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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立民:調整招商引資政策是當務之急

丁立民 · 2011-04-0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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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招商引資政策是當務之急

2006年凱雷并購徐工引起網絡熱議,商務部專家王志樂發表的“中國經濟安全度高 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等文遭到非議。以王志樂為代表的學者支持徐工外賣,以余永定為代表的學者和民企老總向文波反對徐工外賣,兩種觀點涇渭分明。直到2008年7月,這一馬拉松并購案才以徐工一紙公告不了了之。

凱雷并購徐工只作為個案處理,并未引起全面反思,致使我國的外賣之風依然強勁。今年3月,商務部發[2011]72號商資函,將交易額3億美元以下的外資并購,下放到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審核,這樣放寬招商引資政策需嚴重關注!

(一)調整招商引資政策是當務之急

我國對外開放以來,招商引資全面開花,外資企業的市場份額逐年提高,在有些行業已形成壟斷,為物價上漲埋下伏筆。時至今日,外賣之風還在升級,以下數據可以說明。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頭兩個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399家,同比增長7.46%;使用外資金額178.23億美元,同比增長27.09%。房地產利用外資86億美元,同比增長61.5%,房地產約為利用外資總額的50%〔1〕。歷年統計數據也顯示,我國每年引進外資企業2.5萬家以上。

今年頭兩個月批準了3399家外資企業入駐,30年來批準了多少外資企業入駐?引進了多少外資?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我國有大量上市公司投資房地產,外資企業也會為獲取暴利投資房地產,中資外資聯手投資投機房地產,風助火勢,是我國房價飆升的重要原因。3月23日有媒體報道,兩家國企(一地方國企,一中央國企)以100%的股權和39%的股權,將旗下的房企出售給外資企業,這是外資進軍我國房地產的新動向。〔2〕

在我國加強房地產調控的背景下,外資流入房地產卻呈加速之勢,這說明銀行信貸在前門調控,外資從后門大量涌入,宏觀調控必然大打折扣。顯然,在經常項目下開放和資本項目下部分開放的情況下,外資企業可通過資本項目入駐,通過經常項目渠道持續進出,資本與熱錢魚目混珠,涌入我國獲取利差甚至暴利。

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持續近20年。換言之,在經常項目下出口大于進口,在資本項目下輸入大于輸出,這種持續雙順差是中國經濟失衡的集中表現。

有一種觀點認為,外匯儲備多多益善,其實不然,外匯儲備過少和過多都蘊含風險。外匯儲備是國際貿易的備付資金,是政府對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和個人的負債,外匯儲備太少,資金周轉不開,外匯儲備過多,政府負債過多。這與小家庭理財的區別是:為國理財是追求資金往來中長期平衡;為小家庭和個人理財是攢錢越多越好,特別是電子交易時代,財產往往是銀行電腦里的數字符號,個人無保管現鈔之憂。由此而論,國家外匯儲備過多使政府成為大負翁,個人儲蓄過多才是大富翁,一字之差,結果大相徑庭。

我國欲改變外匯儲備持續過快增長使政府成為大負翁,須調整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當務之急是調整招商引資政策,限制外資企業直接投資(FDI)。

請注意,對個別月份貿易逆差不可心存僥幸,需與全年貿易順差結合起來分析,尋找熱錢運作規律。對一個完整的交易周期來講,資本和熱錢獲大利才退出,因此,當前引進的外資需未來加倍償還,其累計效應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像滾雪球一樣成倍增長。2005年我國的外匯儲備為0.818萬億美元,2010年2.843萬億美元,五年增加了2.5倍!資金大進引來成倍地大出,在國門外與國門內周而復始地循環,成為人民幣超發之源。外匯儲備巨增卻不能為我所用,拿到國際市場買啥啥漲,賣啥啥跌,似困獸猶斗。

筆者并非證明引進外資錯誤,是證明過度引進外資錯誤,上述分析就是過度引進外資的情形。招商引資全面開花是諸侯經濟的一種表現,經過這些年運作,其危害已充分暴露,所導致的外匯儲備持續過快增長不可持續,這為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決定,也是中國哲學中物極必反的道理。

我國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商品房大量空置也是產能過剩),大量引進外資企業已演變成大量引進熱錢,面對熱錢披著合法外衣大量涌入,綜合治理才能奏效。

(二)綜合治理設想

下面是筆者的綜合治理設想。

在國辦發〔2011〕6號“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中, “并購交易對國家經濟穩定運行的影響”“并購交易對社會基本生活秩序的影響”符合房地產現狀,以此為據,依法對外資企業入境建立、并購房企加強管理。

第一,要求中央和地方商務部門停止審批外資企業入境建立、并購房企。商務部負責審批外資企業入境,而商務部王志樂先生認為引進外資越多經濟越安全,并得到商務部一批官員認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引資,是導致外匯儲備長期雙順差的重要原因。現在,國資委要求央企退出房地產,順應我國寬松的引資政策,熱錢與時俱進,入境并購房企,為其提供資金,手中有糧,開發商扛價漲價的底氣就足了,使政府的調控適得其反。

第二,責成國資委嚴格監管央企(國企)退出房地產。從國企自身利益看,向外資企業出售房地產可獲取豐厚收益,從國家層面看,這是自掘墳墓,積聚風險。

央企退出房地產,面臨將下屬房企出售給誰的問題,這時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出售給本土民營企業或海外民營企業。顯然,出售給本土民營企業是正道,出售給海外民營企業是邪道,因為出售給后者不但加劇資本和熱錢涌入,還限制了本土民營企業發展,與雙36條發展民營經濟背離。再者,房地產不是軍工行業,出售給本土民營企業符合國家發展戰略。

第三,確保央企順利退出房地產市場。制定可操作規定,禁止國企將其下屬房地產企業和項目出售給外資企業(海外民營企業),規定將其出售給本土民營企業,或從國企主體產業剝離單獨組建。這當中,需轉變貪大的觀念,使房地產企業規模與中小城鎮規模匹配,促使房地產企業結構調整,為建設保障性住房創造條件。

除上述制度安排外,需繼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財稅工具等。其中,增加房產稅試點城市,加大房產稅征收力度,是遏制中外熱錢投機房地產的治本之策,還可彌補貨幣政策工具的盲區——只能回收貨幣市場流動性,不能回收中外熱錢炒地炒房資金。

(三)引進外資企業與熱錢大量涌入的聯系

上面分析了我國貿易順差像滾雪球一樣成倍增長的原因。說明對某些看似無關,實際聯系密切的事物,需用廣闊的視野和歷史縱深的眼光,將它們放在一起研究。如上述,將引進外資企業與熱錢大量涌入放在一起研究,分析外資企業與熱錢的關系,熱錢的表現形式、來龍去脈及負面影響等,才能透過現象看到問題的實質。搞清了其中錯綜復雜的關系,才能找到癥結,制定有效的治理方案。

資本和熱錢是一家,逐利是本性。在我國寬松的引資環境里,外資企業成為資本和熱錢的載體,由資本項目下資本輸入導致的貿易順差,與資本獲利甚至獲暴利退出導致的經常項目下貿易順差,形成我國特有的外匯儲備持續雙順差。

上面提到的[2011]72號商資函,表明商務部下放了交易額3億美元以下的外資并購審核權。地方政府審核出售股權份額不等的企業,這為大型企業外賣留下伏筆。出售股權是眼前得利,卻減少了未來子孫的福利,是比發債券更昂貴的融資方式。此外,如此強化諸侯經濟,地方政府獨立地對外開放是西方國家也沒有的。

我國的“量化寬松”招商引資與美國的量化寬松呼應,引導外資企業攜美元兼并收購本土企業,接踵而至的是外匯儲備加速增長,人民幣進一步超發,持續雙順差等。

為進一步說明過度引進外資企業的危害,筆者將當年參與討論凱雷并購徐工的文稿,整理成《評王志樂的引資論》附后。此文評論了王志樂的引資越多國家經濟越安全等觀點,提出過度引資危及國家經濟安全等觀點,其研究成果可為上述綜合治理提供理論依據,也為當前寬松的招商引資政策敲警鐘。

(四)試論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

筆者撰文時,常指名道姓不同觀點者,這種寫作風格在我國是很忌諱的,因為它挑戰了有褒有貶的傳統文化:含蓄,含糊其辭。通常的潛規則是口下留情,學者之間有觀點分歧也很少正面交鋒,或許這是我國經濟改革理論有錯誤卻難以糾正的原因。

在此探討一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方式的區別。

在我看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將其研究成果推向一座座高峰。譬如自然科學的抽象——數學,在加減法、乘除法、微積分等運算體系中,先有加減法,后有乘除法。 

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只有一種研究結果。在社會科學領域,對同一事物的研究有多個研究結果并存,它們相互促進,相互對抗,并無遞進關系。這是因為,在社會發展進程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因而形成反映不同利益訴求的理論,由于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其研究成果并未在不同利益群體中達成共識。

鑒于社會經濟發展自身的規律,政府應為不同觀點者營造交流的環境,讓各種觀點在交流和碰撞中加深對事物的認識,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利。停留于各拿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學術研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十分有限。

馬克思是一位與不同觀點者公開PK的學者。公開PK是適應社會科學特點的研究方式,希望公開PK的研究方式能為以含蓄著稱的中國學者接受和使用。

下面的“評王志樂的引資論”就是一篇筆者與王志樂先生公開PK的文章。

                                               (2011-3-31)

            附:評王志樂的引資論

2006年8月,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在“中國經濟安全度高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等文中,發表了一系列引進外資的觀點,筆者將這些觀點形成的理論稱為“引資論”,從引進外資與國家經濟安全這個話題展開,說明兩種觀點的分歧。

(一)評王志樂的國家經濟安全論

王志樂認為,“中國目前是有史以來,起碼是從1840年算起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國家的經濟安全度最高的時期。跟解放前,跟改革開放前比,這個事實很容易理解。”(無另注時,加引號處均摘自參考文獻〔3〕)

為說明當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度最高,王志樂建立了一個概念:“外資企業不是外國企業”“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的一部分”,換言之,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并提供一組數據,“外資企業引進技術在中國引進技術總額中約占50%,外資企業出口約占中國全部出口60%,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88%是外資企業實現的”,因此“中國企業群體不包括外資企業,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大打折扣”,而“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安全,主要看它的經濟競爭力。”

上面的表述可簡化為,由于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市場占有率又如此之高,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因此我國的經濟是安全的。

王志樂獨出心裁,為國家經濟安全制定這一判斷標準,以說明引進外資越多越安全。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標準,會誤導我國的引資政策。

國家經濟安全是針對國家之間而言,是針對外部勢力對本國經濟產生威脅而言。以此判斷我國各歷史時期,說明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經濟是安全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對我國經濟產生威脅。所謂文革中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是指內部經濟運行發生了混亂,與外部勢力入侵威脅國家經濟安全性質不同。

外資擁有控股權的企業就是外資企業,與在哪個國家注冊、建廠、入股無關。根據這一判斷標準,從王志樂給出的數據看到的是危機,看到的是外資企業主導和壟斷了我國某些市場,導致大量本土企業無國際競爭力,無核心技術。用這種觀點看問題,得出的結論與王志樂相反:當前我國的經濟安全度很低,警示現行引資政策與對外開放的目標背道而馳。

提起國家經濟安全,讓人聯想到國家經濟的細胞——企業的安全,并延伸到產業安全。對一個產業來講,核心技術掌握在本土企業、本國人手里,這個產業就是安全的。

對一個企業來講,核心技術是企業的根本。企業老板都知道,企業無核心技術意味著喪失競爭力,對無形資產占比大的企業更是如此,老板本人不掌握核心技術,或不給掌握核心技術的員工激勵,企業就會喪失競爭力。專利、商標、品牌等體現知識產權的事物應運而生,說明保護知識產權是保護發明人的新技術、新工藝等,可增強本國、本土企業的競爭力。因此,核心技術掌握在本土企業和本國人手中,國家經濟才是安全的。

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集合的概念,是若干產業經濟安全的集合。判斷國家經濟是否安全,除了看中資企業與外資企業的市場占有率,還要看中資與外資在具體企業所占股權的份額,定量評價不但是解決經濟糾紛的依據,也使實現國家經濟安全具有操作性。王志樂認為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不在乎中資外資的股權份額,或許是凱雷收購徐工85%股權的由來。

王志樂還認為,“外資企業并購內資企業是中國企業之間的商業行為,不應當將這種商業行為意識形態化,進而渲染為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不可否認,企業并購是商業行為,然而存在惡意并購行為,屬于惡意并購就不能看成單純的商業行為了,因為外商取得本土企業控股權,企業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本土企業變成外資企業。王志樂作為掌握跨國并購大權的技術官員,不但不為國把關,還指責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人們在搞意識形態,不可理喻。

為說明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王志樂還搬出了《公司法》,認為“外資企業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公司。它們不僅具有中國企業的法律地位,而且已經在中國經濟體系中運行。”

王志樂的解釋不符合我國的《公司法》。

我國《公司法》第192條明確:“本法所稱外國公司是指依照外國法律在中國境外設立的公司”。第196條明確:“外國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分支機構不具有中國法人資格”。第218條明確:“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適用本法。”顯然,將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說成是中國企業沒有法律依據。

《公司法》第197條還明確,“經批準設立的外國公司分支機構,在中國境內從事業務活動,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公司法》要求在華外資企業必須遵守中國法律,卻被王志樂話鋒一轉,變成外資企業“具有中國企業的法律地位”。這是法盲還是異想天開?要知道,政府官員懂法、執法、守法事關重大,其言語行跡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的大計。

各國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上早有共識,對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都有法律法規嚴格監管,以保證本國經濟安全,下面作一介紹。

美國對重要行業的外資并購有法律法規和行政管制。國會和政府雙管齊下,并設立外國投資委員會,監管外資并購案,對重要行業的外資并購評估和審查。我國中海油競購優尼科、海爾競購美泰敗北是鮮活的案例,說明美國對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嚴加管制。

德國《公司法》規定,跨國收購25%或50%以上德國公司的股份,必須通過聯邦卡特爾局,收購行為產生和加強了對本國市場的控制被禁止。

加拿大規定,外商超過2億美元的并購必須經加拿大政府批準。

歐洲各國也有法律法規限制外商并購本土企業,特別是限制并購重要行業的本土企業。

各國的法律法規表明,限制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是國際慣例。面對這一國際慣例,我們有什么理由放棄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對等原則,讓外資企業進入我國攻城掠地呢?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引進外資在沖破舊觀念和緩解資金短缺上意義重大。20多年后,情況已發生變化,隨著外資大量涌入,外資在某些行業已處于壟斷地位。當前,我國有28個行業開放,其中21個行業已為外資掌控;工業增加值37%由外資企業創造;高技術產品出口中,2005年外資企業占89%〔4〕。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已進入過度引資階段,在過度引資的背景下加碼引資,量變將引起質變,需研究對策,將國家經濟安全提上議事日程。此時,對王志樂的觀點“中國給外資一定的優惠并不為過,這是參與國際引資競爭、吸納國際資源競爭的需要”需保持警惕,不為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

我國的招商引資與政府創政績配合,導致經濟、科技甚至政法部門都有招商引資指標。各地爭先恐后招商引資,不惜廉價出售甚至白送土地,不惜破壞資源和環境。此外,招商引資也有圖虛名的,將變身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視為殊榮,拼湊引資理由甚至做虧財務帳目,也要去換一頂外資企業的帽子。在這股外賣潮中,外商捕獵的往往是我國的龍頭企業、知名品牌、核心資產,國家經濟安全亮起了紅燈,呼喚政府、學者、公眾增強安全意識。

  (二)評王志樂的壟斷論

王志樂談到我國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時,認為有兩點要澄清,一是“不應當把一個行業所有外資企業加在一起作為一個市場競爭主體來作判斷”,二是“市場份額集中是壟斷的條件,但不等于壟斷。”“判斷是否壟斷主要看這個企業是否運用其優勢地位限制競爭。”由此得出“中國經濟安全度高 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的結論。

上述論據無說服力,但可看到王志樂是如何為外資企業辯護的。

首先,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無論外資企業還是中資企業,少數幾家企業所占市場份額大到一定程度,都會形成雙寡頭或多寡頭壟斷。縱觀歷史,說明在維護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利益的當口,有人會選擇依附外來勢力,甚至與之結盟。既然國內外勢力都可能結盟,幾股外來勢力(外資企業)為了自身利益,也存在默契、結盟的可能,從而形成壟斷。可見,王志樂的觀點違反了市場規律,否認了人性的弱點的客觀存在。

其次,既然承認市場份額集中是壟斷的條件,那么集中到一定份額,將形成壟斷格局,不是誰說不等于壟斷、承諾不會壟斷就不壟斷。

再次,限制競爭屬于政策層面的術語,壟斷則是企業的行為,因此談不上壟斷者限制競爭。用文字游戲轉換議題,避開壟斷一詞,用是否限制競爭代替是否形成壟斷,從而達到否認壟斷的目的,這是一種詭辯手法。

王志樂也承認“國家經濟安全是相對外來威脅而言”。問題在于,王志樂將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視為中國企業,認為中資外資企業之間,即使競爭也不涉及外來威脅。這又回到初始概念上——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既然邏輯起點是錯誤的,推出的結論“不涉及外來威脅”也是錯誤的。

綜合上述,說明外商控股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在某行業處于壟斷地位時,會形成對該行業的壟斷。按企業占有市場份額判斷是否形成壟斷,是衡量企業是否壟斷市場的必要條件,市場份額大到形成壟斷,企業就可以壟斷市場,這是市場自身的邏輯,不以誰的意志轉移,并為無數壟斷案例所證實。摩根斯坦利并購南孚電池就是一典型案例〔5〕,此案將外資企業吞并本土企業的運作手法暴露無遺,不可視而不見。

(三)評王志樂的整合國際資源論

面對外資企業吞并本土企業的事實,王志樂的觀點令人驚奇,摘錄幾段。

“一個企業的競爭力關鍵看你吸納整合資源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也是看你吸納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比如能源、資金、技術、市場等。歷史上一個國家崛起的時候,往往都需要吸納國際資源。”“中華民族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她有一種特別的競爭力——反征服征服者的能力,歷史上多少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最后都融入到中華文化當中了。”

上述觀點可簡述為: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可提高我國整合國際資源的能力,可將征服者融入中華文化中。王志樂忘了一個常識,外資企業控股中國企業不會變成中國企業,就像狼吃掉羊不會變成羊一樣。中國企業賣給外資企業是吸納整合國際資源這個觀點太離奇,與樂凱膠卷賣給柯達,柯達就被我們吸納整合了一樣離奇。的確,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一次次改朝換代,但是,改來改去仍然是中國,這與西方列強殖民不能相提并論。

王志樂先生與龍永圖先生似孿生兄弟。這邊廂,王志樂說,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中國企業賣給外資企業)是“吸納整合國際資源”。那邊廂,龍永圖呼吁不能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中國企業應全力爭取被國際整合!”〔6〕一時間,忙乎著把家底賣給外國人成為時尚。在這股崇拜外資、依賴外資的思潮沖擊下,國退洋進呼聲此起彼伏。

凡事都有一個度,引資得當利國利民,引資過度將走向反面,這叫物極必反。

(四)評王志樂的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

王志樂還有一個觀點:“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7〕。

自主創新是自己主導的創新,可以稱為自己創新,“自己”泛指國家、本土企業、國人。兩種提法的區別在于文字表達方式,本來不必在這上面作文章,可王志樂把自主創新說成不是自己創新!謬之千里,需推敲推敲。

自主指自己作主,自主是較之自己更為廣義、抽象的文字表達。王志樂又玩弄文字游戲,得出“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這種完全相反的結論。打個比方,豐田車是日本豐田公司的自主創新,大家會說豐田車是豐田公司或日本人制造的。即使豐田公司去美國投資,開發新產品,申請專利,也是豐田公司的自主創新,或曰自己的創新,不能說這些研究成果不是豐田公司自己的創新。

王志樂談到自主創新不等于自己創新時,認為我國可以在學習國際先進技術基礎上創新,要利用國際資源來創新。

不否認,引進外資可以給我們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不能依賴外資。這些年的引資實踐說明,外資不是仙丹,“市場換技術”是一廂情愿,外商的專利、核心技術不會給我們,賣給我們的大多是陳舊技術,即將淘汰的技術。不過這可以理解,因為外商將核心技術給我們,他們被淘汰的日子也就不遠了,這不符合資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

總之,建設創新型國家要靠本土企業完成,因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創新主體賣掉了,沒有了,談何自主創新!一國的自主創新能力表現為本土企業和國人的自主創新能力,集中表現在生產高端產品的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管是否是龍頭企業(現在不是龍頭不等于將來不是龍頭),都應納入自主創新的視線。因此,國企改革要優先考慮民企參與并購重組,通過制度安排,引導民企介入生產高端產品的企業,不能將民企壓制在產業鏈的低端,讓外資企業占據屬于本土企業的地盤。

至于企業的自主創新,甲乙丙企業在技術、人才等層面上如何競爭,不是政府操辦的事。政府的職責是為企業自主創新營造制度環境和政策環境,讓本土企業茁壯成長,引導他們走出國門,在國際競爭中擁有一片天地。

丟掉依賴外資企業創新的幻想,激發國人的智慧,我國就能成為創新型國家。

(五)王志樂眼里的凱雷并購徐工方案

歸納起來,王志樂的引資論有幾大論點。一是引資越多國家經濟越安全;二是外資所占市場份額大不等于壟斷;三是本土企業被外資企業并購是整合國際資源,“與外資合作出現問題應當更多地從自己身上找問題”;四是自主創新不是自己創新,要在學習國際先進技術基礎上創新。具體實踐時,王志樂將這套引資論用在凱雷并購徐工上。

2005年以來,凱雷并購徐工吸引了公眾的目光。最近,炒得紛紛揚揚的凱雷并購徐工,據說方案已經敲定,只等商務部批復,那么,商務部專家王志樂眼里的方案是什么呢?王志樂說,“關于徐工的并購,我們覺得被凱雷收購也好,或者最終被卡特彼勒收購也好,就算由外資控股了,也是變成了一個中國的外資企業。”

這一表態式方案是:支持凱雷并購徐工,即使最終轉讓給卡特彼勒也行,外資控股很好。一句話,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就是好。不過,王志樂宣傳的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具體到凱雷并購徐工卻止了步,稱凱雷是“中國的外資企業”,未稱凱雷是中國企業,為何改口呢,因為人家凱雷不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企業。在國人面前振振有詞,在洋人面前立刻改口,可見謊言成不了真理。然而,用謊言構建的理論制定引資政策,那就是中國的悲哀了。

在凱雷并購徐工這場論戰中,以王志樂為代表的學者支持徐工外賣,以余永定為代表的學者和民企老總向文波反對徐工外賣。這期間,王志樂又是發表文章,又是接受采訪,鮮明地支持凱雷并購徐工。

王志樂還表態,“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合作競爭最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具體到民營企業三一重工欲并購徐工,王志樂卻大談引進外資的意義,認為“在我們內資充裕的情況下也應當繼續積極吸收外資”,所言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不過是掩人耳目。

有趣的是,王志樂在支持凱雷并購徐工的文章中舉的例子,卻打了自己一個嘴巴。在列舉上工申貝收購德國DA,北京第一機床廠收購德國科堡機床廠時,王志樂稱,“收購以后,品牌、技術專利以及工廠和研發中心都屬于中國企業了。”既然中國企業并購德國企業,德國企業就變成中國企業了,那么,美國凱雷并購中國徐工,中國企業就變成美國企業了!這與王志樂通篇宣傳的理論相悖。可見,論證外資企業并購中國企業,外資企業就變成了中國企業多么荒唐,真是誤國誤民,既誤導公眾也誤導自己。

(2006年10—12月稿,2011年3月修改)

【參考文獻】

〔1〕《2011年前兩月中國利用外資的房地產企業占近半》信息時報2011年3月16日

〔2〕劉映花《外資投房地產同比大增 更加青睞商業地產》北京晨報 2011年3月23日

〔3〕王志樂《中國經濟安全度高 尚無行業被外資壟斷》中國新聞網2006年8月9日,原標題為《也談外資并購與中國經濟安全》

〔4〕王磊《科技部官員: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必須調整》中國青年報2006年12月24日 

〔5〕丁立民《關注凱雷并購徐工》發展論壇2006年10月27日(附二)

〔6〕龍永圖《中國企業應全力爭取被國際整合收購》新華網2006年9月7日

〔7〕王志樂《外企在中國不會形成行業壟斷》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10月17日

附二:關注凱雷并購徐工

2006年10月26日,《徐工董事長披露收購細節:5個月做凱雷思想工作》一文披露了美國凱雷收購我國徐工機械(簡稱徐工)的細節。

(一)凱雷并購徐工涉及國家產業政策

據該文報道,徐工董事長與凱雷做思想工作長達五個月,勸凱雷讓步。2006年4月,徐工提出股權變動方案,徐工、凱雷各占51:49,凱雷堅持控股85%的原方案。在徐工領導人反復勸說下,凱雷同意減為控股67%,這當中凱雷還請出鮑威爾等美國政要公關,直到9月,才達成“凱雷愿意跟我們對分股權,雙方有了更多的默契。”〔1〕

凱雷與徐工之間是收購與被收購的關系,是真刀真槍的股權交易,然而,整個談判過程變成了徐工給凱雷做思想工作!凱雷是風險投資機構,做思想工作靠譜嗎?我國已有外資并購本土企業轉手賣給跨國公司的案例,需警惕跨國公司惡意并購。

凱雷并購徐工有違國家政策法規。一是違反外資持股比例不能超過50%的規定,二是違反50噸以下汽車起重機屬于限制外商投資項目的規定,三是違反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的若干意見的規定。徐工集團下屬徐工機械是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龍頭,是我國裝備制造業的核心資產,凱雷并購徐工涉及國家產業政策,需從國家發展戰略考慮。

在凱雷與徐工的股權交易中,凱雷用18億元(2.5億美元)購得徐工50%的股份,買下了半個徐工,徐工沒有這么不值錢。徐工作為同行業之首,市場占有率很高,我國經濟處在高速發展期,對工程機械需求潛力巨大,徐工的市場前景廣闊,需算經濟賬。

徐工有過輝煌,2004年徐工年營業收入高達170多億元,位列我國工程機械行業之首,響當當的一流企業。對于徐工的改制,短期看,要考慮由誰控股的問題,從長遠看,要考慮國家經濟安全和工程機械的產業布局,警惕我國的龍頭企業淪為跨國公司的加工車間。

這些年,地方政府把引進外資作為創政績的舉措,希望由此解決國企資金缺乏、技術落后、股權多元化等問題,對引進外資是否危及國家經濟安全考慮得少。凱雷并購徐工雖是個案,卻是外資并購國企的參照系,如果并購成功,就會成為外資并購國企的范例,這已不是危及某個行業經濟安全的討論了。凡事有利亦有弊,國企改革不可一味地引進外資,然后上市融資,用圈錢來維持。

(二)徐工改制應優先考慮與本土企業重組

據徐工領導人透露,徐工與凱雷達成默契是為了“整合湖南長沙當地企業”。這需引起警覺,難道徐工要以國企改革為由,與凱雷聯手吞并本土企業嗎?名曰給凱雷做思想工作,實為吞并長沙當地企業作準備,是長沙哪家企業呢?這讓人聯想到長沙的三一重工。

在凱雷并購徐工過程中,徐工高管放出狠話,即使不能賣給凱雷,也不賣給三一重工,稱“不與凱雷外的其他任何并購方洽談”。有些國企領導可謂內戰內行,寧可與外商合伙,也不愿給自己人合伙,不管三七二十一,賣給外國人了事。如果面對慈禧的“寧予洋人,不予家奴”,大家會口誅筆伐,面對當下的外賣家產,有人會搬出外賣論,教育你賣給外資企業如何好,然而萬變不離其宗。

以徐工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三一重工的信譽和潛力,強強聯合是可行的,資金短缺可以發公司債解決,民企如何生存讓市場去選擇。跨國公司都是民營企業(私人企業),為何要厚國外民企,薄本土民企,不給本土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機會呢?

當前,需將扶持本土民營企業擺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高度來認識,以實現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雙重目標。具體操作時,規定國企重組順序為先內資后外資,向本土民營企業敞開大門,取消歧視本土企業的政策,譬如給三一重工并購徐工提供機會,培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民營跨國公司。

(三)警惕凱雷惡意并購徐工

在股份制公司中,誰控股誰對公司擁有支配權。在凱雷并購徐工中,一旦并購成功,下一步面臨是否被凱雷控股的問題。這在徐工與卡特彼勒共建合資公司中領略過,開始大家客客氣氣,據說還包下了北京釣魚臺酒店準備慶賀,然而合資公司進入運作階段,卡特彼勒一步步蠶食徐工的股份和人才。這是引狼入室,需痛定思痛,商場如戰場,外商不會在腦門上貼標簽公告自己的企圖,不要被外商放的煙幕彈迷住了雙眼。

摩根斯坦利并購南孚電池一案,也證實了外資企業惡意并購的企圖,下面,簡單介紹摩根吞并南孚電池的過程。

1999年,我國南孚的堿性電池產銷量居世界第五位。然而,地方政府在“做大做強南孚”的沖動下,引來摩根等與南孚合資組建“中國電池”,外資持股49%,中資持股51%,中資控股。之后,摩根趁下屬一家中資企業虧損,收購其持有的中國電池8.25%的股份,隨后,又收購另外兩家中資企業的中國電池股份,摩根的股份提高到72%,奪得控股權。摩根奪得控股權后,2003年將所持中國電池股份作價1億美元,轉手賣給南孚的競爭對手美國吉列。之前吉列的中國市場份額不及南孚的10%,吉列控股南孚后,南孚被迫退出海外市場,擴建的生產線一半被閑置,吉列通過南孚占領了中國市場。〔2〕

摩根并購南孚足以說明控股地位的份量,勾畫出中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合資,即使一開始控股權在自己手里,也沒擺脫被外資企業吞并的結局,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

摩根并購南孚是外資企業并購本土企業的縮影,需舉一反三,總結我國許多老字號和知名品牌沉淪的原因。現在外資又瞄準徐工這類大型國企,需嚴格把關,避免重蹈南孚的覆轍。

                                (2006年10月稿,2011年3月修改)

【參考文獻】

〔1〕王佑:《徐工董事長披露收購細節:5個月做凱雷思想工作》 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10月26日

〔2〕楊利宏《外資蠶食中國產業調查 誰在國退洋進盛宴中狂歡》中國經營報200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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