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先生在《中央應設立金融影子內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1853d.html)中說：“我國最致命的國家安全隱患，就是金融系統。　　

“國家的金融系統，是政府信用的根本之所在，政府信用是執政黨最重要的民意基礎。這是一條必須嚴防死守的政治防線。　　

“我們必須高度警覺：制造惡性通貨膨脹的危害，足以亡黨亡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某副總理親自兼任央行行長，將金融管理與財政管理分離，形成行政意義上的金融系統相對獨立。金融系統相對獨立，使得中央和人大對于金融管理持續弱化。這種弱化的結果，為濫發人民幣打開了大門。從那次所謂的匯率改革開始，我國的金融系統基本處于半失控的狀態。事實上，中央和人大已經無法控制人民幣發行的數量。換句話說，中央和人大已經無法有效控制通貨膨脹了。　　

“金融系統的相對獨立，使得金融系統有能力改變國家的社會分配格局。失去了財政制約的貨幣發行，導致了我國各類資產和各類商品價格的不斷重置。在這個不規范的價格重置過程中，擁有金融資源的特殊人群，成為直接受益者。我國涌現出了大批通過金融特權獲得暴利的億萬富翁。其中，股市和樓市成為經典的牟利和套現的工具。　　

“由于金融系統獨立于財政系統，金融系統實際上分割了一部分財政職能（以鑄幣稅方式）。同時，國家財政管理能力不斷弱化，完全無法制約金融管理（不能控制貨幣發行數量）。尤其嚴重的是，財政必須為金融行為買單。最終，財政必須為惡性通貨膨脹付出慘重代價。實際上，我國已經開始陷入金融與財政輪流擴張的惡性循環”。　　

人民幣匯率風險，升值壓力，國民財富外流，通貨膨脹等等，中國經濟困局的源頭原來在這里。這個源頭在“金融系統相對獨立，使得中央和人大對于金融管理持續弱化。這種弱化的結果，為濫發人民幣打開了大門。從那次所謂的匯率改革開始，我國的金融系統基本處于半失控的狀態。事實上，中央和人大已經無法控制人民幣發行的數量”。“金融系統的相對獨立，使得金融系統有能力改變國家的社會分配格局。失去了財政制約的貨幣發行，導致了我國各類資產和各類商品價格的不斷重置。在這個不規范的價格重置過程中，擁有金融資源的特殊人群，成為直接受益者。我國涌現出了大批通過金融特權獲得暴利的億萬富翁。其中，股市和樓市成為經典的牟利和套現的工具”。　　

在這位副總理兼央行行長的身后，有先任證監會主席，繼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先任財政部副部長，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的樓繼偉；曾任總理秘書，現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的李劍閣；先任貴州省副省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兼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任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郭樹清。他們都是吳敬璉的弟子和《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出版于《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的作者。1992年被這位副總理大加贊賞的這本書一浮出桌面，就被鄧小平等老一輩掌舵者給否定了。但1997年以后，《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開始全面付諸實施，被人民群眾稱為新的“三座大山”就是從那時起逐步壓在了中國人民的頭上。　　

《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一書的作者簡介中這樣描述：吳敬璉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比較經濟學。周小川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驗比較。郭樹清的研究方向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李劍閣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經濟體制比較。這部飽含吳敬璉、郭樹清等人心血的研究報告雖然有理有據，論據充分，但由于當時極“左”思想還很有市場，他們的設計顯得過于超前，所以并沒有獲得迅速反應和重視。研究心血，只好束之高閣。“吳敬璉、郭樹清等人在上世紀80年代末完成的那份《中國經濟改革總體設計》的研究報告，后被時任副總理找出來了，他不但對這份研究報告很感興趣，而且建議逐步采取這一方案。”（摘自《百位經濟學家論國富》一書）。我們還清楚的記得從中國經濟實現“軟作陸”后，便是“砸三鐵”，“大下崗”，在“勇踩地雷陣”的喝彩聲中，中國人民就迎來了“新的三座大山”，就有了國有企業職工“減員增效”大下崗，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壟斷性資源企業大規模海外上市，“住房私自有化”、“醫改市場化”、“教改國際化”。一時間大江南北老百姓們把這幾項精英忽悠的內容編成了這樣的話：“國企改革砸了咱的碗，住房改革端了咱的窩；教育改革斷了子孫的路；醫療改革要了咱的命。”　　

    資源型壟斷國有企業、金融企業的海外上市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創痛。資源價格大幅上漲的利好，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紅利，中國人民不僅沒有享受到，還受到了國外資本集團的大肆盤剝。1997年開始的石油石化重組，減員增效、分拆上市、改制分流。一方面，石油石化產業把優良資產拿到海外上市，融入大量建設資金，上市企業輕裝上陣，體制機制創新，加上石油價格的大幅度攀升，效益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把石油石化產業分成了上市企業、存續企業，把職工分成了在崗職工、內退職工、協議解除勞動合同職工，大部分職工并沒有享受到企業高速成長和改革的成果，形成大量遺留問題和不穩定因素。據有關資料統計，中國石油當初在美國上市融資不過29億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紅卻累計高達119億美元。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家上市公司，四年海外累計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在這1000億美元分紅中，兩家通訊企業占了大頭。他們用手機雙向收費的不當手段把國人的資金收集起來拱手送給外國人，理應受到比石油石化企業更大的譴責。但他們的手法是鈍刀子割肉，溫水煮青蛙，避免了公眾的強烈反彈。而中國石油則成了快刀殺“牛”，回歸A股后，股市由“牛”變“熊”，造成大量中小投資者被套，以致血本無歸。卻讓國外“股神”，投資銀行家們賺了個缽滿盆滿。客觀上不僅僅是對國人物質財產的侵害，更是對民族情感的褻瀆，對人心的深深傷害。美國投資集團高盛等利用中國企業缺乏金融專業知識的弱點，通過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誘人上當等擅長手法，如唱空中國銀行業并趁機殺入。在2004年中國國有銀行改制的時候，高盛相繼發表報告，詆毀中國的國有銀行，稱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率接近40％。但結果是高盛以極其便宜的價格收購了中國銀行上市的股權，僅在工商銀行上市，高盛就通過入股該行四年獲利近120億美元。這些美國的資本投資集團通過低價賤買準市場化國家的國有資本，然后通過改名改制重組，喬裝打扮，高價回售。就這樣，中國石油、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以垃圾的價格拋售給了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巴菲特，然后再以高于5倍的價格賣給中國的老百姓。　　

對國家經濟困局源頭的治理，必須遵循民主法治的精神。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國家立法和決策機構，國務院是行政執行機構。人大對行政權力的制衡與監督必須要掌握與行政權力相對等的權力。如掌管國家貨幣政策的中國人民銀行，確保國家決策執行計劃真正落實、統計信息真實性的審計署，無論是從工作職責和實際產生的社會效能上說，都應該歸屬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由國家行政機構掌控后，貨幣政策的動用就要由立法機構來進行決策。同樣，一個機構的有序高效運行，需要做到計劃、統計和審計的相互制衡。計劃規定目標、工作分解和進度時間表；統計反饋計劃執行過程的信息，以便于計劃部門考核和控制計劃的實現；審計則是確保計劃的真正落實，確保統計信息的真實性。因此，計劃和統計由國家行政機構進行管理實施后，作為確保計劃真正落實、統計信息真實性的審計署就應該成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專門機構，來監督國家行政機構對國家重大決策的執行情況。　　

     另外一點也很重要，全國人大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應由全國人大代表投票選舉具有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具備法律常識的相關專業人士出任。至少要與被審議、監督的行政機構人員的專業水平相當。這不僅僅是爭取程序上的公平正義，也是人大的監督、制衡行政權力不流于形式的重要保證。中國外匯儲備買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是合法的，而購買1元錢人民幣的中國國債都是違法的；美聯儲救市購買巨量美國國債，乃至直接印紙幣買國債是合法的，中國央行買1元錢中國國債是違法的；外匯儲備可以借給中行、建行作為資本金上市是合理的，如果借一元錢給中國社保基金，用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全民分享則不行。這種不利于國家不利于人民的法律條款能暢行無阻，原因就是《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9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并使“外匯儲備不能借用國內，否則是二次發行人民幣”。而這個使中國在中美經濟戰略較量中處于不利局面的法律條款，就是由央行的精英們起草，經人大審議批準的。它的實質問題是，外匯儲備只能外用不能內用，其實質就是讓外國利益最大化。如果轉借給社會保障基金，國民由此獲得收益遠遠大于通貨膨脹的損失，同時會大大刺激國內需求，轉外需為內需，就能有效擺脫美國貿易大棒的威脅。但這樣利國利民的事，卻被我們自己制定的法律捆住了手腳，而且長期得不到糾正。 　　

對國企改革、金融改革領域的貪腐行為、誤國賣國行為，對醫療、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過度市場化行為必須進行清理整頓，刻不容緩。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國家政治體制，關系到中國國民經濟運行的核心部門安全，關系到全體中國人民民生狀況的改善，關系到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向。能否在這些關鍵領域率先實行撥亂反正，回到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來，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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