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分認識公有制主體地位在我國的厚重價值

張作云*

（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安徽淮北 235000）

摘  要：評價一種所有制經濟孰優孰劣，固然要用生產力標準即實踐標準，但不能把生產力標準絕對化，更不能曲解以至泛化生產力標準。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在我國的地位、作用及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功績是不可否認的。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要充分認識公有制主體地位在我國的厚重價值。評價所有制優劣的生產力標準，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既是具體的，又是歷史的。評價所有制優劣的標準也不是孤立的，還有由生產力發展的實踐標準派生出來的價值標準和邏輯標準。在評價所有制優劣時，我們要堅持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一切以時間、條件和地點為轉移。

關鍵詞：私有化思潮；公有制主體地位；生產力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具體性和歷史性；實踐標準、價值標準和邏輯標準的統一

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12期轉載了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趙振華教授《關于深化所有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以下簡稱，深化）一文，拜讀之后，總感存疑較多，甚至有些觀點不敢茍同，但都反映了理論界的一個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故本文以此傾向性問題為起點，以公有制主體地位在我國的價值為核心，大膽直陳拙見，以求真理。

一、一個值得關注的傾向性問題

為了論證“判斷所有制優劣的標準”，在“深化”一文中，趙振華教授說：”一種所有制是優是劣，不能簡單用‘公’或‘私’的標準來判斷，而要用是否適應生產力的狀況來判斷，正如不能用鞋自身來判斷一雙鞋的優劣而要用是否合腳來判斷一樣。“^[1]筆者認為，僅用鞋是否合腳比喻判斷一種所有制優劣的生產力標準，是不妥的。鞋是否合腳固然可以說明鞋的優劣，但鞋自身的質量也有優劣之分。例如，同樣合腳尺碼相同的兩雙鞋子，一雙用上等布料或皮料做成的，另一雙用劣質材料做成但花色、形態都漂亮美觀。兩雙鞋子，孰優孰劣呢？我們知道，所有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必須通過一定的形式，才能在現實上存在并呈現在世人面前。這個具體形式就是社會再生產中的基本經濟單位或企業，例如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現實地存在著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趙教授為了好聽，私之為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等等。無論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有一個企業經營制度、管理制度、管理關系問題。就拿我國的私營企業來說吧，眾所周知，它是生產資料為私營業主所有并存在雇擁勞動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在企業中，企業主和勞動者的關系是雇擁關系，說得更明白些，是剝削關系；企業的管理制度是家長制（如趙教授所說）管理，或者說是獨裁式管理，有的企業還實行血汗制度。當然也有些企業主比較開明，在企業內部實行所謂“民主管理”，并創建“和諧勞動關系”。這兩類企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當然有不同的經營效果。前類企業雖然一時可以發展，并賺錢可觀，但經過一段時間，破產倒閉者大而有之。后類企業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興旺發達，有的甚至還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的骨干企業或明星企業。這兩類企業，雖然都是私有制經濟，孰優孰劣，可想而知。但能否概而論之，私營企業皆優或皆劣嗎？再拿國有企業來說吧，有的按照公有制經濟的本質要求，建立了生產資料勞動者公共所有、按勞分配的企業經營制度，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企業成員團結協作、平等互助的勞動關系和管理制度，內部生產關系和諧、管理關系協調、收入分配關系平等。也有的企業深受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示范效應的影響，經營制度、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異化，甚至與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相差無幾，內部關系矛盾頻出，干群關系對立甚至惡化。在當前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兩類企業，一類興旺發達，前景廣闊，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另一類企業則連年虧損，有的甚至資不抵債，宣告破產，被人兼并。在此情況下，是否也能概而論之，凡國有企業皆劣或皆優嗎？可見，不能把判斷所有制優劣的標準絕對化，而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為了論證“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沒有固定的比例關系”，在“深化”一文中，趙教授指出：“既然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本身沒有絕對的優劣，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就沒有固定的界限，公有制比重高一點還是非公有制比重高一點，都是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為此，趙教授還找出幾個論據。

論據之一，是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趙教授說：“按照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得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即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可以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公有制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公有制；私有制不等于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樣有私有制經濟。”筆者認為，趙教授把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作為自己論題的論據，是經不起推敲的。第一，趙教授和鄧小平同志所要證明的論題是不同的。鄧小平同志所要證明的論題是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而趙教授所要證明的論題則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沒有固定的比例關系”，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不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第二，雖然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公有制經濟，但二者在內涵上是不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有制經濟是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歸勞動者共同所有、共同占有、共同享用的公有制形式。在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是團結協作、平等互助的關系，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存在剝削關系。而資本主義社會的公有制經濟則是集體的資本家所有制，在這種“公有制”經濟中，個別資本家結合成資本家聯合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對企業實行體現資本家整體利益的專制式管理，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歸整體資本家所有制，實行按資分配，所有者、管理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是對抗性的剝削關系。第三，公有制、私有制與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也不是同等范疇。所有制是生產資源和生產成果歸誰所有的問題，計劃和市場則是生產資源在各產業、各生產部門之間的配置形式或調節形式；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經濟制度而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則是經濟制度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采取的運行形式，屬經濟體制范疇；同一種經濟制度可采取不同的經濟體制，同一種經濟體制也可為不同的經濟制度服務。趙教授把不同論題、不同論題的不同論據、不同論據中的不同質的范疇相互混淆或等同，用以證明自己論斷的真理性，其方法論的科學性實在是令人懷疑的。

論據之二，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所提的標準”，即“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趙教授說，“無論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只要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都可以利用的。”在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的本意是，實現共同富裕有兩個手段，一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二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這兩個手段是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不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當然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但僅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也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然而，應如何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呢？靠發展私有制經濟行嗎？顯然不行，幾千年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已經并正在或將繼續證明，否則，西方資本主義早就應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極樂世界了。恰恰相反，從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趨勢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程度越來越高，社會財富分配中兩極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君不見在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并迅速蔓延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勞動人民無家可歸、擠領救濟，而華爾街的金融高管卻依然拿著高薪、并借納稅人的血汗錢發放高額獎金的現實嗎？可見，割裂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完整論述，把它作為論據或標準，來證明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沒有固定的比例關系，或不要有一個“固定的關系”，或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也是不成功的。

論據之三，就是“我國現實情況”。趙教授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之所以發展速度快，不是因為東部地區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經濟比重高，恰恰相反，是因為東部地區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據廣東、浙江、江蘇等省區的資料顯示，非公有制經濟的產值比重和勞動力比重均已越過36%。我們能夠因此得出結論說，廣東、浙江、江蘇等省區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嗎？”“中西部地區之所以相對緩慢，不是由于公有制經濟比重低，恰恰楊反，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比重太低。我國各個地區都已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都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照此邏輯，終究有一天，中西部地區的非公有制經濟比重也會越過50%，全國非公有制經濟比重都超過了50%，難道說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了嗎？”趙教授結論說：“顯然不是，我們依然可以堅定地說，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趙教授的上述論證，從表面來看，似乎很有道理，其實非然。第一，趙教授說，我國各個地區都已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優于公有制經濟，都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搞私有化，這顯然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中央的政策導向不符。第二，我國東部地區迅速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也不是天然的，更不是非公有制經濟自己具備的，而是建國以來公有制經濟長期積累起來并給以奠定的。第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加快東部地區的發展而給予的諸多優惠，如減稅、免稅、補貼等，也是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制經濟上交利稅所形成的財政收入，由國家轉移墊付，或全國納稅人給以支付的。第三，中西部地區發展較慢的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區生產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本來就相對落后，二是由于國家改革開放以來，向東部地區傾斜的非均衡發展戰略，資金、技術、人才和其他資源“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局面造成的。如不然，為什么國家上世紀90年代后期要實施“西部大開發”，21世紀始又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地區崛起”的區域發展戰略，并在實際上從各方面予以支持，目前又實行“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統籌兼顧”、“科學發展”的戰略轉變呢？試問，東部地區較快的發展速度，如沒有國家和國有大中型和骨干企業的引領、帶動支持，能自然形成嗎？如果在全局上公有制失去主體地位、東部地區還能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嗎？趙教授似乎忘記了，事物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如果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變化了，事物的性質也會起變化。并且，矛盾的主次方面的變化是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既有量的變化，又有質的變化，量變過程中包含著局部的質變，質變進行時也會出現量的擴張，量變是質變的前提和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和趨勢。這是事物發展普遍的不可抗拒的規律。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如果有一天非公有制經濟真的在總體上和實際上超過了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優勢地位喪失了，我國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那就很難說了。“君不見蘇聯解體、東歐巨變所造成的結果嗎？”趙教授撇開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本質區別，撇開公有制主體地位這一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侈談所有制和社會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甚至把非有制經濟即私有制經濟也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真是海外奇談！

讀了“深化”一文，感到趙教授對非公有制經濟似乎情有獨鐘，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卻冷漠而缺乏感情。趙教授回避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說什么“公有制經濟甚至國有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經常處于虧損狀態”，通篇不講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主要的、基礎性的、核心的和本質的特征，反而以某一地區、某一領域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依據，斷言“我國各地都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對“富二代”不能很好接班深感憂慮，并且，為了“保護私有企業所有者的產權”，“讓富二代”予以繼承，還設計了“適時地進行股份制改造，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這一“最好的途徑”。趙教授的這種思想傾向雖是個別的，但也不是孤立的它是多年來，理論界和社會上存在的淡化甚至否定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鼓吹并推動私有化的思潮和傾向的一種反映。因此，為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使經濟社會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必須清醒而充分地認識公有制主體地位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厚重價值。

二、公有制主體地位在我國的厚重價值

首先，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順應人類社會發展歷史趨勢的科學選擇。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指出：“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產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通過這種剝奪，“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與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以致造成資本和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和壟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總之，資本主義私有制代替封建社會的小私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往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被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沒有剝削、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代替，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歷史趨勢。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并使我國初步擺脫貧窮落后面貌、人民生活極大改善、綜合國力極大增強的今天，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鼓吹或推動“私有化”，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不相符合的。

其次，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指出：“我把生產的歷史趨勢歸結成這樣：它‘本身以主宰著自然界變化的必然性產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經創造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切個體生產者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只能轉變為社會的所有制。”^[3]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資產階級不能控制的程度，只能等待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以便建立這樣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所有制成為產品增長到能夠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滿足的程度。”^[4]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指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剝奪，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我們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5]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代替以個體生產為特征的小生產者的私有制一樣，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淡化以至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僅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還會給我國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安定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不良后果。

第三，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需要。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同時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革命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這種生產方式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同時它本身就指明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無產階級將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獨立行動。”^[6]在《反杜林論》中還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給它們的社會性以充分發展的自由。”^[7]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并勝利完成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之后，依據生產力的客觀要求，立即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把它們變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經濟。通過合作化道路，使城鄉個體經濟發展為集體所有制經濟，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勞動者成為國家和生產資料的主人，極大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以世界各國少有的速度，在較短的時間內，打破國際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克服了國內經濟文化落后的難以想象的困難，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在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科學等許多方面彰顯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優越性。改革開放的春風，更使我國人民意氣風發，熱情倍增，在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的格局下，使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在近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國有企業卻被賤價出售，“半賣半送”，甚至“明賣實送”，結果使國有資產以每年1500億元的速度大量流失。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工人階級通過革命剝奪剝奪者獲得和經過半個世紀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財富將化為少數人私有，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廈將面臨傾覆的危險。

第四，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在每一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生產關系總和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它決定著生產關系、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社會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僅是社會生產關系、社會經濟制度、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是該社會生產關系、經濟制度乃至整個社會的本質特征。馬克思在談到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時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上的勞動，”“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8]在這里，馬克思談到社會主義的兩個本質特征，即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恩格斯在《致奧·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它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9]在這里，恩格斯把生產資料公有制當作社會主義社會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把“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任務^[10]。鄧小平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11]他也把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 總書記深情地說：“我們黨帶領人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12]在2010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的《關于推動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中，更進一步把是否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劃分“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13]然而在近年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公有制企業在工業企業單位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93.9%下降到2006年的28.2%；公有制經濟的總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81%下降到2006年的29.7%；公有資產占社會總資產的比重，下降到2006年的41%；公有制企業勞動者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由1993年的89.6%下降到2006年的27.2%。^[14]2000—2005年間，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年平均增長49.1%，而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則平均減少11.4%，50年代中期以來建立的集體企業，目前幾乎蕩然無存。^[15]，目前，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喪失、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異化、社會制度蛻變的擔憂，已經在人民群眾中產生并蔓延開來。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后果將不堪設想。

第五，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維護社會主義勞動關系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黨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給我國經濟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然而，一些人卻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改革開放前私有制經濟近乎絕跡、違背生產力發展規律”為由，大肆變賣國有資產，使國有經濟變為私有制經濟，結果使私營經濟每年以49.1%的速度迅速增長，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私營經濟是生產資料歸私有所有、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經濟。私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使在我國絕跡近半個世紀的雇傭勞動關系及其制度死而復生，我國每年有上億個勞動力處于私有資本的統治和剝削之下。這種情況的出現，雖然對緩解我國勞動就業的壓力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雇傭勞動關系和雇傭勞動制度對公有制經濟和形成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勞動關系的腐蝕擴散和示范效應也是不可小視的。

第六，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保證我國企業內部管理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科學企業管理制度，密切干群關系，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前提和基礎。長期以來，理論界認為，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二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作用及交換關系，三是產品的分配方式，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決定著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然而，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尤其是企業經濟運行的實踐，生產關系還應包含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即管理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僅決定著上述兩個方面的性質，而且還決定著企業經濟運行中管理關系和管理制度的性質。并且生產關系的其他三個方面包括管理關系對生產資料所有制也有著反作用，如果有一個方面例如管理關系和管理制度方面變化了，就說明，生產資料所有制正在或者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由于私營和外資企業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示范和擴散效應，我國公有制企業長期形成的民主管理、互相監督、干群一致的管理傳統正被逐漸淡化，職工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正被不斷削弱，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原則正在被少數經營管理者拋到腦后，職工的積極性受到極大影響。對于這種情況，如果不在堅持和保證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加以及時糾正，公有制企業乃至國有企業中的管理關系、管理制度的蛻變將是不可避免的。同時，由于企業管理關系、管理制度的變化，公有制企業乃至國有企業的性質，也會發生異化。事情發展的結果，將是不可想象的。

第七，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也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的需要。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產品的分配顯然是這種分配的結果。生產條件的分配，就其根本內容來說，就是生產資料的分配，就其本質來說，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問題。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產品的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產品的分配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變化了，或者說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系變化了，收入分配方式及其包含的產品的分配關系也要發生變化。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勝利地進行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此相適應，以公有制為前提并由此所決定的按勞分配制度也應運而生。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我們又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與此相適應，也就誕生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上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然而，淡化公有制主體地位、推動私有化的思潮和傾向，卻違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宗旨，在造成“所有制結構三分天下，非公有制經濟有其二”局面^[16]的同時，也使我國分配制度、分配關系和收入分配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據統計，截至2006年，我國有60%以上經濟成份不是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同時，在我國勞動人口中，最起碼有占總就業人數78.3%的19845萬人的收入不是按勞分配收入。^[17]上述情況如不加以糾正，按勞分配制度大廈傾覆的危險性，將會呈現在人們面前。

第八，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內容和宗旨的提前。鄧小平明確提出：“誰也不能阻擋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為什么？道理很簡單，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但是，“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8]“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19]“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20]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和方面，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某些環節和方面，使社會主義制度充滿生機活力，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更快發展。鄧小平的上述指示和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指明了正確的方向，而且還規定了改革開放的內容和宗旨。淡化公有制主體地位、推動私有化的思潮和傾向不僅偏離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背離了改革開放的內容和宗旨，而且還會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蛻變的危險。

第九，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經典作家都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了深刻的探討，并有許多論述，但對此作出最具有經典意義的概括的，還是鄧小平。他在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1]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既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的目標，又包括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還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因此“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2]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從生產力方面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生產關系方面說，就是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而要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就要堅持“公有制占主體”。顯然，淡化公有制主體地全，鼓吹私有化思潮和傾向與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顯然是格格不入的。鄧小平要通過“公有制占主體”，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這種傾向卻要通過“私有化”道路，恢復剝削，使收入高低懸殊，說什么“我國收入差距拉得還不夠大，”“人民群眾還有更多的隨能力”。鄧小平要通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23]這種傾向卻歪曲鄧小平談話的本意，割裂“先富”和“共同富裕”的關系，把“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作唯一目標。近年來，在淡化公有制主體地位、主張“私有化”的思潮和傾向的推動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發改委等單位的研究報告：2004年，我國最高收入10%的家庭擁有財產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擁有的財產僅占1.4%。另據對十幾個城市的上千戶收入情況的抽樣調查：個人年收入，20%的高收入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54.5%，20%最低收入人群僅占全部收入的0.79%；人均家庭收入，前者占59.3%，后者占2.6%；家庭住房價值，前者占60.7%，后者占1.8%。世界銀行測算：我國20%的最高收入的人口擁有的財產占全部財產的50%，20%的最低收入人口擁有的財產占全部財產的4.7%，2004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69。在我國，已經出現了一個主要靠私有財產和雇傭勞動增加收入和積累財富的高收入階層。雖然國家采取了許多注重收入分配公平、縮小收入差距的舉措，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仍遏而不止。^[24]上述情況，不僅直接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矛盾，而且由于其不可避免的反作用，還會直接威脅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生存和發展。

第十，公有制經濟尤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也是其他所有制經濟不能替代的。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的每一次波動，都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運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政策，通過公有制經濟尤其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引導作用，實現綜合平衡和持續發展的。拿2008年由美國次貨引發并迅速蔓延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來說吧，西方各國雖經苦苦掙扎卻遲遲未能跳出危機的旋渦，而我國則在黨和政府制定的宏觀政策的引導下，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而尤其是國有經濟的優越性，一聲令下，八方呼應，使國民經濟在短時間內走出低谷，并以8%以上的世界各國少有的速度繼續向前發展。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孰優孰劣，不是明擺著的事實嗎？

最后，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還是鞏固和發展我黨執政地位和執政基礎的需要。由于本文篇幅限制，在此就不作分析了。

總之，堅持不堅持公有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是一個具有較強針對性和現實性的原則性的大問題。它不僅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的得失和成敗，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能否實現，而且也關系到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基礎能否得到鞏固和發展，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否傳遞萬世，永葆青春的大問題。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公有制主體地位在我國的厚重價值，高度重視和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創造必要條件和環境，促進公有制經濟不斷鞏固和發展。

三、幾點思考

首先，作為評價所有制優劣的生產力標準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作為前提和基礎的物資資料的生產即社會生產始終處于變化和發展之中，而社會生產的發展又往往是從生產力的變化發展開始的。生產力不僅是社會生產中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而且也是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一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定有一定的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如果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狀況，就會阻礙生產生產力并進而阻礙社會生產的發展。因而，評價一種生產關系乃至作為生產關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所有制關系的優劣，就要看而且首先要看其是否與生產力的狀況相適應。這是生產力標準的絕對性。然而，生產力是不斷向前發展的，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也要隨之向前發展，這時，評價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優劣的生產力標準的內含也要發生相應變化。就是說，不能用原有水平的生產力標準評價發展了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說什么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不能適應生產力，必須進行改革，以恢復陳舊的落后于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系乃至所有制關系。當然，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也會出現這樣情況，即由于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反作用，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超越了生產力的水平，與生產力不相適應，阻礙以至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從而需要恢復原有生產關系或所有制關系。恢復原有的生產關系或所有制關系，也確實使生產力得到發展甚至是迅速發展，例如，在我國改革過程中，允許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但要看到，這種生產關系或所有制關系對生產的促進是帶有恢復性質的，一旦生產力得到恢復并進一步發展了，就要求對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進行適時調整。這就是生產力標準的相對性。君不見，近年來，我國已經和正在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各種形式的合作制、股份制和聯合制的改造嗎？可見，在用生產力標準評價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時，不可絕對化，要堅持生產力標準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

其次，評價是所有制優劣的生產力標準是具體的和歷史的，是以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沒有抽象的、永恒不變的生產力標準。要把生產力標準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系統中，從經濟社會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角度，對所有制進行評價和驗證。拿趙教授所推崇的非公有制經濟來說吧，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這種所有制確實對我國社會生產力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也要看到，非公有經濟發展及其積極作用的前提和基礎是由公有制經濟提供的，并且，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消極作用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對這些消極作用和不良后果，中央正在采取各種措施進行綜合治理。這說明一種所有制雖然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永久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進行的變革。在此情況下，如果把非公有制經濟絕對化，使之盲目發展，以至取代了公有制經濟在我國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這就必然會使我國目前所有制結構乃至整個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變化。如果所有制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變化了，也必然會使我國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變化，到頭來，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上層建筑就會通過變化了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生反作用，進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同時，非社會主義性質的上層建筑也會直接對生產力中的主體要素——勞動者的精神面貌及其積極性發生影響，從而影響、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變化甚至會導致整個社會系統的混亂和倒退。在這方面，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就是一面鏡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說明，對生產力標準的運用，要力戒抽象化、公式化和凝固化，切不可生搬硬套。

第三，評價一種所有制的優劣，除了堅持生產力標準之外，還要堅持價值標準。這個價值標準，在我國現階段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就是能否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標準，就是能否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創造日益豐富、日益龐大財富，并使之成為分享自己創造的社會財富的主體的標準，一句話，就是能否代表并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最大限度滿足他們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并使之得到全面發展的標準。如果失去了這一標準，雖然生產力發展了，社會財富增大了，也會違背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背離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初衷，到頭來，也會阻礙甚至危害生產力的發展。在評價一種所有制優劣時，既要堅持生產力標準，又要堅持價值標準，要堅持生產標準和價值標準的統一。

第四，評價一種所有制是否優劣，在堅持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的同時，也不可否定或輕視邏輯證明的作用。在制定所有制孰優孰劣時，邏輯推導和證明也是重要的手段，甚至起著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科學的邏輯規則本身是在人類千百萬次實踐中誕生并經過千百萬次實踐檢驗過的。例如，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和趨勢，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及其趨勢的揭示和預見，就是運用實踐標準、價值標準和邏輯證明相統一的方法的典范。當然，邏輯證明，不能脫離實踐，仍要建立在實踐標準的前提和基礎之上。一種所有制是否優劣，最終還要由生產力發展的實踐來判定。

第五，要學點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目前我國理論界出現的一些分歧和偏差，大都與方法論有關。作為一個立志研究、宣傳和實踐馬克思義的理論工作者，我深感自己馬克思主義哲學功底之淺薄。因此，提出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建議，與大家共勉。

參考文獻：

[1]趙振華：《關于深化所有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2010第12期第15頁，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出自趙文，不再加注。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832頁。

[3][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23-124、241-242頁。

[5]《列寧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10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頁。

[10]《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頁。

[11][18][20][21][22][2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332、142、373、111、149頁。

[12]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9日。.

[13]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光明日報》2010年2月9日。

[14][15][16][17][24]參見宗寒：《是什么改變了中國》，紅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95、174、174、196-197頁。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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