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理想與行動——演講實錄

李昌平

錄音整理：劉艷艷

　　我是我們村子里第一個考出來的大學生，讀大學的時候就與村子里一起讀高中的學生聯名找縣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因為我們是老蘇區，我們就到省扶貧辦、老蘇區辦公室要錢，希望他們建學校、建醫院，還有農田水利的一些配套設施。 1983 年畢業，那個時候有很多選擇，特別是搞三梯隊，那時候大學生是天子驕子，不像你們現在競爭那么激烈。我當時是學校團委的干部，也有很多好的去向。當時就想回到自己的公社，我覺得我有責任回去，去改變那里的面貌。學校的老師、以至于家里的親人都說，你自己想清楚，這個地方不多你一個，也不少你一個。當時想的很清楚，就是要回去。那個時候有救世主的情結，那個時候的教育也是理想主義的教育，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與父老鄉親的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這樣就回去了。

　　回到縣上時，我們學校的一個領導正好調到我們縣里當縣長，他就讓我留到他身邊，在縣委辦公室，我在縣委辦公室上了兩天班，我就跟他說我要回到公社去?？h委領導說，你在領導身邊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去，我說還是下去以后再來吧。這樣，我就把行李一帶，還是回到公社去了。

　　到公社就當了團委副書記（相當于現在的鄉），投入到當時正在搞的農田水利建設。我是大學生嘛，雖然職務不是很高，但公社里的社長、書記還是很重視。加上我學農業機械，他們很在乎，我也是初出茅廬不怕虎。當時漁民轉向養魚、種地，那個時候我就帶著老百姓去挖魚池，在宅基地修路。老百姓很喜歡我，干部也覺得這個小伙子思路很清晰，也敢于去承擔一些事情。市里、省里都是我去。見了人，大一點的就喊爺爺、小的就喊叔叔、和父母差不多的就喊伯伯，大家都很喜歡我。那個時候給我們家鄉很多支持，以后又修了醫院、公路、大橋、電影院，每個村子都建了泵站，基本上基礎設施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5 年，我就是那里的鄉黨委書記了。

　　1987 年，我再次去華農讀書， 1989 年畢業又回到公社去。那段時間，我們家鄉有很大的變化，也為老百姓做了一些事情，老百姓對我的感情也比較深。當我再去華農讀書的時候，有幾千人來送行。所以，個人很有成就感，與群眾關系也很好。后來我再去其他鄉工作，由于農民的負擔一天比一天重，干部一天比一天多， 1985 年當鄉黨委書記的時候只有 9 個干部，以后是要管 100 多個干部。 1985 年，我 23 歲，我覺得我很有管理天才。但是到了 30 多歲的時候再當黨委書記，我覺得我管不了人了，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天天要去做。干群的關系越來越差，內心有很多沖突。那個時候，我的情緒也越來越壞。不想做的事情要去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我們縣里當過四個鄉的黨委書記，每在一個鄉，我都希望把這個鄉做好，剛剛做的好一點的時候，組織又要求換到另外一個鄉去。我去的地方都是亂糟糟的，欠很多債的，那個時候我比較年輕。一個地方整好了又要換一個地方。

　　一直到 2000 年時，我就發現，在這種大的環境下，個人的努力是及其有限的，必須要去改變一個大的環境。農民種地年年虧本，可農民是很勤勞的，很勤奮的，在這種情況下，那個地方的經濟怎么發展起來，干群關系怎么改善呢？特別是農民每年出去打工掙回來的錢還要交稅。你們都是來自云南、貴州、廣西這些地方的，所以你們感受不到中部地區農民的負擔，種一畝地要交 300 多塊錢。我的父母親七十多歲了，已經喪失了勞動力，不種地還要交人頭費 350 塊錢。有這么重的負擔！ 80 年代，鄉財稅所是 2 個人，到了 90 年代后期，鄉鎮的財稅所都是幾十人，甚至 100 多人。我們洪城鎮洪城鄉 （音） 是 140 多人，當官的人越來越多，由老百姓來養活。這個局面沒有辦法。

　　2000 年春節的時候，我初四去上班，去訪問農戶，就看到農村里有很多悲慘的景象，加上平時的一些思考，所以就給總理寫一封信，反映農民怎么苦，農村怎么窮，農業面臨什么樣的危險，這封信很快得到了總理、胡主席、溫家寶副總理、李嵐清副總理的批示，很重視，后來就派人到農村暗訪。暗訪的人回去后認為我反應的情況在全國也很典型，很有代表性，所以國家領導人也很重視，又再次做出批示，讓各個省、市的領導，以及各個部委都要看這封信，研究當前農村中形成的問題。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形成了全黨、全國都關注三農問題的一個大的氣候。最近兩年，中央的農村工作方針是正確的，政策也逐步對農民有一些傾斜，所以農村的情況有一些好轉。

　　當時批示以后，湖北省的省委書記、省長就要我在的棋盤鄉做改革試點。幾個月以后，他們說改革成功了，當時要把我調到另外一個市里當副市長之類的職務。組織上找我談話的第一句就是為了監利縣的穩定，希望我顧全大局，服從組織安排，到另外一個地方當更高一點的職務。我聽了第一句“為了穩定”之后，那就是說我是一個不穩定的因素嘛。加上他們說改革已經取得了成功，要全省推廣經驗。但是農村積重難返，怎么幾個月就能改好，這與我想象中的改革，與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我們是黨員，組織上要把你調走，我們必須要服從。這個時候，我就提出來，我還要在這個地方工作十天，十天之后你們安排人來接我的手，我自己也不要組織安排了，我到南邊去打工。

　　9 月 16 號我遞了辭職申請， 9 月 18 號我就離開了那個地方，去廣東打工。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轉折吧，從大學畢業到公社里去，從給總理寫信，又去打工。

　　在廣東呆了一年，在深圳一家臺資的農業性企業打了半年工。藍天股份的基地就在原來我老家，洪湖赤衛隊在的那個地方。我們過去也熟悉，他們去臺資企業找我，讓我去接手珠海藍田公司，做老總。這是一個很大的農產品企業，專門給香港和澳門供應農產品。我就很快去了珠海。當時我改名叫李生安，因為（用原來的名字有）很多麻煩，找我的人也挺多，我也不想別人知道我的行蹤。因為在企業里做事就要一心一意地工作，我希望將前面的事情告一段落，從新開始。但是后來湖北荊州的一些領導發現我工作的地方。在珠海藍田工作幾個月后，荊州的領導就給藍田老總打招呼。老總就說，人家已經知道你在這里工作，很不滿。雖然他沒有說讓我離開，但我還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因為上市公司也需要當地政府的支持。以后藍田公司跨掉了，也是有多種原因，因為他的經營靠當地政府給一些特殊政策才能支持。

　　廣州的瘋狂英語注冊的是恩正企業，我（離開藍田后）在里面工作了三個月，寫了我的第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

　　當時為什么寫這本書呢？我給總理寫了信，總理很重視，中央也很重視，也做了一些改革，一直到了企業他們（湖北地方政府）都還不放過我。我就發現農村問題要形成一種社會的氣候，光靠一個領導批示還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我想把我從給總理寫信，到我離開湖北，再到我離開藍田公司，我要把這個故事講出來。我離開（湖北）后，我老家又接著死了幾個農民，農民的狀況絲毫沒有得到好轉。我應該寫出來，應該引起社會的共鳴，應該借這個事情推動中國農村、農民、農業問題的解決。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把初稿寫出來了，講自己的故事寫得快。

　　2001年9月我到北京來出版這本書，出書很困難，找不到出版社。在一個飯局上遇到了溫鐵軍先生。他說，昌平，你就留到北京工作吧，我說好啊。于是我來到了《中國改革》雜志社，做記者編輯。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轉折。

　　所有人都聽我指揮。我參加工作之后，和我工作的人都覺得輕松愉快效率高。多糟的團隊，我負責兩三個月后就各干各的，效率很高。但我的興奮點不在那些地方。人還是與自己早期形成的，為農民做點什么事情，與國家、與民族、與自己內心關注的那些人的命運結合在一起，和農民在一起，回到我很熟悉的那個社會里的時候，感覺心里很踏實，覺得自己有意義，精神上很快樂。如果和企業老板呆久了，總覺得不愉快。和當官的一起，吃飯的時候，他要做上席，我要坐下席，或者相反。你的職務大，你動筷子別人才能動筷子。你喝一小口，別人要喝一大杯，我總是很不習慣，心理很不舒服。

　　我在想，中國未來的社會，民間組織會有一個大發展。中國的民間組織都帶有官方的背景，國際NGO組織到國內來，以及中國越來越開放，改革越來越深化，中國要建成一個憲政的、民主的公民社會，首先要有民間組織的存在，民間組織很發達才行，沒有民間組織的發展，中國不可能建成公民社會。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可以接近群眾，多了解農村的一些情況，第二，到民間組織里工作，我要了解規范的民間組織是怎樣運作的，希望有一天在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的過程中我能做點貢獻。所以我選擇了香港樂施會來工作。

　　應該說，我一生中這么轉來轉去，在政府、企業、媒體、民間組織里邊都工作過，經歷下來，我感覺如果與我的初衷相比，當一個好官，為農民做點事情，盡管這種想法當時思想比較封建，或者有救世主的想法，從這個意義上去看，我早期在官場上走的比較順利。到了鄉黨委書記之后，再往上升也有很多機會，我在不到三十歲就有機會當副縣長，但每到那個坎上的時候總會遇到一些事情，升不上去。我覺得在這方面我是很失敗的，我拿著政府的錢辦我私人的事情的時候，總是覺得辦不好。為別人辦事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很會辦。我手下培養出過很多干部，他們現在職務有的是縣長，有的職務比縣長更大，他們的進步比我都快。他們來請教我怎么去做的時候，一二三四，指出來，很快就成功了，但做自己的事情總做不好。所以，在這個領域里我是失敗的。

　　但是我在鄉黨委書記職位上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我應該為老百姓做些什么事情，包括現在一直走下來，現在又走到大山里去了，又和老百姓走到一起來了。我發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又算是迷途知返。做領導的時候，做過很多壞事，很多違心的事情，盡管自己主觀上不想這樣去做，但人最終沒有辦法還是這樣做了。我現在到一個民間機構樂施會來工作，我覺得好像我現在是典型的三個代表。我們用的錢是香港一般的富人捐來得，他們是先進生產力，那我做事情就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現在為老百姓、為窮人、為農民做事情，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樂施會）提倡的是民主，提出以人為本很多年了，比共產黨提的早，要注重環保、要關注弱勢、要助人自助、要富強，要廣泛地參與，這是和諧的科學發展觀，也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好像與我早期學校里接受的黨的教育是一致的，好像我又走回來了。

　　我八十年代參加工作的時候，我很愉快，現在我也很愉快，雖然我不富有。記得我去廣東打工的時候，我所有的積蓄加起來不到五萬元，工作十幾年的、家人的積蓄。一段時間后，就沒錢了。八十年代沒錢的時候，我很快樂，現在也沒錢，我也覺得很快樂。我感覺我掙錢最多的時候或者我手上掌握的錢最多的時候，往往是我不快樂的時候。我手上沒有多少錢，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保證，能夠做事情的時候，按自己所愿為老百姓做事情的時候還是最快樂的時候。

　　九十年代的時候，人很煩躁。八十年代，人很年輕，遇到困難總想挑戰，總想辦法克服，這種精神又回來了?，F在到山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問題，但是也有信心去克服。在克服的過程中，很有成功感。這些年的扶貧對我影響很大，對什么叫貧困有了自己的想法。與過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樣。過去我們認為貧窮總是因為農民收入低，思想不解放，落后愚昧，總是把貧困的責任推給貧困的人。我過去寫書的時候也有意無意地把貧困的責任推給貧困的人，可是最近兩年我發現了完全不是這樣的，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與生活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有關系，與掌握權力的人有關系，主要的原因不是貧困本身，是社會制度、是掌握權力的人、是主流社會的問題。

　　打個比方，貴州的石門坎在一百年前比現在發達，人們生活的比現在幸福，同學們打石門坎三個字上面（網上）有很多的信息。一百年前的石門坎是苗族文化的中心，教育中心、科技推廣的中心、體育中心，每年都要舉辦體育運動會，1932年有參加運動會的2萬人。抗戰時期還是避難所，有醫院、有學校、足球場、游泳池、有試驗基地、紡織加工的設備改良、麻風病院。這些都是誰做的？當時有一批致力于幫助民族地區發展文化經濟的人，那兒培養過三個博士，幾個碩士和八十多個本科大學生，他們畢業后又回到石門坎辦學校、辦教育、辦衛生事業，創造了苗族的文字，翻譯了圣經，把圣經傳到了云南、貴州、湖南的苗族地區。通過苗文又把烹飪技術傳到這些地方去，今天的石門坎，游泳池還有一點印記，但一點水也沒有，風吹的沙把游泳池都填起來了。足球場連影子也看不到。那里孩子們上不了學，男女上學比例是3：1。人均收入不到700元。那個地方（資源）很富有，有鉛礦、錫礦、煤礦。每天運出的礦物有40萬元的價值，而開礦的財政收入（每年）卻不到50萬元。開礦損壞的路要去修，需要100多萬元。資源開發了，當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好處？礦工每天的收入是8元，那些礦還是有毒的，一個人只能工作三個月。為了得到錢，就要去礦上打工。那里GDP算人均1萬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實際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并且環境破壞了，身體也壞了，公路也損壞了。發展給當地的老百姓帶來什么好處？顯然是我們制度設計有問題。

　　再說教育，你們都是來自貧困地區，父母培養出一個高中生不容易，前些年要負很多債。我在云南遇到一個高中生打工，他是少數民族，父母為他上高中負了2萬元債，他用十幾年打工的收入去還債，現在還差2000多元，他現在已經30多歲了。他說大約需要兩到三年才能還清所有的債，然后回去結婚生孩子，那時候他大概要接近40歲了。如果他不回去，城里也不要他了，四十歲的人在城里很難找工作。我們看一下這個人的命運，教育改變了他什么樣的命運？西部地區的窮人用那么多錢培養了一個人才，而這個人二十歲到四十歲的黃金時間給了城里人，給了發達地區，到了四十歲以后，他老了，城里人不要他了，他又回到了鄉下，把養老的包袱又甩給了農村。那我們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臺抽水機??！把最窮地區的資源轉移到發達的地方來，培養的人才不是為農村培養的，是為城里人，為發達的地方培養的。

　　我在云南、貴州做扶貧的時候，經常有人給我們講故事。在少數民族地區，給50元他們就打酒喝了。我到了瀾滄地區觀察，一山過了又一山，一山比一山高，人和牲畜住在一起非常普遍，茅草房很多，很貧困。給50元，他們會用20元打酒喝，生著火烤東西吃，殺頭豬，邊唱邊跳邊喝酒。納戶族喝醉酒后的表達是最幸福的，平時話很少，他壓抑著很多東西。喝酒后敢于把內心的東西表達出來，喝醉后睡在火塘邊，旁邊睡著狗。醉酒的幸福是很幸福的。我回來后想，我們發了工資，也會請幾個朋友去唱去跳，我們也是幸福的。在大山里面，即使有500元，也不能把500塊錢變成資本，養一頭豬要三年才能長到100多斤，養羊羊牛不是賣，都是用來積肥的。我們都難以理解，是因為那個地方沒有市場的概念，沒有投資的概念，所以有了錢去買酒喝，去享受幸福。我想我到了那個地方能干些什么呢？我追求幸福的方式是什么？我們把價值觀確定了，哪是幸福的，哪是不幸福的？哪是對的，哪是不對的？我回到昆明后，和朋友說，不能這樣說，這是不對的，他們都是人，他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我覺得我們主流社會的人應該有責任反省我們自己。我們這些制度的設計，我們自己認為正確的一些東西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比如，我們國家的扶貧資金每年是大約400億元左右，公布的扶貧人口是2600萬，人均1000多元。我們在貧困地區什么時候看到人均1000多元呢？我們在石門坎扶貧時，曾經用不到7萬元，修了26公里3～5米寬的山路，老百姓自己修，我們給補貼，但是政府去修10萬元1公里，去招標，怎樣去招標呢？你們兩個人有三五十塊錢，就是有錢人，請鄉長吃飯，飯一吃，酒一喝，工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你們去承包，頂多1公里1萬元，你們可以掙9萬元。包括云南現在的安居工程，消滅茅草房，一家一戶補4000元。國家補給的。怎么補呢？把浙江的一個朋友找到那個地方去，辦一個水泥瓦廠，4000元買這個瓦，不是要買，而是配好了。25元一塊瓦，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下雨是3噸半，下雨的話是4噸多。重要的是當地的青瓦4.5元，買四塊同樣大的青瓦，它的價值就是一片水泥瓦。為什么老百姓沒有選擇的權利？我看過安居工程的鋼門鋼窗，都是把用過的廢棄東西刷點漆，焊一下，就賣給農民，一個鋼窗比鋁合金的價格還貴。4000元是國家補的，你只能要這個。由于水泥瓦很重，刮瓦需要很高的梁柱，刮瓦條要用松木，樹當地沒有，即使有也很貴。當地的扶貧政策就有問題，老百姓還要貼9000元，如果把自己的廢料用上，要貼8000元左右。老百姓要高利貸，還要把自己的耕牛賣掉，房子建起來了，農民變得更貧困，但是如果農民不做，明年4000元就不給了。逼得老百姓只好去賣耕牛，耕牛對于老百姓是很重要的。所以政策的設計是有問題的。

　　再比方說，我們城里人都會說，文革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這句話是有潛臺詞的，我們的父母親都是農民，祖祖輩輩都在鄉下生活，如果你的十年是浪費青春，那我們祖祖輩輩是不是都浪費了呢？潛臺詞就是農民根本就不是人。這是中國文化潛在的東西，都是以城里人的主流社會為中心的，整個資源的支配都是中心人群來支配的，都是向城里集中的，整個價值都是以城里人、主流社會的人為中心的。城里人到農村當農民就是浪費，而他們辛辛苦苦地勤勞一輩子就不叫浪費，那是應該的。城里的人才是人，鄉下人都是垃圾人。很多人認為我這個話是錯誤的，那是因為我們骨子里就是這些東西。

　　走近這些地方以后，得到許多書本上得不到的東西。不走近，就不知道我們錯在哪里。那些中緬邊境的拉祜族、佤族、傈僳族， 90 年代初還是原始森林，還是游牧生活以打獵為主，到現在是農耕民族，好不容易有了梯田，但是中央文件一下，要退耕還林，補五到

　　八年的糧食，由一個游牧民族到農耕民族多難啊，造梯田多難啊，好不容易能吃飯了，你一句話，五到八年以后吃什么？原始森林是國家的，你要砍就砍了，不給任何的補償，五到八年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打獵了，退回到游牧民族呢？那是不可以的。這樣的政策，這一句話，主流社會的人一說，就是天經地義的，這公平嗎？這不公平。

　　所以，我們不去那些地方，你就想不到我們自己的政策不公平。城里的一只狗、一只貓受傷了，城里人還會獻愛心，把它收養起來醫治，表示一種文明、進步。但是，我們是否考慮到那些屬于弱勢的人，甚至我們對狗對貓的愛心超過對那些人。我們沒有意識到。

　　所以我把這些故事講給同學們，你們就要大學畢業了，你們接受的是主流教育，雖然我們來自山里，來自貧困的地方，但如果我們接受的教育是那樣一套東西，我們往往會失去自己，我們自己融入到城市，接受了城市中心人群的那套東西，自覺不自覺地就忽視、漠視生我們養我們的地方，你不是主觀的，你并不想這么做，但你接受的教育是這樣的。

　　在北京很多高校的大學生總是向美國看齊的，總是要出國。石門坎在一百年前為什么那么繁榮？是因為他們培 養的 博士、碩士、本科生最后都回到了石門坎，他們回去辦醫院、辦教育、辦科技實驗站、去改良品種、推廣改良的設備，所以才有一百年前繁榮的石門坎。那時，從英國寄信去，只要寫中國石門坎幾個字就可以收得到。如果我們接受教育，把窮人的資源向城里抽、把人才往城里抽、往美國抽，總是向那邊看，而不向身后看，不向我們出生的地方看，我覺得我們就會有更多的石門坎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是越來越繁榮，而是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加凋敝、越來越衰敗。

　　李鵬總理曾經講過，我們決不把貧困帶入 21 世紀，現在已經是 21 世紀的第 5 年了，我們還有很大的貧困面。去年在西安的扶貧會議上， 回良玉 副總理說，我們要在 2010 年消滅貧困，我覺得這是宏偉的規劃、了不起的，但是我覺得我們的價值觀，如果我們的教育、主流人設計的政策不改變，不要說 2010 年， 2100 年也消滅不了貧困。如果做的不好，只會使更多的地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增加貧困?，F代化的速度越快，那些落后地區的資源轉移的越快。

　　我們有幾十個貧困點，我去調查，現在是到了結婚年齡的，十個男孩追一個女孩。拉祜族的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他們的社會群落就是以婚姻為紐帶的，如果沒有婚姻，村子就不存在了，為什么那些地方會是這樣呢？我們這個社會制度設計有沒有問題呢？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給再多的錢去做扶貧，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這是新的貧困問題。如果按國際社會標準人均 1 美元來計算，中國在 1 美元以下的人還有 2.5 億人。所以，未來社會需要很多的人去農村去，我們現在每年農業大學的學生能回到農村去當技術員的幾乎沒有，在我們扶貧的點上，玉米的產量只有 200 斤，養豬養兩年能養到 150 斤，還有的要養 3 年，雞的死亡率 90 ％左右，牲畜的死亡率 50 ％左右，在家里生孩子的在大山里還非常普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去，現在大環境不改變，你回到山里面，你的教育成本收不回來。大的環境不改變，你回到山里，雖然起作用，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就像我大學畢業回到村子里一樣，需要社會的共識，去面對我們國家存在這么大的貧困問題。

　　提問與交流：

　　學 生：您經過了那么多的挫折和轉折，對中國官場有很深的了解，如果讓您重新回到鄉鎮干部的角色，您會走怎樣的路，是隨波逐流，還是走自己的路？

　　李昌平：我經常去貧困地區，我前天和瀾滄縣委書記聊天的時候，我說如果我的孩子上大學了，我先讓他回到你這個地方當幾年黨委書記。我在農村里這么多年，我走過的路可能是瀾滄這些地方鄉鎮干部要走過的，他們存在很多問題要改革。也有這種沖動，我要去鄉鎮為老百姓服務。過去還有做官的想法，但現在這種觸動已經不大了。我再去做的話，肯定是根據當地的情況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F在的信息、朋友、資源都比過去多一些，但是一個鄉的作用很小，更重要的問題是制度層面，怎樣把更多的資源轉移到鄉村社會。中國的資源配置首先是政治制度，是由政治資源來配置其他資源的。正像三農問題，這么多年的呼吁，社會的共識，形成中央的正式決策，取消、減免農業稅、免費教育、合作醫療，農村的建設，實際上是把各種資源向農村轉移。在轉移的過程中，除了給錢以外，還要有大量的年輕人轉移到中西部地區去，應該給他們解決好生產生活的條件。……

　　學 生：關于孩子教育（缺）

　　李昌平：娘倆經常鬧矛盾，小孩子有點個性，經常一兩個月不理她媽媽，我就打電話回去調解。孩子很聽我的話，我跟她說什么，她說看你的面子吧。

　　去年暑假我把她帶到貴州，和我還有我的同事生活了 15 天，我也沒跟她說什么，她就每天看我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寫東西。我計劃每兩年出一本書，所以就把平時的積累整理一下。她也看我挺辛苦。有一天她對我說：“爸爸，你能不能不這么辛苦？”我說，我沒覺得辛苦啊，我覺得我很快樂，我現在能夠把我的東西積累起來，把我的想法寫出來，我覺得很幸福。我反問她是不是覺得讀書很辛苦，她說是真的很辛苦。我覺得可能是我們倆想法不一樣，我覺得這是很快樂的事，你覺得很辛苦。相反，我覺得去喝茶、吃飯、應酬很辛苦，她去了貴州有人找她玩，她覺得很幸福，這是我們的想法不一樣嘛。

　　我說你認為辛苦，可能是因為你不愛學習，我覺得不幸苦，是因為這是我所追求的一個東西嘛。我們倆追求不一樣。我就講她和她媽媽的關系，由這個事情引開去。我說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如果總覺得煩惱、容不得別人，看不慣別人，那樣的狀態的話，應該說，不是別人的問題，是自己的問題。生活是自己的，享受幸福是你自己的權利，怎樣生活也是人家的權利，你干嗎要干涉別人的生活，為什么看不慣別人呢？往往有這種情緒，容不得別人，看別人不舒服，這種人往往是自私的人，是短視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作為的人。為什么呢？因為你看的很近，你計較的事情很小，所以你的世界很小，你小時候你的世界有多小，長大后你的世界就有多小。你媽媽喜歡打麻將，她覺得很幸福，她覺得幸福你就讓她幸福吧，只是讓她不要打的太晚，那樣對身體有壞處。如果她覺得很幸福，這就是她的權利。她對你的影響大不大呢？如果你老關注她打麻將，那對你的影響就很大，因為你要把大量的經歷耗在這上面，她很幸福，你讓她不幸福，最后是你不幸福，你沒讀好書。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你將來想干什么，你有很多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情要干，你就不會關注這個同學對我眼神是不是友好的，對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見。如果你關注的是你今后的生活是什么，你有很多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情要干，生活的這些小事可能會關注，即使關注以后，也只是關注一下子，很快就回到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去。小人只會計較小事，大人就會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回去后，去年下學期，她媽媽說孩子像變了一個人，關系處的很好，成績由原來的二十幾名考到了班上的第五名，（全班七十幾個同學）我對她的要求也不高，我們對她的學習、生活關注也不多，她是我們家里最自由的一個人，但是她干涉別人很多?，F在有了一些改進，我寫了兩本書，她也從來沒有看到，她班上的很多同學都看過。我也從來不拿書回去，她媽媽就說她應該看，我說這是她自己的事情，她沒有打算看，干嗎一定要讓她看呢，別人看是別人的事情。

　　我們每年回去看爺爺奶奶，她是回去最多的，她有堂兄妹，他們都不愿意去，他們的爸爸媽媽說，你們要不去，爺爺奶奶會生氣的。往往都是她帶頭去。

　　家里如果要來當官的，她就鉆到自己房間里去，如果是農民來了，她會給倒水或者切個水果，她這一點我非常滿意，我就鼓勵她。為什么關注那些人的時候要特別鼓勵呢？我說有錢的有權的，關心他們的人太多了，那些和我們一樣從農村出來的人，他們得到的關懷太少了，所以多給他們一些關懷嘛。

　　她送上飛機的時候，她說，爸爸，我就要做你們這樣工作，太有意義了。我說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我對你沒有特別的要求，我這種方法對不對，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嘛。當我看到她哪一個方面真有問題的時候，當然我也會去想辦法引導一下，我感覺她還是內心挺堅強的，挺快樂的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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