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等人所指出的，嚴重的內在不平等問題需要得到關注。騷亂分散了人們對于這些不平等問題的注意力，而它們給美國城市帶來的壓力要大得多。
警察暴行司空見慣
美國《時代》周刊網站5月1日刊登文章說，巴爾的摩市市長斯蒂芬妮·羅林斯-布萊克在聽到格雷的死訊時正在教堂。她說，她“立即”就明白，這絕不會是這座麻煩不斷的古老城市又一位年輕人令人痛心的正常離世。就像奧巴馬總統在格雷死亡后說的那樣，黑人死在警察手中已成為美國“一場緩慢滾動的危機”。
據《巴爾的摩太陽報》報道說，這座城市從2011年到2014年底向100多位警方暴力執法受害者支付了近600萬美元的和解費。受害者中有青少年，有26歲的孕婦，甚至還有87歲的老嫗。格雷不是在巴爾的摩警車中脊柱嚴重受傷的第一人。杰弗里·奧爾斯頓2004年因乘警車造成頸斷裂導致癱瘓后將這座城市告上了法庭，并獲得勝訴。唐迪·約翰遜在押期間脊柱受傷，兩周后死亡，其家人于2010年提起了類似的訴訟，并獲得勝訴。在巴爾的摩的俚語，被押上警車被稱為是即將開始一趟“粗暴之旅(roughride)”。
當警察的暴行司空見慣到都有了自己的行話時，這座城市就有麻煩了。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街區，滿是年久失修的房屋，關門的工廠，在那里，除毒品貿易外幾乎沒有機會，對警察的懼怕要多于信任，而格雷被捕、騷亂開始以及那幢被燒毀的在建的低收入老年公寓所在的街區正是這樣的街區。
種族主義異常嚴重
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4月30日報道，巴爾的摩的非洲裔美國居民不但經常面對犯罪和治安問題，而且常常遭遇不公正和種族主義的執法行為。
許多城市部分地區的情況相當嚴重。前亞特蘭大市長雪莉·富蘭克林對記者說，如果容忍它們，就是在容忍一觸即發的混亂。
她說：“這不只關系到警察使用暴力。這關系到一個不解決年輕人需求的體制。他們是在不加掩飾地發泄，而警察暴力問題只是他們對自己被忽視感到失望的一個催化劑。”
如果富有的白人家長發現他們的孩子鉛中毒、被分到差學校、得不到任何成功的機會、很可能進監獄而不是大學、被警察騷擾有時甚至被打死—我們也同樣會聽到抱怨和抗議。他們應該大聲抗議，任何膚色的家長都應該以和平但大聲的方式抗議這樣的不公。
幾個月來的警察暴力執法事件觸及了棘手的種族主義潛臺詞，但目前還不確定的是我們是否從中吸取了教訓。
貧困青年感到絕望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4月30日刊登文章稱，格雷的葬禮后巴爾的摩發生騷亂，這并非完全在意料之外。對于在巴爾的摩以及其他經濟困難的城市環境中生活的人來說，經常能見到這種對不公正的強烈抗議。
1965年和1992年在洛杉磯、1967年在底特律、2014年在弗格森，還有1968年在巴爾的摩，我們都目睹過這種情況。雖然誘因或許各不相同，但根本原因都一樣—長期處于劣勢以及普遍的絕望感。
貧困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但貧困如何影響年輕人的希望和幸福感并不是相同的。與尼日利亞、印度和中國城市中心的年輕人相比，巴爾的摩青少年的健康狀況更糟，而且生活前景更悲觀。這是我們去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的結論。我們在研究中將巴爾的摩青少年的困境和態度與生活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尼日利亞伊巴丹、中國上海和印度新德里這些城市中處于經濟劣勢的人進行了比較。
研究發現，伊巴丹和上海的年輕人比巴爾的摩年輕人對社會的態度更積極。巴爾的摩和約翰內斯堡的青少年目睹社會暴力的頻率最高，而社會凝聚感最低。
還存在其他一些顯著的差異。在我們研究的5個城市中，巴爾的摩和約翰內斯堡青少年的健康問題最為突出，包括受侵害、性暴力、藥物濫用、抑郁以及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程度高。重要的是，這兩個城市的青少年都對所在社區的印象最差。
盡管與全世界城市貧困地區的年輕人相比，巴爾的摩年輕人經歷了類似的物質衰落，但他們對環境感覺更糟糕。這或許表明，目睹社區暴力以及較低的社會支持感對于決定貧困城市環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和幸福起到尤為重要的作用。
這種缺乏社會支持感延伸至執法領域。觸目驚心的是，在我們的研究中，超過80%的巴爾的摩年輕人對警察部門、司法體制、整個政府還有其他政府當局信任很少，或毫無信任可言。
物質衰落、暴力、缺乏支持感和信任感是引發巴爾的摩騷亂的一些根本因素。雖然種族歧視在美國不再合法，但經濟歧視與“只限白人”的標識具有同樣的影響。
真正的危機不是在街頭持續一夜的年輕人騷亂，而可能是某種更不可原諒的問題—對基于膚色和地區而長期拒絕給予人們平等機會的系統化做法感到盲目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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