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蔡定創(chuàng)、王建等先生則提出了不同于大多數(shù)學者的觀點，即不可緊縮貨幣，否則會對經濟造成經濟硬著陸，造成大量民營企業(yè)破產和大量失業(yè)，反而會抑制內需，讓中國的經濟更依賴于外需，更多的向外輸出財富，造成國民財富的更大損失。蔡定創(chuàng)先生更是創(chuàng)新性的指出，要通過寬松貨幣政策，股市財富效應和印錢消費來拉動內需，實現(xiàn)投資貨幣與消費貨幣的平衡。美元等外匯儲備是我國的資產而非負債，美元不是真正的財富，人民幣需要升值以抵御輸入性通脹和國民財富廉價輸出。

    我要提出的是只有“對內寬松貨幣政策+四次分配改革，以提高內需；對外提高人民幣匯率+穩(wěn)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改變高進低出的財富輸出現(xiàn)狀”才是中國宏觀經濟改革發(fā)展的正路。這是向蔡定創(chuàng)先生、王占陽先生、何新先生等思想學習的結果。

    首先，要認識當代經濟的本質特征。我認為，當代世界經濟、特別是中國經濟，已經是進入“雙輪驅動經濟”、“信用貨幣經濟”、“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時代，這是當代經濟與以往各時代的不同之處。“雙輪驅動經濟”是指當前經濟已有實體經濟驅動，變?yōu)閷嶓w經濟與虛擬經濟共同驅動的經濟形式，存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互作用和替代的規(guī)律。同時，當代經濟的血液——貨幣，已從20世紀前的商品貨幣，進化到當代的信用貨幣階段，各國、各地區(qū)貨幣無不是信用貨幣，并隨電子交易的擴展而迅速發(fā)展。（具體見蔡定創(chuàng)先生的《貨幣迷局——當代信用貨幣論》）此外，當代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是由二戰(zhàn)前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發(fā)展到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特別是在冷戰(zhàn)這一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以美英資本主義國家獲勝之后），這就使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轉向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與廣大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在世界范圍重新實現(xiàn)新的殖民化，或所謂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將廣大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納入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控制之下，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目標。（見何新先生關于共濟會等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組織的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必須是在這三個條件下去解決，尋找對中國乃至整個發(fā)展中國家有利的途徑。

    其次，要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本質特征。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后，已很大的融入世界經濟，大量外資引入，已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盡管國有企業(yè)還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但很多重要產業(yè)已被外資所把控。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門，已向權貴官僚資本轉變，他們與買辦資本、國際壟斷資本，已成為阻礙中國進步、共同發(fā)展富裕的重要阻礙，正在形成新的三座大山。為了滿足他們的私利和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部分非法所得），他們已在大量輸出中國利益和轉移財富，制造大量國內矛盾。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內需不足，嚴重依賴投資與出口，已成為阻礙中國經濟長遠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的重大問題。農民、工人、中產階級在教育、醫(yī)療、住房、養(yǎng)老等市場化改革和通貨膨脹等壓力下，已失去太多，甚至已不堪重負。而國內財政收入雖然高速增長，但用于民生的部分很少。以分配改革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和以民主監(jiān)督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亟需進行。中國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再者，要認識當前國內通貨膨脹（人民幣內部貶值）與人民幣對外升值的本質特征。在當下，通貨膨脹到底是貨幣增發(fā)引起的，還是主要因為輸入性通脹和結構性供給不足、以及部分領域的資產化改革引起的？我認為是后者，而且不是靠緊縮性貨幣政策能解決的，這就與80-90年代中國剛市場化改革時的價格雙軌制向單軌制轉化一樣，是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導致的價格上升，而非簡單的通貨膨脹。當時只有更多的貨幣投放和工資提高，才能解決價格體制并軌的引起的價格上漲問題，緊縮貨幣解決不了當時的問題。同樣當前的國內通貨膨脹問題，必須采用寬松貨幣政策、加強供給、加快改革來解決，短期的陣痛再所難免。緊縮貨幣政策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人民幣升值是因為中國經濟發(fā)展，人民幣在90年代匯改時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定在8.8：1實在是太低了，需要回歸到正常的3：1，特別是在美元不斷貶值以重置美元債務的時候，不可再捆綁美元，與他一起貶值。也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對外的財富輸出，不再被美國印錢消費。

   由此，我們提出“對內寬松貨幣政策+四次分配改革，以提高內需；對外提高人民幣匯率+穩(wěn)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以改變高進低出的財富輸出現(xiàn)狀”的中國經濟改革發(fā)展之路。

   提高內需，是我國舉國上下都已認可的方向。但怎樣提高內需呢？我國提高內需的關鍵就是分配體制改革，不單是存量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改革，要傾向與普通大眾，更要通過三次分配、四次分配的增量改革，提高消費內需。一次分配的改革是強調工資薪酬福利的集體協(xié)商制度，二次分配改革是要強化公共財政，將財政收入主要用于民生，并通過財政收支公開，接受民眾、人大監(jiān)督。三次分配改革是強化股市的財富效應，而不僅是把股市作為融資渠道，更要作為提高全民財產性收入和分享微觀經濟主體發(fā)展成果的重要途徑，要對多年不分紅和較少分紅的上市企業(yè)做出懲罰，杜絕鐵公雞。四次分配是要通過財政印錢消費，向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住房等公共服務民生部門投入資金，為社會多余的投資和產能提供消費實現(xiàn)的途徑，并釋放大眾的消費力量，平衡投資資金過剩而消費資金不足的經濟矛盾，這與二次分配一樣是社會主義按需分配的需求和體現(xiàn)。（見蔡定創(chuàng)先生《貨幣迷局——當代信用貨幣論》和《印錢消費》）  需要強調的是：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是存量分配，三次分配、四次分配是增量分配。一次分配、三次分配是對微觀主體的分配，二次分配、四次分配是對宏觀經濟的再分配。這些分配改革都需要政治民主改革相配合（見王占陽先生《民主是民生的政治基礎》），也都需要實施宏觀寬松貨幣政策，在資金量上給予保證。這些改革也是需要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主體保持國有資本，在資本上可以做到保證。

    對外改變對外資的依賴，提高人民幣匯率和穩(wěn)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而這是中國解決嚴重依賴外需，殖民地化所必須的。引入外資在我國改革開放發(fā)展初期，資本、技術不足的條件下，是有正面作用的，在國內需求不足的發(fā)展初期，海外市場也是調動我國生產積極性的重要因素。（見何新先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向型經濟發(fā)展的政策主張）  但從90年代起，隨著人民幣匯改和大規(guī)模引進外資的政策鋪開，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已經極大損害了我國國民經濟和自主產業(yè)利益，在當前大量外來資本已成為來我國漁利的熱錢。需要改革將外資的超國民待遇改為同國民待遇，取消出口退稅，并增加國內消費退稅。要改變出口，掙美元等外匯才是財富的觀念。在信用貨幣時代下，美國等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可以通過貶值本幣、國債和炒作大宗商品，轉移國際社會的財富，從而實現(xiàn)他們印錢消費，免費獲取社會財富的目的。盡管我國已開始二次匯改之路，但人民幣匯率低估還沒能改變，財富輸出效應還很大，成為托舉美國等債務經濟不倒的基礎；而外匯占款卻成了內部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人民幣的發(fā)行權部分被轉移到美元等發(fā)行國身上。因此，不可將外需和外匯作為發(fā)展的根本，而需要將本已嚴重低估的人民幣匯率快速回歸到其本來位置，這樣才不會繼續(xù)對外輸送財富。同時，需要穩(wěn)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通過雙邊貨幣互換，與更多國際貿易伙伴一起繞過美元等國際貨幣，可以有效避免匯率變化帶來的風險損失。

    以上，就是我對中國經濟發(fā)展之路的初步設想,是分別從內和外，量和質去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fā)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