當時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都是災難，因此必須由一個關注多數人福利而非少數經濟精英的新模式所取代。

　　我們還沒有經歷過同等程度的災難，主要是因為政府的干涉防止了災難的發生。盡管如此，大多數美國人面對著停滯的實際收入、災難性的勞動市場、令人不安的退休狀況、以及嚴重削減關乎健康和福利的政府支出所帶來的威脅。這一黯淡的經濟現實產生了對當前政治經濟形勢的憤怒，這將潛在地促進進步的政治行動。民意調查持續顯示，雖然許多美國人支持限制聯邦債務以及對政府支出的削減，大多數人同樣支持對公司和富人加稅，反對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療補助和其他補助窮人及中產階級的政府項目上削減開支。換言之，對于我在第五和第六部分所給出的解決中期和長期赤字問題的政策是受到多數人支持的。

　　并且，過去幾年極端的右翼政策嚇住了很多美國人。作為回應，大量美國人愿意參與各種形式的政治抵制活動。如上所述，布什私有化社會保障的提案引發了強有力的反彈，以至于他不得不將其收回。最近，眾議院私有化醫療保險的提案受到廣泛反對，以至于許多民主黨人擔心會在將來的選舉中因此受挫。同樣重要的是，大量美國人參與到有組織政治抵抗中去，反對對公共雇員的各種攻擊，反對在右翼州長和議員把持的各州大幅削減社會支出。針對威斯康星的沃克爾州長的極端保守政策的強大而又有組織的抵抗受到了最多的媒體關注，但是相似的運動在其他州也在發生。民意調查反映出，這些抵抗運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除此之外，許多團體發起了運動反對某些州長和州議員。

　　不幸的是，右翼集團在近幾十年如此成功，以至于這個國家所面臨的長期挑戰是令人生畏的。我們需要經濟和政治體系上的激進變革。我們必須建立為美國家庭創造繁榮和保障的經濟模式，減少不平等。為此，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有用的民主模式，使多數人的意愿能夠反映在政治過程的結果中，替代目前寡頭控制下的政治。為此，我們需要使公眾知道經濟問題的原因并能夠分辨有利和不利于自己的政策。

　　然而，正如我們最近所看到的，那些受到攻擊的人又進行了回擊，并且往往得到了廣泛支持。抵抗斗爭在全國以各種形式蔓延，并且也在諸如希臘、葡萄牙、愛爾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蔓延。正如引言中所說，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在范圍上是全球性的，從而對財政緊縮的反對也是全球性的。在短期和中期打敗各種攻擊是很可能的，并且這一成功將為長期斗爭的勝利奠定基礎。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1] 本文中"右翼集團"是指富人、公司和政治保守派的聯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這一集團開始包括進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

　　[2] 注意雖然共和黨聲稱痛恨赤字，但是他們為其支持者減稅的愿望總是勝過對赤字的關心。正如尼克松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赫爾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所認為的那樣，共和黨從未反對過一次減稅計劃，無論其會給財政帶來怎樣的影響，參見他的著作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AEI Press, 1996, revised edition).

　　[3] 美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比歐洲的許多國家要弱得多。

　　[4] 與赤字危機相關的還有一個悖論。金融市場被認為是財政緊縮的最終強制執行者。這種觀點認為，如果政府不能很快解決中期和長期的赤字問題就會失去金融市場對其的"信心"。巨額公債的利率就會上漲，導致利息支付達到GDP的比重過高，以至于到了除大幅削減開支以外別無選擇的境地。幾乎所有赤字削減工作必須通過削減開支實現，這是因為金融市場不喜歡對公司和富人的高征稅，而金融市場是被美國最富有的人群所經營的金融巨擘所支配的。

　　這一觀點的矛盾性在于，在不受監管的環境中對利潤和獎金狂熱的追求導致了金融市場最近的自我崩塌，而這恰恰必須依靠它所威脅要毀滅的政府的償債困難來挽救。金融巨擘看來擁有一種對政府進行勒索的結構性權力。無論它們為了短期利潤和獎金而冒多大的風險，政府都將在其崩潰時伸出援手以防止整個經濟隨之下滑。而當它們真的崩潰了并且其所引發的深度衰退導致政府赤字上升的時候，金融市場就控制了政府經濟政策，并用之來為富人服務。這一悖論最為極端的例子發生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在那里IMF、EU和大銀行要求急速削減預算并以極低價格私有化公共資產，以使這些高負債的國家能夠借得更多債務。

　　[5] Kim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 W. W. Norton, 2009.

　　[6] 參見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155.

　　[7] J. Hacker and P.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Simon and Shuster, 2010.

　　[8] 事實上，這些并非凱恩斯所偏好的政策。關于凱恩斯實際所支持的更為激進的政策的解釋，參見James Crotty, "Was Keynes a Corporatist? Keynes's Radical Views 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Macro Policy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September 1999, pp. 555-78.

　　[9] 民主黨政策在80年代早期繼續轉變。"他們被迫去和更有組織性并且更張揚的商界組織打交道，為尋求幫助而面對極具誘惑的資金，民主黨向公司捐贈伸手的規模從未如此之大。許多民主黨人越來越想要自我定義為"商業民主黨人"，這一身份通過支持1981年的大規模減稅而加強了。"(Hacker and Pierson, p. 177)

　　[10] 在最近圍繞財政緊縮的斗爭中，許多民主黨人與極端右翼的共和黨人結成聯盟。比如，當共和黨控制下的眾議院否決了提高聯邦借債限額的提案以強迫奧巴馬總統同意削減更多社會支出時，88名民主黨人支持了否決，還有7名民主黨人投了棄權票。(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ouse Soundly Rejects Increase in Debt Limit," June 1, 2011.)

　　[11] 第二輪通脹遭遇了保羅·沃克爾的鐵拳貨幣政策，其將利率提高到歷史高點，導致美元匯率高升。這兩個效應一起摧毀了中西部的制造業基礎，創造出了一個所謂"鐵銹地帶"。1982至1983年，失業率增長到將近10%，此后七年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從而進一步打擊了工會運動。

　　[12] 80年代對金融市場快速去監管化的決定加速了轉變，最終導致2008年金融災難的爆發。

　　[13] 最窮1/2的人口從此減稅中所得的利益被社會保障稅和醫療保險稅的增長所抵消了。

　　[14] 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15] 參見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155.

　　[16]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The Bush Tax Cuts: The Latest CTJ Projections," March 2007.

　　[17] A. Fieldhouse and E. Pollack,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Bush-Era Tax Cu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Policy Memorandum 184, June 1, 2011.

　　[18]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Compromise Tax Cut Plan Heavily Tilts in Favor of the Well-Off," December 10, 2010.奧巴馬承諾要實現這一減稅計劃，而25萬美元顯然是他對"中產階級"的定義上限。但是由于他在2010年答應了共和黨取消減稅收入最高限制的要求，并且由于共和黨在國會中的影響力更大，所以沒有理由認為他將使這一具有限制的減稅計劃延續至2012年以后。

　　注意在當前情況下，通過赤字融資增加公共投資和社會支出以刺激衰退中的經濟是合理的，而繼續給富人減稅則毫無道理。布什-奧巴馬減稅計劃中對收入最少的1/2的人群所減的稅如此之少，而如果解決了導致赤字的根源的話他們將頗為收益。

　　[19] 本文認為，改善勞動市場狀況并促進稅收增長需要更快的經濟增長。但是在當前情況下，更快的增長將惡化環境問題、加速全球變暖并過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我們需要建立考慮這些問題的經濟模式，這也將增加就業并促進增長。參見Robert Pollin, James Heintz and Heidi Carrett-Peltier,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Investing in Clean Energ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une 2009.

　　[2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Testimony of Robert Greenspan President,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Budget," May 9, 2011.

　　[21]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Top 1 Percent of Americans Reaped Two-Thirds of Income Gains in Last Economic Expansion," September 9, 2009.

　　[22] 參見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82.

　　[23] Hacker和Pierson估計1970至2004年間最富1%的人群收入增長中的38%是由減稅貢獻的。

　　[24] T. Piketty and E.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s with 2007 Estimates)," August 5, 2009. At: 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07.pdf.

　　[25]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Fiscal Years 2002-2011," January 31, 2001.

　　[26] A. Fieldhouse and E. Pollack,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Bush-Era Tax Cu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Policy Memorandum 184, June 1, 2011.

　　[27] Linda Bilmes and Joseph Stiglitz, Washington Post, "The Iraq War Will Cost Us $3 Trillion, and Much More," March 9, 2008.

　　[28] 這些數字包括這四個因素所導致的利息支付的變化所帶來的影響。

　　[29]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Economic Downturn and Bush Policies Continue to Drive Large Projected Deficits," May 10, 2011.

　　[30] 參見Hacker and Pierson, chapter 4.

　　[31] Wall Street Journal, "Former Fed Chief Greenspan Favors Clinton-Era Tax Rates," June 4/5, 2011.

　　[32] 本文會在第六部分討論長期預算問題。

　　[33] New York Times, "Health Care Costs and the Tax Burden," June 7, 2011.

　　[34] 當然，歐洲或斯堪迪納維亞國家實行了與美國高的稅率，也相應提供了好得多的公共服務。

　　[35] T. Piketty and E. Saez, "How Progressive is the U.S. Federal Tax Syste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1), Winter 2007, pp. 3-24.

　　[36]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Tax Rates for Richest 400 Taxpayers Plummeted in Recent Decades, Even As Their Pre-Tax Incomes Skyrocketed," February 23, 2010.

　　[37]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Six Tests for Corporate Tax Reform," February 28, 2011.

　　[38]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Statement of Robert McIntyre Before the Senate Budget Committee," March 9, 2011.

　　[39]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Fiscal Years 2011 to 2021," January 2011.

　　[40] 在我看來，布什-奧巴馬減稅計劃應該全部取消，但是AMT減免額度根據通脹進行調整是合理的，因為通脹將最終使數百萬家庭不公平地適用于AMT條款。

　　[41]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Economic Downturn and Bush Policies Continue to Drive Large Projected Deficits," May 10, 2011.

　　[42] 比如可以參見http://grijalva.house.gov/uploads/The%20CPC%20FY2012%20Budget.pdf.

　　[43] Joseph Stiglitz,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Deficit Reduction," The Roosevel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6, December 2, 2010.

　　[44] US Senat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ax Expenditur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ax Expenditure Estimates," February 28, 2011, p. 25.

　　[45]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New IRS Data Pegs Cost of Special Low Tax Rates on Capital Gains and Dividends at $92 Billion in 2005 alone," August 10, 2007.

　　[46]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Statement of Robert S. McIntyre Director,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Before the Senate Budget Committee Regarding Business Tax Subsidies Administered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March 9, 2011.

　　[47] Dean Baker, "The Deficit-Reducing Potential of a Financial Speculation Tax,"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Issue Brief, January 2011.

　　[48] Joseph Stiglitz,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Deficit Reduction," The Roosevel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6, December 2, 2010.

　　[49] 參見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181.

　　[50] Monique Morrisey, "Beyond 'Normal':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s the Wrong Way to Go,"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287, January 26, 2011.

　　[51] 參見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191.

　　[5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tirement Savings and Household Wealth," April 8, 2009.

　　[53] Monique Morrisey, "Beyond 'Normal':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s the Wrong Way to Go,"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287, January 26, 2011.

　　[5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ocial Security: Raising or Eliminating the Taxable Earnings Base," September 24, 2010.

　　[55] 2010年12月總統和國會制定法案，規定在一年中減少雇員所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減少額度相當于報酬的2%。這預計使2011年對社會保險信托基金的支付減少1120億美元。紐約時報報道，總統考慮延續這一項目，并且同時減少雇主繳納的社保費，而這將使社?；鸬膿p失增加一倍。("Payroll Tax Cut Idea Joins Debt Talks," June 15, 2011)。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這種行為好像異乎尋常。損失的收入以及勞動市場的困境導致未來的社保收入不容樂觀。

　　[56] Financial Times, "Healthcare: Transparently Opaque," February 21, 2011.

　　[57] "Doctors' Group Hails Reintroduction of Medicare for All," CommonDreams.org, February 15, 2011.

　　[58] 本節的數據大多來自R. Pollin and J. Thompson "The Betrayal of Public Workers," The Nation, March 1-14, 2011, and "States Broke? Maybe they cut taxes too much," McClatchey Newspapers, March 28, 2011.

　　[59] 地方政府嚴重依賴財產稅，因此由于房地產價格的崩潰而損失巨大。

　　[60] Associated Press, "Usually a Job Engine, Localities Slow US Economy," June 6, 2011.

　　[61] 保守派智囊認為當前沒有資金支持的州及地方養老金債務高達3萬億美元，但是他們的估算中假設未來的投資回報微乎其微。如果假設回報率接近長期平均水平，那該估計值就會至少下降2/3。

　　[62] 比如參見http://www.epi.org/analysis_and_opini ... ector_workers_earn_less/.

　　[63] 自2009年初以來證券價格的上升少許減輕了債務問題，而就業與增長的加速將會極大地改善養老基金的境況。

　　[64] Robert Greenstein, "Chairman Ryan Gets Nearly Two-Thirds of His Budget Cuts From Programs For Lower-Income American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April 20, 2011.

　　[65] New York Times, "Vouchercare is not Medicare," June 6, 2011.

　　[66] Robert Greenstein, "CBO Report: Ryan Plan Specifies Spending Path That Would Nearly End Most of Government Other Than Social Security, Health Care, and Defense by 205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April 7, 2011.

　　[67]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Under House Budget, 'Tax Reform' Places Top Priority on High-Income Tax Cuts and Ignores Deficit Reduction," May 26, 2011.

　　[68] 在肆無忌憚地對富人減稅的過程中，共和黨甚至取消了對超過25萬美元收入的附加稅，這成為醫療改革草案的一部分。這將在十年中為富裕家庭節省約4000億美元。

　　[69] New York Times, "The Budget Battles: Prosperity for Whom?" April 5, 2011.

　　[70] New York Times, "Tax Plan Aims for Cap," March 17, 2011.

　　[71]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Statement by Robert Greenspan on Senate Republican Leaders' Proposed Balanced Budget Amendment," March 31, 2011.

　　[72] Wall Street Journal, "Obama Stokes Deficit Fight," April 14, 2011, and the New York Times, "Obama Urges Cuts and Taxes on the Rich," April 13, 2011.

　　[73] 此外，美國還參與了在巴基斯坦、也門和利比亞的軍事行動。

　　[74] 并不否認的是，民主黨中存在少數許多有勇氣的眾議員甚至是參議員。

　　[75] 甚至大學畢業生也受到沖擊，2010年只有56%的畢業生找到工作，且起步工資下降了10%，并且這些工作中只有一半要求大學文憑。(New York Times, "Many with New College Degree Find the Job Market Humbling" May 18, 2011.)

　　[76] 其控制力隨著最近最高法院對Citizen United一案上的判決而得以大幅增強。

　　作者：詹姆斯·克羅蒂 (James Crotty)(馬薩諸塞大學阿莫斯特分校經濟系)

　　原文鏈接 http://www.puluo.org/drupal/node/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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