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拐點”及其戰略意義

李昌平

　　一、“劉易斯拐點”及其意義

　　經濟學人都知道“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由過剩轉向短缺的轉折點。劉易斯拐點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發展中國家，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直至枯竭，工資會明顯上漲，從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識別“劉易斯拐點”，對主動調整經濟和社會政策，引導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具有重大意義。

　　二、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之“中國拐點”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總量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強。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中有沒有“中國拐點”呢？

　　全球一般制造業一直是梯度轉移的。在中國進入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工業化之前，全球一般制造業的格局是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但在中國加入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業出現了“中國拐點”——由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轉變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也出現“中國拐點”之前，一般制造業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70元，在工業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農民轉化為市民，社保、醫療、教育、生態等現代化水平都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可是，當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出現“中國拐點”之后，一般制造業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國“出口導向”工業化搞了快30年了，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了，但有戶籍的農民數量還有9.4億，比30年前還多出2億多，社保、教育、醫療、生態等現代化水平遠遠落后于亞洲“四小龍”及更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業化。這就是制造業全球梯度轉移進程“中國拐點”出現之后的重大改變——發展中國家依靠“出口導向”工業化實現城市化、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走不通了。

　　三、“中國拐點”與“劉易斯拐點”

　　中國有沒有“劉易斯拐點？”什么時候出現“劉易斯拐點？”

　　這是中國經濟學家乃至全球經濟學家們特別關注和經常追問的問題。

　　按照“劉易斯拐點”說，中國搞了前后兩個30年的工業化，平均年增長速度9%以上，早應該出現“劉易斯拐點”了，可經濟學家們并沒有看到中國“劉易斯拐點”如期出現。

　　中國何時出現“劉易斯拐點”？這對全球經濟學家們可能是極大的挑戰。

　　在筆者看來，中國“劉易斯拐點”讓全球經濟學家們捉摸不定，是因為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中“中國拐點”出現了。全球一般制造業“中國拐點”的出現——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逆轉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導致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勞動力報酬大大低于亞洲“四小龍”之前的所有國家和地區，農民轉化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業化，進而導致內需不振，產業升級缺乏內在動力。中國現代化陷入了“勞動力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工業化”的陷阱——（發展中國家）承接發達國家一般制造業轉移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發達國家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全球化在“中國拐點”出現之后，發展中國家依靠“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并不必然帶來同步的農民市民化和產業升級化，這可能是“劉易斯拐點”論的時代局限性。全球制造業“中國拐點”的出現，不僅“劉易斯拐點”論要修正，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也要重新思考和探索。全球化“中國拐點”的出現，又何嘗不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又一個新論據呢？

　　四、全球化“中國拐點”全方位存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僅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中存在“中國拐點”， “中國拐點”是全方位存在的。在商品貿易、金融衍生品交易、貨幣儲備和匯率變動、人才和技術流動、移民和勞動力進出、文化和制度輸出和輸入等等，都可能存在“中國拐點”。

　　對不同領域的“中國拐點”識別，其意義都非同小可。

　　如：對全球商品供求格局的“中國拐點”的識別，就可抓住全球貿易的本質。從前，中國出口鐵礦石，世界鐵礦石市場供大于求；中國出口石油天然氣，世界石油天然氣市場供大于求；中國出口大豆，世界市場大豆市場供大于求……總之，中國出口什么？什么都便宜；現在，中國進口鐵礦石，世界鐵礦石“供不應求”；中國進口石油天然氣，世界石油天然氣“供不應求”；中國進口大豆，世界大豆“供不應求”……總之，中國進口什么，什么就貴。

　　世界市場的任何一種商品，只要中國出口，會出現“中國拐點”——供過于求；只要中國進口，也會出現“中國拐點”——“供不應求”。這就是全球貿易的本質特征之一。

　　在全球范圍內，任何一方面的“中國拐點”的出現，都會導致世界在某一方面的格局發生轉折性改變。識別“中國拐點”，不僅對中國制定國家發展戰略有重要意義，對世界所有國家都有戰略意義。

　　五、“中國拐點”戰略意義重大

　　如同“劉易斯拐點”一樣，“中國拐點”戰略意義重大。

　　首先，制造業“中國拐點”對發展中國家選擇發展道路有重大戰略意義。識別全球一般制造業梯度轉移過程中的“中國拐點”，對中國和中國之后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的選擇有重大指導意義。即在“中國拐點”之后步入現代化軌道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幾乎都不在可能靠學亞洲“四小龍”之前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導向工業化”道路實現城市化和現代化，必須探索有別于亞洲“四小龍”之前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新道路。這個結論與鄧小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也與毛澤東主席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岡山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所說的一番話是一致的。毛主席說： “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

　　毫無疑問，認識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過程中“中國拐點”的戰略意義，是有助于我們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信心的。當然也是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選擇現代化道路的。

　　其次，“中國拐點”對制定對外貿易戰略有重大意義。

　　日本65%以上的農產品依賴從中國進口，但定價權在日本，日本人吃中國很便宜的農產品。中國人進口日本很少的農產品，定價權在日本，中國人吃日本農產品很貴。幾乎同等質量的大米，中國出口日本3元/斤，日本出口中國100元/斤。

　　中國60%以上的大豆、鐵礦石需要進口，大豆、鐵礦石定價權在他國的手上；很多國家60%以上的稀土、日用品從中國進口，但定價權同樣在他國手上。

　　為什么會這樣？

　　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只重視“數量增長”戰略，沒有追求市場份額收益和定價權（價格增長）收益統一的貿易戰略。而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高度敏感“中國拐點”，在追求市場份額收益的同時，高度重視對“中國拐點”出現后的定價權收益的追求。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果有“中國拐點”意識，揚長避短，在積極追求市場份額收益的同時，主動追求定價權收益最大化，是完全可以在全球化條件下獲得較一般國家更多的收益的。

　　第三，制造業梯度轉移“中國拐點”對制定外交戰略有重大意義。

　　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中國拐點”是客觀存在的。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既不適合中國，也同樣不適合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探索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也必將為第三世界所借鑒。

　　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中國拐點”出現之后，發展中國家走“出口導向”工業化道路是對發達國家有利的，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發展中國家以犧牲人權、環境為代價為維持發達國家人民高福利和良好生活環境做貢獻。全球發展中國家有共同的利害，中國應該聯合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將“中國拐點”升級為“中印巴”拐點，發展第三世界理論，鞏固和擴大第三世界合作，共同尋找和主導第三世界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道路。

　　中國、印度、巴西等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必須放棄依靠“出口導向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夢想；否則，只能淪為“自我殖民化”的經濟體，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是不可能永遠“韜光養晦”的。要充分認識和利用“中國拐點”和“中印巴拐點”優勢，主導區域性合作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公平貿易，促進世界公平發展、均衡發展和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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