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國究竟怎么虧欠“國際社會”了？難道說，中國真的是讓“國際社會”抓住了什么“把柄”？我們不妨先看幾條相關資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美債牽住中國巨額外儲 欠每個中國人5700元

據中國青年報2011年9月14日報道，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金融市場的動蕩可能還將持續。中國作為美元資產最大的海外持有人，正為手里上萬億美元資產的保值擔憂。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稱，“7·23”事故后，人們都在關注中國鐵路的問題，而有金融界的“深喉”向他透露，實際上，中國外匯的風險比鐵路更大。

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實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就以接近1.8萬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主要7大工業國G7的外匯儲備總和。危機后這三年，我國外匯儲備仍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而巨額外匯儲備里，約超過70%的份額都是美元資產。美國國債危機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中國作為美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保持多年貿易順差，以豐富而廉價的資源和商品換來了大量美元，再反身過去投資美國債券。有人做過測算，僅以中國外匯儲備目前投資美國國債1.16萬億美元計算，這相當于美國欠每個中國人約5700元人民幣。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已經推出兩輪貨幣“量化寬松”。即便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最近的講話中暗示可能推遲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美元濫發的惡果很可能加劇。兩年前就有人預警，中國外匯儲備要小心“縮水”。這一次，評級下調后的美國經濟似乎還要在“印票子”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一個明顯的大趨勢是，美元走勢長期看會疲軟。而一直以來，中國外匯儲備持有美元資產的比例并沒有降低，難道“非如此不可”嗎？

“肉已經在鍋里”，能否分掉外匯儲備

早在華爾街金融危機剛剛爆發時，就有國內學者建議，與其把外匯儲備投到美國市場3萬億美元面臨巨大風險，為什么不干脆分給國內居民？經濟學家張維迎以前主張分國企，現在則提出，把外匯儲備拿出一半分給老百姓，說這將激發很大的財富效應。這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建議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外匯儲備是一國持有的外幣資產。當外幣通過貿易、投資通道進入國內，首先要在商業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商業銀行再拿這筆外幣，到中國人民銀行(央行)換取人民幣。也就是說，外匯儲備在形成之前，事實上已經兌換成人民幣，進入國內經濟體循環，用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的話，就是“肉已經在鍋里”。外管局的專業解釋是，外匯儲備是央行用人民幣“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對應著本幣負債”。這就是說，這筆外匯是國家負債，是國家信用的預支，其“債主”本來就是全體中國公民，只不過央行用人民幣暫時把它換走了，集中起來由外管局代為管理和使用。

如果把外匯再分一次給國內居民，或再次投入國內經濟體，不論以什么方式，都會形成貨幣的二次投放或超額投放，就是一筆錢花兩遍，這在性質上等同于央行加印鈔票，擴大貨幣發行，增加了通貨膨脹的機率。通常來說，外匯總是要用在境外。

由外管局統一調配、管理外匯儲備，這最早由“強制結售匯”制度逐漸形成。該制度從1994年執行，當時我國還處于外匯短缺時代。2011年起，企業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境外，無須調回境內。也就是說，“強制結售匯”政策已經成為過去時。最近幾年，外匯儲備每年以數千億美元的速度增長，主要來自我國增長迅速的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FDI)。同時，在2005年人民幣啟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的“熱錢”流入，也成為新的外匯儲備積累的通道。

正是在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下，不論企業還是個人，對持有外幣都缺乏動力。分析人士稱，即便“強制結售匯”制度已成歷史，但國內企業通常會選擇多結匯、少購匯，手中多留人民幣，這是構成外儲居高不下的客觀原因。

壁壘重重，不買美債買什么？

對“分掉”外匯儲備的說法，反對意見其實很多。中投集團總經理高西慶當初就認為張維迎的提法不妥。他的理由是，外匯儲備在管理和使用上，分散不如集中好，因為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力量仍然很弱，“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會變成人家的魚肉，任人宰割”。這就像股市上“散戶”容易被機構收拾一樣。

既然外匯投資要用于國外，為什么不買石油等戰略資源，買中國急需的高科技產品，非要買美國債券？經濟學家李才元對中國企業的海外戰略做過實地調研。他分析，事實上石油等資源，中國一直在買，每年中國超萬億的進口額中，有很大一筆錢，主要就是用于購買海外資源。而對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型企業的股權，中國企業同樣有很強的“購買欲”，可是美歐等發達國家市場設置了各種貿易壁壘和并購限制，“中國想買，可買不來啊。”“我們出的多，進的少，該買的買不了那么多，好多想買的又買不到，錢花不完，因此節余越來越多”，他說：“事實上，買美債已經是排在第三位的次次優選擇了。”

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受金融寡頭操縱把持   中國努力“創匯”只得買美債

中國外匯儲備“不得不”投資美國債券的困境，揭示了當下國際經濟循環不平衡的矛盾——美國借錢消費，中國攢錢儲蓄，中國人儲蓄的錢，恰恰就是美國人借貸的錢。經濟學家李才元提醒人們注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大力發展出口，主要是以“創匯”為目的，這個“創匯”主要就是掙取美元。因為中國參與的世界經濟循環中，美元是最重要的流通和儲備貨幣。中國擴大生產努力“創匯”，與美國經濟的“產業空心化”和大踏步進入寅吃卯糧的“消費時代”，其實是一個“同步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外匯儲備對美國債券的依賴，本質上是這么多年中美貿易和經濟關系發展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糟糕的是，“就像攢錢買房子，總是趕不上借錢買房子一樣，因為攢錢的速度太慢，而房價上漲太快，不如早點兒貸款買房。”李才元說，中國外匯儲備面臨的問題，就如同一個辛苦打工掙錢想買房的人，好不容易銀子攢差不多了，可發現這些錢可能要縮水，從前想買的東西似乎還是買不起。

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和石油、鐵礦石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較大，市場容量相對有限，交易和收儲成本較高。雖然外匯儲備投資組合中已包含與之相關的投資，但把錢都投到實物資源中“風險太大”。以石油為例，2008年之后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從每桶147美元，一路暴跌到33美元，然后又再度反彈到接近120美元,前一陣又下跌到80美元以下，這種劇烈的起伏，定價權完全掌握在各類浸淫市場多年的金融寡頭手里，壓根兒不是中國這個“門外漢”能夠控制的。過去幾年，有幾家參與國際石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中國企業，都為自己的“輕敵”付出了幾十億美元的巨額損失。

【2】美債危機美“效益”豐厚 世界為美軍費買單

據經濟參考報2011年9月6日報道，美元貶值形成的超額利益，等于世界各國為美龐大軍費“買單”。在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仍舊蔓延和日本經濟連續三個季度負增長的形勢下,美國債務危機對不確定的全球金融市場和不穩定的世界經濟復蘇無疑是火上澆油。

美債危機是早已埋下的定時炸彈

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最大市場和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債務危機仍殃及全球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走勢。

●40年來,美國36個財政年度出現赤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 .6萬美元,早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1830年,美國還清了國債,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次實現國債為零。此后,美國多數年度都出現財政赤字,國債不斷增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維持了穩定的增長,各國貨幣中只有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1971年8月15日,隨著美國公共財政因越南戰爭而陷入困境,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浮動匯率制拉開了序幕。從此以后,美元繼續維持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2011年8月14日刊登題為《放棄金本位是個致命的錯誤,我們現在正為其埋單》的文章指出:“越審視經濟史,有個事實變得越明顯,即這是現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定之一。”文章認為:“如果不是這一決定,很可能我們將不會經歷過去4年的危機,甚至能夠避開不斷困擾世界市場的一次又一次危機。”

40年來,美國36個財政年度出現赤字,里根在1981年至1988年擔任總統期間,大幅度降低富人稅率，被稱為實施“劫貧濟富”的稅收政策。與此同時,實施“星球大戰”計劃,與蘇聯展開大規模軍備競賽。8年期間,財政赤字達到13387億美元,超過從美國建國到1980年206年財政赤字之和。喬治·布什在1989年至1992年擔任總統4年期間,美國財政赤字達到9335億美元。克林頓在1993年至2000年擔任總統期間,稅收有所增加,軍費開支有所減少,前5年累計財政赤字為6444億美元,后3年出現財政盈余4303億美元。小布什在2001年至2009年擔任總統期間,在為富人減稅的同時,發動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除2001年仍有1578億美元財政盈余外,7年財政赤字達到22719億美元。到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總額已從1992年的3萬億美元增加到14.29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7月24日發表報告指出,美國國債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 D P)的99%,預計2012年將達到103%。按3.087億人口計算,目前,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4.6萬美元。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6月份寫給國會議員的信中指出,美國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40美分是借的。包括國債在內,美國公私債務總額已高達55萬億美元,人均負債17.6萬美元,家庭平均負債67萬美元,而美國年度稅收僅約3萬億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約5萬美元。美國已經深陷入不敷出的債務危機困境。

美債危機加劇特別是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被下調,引起全球股市恐慌,8月8日被稱為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至少蒸發數萬億美元。市場現在擔心的不僅是美國經濟可能走向二次探底或衰退,而且美歐債務危機可能把西方經濟拖入漫長停滯期。

美元貶值損人利己

●美國利用匯率武器使美元大幅貶值,結果凈賺3 .408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美國軍費開支總和。

早在1971年擔任尼克松政府財政部長的約翰康納利就坦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世界)的問題。”美國利用匯率武器損人利己由來已久。有學者指出:美國人通過借債把危機轉嫁給債權國,如果債權國拋售美債,美債價格必然下跌,從而導致美債縮水;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本幣過快升值影響出口商利益,債權國又被迫購入美元打壓本幣匯率,這又導致債權國繼續增持美債。總之,債權國被美國所綁架。

西班牙《起義報》2011年8月4日發表題為《為何美國和美元都不能倒下》的文章指出,控制和操縱資本主義世界“美元化”經濟的是金融集團和跨國公司,它們以美聯儲和華爾街為基礎,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軍工產業等的各項決策。美國采取美元階段性升值和階段性貶值的政策,在美國經濟增速加快和繁榮期,美國提高利率,吸引全球大量儲蓄流入美國,滿足美國政府和企業之需;在美國經濟增速放慢和衰退期,美國則降低利率,誘導美元貶值,損害債權國利益。

據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元已經歷三輪大幅度貶值。第一輪美元貶值發生在1973年1月至1978年10月。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財政部有義務與各國央行以1盎司黃金兌35美元的價格進行兌換。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掛鉤,這被稱作“尼克松沖擊”。美國完全拋棄了金本位制,從而正式確定了美元在世界的霸權地位。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貶值造成主要發達國家都陷入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所謂“滯脹”困境。

第二輪美元貶值集中在1985年至1988年間。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文章指出,對美元貶值形成決定性影響是1985年日美歐之間的“廣場協議”,西方五國決定聯合介入市場,拋售美元。當時的里根政府面臨財政和經常項目的雙重赤字,被迫以美元貶值來恢復美國經濟。宗良認為,日元大幅升值和泡沫經濟破滅,美國成功地擊潰了日本對美國經濟地位的威脅。

第三輪美元貶值始于2002年。美國通過操縱匯率,究竟贏得多少利益呢?據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研究,在2001—2006年期間,美國累計對外借債3.209萬億美元,然而,美國凈負債卻減少了1990億美元,等于美國凈賺3.408萬億美元,其中:美元貶值就讓美國賺8920億美元,資產———負債收益差距讓美國賺1 .694萬億美元,其他手段賺1.469萬億美元。美國凈賺3.408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美國軍費開支總和。這就是說,美元霸權創造的超額利益,意味著世界各國為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買單”!

美國等發達國家難以從“虛擬經濟”回歸“實體經濟”

●有學者提出,全球資本錯配的風險正在累積,這是一個需要各國協力探索和解決的新課題。

最近,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研究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發布的特別報告“敞開美國大門?”就“充分利用中國海外直接投資”重振美國經濟的問題做了全面分析。但是,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要實現這個轉變絕非易事。

自20世紀70年代初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國經濟逐步走向高度虛擬元,而實體經濟逐步走向萎縮。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絡版)2008年10月9日介紹,“金融衍生品市場現在價值從2002年的106萬億美元增加到531萬億美元”,相當于2008年世界GDP60.587萬億美元的9倍和美國GDP14 .202萬億美元的37倍。資本總要流向可以使之獲得最高回報的領域和地方,資本流入的驅動力來自于投資地能給其帶來的利潤空間。

有學者研究顯示,發展中國家購買發達國家國債和其他債券總回報率約為3%—4%,而發達國家集中本國資本和流入資本再投資到發展中國家獲得回報率高達10%—20%。發展中國家購買發達國家債券回報率較低但較安全,發達國家企業不及債券更具有吸引力,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投資能獲得更高回報率,這些企業怎么可能把投資轉回國內呢?就以實體經濟比較,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土地和資源費用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不可能回歸發達國家。如今,來自境外資本吹起的是更多泡沫風險,而非實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無論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都難以改變所謂資本錯配的資本流向和投資格局。

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都多于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但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特別是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嚴格控制新興大國對美國資源和戰略性產業的直接投資或并購美國相關企業。因此,期待美國敞開大門,接納新興市場國家的直接投資,發展實體經濟,跳出“債務陷阱”,從而恢復全球經濟平衡發展并不現實。

美國次貸和金融危機將持續“發酵”

曾任小布什政府財政部長的亨利·保爾森說,他的一生對金融危機和金融機構倒閉看得很多,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不僅對美國經濟和人民構成的風險更嚴重,而且“給全世界帶來極大的危害”。

2011年初以來,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8月13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眼下處于一場新風景的初始階段”,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尤其令人擔憂,“可能成為全球經濟所面臨最嚴峻挑戰”。

法國總統薩科奇和德國總理默克爾8月16日在巴黎宣布要建立歐元區經濟政府,呼吁歐元區17個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更緊密地合作,并提議各國在憲法中規定平衡國家預算的責任,試圖以此阻止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蔓延和平息圍繞歐元的風暴。英國《泰晤士報》指出,兩國領導人并未討論市場和專家希望推出的兩個舉措:擴大歐元區4400億歐元的救濟基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設立“歐元債券”,使德國和其他國家可以為經濟疲軟的成員國債務提供擔保。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歐元債務”難產反映出歐元區各國仍將各自的國家利益置于歐元區共同利益之上。因此,法德領導人雖然宣布一系列措施和作出新的承諾,但市場反應冷淡。8月16日,歐洲股市出現了4天來的首次下滑,歐元對美元匯率也有所下跌。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判斷,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將持續“發酵”,全球金融風險將較長時期存在。截至2010年底,我國地方性債務余額已達107174.94億元,要防范地方債務風險。與此同時,我國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達10萬億元以上,與2008年相比增加了1倍還多,大大增加了金融體系的風險。我們要防止債務過快增加和債務規模過大。

發達國家政府陷入削減支出減少債務與增加支出刺激經濟的兩難困局

2011年6月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34個成員國整體經濟綜合先行指數為102.2點,環比下降0.3點,為連續三個月下降。主要經濟指標顯示,發達國家經濟增速普遍走低。英國《衛報》8月18日援引美國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預測警告“全球經濟正處在衰退邊緣”。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國經濟衰退到2009年7月結束,歷時18個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收縮時間最長、損失最嚴重的一次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總裁拉加德8月15日警告各國政府不要削減開支,以避免引發新的經濟衰退。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沃勒斯坦最近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已經進入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貶值過程,美元是美國持有的最后的主要力量。”主要發達國家實行“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導致世界經濟增速放慢。

世界進入政局動蕩和社會沖突多發期

美國《紐約時報》2011年8月14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指出:倫敦著火了,“阿拉伯之春”觸發了阿拉伯世界反對獨裁統治者的民眾起義;“以色列之夏”讓25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買不起房,抗議國家被裙帶資本家的寡頭壟斷所操縱。從雅典到巴塞羅那,歐洲的城市廣場被抗議失業和貧富差距拉大的青年占據;與此同時,憤怒的茶黨橫空出世,擾亂了美國政壇。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極右勢力在歐洲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抬頭趨勢,而這股極右勢力回潮與就業、移民、安全等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緊密相關。

從2011年8月6日起,始自英國首都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區,隨后蔓延到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的騷亂令英國人困惑和不安。在20世紀20年代,英國收入最高5%的人占有全國國民收入的1/3。今天,英國在工資、財富和機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時候還要不平等。2010年,英國1000個最富的人的財產總和就增加了30%。而就業、受教育機會等都成為年輕人難以突破階層身份的障礙。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專欄文章指出:“導致倫敦騷亂者產生的原因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以及完全忽視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階層。”因此,“倫敦的下層階級爆發了”。

在這次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家庭財富從2007年的66萬億美元減至2009年的48.5萬億美元,縮水17.5萬億美元。但是,富豪財富繼續增加。2010年,有520萬百萬富翁家庭,比2009年增加1.3%。貧富差距拉大、失業以及失望,這些正是人們擔心美國也會出現騷亂的基礎。

世界正進入政局和社會沖突多發期,特別是發達國家政局、社會動蕩和西方極右勢力回潮,將對各國產生多大影響,值得各國關注。

【3】網聞博評：原來中國與世界都讓“美元帝國”給綁架了

“早在1971年擔任尼克松政府財政部長的約翰康納利就坦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世界)的問題’”，“美國利用匯率武器損人利己由來已久”，“美國人通過借債把危機轉嫁給債權國”，“總之,債權國被美國所綁架”。《經濟參考報》的上述報道，總算揭開了這個世界市場經濟游戲的謎底。原來，中國與世界都讓這個“美元帝國”給綁架了。

“美債牽住中國巨額外儲，欠每個中國人5700元”。經濟學家李才元提醒人們注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大力發展出口，主要是以“創匯”為目的，這個“創匯”主要就是掙取美元。因為中國參與的世界經濟循環中，美元是最重要的流通和儲備貨幣。中國擴大生產努力“創匯”，與美國經濟的“產業空心化”和大踏步進入寅吃卯糧的“消費時代”，其實是一個“同步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外匯儲備對美國債券的依賴，本質上是這么多年中美貿易和經濟關系發展長期積累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中國青年報》的這篇報道，又進一步給我們揭示出，中國是怎樣被“綁架”進這個“美元陷阱”的。

那么，中國這樣給美國“打工”，付出的成本代價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富起來”和大多數人“窮下去”，就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就是普通百姓背負的買房難、上學難和看病難“三座大山”，就是中華大地生態環境惡化的千瘡百孔，就是“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此外，還有高達10萬億元的“地方債務風險”和房地產貸款造成的“金融體系風險”。

顯然，中國繼續拿出去“救世界”的“百姓血汗錢”，還仍然是以這些慘重成本為代價出口“創匯”掙取的美元，這便是“美元帝國”的“貨幣殖民”。至于拿外儲在“次次優選擇”的美債、日債及意大利等國債之間，來回押寶搞“多元化”，那還是在市場經濟“美元陷阱”里瞎折騰。而在“美元帝國”的“資本叢林法則”體系下，在華爾街金融寡頭操縱的匯率市場上，推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致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這便是讓中國徹底失去貨幣主權的最后一道絞索。

資本的“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這固然是美國金融寡頭集團的豺狼本性。中國被綁架進這樣的“美元陷阱”，也固然是13億中國人的民族悲哀。但與其說這是一場國際綁架，倒不如說是一幕花言巧語加“糖衣炮彈”的“誘敵深入”。所以，我們現在真正應該認真反思的，是怎樣解下這個出口“創匯”掙取美元的“市場經濟繩套”。我們更應仔細省察清楚的是，誰是幫著美國把中國引入這個經濟陷阱的“帶路黨”？這些“帶路黨”下一步的套路又是什么？我們今天又該怎樣“救中國”？否則，這場中國被綁架的歷史性悲劇，還將演變成萬劫不復的慘不忍睹！

【4】西方資本列強究竟要讓中國“負責”什么？

 如上述媒體報道所稱，大幅度降低富人稅率的“劫貧濟富”稅收政策，直接導致了美國政府財政收入的來源減少，而龐大的軍費和社會公共福利開支卻在與日俱增。這個入不敷出的矛盾，便是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的根源。而且即使發生了經濟危機，超級富豪階層的財富照樣會“逆市飛漲”。換句話講，制造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本來就是金融寡頭集團及超級富豪階層的“致富秘笈”，又怎能指望富人主動增稅來消解國家的債務危機呢？再說，西方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選票市場”，本身也就操控在這些資本寡頭集團手里。這一點，就連西方媒體也是公開承認的。

正如西班牙《起義報》2011年8月4日題為《為何美國和美元都不能倒下》的文章所言,“控制和操縱資本主義世界‘美元化’經濟的是金融集團和跨國公司,它們以美聯儲和華爾街為基礎,控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軍工產業等的各項決策。”

在美債危機期間，美國總統與議會上演的“民主鬧劇”，也便是這種資本民主的生動寫照。其實，非但美國的民主體制是這樣，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體制也都是如此。包括像老牌西方資本列強英國發生的債務危機和社會騷亂，同樣是因為本國資本寡頭集團的“劫貧濟富”所致。

跨國資本追逐更高利潤的貪婪本性，造成了全球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市場扭曲與布局失衡。資本寡頭集團操控“選票市場”壟斷政治權力，又導致了“劫貧濟富”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這種資本的私人占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固有矛盾，是資本主義體制自身難以打開的死結。這種全球性的危機，乃至周期性愈演愈烈的危機，也絕不是靠拉中國發展出口創匯型經濟進行“輸血”就能挽救的！

從另一方面看，西方各國工人階級要求提高和改善社會福利的斗爭，也使得各國政府的維穩成本高居不下，財政入不敷出的矛盾更加尖銳。而美國目前的社會福利保障水平，以及包括“老歐洲”在內的西方國家的福利水準，也都主要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推升起來的。可一旦水準提高了，再降低下去就很難，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期間。當前西方國家頻頻發生的社會騷亂，主要就是由此點燃的。

那么，一貫“劫貧濟富”的資本寡頭集團，當時怎么就能允許推行這樣的高福利政策呢？同樣是國際形勢所迫的不得已。上世紀三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大蕭條”，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以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運動，使得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直接面臨土崩瓦解的滅頂之災。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及人民當家做主的全民福利保障，也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大受鼓舞，并進一步掀起了爭取社會權利與福利的斗爭。西方國家的資本寡頭集團，就是在此形勢下不得不對工人階級做出了妥協讓步。同時，西方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借鑒引用了一些社會主義色彩的公共福利政策。

因此，目前西方國家工人階級享受的高福利，一定程度上應感謝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由此形成這個再也甩不掉的財政支出“包袱”，就成了西方國家政府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新仇舊恨”。特別是在遭遇債務危機和社會維穩成本居高不下時，西方國家政府的這個“心病”，就會再次隱隱作痛。而當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這個“新仇舊恨”就一股腦遷怒于中國，并嚷嚷著要讓中國“負責”了。于是，把中國綁架進“美元陷阱”，再戴上一頂“負責任大國”的高帽子，這或許便是西方世界難言之隱下的打擊報復！

 【5】鑒古往而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貿易戰爭：從販賣奴隸到“貨幣殖民”》、《貿易戰爭：斯巴達軍國主義的復活》及《冷戰當頭：為何非要打市場經濟戰》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回望來路，從“向錢看”爭先富，到接軌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到形成出口導向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再到貧富兩極分化和“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現在的美債危機和“輸入性通脹”危機，我們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大蛋糕”，卻原來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頂多，只算是給救美國救歐洲救世界作出了“負責任大國”的貢獻。

為何會這樣呢？難道我們不正是從“向錢看”開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貨幣真當成了自己的財富嗎？可到頭來，自己真金白銀的物質財富，卻被“虛擬”給了西方富國，而自己僅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來很美”的數字和不斷貶值縮水的紙鈔！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和“輸入性通脹”危機，還看不到盡頭。與其說這是以“東莞模式”為代表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走到了盡頭，倒不如說是“向錢看”的思維模式已經陷入絕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財。自私自利，反倒自損自殘。

拜金拜富，就得學習世界上最富裕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接著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西學東漸”，西方資本買辦精英通過世界輿論大合唱，順著中國人“向錢看”爭先富的“求學”愿望，又循循善誘地給我們送來了“科技崇拜”、“市場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價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這里面最核心的教義，還是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簡稱“市場經濟”。

于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全球財富盛宴狂歡中，世界經濟繁榮景氣時，貧窮的中國人以血汗勞動供養美國和西方富國消費。而當經濟景氣低迷危機海嘯來臨時，遭受“血汗錢”縮水蒸發和“輸入性通脹”打擊最慘重的，還是貧窮的中國人。窮國供養富國，窮人供養富人，這究竟是哪門子的“國際慣例”和“普世價值”？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對敵人的視而不見與寬容，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我們今天實現危機突圍的出路，同樣需要回歸到歷史的起點上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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