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要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 
2011年09月22日08:11   來源：《紅旗文稿》

　　破解經濟危機帶來的困局，實現公平而持續的經濟發展，是各國關心的共同主題。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肆虐，當前世界經濟、貿易和工業生產增速出現了放緩趨勢。盡管各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反危機的各種措施，但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復蘇乏力。美國產能利用率仍處較低水平，而失業率居高不下；歐盟經濟受主權債務危機拖累，被迫緊縮財政赤字，可能像日本一樣滑向迷失的十年；日本經濟繼續面臨通貨緊縮壓力，經濟增長緩慢。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也有快有慢，通脹壓力普遍較大。由于各國經濟刺激計劃已陸續出臺，就業、赤字、債務、產能過剩、通脹和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等引發的不確定性風險可能繼續釋放，世界經濟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

　　100多年前,馬克思就指出,世界市場危機必須看作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和強制平衡。100多年過去了，資本主義經濟仍然需要通過一次次經濟危機這種強制平衡來延續，危機的根源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仍然沒有改變，改變的不過是它的表現形式。當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肆意橫行、有人高呼社會主義“歷史終結”的時候，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的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藥方，并沒有給世界經濟帶來繁榮，卻帶來了全球性的經濟動蕩，世界貧富分化的矛盾更加尖銳，地區差距、國家差距、民族差距和階級差距變得更大。斷言以資本主義私有化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為人類方向的“普世價值”和“歷史終結”神話并沒有變成現實，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世界政治和軍事形勢也沒有因為“一超”主導和歐盟“集體帝國主義”（薩米爾·阿明語）行為而變得更加穩定，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價值觀帶給世界的不是勞動人民的自由，而是壟斷資本的自由及其所導致的前所未有的混亂和無序。現在，一切不帶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出，由美國主導的各種資產階級理論和政策，不僅不能挽救資本主義，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世界經濟體系的矛盾，成了歷史的反面教材。就連曾經主張“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不得不在其《新保守主義之后》一書中承認：對美國保守主義的批評實在是很讓人信服的，而解決方法則是去改善既成事實，搭建一個“多極世界”。

　　資本主義危機是一面鏡子，折射了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在資本主義危機下，資本增值要求與勞動者生活狀態惡化、國際壟斷資本擴張與民族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等之間的緊張關系不斷加劇，將大大加快世界經濟的分化、重組和重建進程，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獨霸”的時代也將一去不復返。可以預見，未來世界格局將發生三個“超越”。一是在經濟發展上將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枷鎖，重新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眾擺脫貧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經濟權利、特別是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掌控之上，構建公正的經濟全球化、地區化和集團化機制。二是在政治發展上超越“一超”主導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圖，擺脫少數西方國家頻頻干涉別國內政和人權進步的狀態，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達的多樣性，構建民主的政治多極化和國防自衛化機制。三是在文化發展上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確認各國和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構建豐富的文化多樣化和交互化機制。有理由相信，仍在發展和深化的資本主義危機，將不斷喚醒世界各國人民對更高社會形態的渴望和探索，逐漸增強世界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的力量。

　　對后資本主義的未來和更高社會形態的不懈探索，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偉大壯舉，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嚴重的曲折。今年是蘇聯解體20周年，蘇聯的解體使世界由兩極對立演變為“一超”主導格局，加速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金融、資源、環境、領土、民族、宗教等問題也日益突出。蘇聯解體并不表明社會主義行不通，更不表明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大量的文獻研究表明，蘇聯解體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所謂的蘇聯計劃經濟缺陷和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民主程度不夠等，而是蘇聯領導集團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果。然而，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給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帶來經濟奇跡，卻紛紛陷入了經濟衰退和發展緩慢的泥潭。

　　與此同時，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和越南、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白俄羅斯以及實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等國家，都呈現發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各種社會主義特征的新型經濟體制模式，比美國等新自由主義和北歐等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框架更加有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展中大國的一種有益探索。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是實行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和自立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中國需要在各種挑戰中繼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機制。

　　應當指出，西方國家通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世界推廣其經濟價值觀、理論和政策。而這個所謂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全稱是“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瑞典銀行”的股權并不由瑞典人擁有，也不是由瑞典國家擁有，而是由“國際出資人”擁有，使該獎實質上成為借諾貝爾之名頒發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獎。它以半秘密的右翼團體即共濟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標準，具有鮮明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涵義。美國倡導“新社會主義”的加爾布雷斯、英國溝通凱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劍橋學派”等帶有一定進步性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被排擠而未曾獲得此獎。對于這種情況，諾貝爾侄孫彼得·諾貝爾先生稱之為“占諾貝爾之名的布谷鳥”。

　　2011年5月29日第六屆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論壇，發表了題為“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回應：超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共同宣言，其要義是：

　　鑒于當前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產出已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一些分析人士聲稱經濟大衰退已經結束。然而，始于2007—2008年間的經濟危機并未結束。當資本家收益增加、首席執行官們漲工資的時候，大多數國家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工人們工資持續減少，中等人均收入都在下降，公共服務和社會事務質量驟降正影響著數以百萬的人們。貧窮和饑餓的情形仍很嚴重。

　　2008—2009年間，大銀行和非金融公司面臨倒閉的威脅，資本主義宣稱暫時放棄浮夸的自由市場策略，用納稅人的錢幫助他們脫離困境，與此同時，制定高開支計劃來阻止經濟崩盤。一旦完成救助，經濟產出上的一落千丈的狀況停下來，“精英輿論”將迅速變為支持財政緊縮的政策。

　　全球資產階級正設法利用經濟危機的形勢更加全面地執行如今聲名狼藉的新自由主義行為。他們突然發現政府預算平衡的優點，并借此來掩蓋他們的行動：收回工人階級在過去政治斗爭中所贏得的一切社會利益，暗中破壞公共部門的工會運動。我們不同意把當今財政問題歸咎于社會項目法規的論斷，我們也尤為反對這種變相的美國式危害：過高地發放工資和紅利；我們更加拒斥那些公共部門工人的工會代表權。很多實際問題是晚期資本主義所特有：毫無節制的金融投機，為保護企業利潤的減薪需要，勉強要求有錢人公平繳納應付的稅款，高額的私有化醫療開支、軍費開支、帝國主義戰爭開支（最后一條在美國尤為嚴重）。資本家們甚至連福利領域的增值機會都不放過，例如電力、市容、醫療、電信服務等。

　　在諸如此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總會構成重大的危險。正當無數人遭受著經濟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時，右翼學術和政治勢力正試圖把人們的視線從大銀行、大公司和資本主義制度這些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身上引開，而將貧困移民、少數民族或非主流宗教作為替罪羊，以贏得公眾的支持。在美國，相關的危險還來自對其他國家發展的恐懼。不擇手段的政客們把自身的問題怪罪到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的政客和大眾媒體將他們的憤怒發泄到近期經濟發展迅速而過去貧窮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

　　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場理論和政策斗爭中應發揮如下作用：一是推動各個國家出臺調控政策和經濟計劃，以迅速扭轉工人所處的惡化環境。二是批判右翼學術和政治勢力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實際問題轉向全球和各國工人階級的主張。三是推動發展非傳統意義的21世紀社會主義，以解決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四是分析新自由資本主義導致產生這場經濟危機的路徑和制度根源。五是制止以新帝國主義戰爭作為解救資本主義危機的手段。

　　當下的經濟危機為我們提供了機遇和挑戰。危機明顯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非理性和新自由主義行為的非法化。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和今后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理論和政策，必須超越各種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我們相信，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很多經濟問題的長遠解決方案是放棄資本主義，建立全球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資本主義制造的巨大麻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有責任面向急切的公眾給出問題的答案。

　　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每個人都能獲得一份工作和滿意的工作環境，而不是失業和過勞。每個人都會有一份足夠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數人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國家將會為人們提供共同的消費需求，而不是去削減有價值的公共項目。保證每個人從出生到終老都有滿意的居住條件，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持續不穩定狀況。全球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使得相互尊重國家主權的和平國際關系成為可能的制度，而不是被富于侵略性的資本主義驅使去控制他國的市場、技術、資源和生態。社會主義將會給世界帶來一個基于合作和互利之上的經濟制度，而不是以全世界工人在持續到底的戰斗中彼此對抗為前提的國際經濟部署。

　　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應聯合起來，讓我們通過文章、交流、合作、組織等各種研究方式，為實現上述價值目標而努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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