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蘇聯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媒體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政治媒體化現象”日益突出。在信息化時代，沒有哪一種政治現象能夠脫離媒體而獨立存在，“政治傳播”、政治與媒體的關系問題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現代傳媒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尤其是新媒體情境下的政治參與和國家治理情況等問題，需要我們進行深入的觀察和評價。對于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國際事件，如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乃至近期的烏克蘭危機、中國臺灣地區選戰，如果我們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解讀，也許能得到一個更為客觀的答案。

當今世界，政治傳播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話語權之爭。誰掌控的媒體實力更強，誰的傳播技術更領先，誰的宣傳技巧更能迎合大眾心理，誰就有機會引導政治局勢朝向于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在現代政治競爭中，能否創造對自身有利的輿論環境，擴大輿論優勢，已經成為能夠影響斗爭結局的重要因素。

（一）媒體是政治斗爭的重要工具

蘇聯解體和顏色革命是典型的例證，引發蘇聯解體和顏色革命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國家內部長期積累的各種政治和經濟危機，但是在這些政治斗爭中，內部的輿論導向和新聞政策以及西方傳媒的滲透和宣傳，對事件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改革”或者“革命”的過程中，媒體通過各種帶傾向性的報道引起民眾的關注和參與，借以對政治事件的進程和解決發揮影響。在政治斗爭中，當一方占據了輿論制高點，其領先優勢就能通過媒體的傳播不斷拉大，而街頭政治也因媒體的推波助瀾而獲得了爆炸式增長的效果，政權更迭的過程被大大簡化：烏克蘭“橙色革命”持續了一個月，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半個月決出勝負，而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不到一天就逼阿卡耶夫總統出走。在這些事件中，媒體顯示出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其報道傾向成為造成政治動蕩的直接推動者，在影響選民的政治傾向，鼓動民眾參加示威活動、攻擊政府等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二）政治傳播與國際競爭新空間

隨著互聯網運用的普及和深化，各國民眾通過網絡進行政治參與的熱情持續上升。網絡與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已發展為重要的戰略空間，網絡滲透也成為當代國際政治斗爭的有力工具。美國憑借互聯網技術的先發優勢，從戰略和政策層面將網絡，尤其是新媒體應用納入各種政治進程，利用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優圖（YouTube）等平臺推動“民主化”進程，向世界宣傳美國的文化、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念，為其在國際上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強大的輿論支持。在伊朗選戰、利比亞亂局等事件中，美國正是運用各種媒體工具涉入各國內部事務，激發動亂導致政權更迭，最終實現其戰略及外交目標的。

（三）新媒體提供了政治參與的新形式

傳統上，政府控制著包括媒體在內的社會資源，但新型媒體手段的出現，使政府的控制力受到了沖擊。新媒體打破了政府的集權控制，為政治傳播提供了新的平臺和渠道，改變了個體、政治集團、政治組織和政府之間傳播信息的方式。在新媒體語境中，民眾不是以前的“受眾”，而是成為真正的公眾，其政治參與意識被喚醒和勃興，由此催生了一種新的政治參與形式。民眾借用新媒體表達政治意愿，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行為逐漸普遍，社交媒體正在加速成為民眾在政黨、選舉、結社、集會、游行等形式之外進行政治參與的新形式。

媒介化的時代，在傳統的政黨動員機制之外，由網絡傳播形成的政治參與形式已經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說“顏色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傳統大眾媒體，那么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現代移動通信技術和社交媒體則起到了關鍵作用。不僅一國的民眾能夠被新媒體及時組織起來，形成了一種自下而上的、廣泛的群眾運動，而且運動同樣也是借助新媒體廣泛傳播，在兩個月內波及該地區十余國，形成影響政治和社會進程的強大力量。

2011年的新加坡大選，反對派候選人佘雪玲雖落選，但其在臉書上的粉絲數超過了李光耀。面對新媒體在選舉中產生的重要作用，總理李顯龍不得不承認，這導致了“政治版圖的明顯改變”。2014年中國臺灣地區公職人員選舉中，無黨籍身份的柯文哲通過年輕選民在網絡上的強力支持而勝出，打破了藍綠兩黨壟斷臺灣政壇的局面。2015年的俄羅斯，無政治背景的納瓦爾內通過社交媒體積累大量人氣，在繼政治大佬別列佐夫斯基、經濟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之后被封為普京的“頭號對手”。雖然目前納瓦爾內的支持率難以與普京抗衡，不過，考慮到媒體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參與方式，納瓦爾內的影響似乎還有更多潛力，將來未必不能通過選舉成為改變俄羅斯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早在2013年莫斯科市長選舉中，納瓦爾內就已經以超過27%的得票率位列第二，僅次于當選的索比亞寧。

政治傳播的作用不斷增強已成為全球政治發展的趨勢，有一種預測，隨著政治傳播方式的改變，將來的政治會從信息壟斷的“中央集權時代”，轉化到信息互聯的“權力碎片化”時代。處于政治學和傳播學交叉地帶的政治傳播研究，近年來在西方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俄羅斯的政治傳播研究只是散見于新聞傳播學界的研究文獻和網絡評論文字，政治傳播學仍是亟待發展的領域。政治傳播可以開闊政治學研究的視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作為政治研究學者，我們也許有必要從政治傳播、政治參與新形式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研究俄羅斯政治傳播的特征、手段、方式、效果及其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以深化對俄羅斯問題的研究。在這個傳播助推巨變的時代，“普京時代”的終結者，很可能就是因為適應政治傳播方式帶來的政治文化的轉變的形勢、借助媒體不斷增長的動員力和凝聚力而上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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