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征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刻不容緩！　　

     清湖漁夫　　

即使是在本土市場，如果游戲規則被外人制定，我們參與這個游戲長輸不贏的結果仍然不可避免。在我國金融市場上，跨國資本憑借規模優勢和利用我們對市場運行本質的糊涂認識，獲得了市場的主導權和定價權，實際操縱了我國金融市場的運轉，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參與市場的中小散戶被價格的大幅震蕩反復洗劫；跨國投行在股市、期市和已經金融化的樓市上獲得暴利，觸目驚心！　　

今年8月29日，美國銀行宣布出售其持有的131億股中國建設銀行股份，以籌資83億美元。美國銀行仍持有中國建行5%的股份。中國建設銀行2005年首次公開招股時，美國銀行系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以區區30億美元的成本購得中國建設銀行9%的股份。近期套現4%，成本價不到14億美元，稅后利潤仍然達到33億美元，增值率達到250%。　　

1994年，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各向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了3,500萬美元。2005年，這兩家公司將它們所持的9.91%平安保險股份出售并獲得了10億美元收入。　　

2006年4月28日，高盛以25.822億美元的總價認購164.76億股工行股份。在談判和認購前夕，跨國投行的雇傭學者和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對工行方方面面的“問題”橫挑鼻子豎挑眼，協助高盛要壓低收購價格。而在高盛成功地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入股工行以后，利益的驅使使得高盛為國內銀行大唱贊歌，工行也在一夜間由一個資產狀況不佳的銀行一躍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而當國人沉醉于這個“全球最賺錢的銀行”稱號之時，高盛則是低聲埋頭發大財，其持有的工行股份4年獲利近120億美元，資產增值4.65倍。　　

2006年7月20日，高盛以每股3元的價格從西部礦業前股東東風實業公司受讓3205萬股。在此后的幾年中，因為公司的屢次送轉股和股價大幅上升，高盛持股西部礦業股票的總體投資回報高達974.3％。　　

2004年新橋以約12.35億元收購約3.48億股深發展股份,約占深圳發展銀行總股本的17.89%,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后來經深發展股改時派發認股權證,以及2008年中期送紅股,新橋所持股份增至約5.2億股。經粗略計算,新橋所持5.2億股累計支付的成本約為22.14億元,每股成本價約4.25元。而平安在收購協議中承諾的現金支付對價為約114.49億元,即22元/股,相當于成本價的5.18倍。隨著平安收購深發展,新橋順利實現全身而退并獲益4.18倍。新橋入股深發展近5年將至少凈賺92.35億元,獲得超過4倍的凈收益。若以增發股份為對價,以中國平安H股停牌前收盤價計算,新橋可能獲得超過7倍的凈收益。　　

……，……　　

這是一份遠不知何處是盡頭的長長的清單！一份讓每一個正直的中國人內心在淌血的清單！引進外資我們有必要付出一定代價，但是從現狀來看，這個代價未免太大了，大到了動搖和毀滅我們民族經濟根本的程度！這難道是我們想要的堅持對外開放和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的結果嗎？？　　

在這里，筆者不想再去分析這其中的種種原因，因為有太多的具有愛國心的草根學者的精辟分析足夠我們借鑒和警醒。筆者只想提出一個或許具有建設性，能夠改變目前現狀的亡羊補牢的設想，一個基于資本主導的以大眾行為為基礎的市場機制的補救措施。這個措施，就是征收超額累進的資本利得稅，提出來共同探討和印證。超額累進的資本利得稅的基本原則如下：　　

1、超額累進的資本利得稅先于所得稅計征，主要針對非正常的，具有暴利性質的的資本利得。在征收資本利得稅后，再行征收所得稅。　　

2、以稅前凈利為基礎，滿足年凈利潤率5%以及凈利潤人民幣50萬元以上作為起征點，主要針對市場的大資本，對中小投資者豁免。　　

3、資本利得稅稅率實行超額累進，特別異常的暴利部分累進稅率應該達到90%——95%，主要針對低價賤賣國有資產或者鯨吞國有資產、在市場大幅炒作中的暴利。極力阻止國有資產流失和境外資本對我國的財富掠奪。　　

4、對于跨年度應稅金額，起征點的提高每年單利遞加5%，鼓勵長期投資，但是稅后資本利得仍然必須保持在合理范圍。　　

5、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應該適用于金融市場或者已經金融化的市場，比如股市、期市和樓市。更要對一級市場、二級市場和場外市場全面覆蓋。從證券市場近年相關情況來看，一些IPO企業在上市前的利益包裝、PE式腐敗；比如年報顯示的一些市值億萬富翁公司，以及近期的肖時慶事件、某女教師IPO巨額收益等等，都應有針對性地納入稅收征管。　　

對特定機構投資者采取稅收優惠政策。資本市場的發展需要有穩定的資金供給者和機構投資者，為鼓勵保險基金、社保基金、企業年金等投資資本市場，可制定一些針對特定機構投資者的稅收優惠政策。　　

金融市場是一個復雜多變的利益流轉過程，我們有必要克服畏難情緒，積極充分研究各種現實問題，完善征管設計，盡快開征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同時針對市場中的新現象和稅制運行中發現的問題，適時調整稅制，查漏補缺。　　

征收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具有如下的影響。　　

1、有效抑制市場大幅炒作行為和大大降低市場波動的幅度與頻率。　　

我們知道，金融市場的價格運行機制是一種題材炒作模式，在這個市場中，大資本是市場炒作的主要原因和動力，特別是跨國投行和其他境外金融機構，基本掌握了我國市場的主導權和定價權，通過價格投機操縱股價大幅升降。近幾個月來，跨國投行和三大信用評級公司連續唱空中國經濟和集中發布負面報告，既是直接的金融市場操縱，也是露骨的金融攻擊。遠一點的如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配合高盛低價入股中國工商銀行，不斷“披露”工商銀行的各種“負面消息”和“分析結果”，而在高盛低價入股得手后，又開始操縱輿論，工行也在一夜間由一個資產狀況不佳的銀行一躍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跨國投行的炒作，明顯地具有利益動機，要求中國市場完成做空機制，不斷操縱市場大起大落，以加大對中國境內資本的掠奪，獲取暴利。通過征收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就能沉重打擊這種利益企圖，同時抑制過度投機，使得市場的大幅震蕩消失，維護市場平穩運行。　　

2、保護國有資產和市場中小投資者　　

因為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主要是針對大資本的市場暴利現象，從長期來看，對國有資產和中小投資者的證券資產具有保護作用。中間不論是發生大宗交易或者機構之間的交易轉手，這些金融性資產在市場的套現始終著落在市場大眾身上，因此目標就是最終掠奪國有資產和市場大眾的資產，讓大眾成為市場的最后接棒者和資本利潤的奉獻人，這是金融市場分配過程的最后結局，也是大資本的本性使然。盡管在這種新的稅種實行的初期，會遭到大資本，特別是境外資本的反對，他們會調集一切輿論和工具來實施所謂的市場對中小散戶的短期不利后果，宣揚市場崩潰或者刻意操縱市場大跌，以“引起市場動蕩”、不利于市場發展“證明”和打擊這個對他們的利潤不利的稅收措施，進行要挾。對于此種情形，國家和市場大眾都要權衡得失；一方面市場大眾要認清問題的實質，理解市場的人為“危機”始終是短期的，很快會恢復正常，不必做驚慌之舉；另一方面，國家有關方面，特別是金融性國企，要結成統一的市場陣線，成為維護市場穩定的中堅力量，并且借此機會拿回我們金融市場的主導權和定價權，將市場控制的民族資本手里，以此為基礎改變市場運行機制，逐步實現市場的相對公平。　　

即使發生短期性的跨國資本外流，也不必擔心；因為資本的逐利本性，只要利潤水平合理，在沒有找到更穩定安全的市場和相對有保障的牟利途徑之前，流出的資本也會很快回頭。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工業制造能力具有信心，我們也擁有足夠的經濟自循環能力；即使一些跨國資本撤出我國市場，天也塌不下來！我們必須要求更加公平的國際財富分配，不能再做全民省吃儉用而給跨國資本奉送利益的“送財童子”。　　

3、減少外匯儲備和國民財富流失　　

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主要來自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常年“雙順差”，就資本項目而言，我國資本走向海外屢屢折戟，虧損巨大，以及境外資本流入獲取暴利后的換匯流出，都意味著我國外匯儲備的消減，也就是說，西方資本通過對我國資本的吞噬，直接減少了他們對中國的債務，換言之，我們與這一部分外匯儲備對應的實物財富出口，已經失去了換回境外商品的權利，以前的商品出口變成了白送！這也是跨國資本利用國際金融市場絞肉機對我們的海外投資進行絞殺和對我國金融市場發動金融戰的的實質，利用金融游戲空手套白狼，我們的國民財富因此而白白外流。　　

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的征收，能夠有效遏制這種財富白白外流的的傾向，也是金融戰的一種有力武器。增設這個稅種同時也是我們國家主權的體現，以保有我們的國民財富為目的，實行我們自己認為合適的稅制；我們更不必與國際慣例接軌，像西方國家一樣為資本利益服務。對跨國資本暴利的稅負從輕乃至減免稅，實際上是一種殘害我們自己的行為！抱薪救火，被人欺詐和搶劫的人了還要給搶劫的人提供優惠和鼓勵；自然也就導致了近年來我國市場遭受印刷美元的猛烈沖擊，外匯儲備異常迅猛增長。　　

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是一種結構性收入調節措施。沒有這種特別措施，為了制止國民財富通過金融渠道白白外流，可行的措施就只有人民幣匯率匯率之一途，人民幣匯率貶值會對經濟產生全面的系統性影響，比如貿易條件惡化和引發更激烈的匯率戰等等。而且，沒有這種特別措施，跨國資本的暴利又成為他們收購我們國內產業的資金來源，為他們對我們的金融戰提供彈藥。　　

4、實現稅收目標轉向，促進社會收入分配公平　　

在大眾行為的市場機制中，資本始終處于市場的主導地位，具有操控市場的能力，大資本投機利潤所得即為我國中小投資者和國有企業所失。因此，市場普通大眾面臨著天然的不公平和不利的市場競爭地位。在這個市場中，收益和風險始終是割裂的，收益歸市場的主導資本，風險和損失歸市場大眾，形成了一種定向的財富流向資本的市場過程，擴大了貧富兩級分化。在西方的稅制中，資本利得稅的比例征收，實際上對資本有利；主導資本通過市場操縱實現稅收轉嫁，同時加劇了市場大眾的貧困化。　　

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的征收，則轉變了稅收負擔的重心，主要針對資本，抑制了資本無止境的的利潤動機和稅收轉嫁意圖，防止了資本圖謀短期暴利的市場大起大落；同時改變了稅收的服務方向，使市場運行相對平穩和公平，變得有利于市場大眾。創造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市場條件，改變稅收緊盯工薪階層低收入（諸如月餅收稅）的不良稅制傾向。這種傾向有轉移視線，刻意忽略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刻根源的嫌疑，撿了芝麻丟掉西瓜，激起廣泛的質疑浪潮當然事出有因。　　

無論是從重新拿回國內市場的主導權并且將市場控制在我們自己手里，還是從推進財富分配相對公平一些，阻止財富外流，開征超額累進資本利得稅都是刻不容緩！近期奧巴馬政府對美國公司海外利潤回流的減稅優惠以及高盛公司再次看漲A股市場，都是一種緊迫的信號；暴利溜走越多，我們的損失越大，而且無法追溯。　　

參考文獻：　　

《論金融市場的題材-價格模式》，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0s1.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2992.html　　

《美式金融絞肉機》，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u0k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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