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怎樣轉型

——以外貿、外匯、外資政策轉型為例進行的分析

王今朝    龍斧

武漢大學戰略決策研究中心

一、理論思考　　

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說到底是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的不可持續，因為國家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能夠改變生產、生活成本，從而改變生產單位和家庭的行為，是一個國家政府掌控經濟發展性質、方向、速度的唯一工具。只有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的永久性和根本性改變才是政府主動地永久性和根本性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蘇聯在1928年10月如果不開始一五計劃，其社會就根本不可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參見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Arthur E. Adams1972年由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公司出版的“Stalin and His Times”一書，即《斯大林與他的時代》。該書是美國學者對斯大林領導蘇聯建設成就的一個歷史肯定）。新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其社會也根本不可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只能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水平上（參見加拿大學者Carl Riskin1987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一書，即《中國的政治經濟學：1949年以來中國對發展的追求》。實際上，西方學者對蘇聯斯大林時代和中國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經濟建設成就肯定的著作還有很多（中國無論是政府還是科研機構組織力量翻譯這些著作，比翻譯那些西方教科書對于國家發展要有價值得多））。那種不談論國家發展戰略、發展政策的轉型談論發展模式的轉型很容易流為誤國的空談，而特別是如果試圖在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指導下來設計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那無異于緣木求魚。

今天，在中國流行的市場經濟理論是美國經濟學界20世紀60年代的觀點。許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指出（見Arkerlof，Stiglitz，Ostrom，Williamson等學者在他們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時的發言），20世紀60年代，市場經濟理論被認為是唯一科學的經濟理論，經濟科學的大廈已經建成；可是，恰在20世紀的60-90年代，美國經濟學界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經過這三十年的發展，市場經濟理論已經被美國經濟學界視為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等同于宗教），最多只被看成是經濟純粹抽象理論研究的一種了（知道科學史的人就會發現，這與物理學的歷史有相似之處。20世紀初，當許多物理學家認為物理學的大廈已經建成時，光電效應等物理現象的發現卻預示著物理學的根本性發展機遇）。可是，中國今天不少學藝不精的人（有博士、有教授、有官員）仍然把60年代的腐朽沒落觀點（早曾被馬克思主義者打倒）視為真理，視為看家寶。只要這種過時觀點仍然在中國經濟學界、政府官員的頭腦里占據主流、支配地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就只能是空談。

關于經濟發展模式怎樣轉型，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本文以目前成為重大現實問題之一、之二、之三的外貿、外資、外匯政策的轉型加以說明。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雖然復雜，但其道理與本文分析并沒有原則差別。

中國現行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中國現行外貿、外匯和外資政策模式同樣不可持續。中國的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和外匯儲備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挑戰，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按照唯物辯證法原理，任何事物都有其對立面。1978年后中國開放政策的制定以1949-1978時期的不開放為對立面。然而，1949-1978時期的不開放是冷戰環境和維護獨立自主所導致的被動結果。如果沒有冷戰等外部不利條件因素影響，毛澤東一代人會使中國開放嗎？一定會的。毛澤東一代人會讓中國積累起巨大的外匯盈余（不管是黃金還是外幣）嗎？一定不會。這一代人深深懂得生產是根本性的，他們忠實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這種僅在幾百年前流行于西歐早已被亞當·斯密在1776年打倒的重商主義政策具有天生的免疫力。

非常奇怪，中國今天的這種非常類似重商主義的結果（實踐）卻產生自亞當·斯密之后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意識）。從本質上看，比較優勢理論只不過是一種交換理論（李嘉圖建立這個理論的目的恐怕不是為了科學，而是為了讓英國在世界拓展市場）。而經濟發展模式顯然是一種生產模式。結果，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產生的巨額外匯盈余（利潤）實際上是被交換的需要（即國際貿易）所支配。這正是真正的本末倒置。交換支配生產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才能有的概念，它們以為，消費者是具有主權的，生產必須接受需求的調控。中國學界毫不保留、不留余地地接受了這一教條。而實際上，需求最根本地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生產結構。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結構是私人資本決定一切，它所產生出的利潤與工資的比例就會讓社會產生出巨大的浪費性需求。比如，中國今天遍地的昂貴轎車、別墅、高檔衣服、高檔辦公樓、高檔飯店、遍地的“學術會議”，這些在西方都被許多學者視為資本主義的消費特征（如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概念）。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浪費的。所以，西方市場經濟學一方面宣稱自己旨在改進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卻必然造成資源浪費。它割裂了生產與交換辯證關系，而形而上學地認為，交換決定生產。這種錯誤理論必然導致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的惡果。

比較優勢理論看起來也涉及生產，但它只是利益的計算，本質上就是在算交換帳。十幾年前，薩繆爾森（美國最著名經濟學家之一，美國第一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把比較優勢理論看作是西方經濟理論中也許唯一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學說。可是，在幾年前，薩繆爾森（89歲時）重新思考比較優勢后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那就是，如果中國在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建立起比較優勢來（轉載于《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年第1期），中美貿易關系就會永久性地以美國利益損失和中國利益的增進為最終結果（當然，不要錯誤地認為，由此美國人生活就會比中國人差。美國的資源、人口、社會的有機運作即使在一些其他領域的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后仍然是事實）。這位學者的觀點被北京大學的著名中年學者視為無稽之談。可是，在我們看來，薩繆爾森能這樣想，說明在他的晚年，他開始領悟到馬克思主義160年前就已經闡述清楚的那種生產決定交換的原理了。他的這個觀點表明，89歲的高齡還沒有讓他失去活力。中國不能簡單地把自己的比較優勢定位為資源（中國資源貧乏）和廉價勞動力（這將會產生以人民的健康為代價的后果），而必須在發展科技方面把握主動（只能通過公有制、市場經濟的辦法，而不是通過私有制、市場經濟的辦法）。

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派早就提出，不能簡單地依靠經濟自發發展（也就是所謂自由市場經濟）所產生的比較優勢，而必須利用貿易保護等手段，培養自己的幼稚工業，并把幼稚工業建成自己的優質工業。本來，如果美國經濟學家無論注意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注意歷史學派經濟學，就很容易對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作出科學的評判。可是，美國經濟學界長期以來由于其種種原因，以老子天下第一的態度來看待世界，沿著它們那種形式化、形而上學化、單一經濟學化的道路走下來。本來，以薩繆爾森本人的聰明和洞察力，發現比較優勢理論的問題并不困難。然而，一葉障目，可以不見森林。令人遺憾，當他終于改弦更張的時候，卻被其他人（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的其他經濟學家，不獨中國的北大學者）視為老年昏聵。而這些人不查，這實際上是一個還令人尊敬的學者的晚年反省。——中國人是有把老年人看成是昏聵的習慣的。

如果薩繆爾森的觀點正確（更關鍵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生產決定交換的原理正確），如果生產決定交換，面對中國巨額的貿易盈余、巨大的外匯儲備，中國的外貿政策和外匯政策該怎樣轉型呢？

二、對外貿、外資、外匯政策的建議　　

第一，   大量壓縮中國進口。據我們的觀察，中國存在大量的由于資本主義因素發展所產生的炫耀性消費品進口（比如，中國石油進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錯誤地決策用合資企業辦法發展轎車工業產生的炫耀性消費品進口）、重復性資本品進口（比如，中國許多高校重復性進口西方國家的設備、儀器、圖書、教授，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等。中國應該仔細審視進口資源的使用效率（必然存在極大余地），提高進口品的使用，壓縮進口的總量，以極大地改進中國進口政策發揮作用的效率。1949-1976年期間，印度的大學畢業生、碩士、博士擁有量遠超中國，許多人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然而，卻由于資本主義和封建種族主義的生產結構無法發揮效率，結果，加拿大學者發現，中國這一時期以更低的人力資本總量，卻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激發出無比巨大的學習熱情（產業發展與知識進步產生了有機的結合），創造出遠高于印度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生產總值。同樣道理，不是一個簡單的進口總量決定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而關鍵是進口品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只要我們把進口品的使用效率加以巨大的改進，那么，中國就可以大大地壓縮進口。

許多人可能以為，壓縮進口是貿易保護主義。這是糊涂認識。貿易保護是在必須進口、進口有利的情況下，仍堅持不進口。如果不是必須進口、進口無利的情況下壓縮多余的不必要的進口，那就是科學的貿易政策，就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需要，也是構建中國和諧社會的必然需要。否則，就是非科學發展觀、反科學發展觀。

第二，   大大壓縮中國出口。中國在壓縮進口后，就為壓縮出口打下基礎。畢竟，國際收支平衡是一種國家約束。然而，中國壓縮出口還不是簡單因為這種會計上的抽象原則。重要的是，中國今天的出口結構具有對中國社會的致命后果：1）它是用中國的環境惡化、資源耗竭來支援世界最富裕、自然資源最豐富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2）它是把本來是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的工人和農民轉變為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雇傭奴隸。3）貿易盈余所積累起的國際貨幣在西方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后即成為廢紙（這意味著中國是在把真正的資源直接間接白送給西方國家）。

據說，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由私人生產。在我們看來，這種所有制結構正是產生中國巨大社會問題的根源。就是在貿易問題上，它也是最主要的根源。如果沒有私人企業的出口，中國環境、資源、能源就會納入規劃管理的體系，做最有效率地使用，特別是真正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如果被私人企業獲得其使用權，那么，最廣大的工人作為雇傭勞動者、雇傭奴隸能夠從中得到什么呢？只能分到殘羹冷炙罷了，而且還冒生命危險、疾病危險。不壓縮中國國內的資本主義私人生產，中國的出口壓縮政策即使制定出來，也會半路而終。

有人會說，壓縮私人生產，就業怎么辦？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因為資本主義有充分就業就認為資本主義不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社會主義的保障制度（不是西方的社會保障）完全可以保證社會的穩定。就業只是一個問題（今天中國許多學者把它強調過了頭，用就業問題恐嚇中國的領導人），而根本不會構成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威脅，只要真正是社會主義（人浮于事決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業的本質特征，而只是個暫時現象；而資本主義的就業的不合理性相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偶然表現出的人浮于事遠為反科學、反人性）。

壓縮出口是比較簡單的。那就是把今天中國已經頒發出去的出口許可證逐步地收回，對外貿易權全部收回到國有公司中。但這里還有一些問題，那就是外資政策。可以用加強稅收、貨幣、勞動、國有化率等政策，削弱外資公司相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優勢，從而為國有企業發展建立起良好的社會政策環境。中國受外資的技術優勢、管理優勢誘惑已經30年。外資公司相對于中國今天的經濟總量、社會有機運作顯然偏大。因而同樣也要壓縮。壓縮了外資公司，與壓縮中國私人企業一樣，就為真正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創造出空間。這并不是說公有制企業的生存、發展非要以人為地壓制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為條件。從理論上可以證明，在可比性條件下，公有制企業一定比私人企業有效率（參見龍斧，王今朝，2010）。也就是，公有制企業一定可以在市場競爭中戰勝私人企業。我們這里提出的壓縮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政策建議是為了給國有企業的快速重新生長創造最優條件。畢竟，改革開放30年，是國有企業為私人企業發展、外資企業發展付出了重大、慘重代價（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積累、國家財政主要是國有企業等）。本來，如果中國在過去30年中仍然如1949-1976時期一樣發展公有制經濟，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這樣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中國在企業發展上產生了嚴重的鳩占鵲巢現象。現在，鵲要把巢奪回來。

中國壓縮進口和出口對于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上的利益這里作者就不加以論述了。我們只是要指出，在這方面，擴大出口和進口有害，壓縮出口和進口有利。而且，前者害處大大，后者利益大大（包括國際力量對比、地位提升、發言權擴大、貿易條件改善、而西方等國也就不會因貿易順差指責中國了等）。如果讀者需要論證，我們完全可以提供（但為了本文的篇幅，這里就不說了）。總之，這里再一次表現出辯證法，即并非越大越好，越小反而越好。

第三，   賣出以外匯購買的西方債券，同時制定出實行外匯雙軌制的預案。十年前，不少北京著名學者提出，中國購買國外債券是不利中的有利（即相當于存款還有些利息）。而從西方危機后發生的事件看，購買國外債券是不利中的大不利（雖然沒有利息，但還能有本金）。因此，大幅減持西方國家債券是保護中國社會利益、政府利益的最明智之舉。既然西方國家已經讓中國忍受了巨額損失，中國自然沒有義務維護西方的市場穩定。中國以此為要挾，在較好條件下，還有可能挽回一些失去的損失。而切實執行這種政策，就會使中國免受重大損失。當然，這是以西方國家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為條件。長期而言，為了免受西方長期來看必然發生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損失，中國在外匯儲備持有量上不能學習日本。中國擁有一個夠數月進口之用的外匯儲備即可。而且只能這樣，必須這樣，可以這樣。那時，即使中國因不虞之需需要更多外匯，完全可以用國家信用來支付幾十億美元的債務。這種債務比持有美元這種資產要合算得多。

鑒于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總量，鑒于金融賬戶大批資金還在流入中國，鑒于中國有關部門打算允許人民幣更多升值，我們認為，黨中央和國務院必須制定出在緊急情況下實行外匯雙軌制的預案。大量的熱錢流入目的就是通過短期投機獲得巨額利潤，如果根據有關部門或有些學者的愚見，采取彈性制，據我們的觀察，這些人不把中國推向浮動匯率制就會永遠喋喋不休。而在目前高額外匯儲備、熱錢大量流入情況下，貨幣升值也好，浮動匯率制也好，只能把中國引向當年泰國、墨西哥、阿根廷外匯危機一樣的境地。而由于中國今天國內貨幣的大量供應，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人民幣幣值的巨額貶值和國內的高通貨膨脹。一旦走到那時，中國社會不發生動亂也就不可能了。為了防備這種可能，中國在打算升值時，必須隨時準備遇到外匯流出中國的現象發生時，把企圖流出境外的人民幣匯率貶值，而把流入境外的人民幣升值，從而把任何外國游資在中國投機所能得到的任何利潤都合理地截流在中國。只有這樣，庶可保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穩定。也只有拿出這種預案，并廣為宣布，才能警告那些投機者不把熱錢流進中國，才能為將來實施這種政策留出余地。西方企業、個人將來因此遭到損失也不能指責中國政策不透明，不能謂中國言之不預。當年，墨西哥、泰國、阿根廷、印度尼西亞等國如果制定并實施了這種策略預案，也就不會產生外匯儲備迅速喪失的結果。

三、結論　　

本文試圖從外貿、外資、外匯三大領域相互聯系的角度對中國的相關政策轉型提供參考性意見，并以此作為中國制定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政策的一部分和借鑒。作者相信，以上理論分析是科學的、合理的，以上政策建議是可行的，是符合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內在規律的。如果中國未能遵循上述道理，未能制定出類似上述政策的政策（我們關于外貿、外資和外匯的政策建議還有待一些細節上的完善，而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的政策還包含許多其他內容），那么，不出幾年，東亞、北美、南美發展中國家的危機就有可能在中國重演。到那時，再去懲罰某個個人已經毫無意義。從目前中國在兩房市場上的損失看，這正是事實。更不用說，將來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成為危及國家、民族、社會、政治的根本性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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