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數據表明，拉美貧困階層的適齡兒童僅有56%接受了中等教育，能夠繼續受教育的人不到9%。圖為巴西一名男孩在坎塔加洛貧民窟的一座樓房上向里約熱內盧眺望。

　　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經委會的調查表明，2014年，拉美貧困人口總數為1.67億，其中赤貧人口數高達7100萬，自2012年開始，該地區赤貧人口比例不降反升。拉美國家的脫貧政策越來越多地顯露出疲憊態勢。過去10年間，有7000多萬生活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窮人從貧困的泥沼中走出，但這一成效并不穩定。數據表明，拉美有約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的邊緣，其中很多人由于缺乏基本技能，只能從事底層和不穩定的工作，隨時可能重返貧困。

　　有分析認為，拉美國家政府需要面對現實，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全力推行，才有可能確保脫貧目標的實現。

　　地區經濟陷入低潮

　　脫貧計劃難以實施

　　近年來，拉美國家依靠石油等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獲得超額利潤，大力投資教育、醫療衛生、住房等公共項目，制定了一系列社會政策和救助計劃，以消除貧困和改善民生。但如今好景不再。

　　2014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經濟增長僅1.1%，為5年來最低水平。隨著地區經濟陷入低潮，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發展動力不足，加之財政赤字不斷上升，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等主要拉美國家均不同程度縮減2015年財政預算，致使脫貧計劃難以實施，許多社會保障項目得不到資金保障，越來越多的窮人得不到救濟。

　　3月5日，巴西央行將基礎利率提升到12.75%，巴西成為全球利率最高的國家。利率提升的另一面是通脹加劇，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一漲再漲。根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與住房相關的支出上漲8.8%，牛肉和洋蔥的價格分別上漲22.21%和23.61%。巴西的問題是拉美經濟的一個縮影，在更多國家，剛剛走出貧困沒幾年的成千上萬家庭面臨重返貧窮的嚴峻局面。

　　巴西里約天主教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保羅·諾貝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大多剛剛脫貧、步入中產階級的群體非常脆弱。“巴西政府依靠這十年大宗商品貿易致富，實現幾千萬人的脫貧，并為自己爭取到了更多支持，但沒有相輔相成的培養人才計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脫貧，而是給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扶貧負擔。”

　　另一方面，拉美仍有大批貧困人口等待政府將他們拉到貧困線上。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經委會的調查表明，2014年，拉美貧困人口總數為1.67億，其中赤貧人口數高達7100萬，自2012年開始，該地區赤貧人口比例不降反升。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國際問題研究員利亞·瓦爾斯認為，就業崗位的多寡和就業質量是最能體現一國經濟狀態的指標。諸多數據表明，拉美地區的失業率與世界上一些地區相比或許并不十分突出，但就業質量不高。

　　墨西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拉美國家非正式就業比例高達51.3%，其中比例較高的秘魯和墨西哥分別達到68.8%和57.46%。非正式就業人口大多來自貧困階層，他們從事家政服務、鐘點工、臨時工等工作。他們工資低，沒有勞工合同，也無力繳納社會保險，隨時有可能被解雇。

　　教育投入相對較低

　　未來改革步履艱難

　　拉美國家面臨現在的困境，也與長期以來教育投入較低相關。經合組織曾以10分為滿分給各國教育質量打分，而巴西僅得到3.8分。

　　世界銀行公布的報告顯示，29個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國家中，14個來自拉加地區。貧窮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窮人的孩子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最新數據表明，拉美貧困階層的適齡兒童僅有56%接受了中等教育，能夠繼續受教育的人不到9%。

　　拉美貧困階層子女所受教育的質量與富裕階層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很大一部分青少年迫于家庭收入壓力放棄學業，提早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只能從事低收入的工作，且沒有上升可能。

　　全球知名人才公司萬寶盛華最近發布的報告指出，拉丁美洲社會和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與校園提供的技能培訓是全世界相差最大的：全球10個雇工最困難的國家有5個在拉美。以哥倫比亞為例，該國科技和通信部的官方數據顯示，目前電信和軟件領域至少有1.5萬個勞動崗位因無人達標而空缺，到2018年，這個數字可能會上升到9萬。

　　瓦加斯基金會客座經濟學家路易斯·莫拉萊斯認為，拉美民眾需要在提升生產技能上下功夫，而不是單純依靠政府財政來支撐福利。本報記者采訪的學者普遍認為，提升教育水平，可以從職業教育抓起，最關鍵的是要將職業教育與基本福利的給予結合起來，對失業者進行強制性的培訓。

　　未來的改革將相當艱難。瓦加斯基金會客座經濟學家保羅·維拉斯科認為，拉美國家以大宗商品的出口換來成千上萬窮人脫貧的繁榮景象。現在政府為了保住這些人的選票，又做出了諸多不符合經濟發展的福利承諾。政府需要面對現實，凝聚共識，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全力推行，才有可能確保脫貧目標的實現。

　　推薦閱讀：趙渤：拉美在顛覆中探尋烏托邦理想——美國新自由主義緣何拉美折翼

　　作者：趙渤 發布時間：2014-07-30 來源：烏有之鄉

　美國在拉美為何鎩羽而歸？拉美尋求自主經濟發展模式的艱難之路。

　　一、美國拉美折翼的背后：近二十年拉美“左派”政府對美國的抵制

　　1、美國在拉美為何鎩羽而歸?——從未獲拉美國家的認同

　　美國在全球戰略中尤為可悲的是，有史以來一直未能贏得拉丁美洲國家的認可與支持。事實上，背后的原因并非如表象顯示的那樣令人費解，就是它并非顯得如東南亞一些國家如越南，擠破腦袋來加入TPP期望受美國之惠或軍事庇護。相反，美國在其近鄰拉美國家受到的冷遇與反對卻與此截然不同。

　　一直以來，多數拉美國家將美國作為后進駐，掠奪者或殖民者，這個看法至今并未有很大的改觀。美國對美洲一直所倡導的軍事政治乃至經濟的庇護，卻從來未獲得拉丁美洲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與接受。道理很簡單，它源于歷史文化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差異，亦來源于區域文明所尊崇的文化信仰與民族自尊，這些因素影響了拉美國家的民族的獨立意識，也因此形成了拉美各國居民、工人、農民及土著等民運團體形成、主政及抵抗。

　　2、拉美經濟動蕩尋求解決途徑：近二十年來左翼團體執政及對美國的抵制

　　委內瑞拉的查爾斯總統則是在委內瑞拉民族獨立與反對美國干涉中的一位受到民眾廣泛尊敬的斗士。實際上，在拉美諸國，從巴西、厄瓜多爾、巴拿馬、玻利維亞，乃至社會主義國家古巴，類似查爾斯總統與巴西民族運動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是這樣的民族覺醒的斗士，這樣的意識形態在拉美歷史上一直廣泛的存在。

　　近十年來，拉美各國民眾支持建立“左派”政府紛紛執政，開始了探尋拉美獨立自主的經濟政治發展模式。其直接原因來源于蘇聯解體后，“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中居統治地位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向發展中國家推行統一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拉美國家遵照華盛頓共識要求，普遍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但改革不僅沒有解決這些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固有的矛盾，反而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加劇了政治分裂、經濟動蕩、社會分化和社會矛盾”。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拉美的左翼政治和社會運動作為一種新的選擇再次復興，登上拉美政治舞臺。因此，可以說，左翼政治和社會運動的興起是這些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產物，從更深層次說，是其發展的客觀需求。同時也是他們對前一時期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深刻反思，以及探尋符合本地區和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戰略的嘗試”(見張淳厚:”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3、拉美的民族經濟獨立的探索：理想烏托邦的艱辛道路

　　可能會有疑問，為何美國主導的工業化文明為核心的價值觀輸出，卻在身處最鄰近的后院區域受到各民族國家一直以來的抵抗與斗爭?

　　20世紀末-21世紀初，世界不同區域的文明沖突越來越形成世界意識形態博弈的一個焦點。文化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文化產業的全球化。顯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歷來在單一意識形態的輸出上處于強勢地位。僅2001年美國文化產品的出口額超過700億美元，已超過汽車和航天產品的出口額。“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下，全球文化的單一化或標準化以經濟全球化為動力，以大規模生產的娛樂文化產品為載體，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向世界各地滲透愈益被人們關注，文化問題逐漸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產業結構新的升級過程中，文化產業有了巨大的發展”。(見。

　　事實上，其背后不僅僅我們所看到表象中所顯示的經濟危機與貧困惡化所作為直接原因。　所導致的內容，更多的則體現其背后文明的沖突。它也代表拉美人民在追求民族獨立治理與經濟發展中探尋理想烏托邦的艱辛道路。

　　二、拉美在顛覆中尋求自主經濟發展模式的艱難之路：左翼政府主導的經濟政治及外交分析

　　1、“華盛頓共識”緣何受到抵制：新自由主義給拉美造成災難性后果

　　第一，華盛頓共識 “跨國資本”打開拉美大門：拉美失去國民經濟的開始

　　1989 年，以美國為首的財政部聯合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機構，在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遜 ( John Williamson)的策劃下形成了旨在推動發展中國家市場自由化與國企私有化為主旨的“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 。被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 ( market fundamentalism) ，即新自由主義。

　　會議提出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十條改革“標準”與一些列經濟政策的規則與主張。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認為，通過向國際資本開放所有領域大門，那么，東道國不僅是符合世界經貿一體化潮流之舉，同時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主要包括四點:　其一，促進穩健的財政政策，使政府實行徹底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其二，促進各領域市場自由化，包括廢除教育、醫療、公共福利的國家配置作用;其三，完成資源、基礎設施及公共設施私有化，讓私人資本主導能源、鐵路、航空、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配置;其四，主張所有國企私有化、國家資源私有化。

　　在市場的徹底自由化、外國直接投資自由化及國企私有化為核心的被動改革下，拉美國家的國民經濟急驟惡化，導致債務擴大。經濟不僅以來美國的進口，同時在拉美國家被迫繼續向美國舉債加以彌補，形成貧困的惡性循環，導致貧富差距懸殊。

　　拉美由于在接受美國主導的信貸、援助與經濟救濟中，被迫接受這些附加條件，使大規模的私有化為海外壟斷資本打開了綠燈，形成國際資本控制與操縱市場，危害社會公眾的利益的局面。最終導致大量的國有資產外流，國家經濟、安全命脈被外資控制，及至經濟主權、政治主權旁落的局面。

　　第二，新自由主義附加條件給拉美國家造成的災難：拉美覺醒與尋求多元化突破之路

　　這個改革的普遍私有化的推行，不僅導致拉美國家在基礎設施私有化，甚至社會保障部門、教育及醫療等公共機構失去政府調控的職能，亦使本國經濟凋敝與危機隱患的伴隨，社會生活急劇下降，貧富兩極分化惡化。我曾在4月“中國產業的自傷與他傷：意識形態碰撞之源”一文中曾談及指標政績下，我國自來水公共事業及水資源等事業的外資進入與壟斷的后果，拉美歷史演變下的后果則是真實寫照。

　　事實上，這個情況在拉美國家普遍存在。特別是諸多處于相對落后的拉美國家在接受美國主導的世界國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及美國對外援助貸款時，這種附帶著新自由主義協議的條款即被加入協議中。按照遵循“華盛頓共識”有關私有化的協議，受援(貸)國則需要開放包括基礎設施、國有企業乃至社會保障部門等所有領域。這樣為美國“資本”獲得主導辣妹發展國家的產業提供機會，并未國際資本的壟斷打開了閘門。而類似的問題亦如我于4月“越南加速西行的背后與以后”一文所警示的，如何應對美國所諳熟的籌謀?

　　在拉美，這種情況一再惡化。僅供水基礎設施資源的私有化一項，即造成拉美以玻利維亞為代表的處于貧困線上很多拉美國家水價連續近二十年的上漲，由于居民消費不起日用水資源的供給，導致這些國家遠超半數的居民處于貧困線上。由于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附加條件的最徹底的私有化及開放市場的貸款與援助，進一步造成拉美諸多國家外債急劇惡化與擴大，在跨國公司壟斷與控制之下，形成了近20年的經濟增長停滯，稱為“失去的二十年”。

　　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引起了拉美國家的警惕與抵制，使其在尋本國本區域發展道路中出現了三個傾向：

　　第一個傾向是，脫離美國控制的游戲規則，結束美國跨過資本的控制與盤剝。呼吁民族覺醒基礎下自主道路與自主的命運選擇。以拉美國家冷戰后再次出現的“左傾”運動團體為代表，并使其在拉美諸多國家的選舉中獲得執政條件。形成于針對美國經濟控制的抵制與反抗。

　　第二個傾向是，推動拉美各國聯合起來。建立發揮拉美國家之間彼此的合作，南方共同市場促進拉美之間的市場交流與互通有無，通過建立拉美區域金融機構彌補發展資金的不足，解決基礎設施建設及其資源開發等問題，并促進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

　　第三個傾向是，產業升級與科技改造。拉美各國加強與歐洲的戰略性經濟與科技合作。簽署了一系列便利于歐洲各國開拓科技一體化的新領域，以強化本國產業科學技術的改造、調整與升級。這個在20世紀90年代后推進的涉及金融、科技、人才等的扶植與交流計劃不僅通過常設機構與分支機構加以拓展，亦增加了信貸資金能夠及時投入于急需的領域。

　　第三個傾向是，多角度外交尋找新支撐點。拉美區域不僅增強與歐洲國家的合作，同時，積極開展與中國、韓國及日本等亞太國家的合作。

　　第三，拉美左派新政府紛紛執政：抵制新自由主義原則，打造經濟未來烏托邦理想

　　事實上，雖然拉美國家尋求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道路的展開，但是其背后的艱辛歷程確實值得我們加以透視與了解。以委內瑞拉的查爾斯及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等為代表的“左派”與“新左派”及各類社會主義團體領導人，受到拉美國家民眾的普遍支持。他們在引導整個拉美地區，包括：市民、土著、工人和農業運動的團體做出的民族經濟獨立的斗爭與努力起到重要作用。這一系列社會團體與產業工人及農民的運動在冷戰后的再次興起，客觀上推動以“左派”為主的新政府的產生。他們為打造拉美人的美洲，探尋打造經濟未來發展的理想烏托邦發揮了指導作用。

　　新成立的政府首先強烈反對“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原則。以此做出行動，希望以最短的時間力爭消減并最終消除美國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附加市場自由化開放條件及最徹底的私有化條件的債務，從而自美國附加條件下的國民經濟的控制與盤剝中獲得自由與獨立，以尋求符合拉美人民自己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道路與民族經濟改革模式，并在國際經貿往來與外交關系中尋找新的幾何形支點。

　　2、拉美經濟自救的合作的艱辛之路：從共同市場到金融合作，再到第三方支點定位

　　第一，拉美“左派”執政黨：抵御新自由主義的國民經濟的自救與國有化風靡拉美

　　事實上，美國自1992年8月12日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協議后，下一個目標即進一步染指整個拉丁美洲。而其戰略序列則是從初期的經濟到政治，最后到軍事的控制。但是，這種圖謀遭到了古巴、委內瑞拉、阿根廷、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巴拿馬、智利等國左派政府的強烈抵制。

　　不可否認，拉美的“左派”團體很復雜，很多并無政黨亦無主義，他們之中既有市民或土著團體，亦有工人及農民團體，共同的特征則是更多的則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以抵制美國等資本無所顧忌的對本國的經濟控制。

　　事實上，“拉美的左翼政治和社會運動是由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組成的，它們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差別很大，但是就總體而言，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張是對新自由主義改革持批判態度，主張通過民眾參與實現政治改革，擴大民主，通過社會改革實現社會公正;反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要求建立公正與合理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這種理論和政策主張反映出這些國家政府的執政理念發生了重要變化”。(見張淳厚:”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查韋斯聯合古巴等過公開提出了“玻利瓦爾革命”，并明確聲明要以“玻利瓦爾美洲”取代美洲自由貿易區。出乎許多市場人士分析之外，“新自由主義”與“玻利瓦爾主義”的較量竟然讓后者不斷取得階段性勝利。與美洲自由貿易區計劃屢次遭遇擱淺甚至變得遙遙無期相比，委內瑞拉、玻璃維亞等國國有化運動卻如火如荼，在這些國家加大實現本國石油天然氣資源國有化力度的同時，美國石油公司在該地區的話語權也不斷削弱，并且隨著“左派”力量的加強，美國以后要想深入拉美腹地恐怕并不輕松。” (見張淳厚:”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但是，很多執政的“左派”政府在經濟執政方針上，卻體現出一定社會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色彩。比如：巴西的卡西特羅本身為偉大的社會主義戰士，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的執政方針則有諸多政策體現民主社會主義的特點，而在玻利維亞，莫拉萊斯將自己的黨命名為爭取社群主義。

　　近十年來，拉美國家的“左派”與“新左派”政府紛紛執政，并不約而同采取抵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的政策主張。從近十年執政效果看，廣泛獲得公民支持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左派與新左派政府能夠正確處理國內經濟的“民生”與“貧困”及“貧富分化”等問題，將國內經濟政策聚焦在縮小貧富差別、照顧弱勢群體上，特別是在致力于恢復社會大眾對國家政治經濟前途的信心上;二是致力于建立公平的財富分配制度;三是加大國家對自然資的控制，減少貧困繼續分化。(基于貧富分化問題我在“收入繼續兩極分化將使經濟遁入泥潭”等文章中所涉及)。

　　第二，重掌國民經濟的自我控制權：通過國有化擺脫“大國資本”控制，解決貧困惠及弱勢群體

　　A、拉美國優化運到的坎坷之路：美國的“胡蘿卜+大棒”。拉美的國有化運動由來已久，其根源在于反對西方大國資本對于國民經濟的控制與綁架。最初來源于19世紀初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首先，拉美國家驅趕了樸葡萄牙及西班牙等殖民者，19世紀末，在自由貿易浪潮下在維護民族獨立自主地產業發展，又展開與英美等大國的資本利益的較量。

　　經歷大半個世紀，由于二戰的國際形勢壓力，使拉美國家對于跨國資本實行經濟國有化實施較為順利的時期，并未引起與美歐大國的武裝沖突。1934年墨西哥和玻利維亞等國家的左翼民運領袖拉薩羅·卡德納斯等建立了執政黨，通過一定的賠償條件，順利的對美英等國資本所壟斷的鐵路石油等資源與基礎設施收歸國有，包括17家美國和英國石油公司。而玻利維亞亦將美孚石油公司收歸國有。

　　二戰后，1945年美國拋棄“睦鄰政策”，轉身推行” 胡蘿卜+大棒”的全面擴張策略。美國不僅通過《克萊頓計劃》、《第四點計劃》，在拉美獨立經濟主權下，配合“徹底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前提下實現對拉美石油、資源、基礎設施及戰略性支柱產業的控制，甚至控制拉美國家的社會保障等部門。而配合經濟與價值觀的輸出，美國利用戰爭期間強化對于拉美地區的軍事控制，這期間建立了92個海、空軍基地。

　　B、拉美面對美國組合拳的重壓下的奮爭：美國軍事干預下的經濟覺醒。而這一強硬的組合拳直接延續到20世紀末。“1989年美國對于巴拿馬的軍事入侵，以增強其對于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并溝通南美中美洲及北美的戰略要塞的巴拿馬運河的軍事占有。12月20日，美國以兩倍于巴拿馬的兵力，在最新的隱形戰斗機的配合下攻占了僅有200多萬人口的效果巴拿馬。14個小時投下400多枚炸彈，將巴拿馬國防軍與軍政機關總部及平民區炸成廢墟，造成6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愈千難民。。形成愈2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與經濟凋敝。。”、“包圍了古巴、尼加拉瓜、利比亞、秘魯、梵蒂岡等國使館”、“戰后幾十年，美國先后五次對拉美國家發動軍事入侵。。采取雇傭軍的做法，1954年入侵危地馬拉、1961年侵入古巴、以泛美部隊的旗號1965年侵入多米尼亞、1983年侵入格林納達。。。”。(見蘇振興:”評美國對于巴拿馬的軍事入侵”，《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2期 )

　　而美國入侵巴拿馬唯一的目的則是保持其對于巴拿馬運河戰略狹地的長期控制。而根據1977年運河條約協議，1999年美軍及其基地應全面撤走。不過，美國在這場拉美入侵解釋中卻做出自說自話的有利于單方長期占有的解釋。這亦引起了包括巴拿馬諾加政府在內的廣大拉美國家廣泛的反抗與抵制。

　　C、重思“失去的二十年”：通過國有化擺脫“大國資本”控制，解決貧困惠及弱勢群體

　　我們回顧上世紀的拉美，60-70近二十年則是處于獨立的民族主權與自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抗爭與顛覆的艱難之中度過。伴隨著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等國的國有化運動，為美國壟斷資本所控制的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公共基礎設施部門以及其它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被再次納入剔除海外壟斷資本，實行國有化的戰略。不過美國對于拉美的控制并未到此結束。因為其采取配置親美政府，以顛覆的策略推行新自由主義。，

　　“然而經過新自由主義推行前后的二十年的時間，拉美國家發現，西方資本綁架的私有化對于本國經濟并不是靈丹妙藥，反而使本國經濟受制于人，就拿阿根廷來說， 現在西班牙在阿根廷有巨額投資，但阿根廷在西班牙幾乎沒有投資，經濟已經被強國單邊控制”。

　　80年代前后被稱為拉美經濟 “失去的二十年”。”隨著美歐跨國資本對拉美國民經濟的綁架與控制，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差距懸殊，國家經濟極度依附外國資本……新自由主義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災難性后果，導致拉美各國相繼爆發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比如：墨西哥薩帕塔農民起義，巴西無地農民運動，阿根廷攔路者運動、敲鍋運動，玻利維亞的飲用水戰爭，秘魯、危地馬拉等國的反私有化運動等，此起彼伏”。 (見張淳厚:“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1999年，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當選總統。由此開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開始公開批判新自由主義，或者開始改革新自由主義。而這時，“溫和派的巴西盧拉政府于2002年又興建了30多家國有企業力圖重新加強國家在石油、天然氣、電力、金融、交通運輸等領域的控制能力。2012年4月6日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宣布在未來幾小時對阿根廷最大的YPF公司(貢獻阿根廷34%的石油產量，西班牙擁有57%的股權)實行國有化。并將美國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馬丁準將飛機制造廠國有化，完成國民養老金國有化，并且對石油天然氣進行國有化。同年5月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宣布對西班牙國際電網集團所有的國際電網公司實行國有化。而尼加拉瓜奧爾特加領導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于2007年重新執政。他反對新自由主義，計劃將電力公司進行國有化。科雷亞總統也聲稱要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2010年7月頒布一項法律，旨在加強國家對石油產業的控制，為將不遵守規定的私營石油企業實施國有化鋪路“”(見牧川：“拉美歷史之鑒：私有化與國有化之爭的實質是國家主權之爭”〈環球財經〉2011年6月)。

　　D、拉美走出“貧困”：阻擊“大國資本”繼續洗牌國民經濟。拉美地區由于長期以來遭受政變、顛覆的干擾，經濟牢牢被外資所掌控。拉美各國發展嚴重依賴原料產品出口，國內始終沒能建立獨立、健全的工業體系，至今，拉美各國依舊是依附型經濟，極易受國際市場影響。

　　近十年來，拉美很多綱領性政策措施是其本國政府對所抵制的新自由主義的集體糾偏的努力，特別是“左派”與“新左派”執政黨所主導的國有化浪潮不僅是針對世界壟斷資本對本國國民經濟控制的反抗，試圖通過本民族與本區域以負責的主人身份來探索拉美國家適合本國本區域環境與意識形態的更為理想的經濟發展模式，它也警示如何使國民經濟避免處于跨國資本控制與盤剝下的重要性，如何規避由其所引起的“貧困惡性循環”的思想覺醒。

　　我在4月的“我國產業的自傷與他傷：意識形態沖突之源”一文試圖表達從軟飲料行業到輕工業與耐用消費品，以及全球物流分銷縱深控制的市場環節，及至到供水等公共設施等部門，為跨國資本所控制與壟斷蠶食，會導致本國市場與產業所的“產業空心化”的后果的嚴重性，特別是失去民族產業結構性調整與升級的基礎，以及促進經濟發展與規避經濟危機的自我調控能力等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在玻利維亞等拉美國家曾經上演。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曾批評前任總統桑切斯的私有化，將價值約2500億美元的國有資產以30億美元的價格賣給外國公司，外國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維亞只占有18%。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進程中，以落后與弱小的國家如何以區域為依托以集團利益為基礎保護自己的利益，避免國民經濟所依托的產業與市場面臨資本攫取、控制與沖擊的風險，避免任何一次危機成為國際資本洗刷國民經濟基礎，獲得利益洗牌的機會。那么，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符合國情特點，穩健的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發展模式則顯示出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責任與使命。

　　第三，擺脫美國主導的IMF等國際金融組織干涉：清償債務并完善內部合作與協作自救

　　A、 “左派”政府對國際債務宣戰：拔出“壟斷資本”嵌入拉美國民經濟的附加條件

　　可以看到，近十年來，隨著拉美 “左派”受到各國民眾的支持，并逐步強大并登上執政黨的舞臺，使冷戰后一度消退的“左派”執政綱領受到民族經濟復興運動中各個團體的支持。

　　拉美的“左派”政府執政的一個重要方針是：盡可能擺脫美國及其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資本在本國基礎設施、資源開采及公共與支柱產業的控制，率先支持減少國際債務并還清其國際貸款，減少國際資本的產業控制及其附加條件對于本國的影響與干預。

　　比如：美國通過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等機構，通過附加條件對拉美經濟加以干涉，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在提供貸款與經濟援助的同時，要求拉美國家市場開放及國有企業與各領域私有化改造，否則終止貸款及援助與救助。而這樣的結果導致拉美失去資源、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及其公共事業的收益權，不僅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同時，貧困化進一步嚴重。由此引起了拉美民眾不滿與“左派”政府的抵觸。

　　“在對阿根廷經濟危機的挽救中，IMF提出了要求該國進行市場化改革這一苛刻條件，并且這種干預國家經濟內政的作風讓拉美不少國家至今記憶猶新。特別值得注意地是，隨著近幾年拉美國家“左轉”傾向的日益明顯和強大，IMF卻橫加干涉，主張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應當是拉美國家經濟的首要目標，并要求拉美國家加強市場的開放性和自由化，否則就終止貸款援助和經濟救助。由此引起了拉美“左派”政府的不滿與抵觸“，“遠離IMF與WB南方銀行的設想由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和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在2006年9月正式提出。當時，拉美地區已經走出金融危機陰影，經濟步入穩定增長階段，但如何防范新一輪金融危機卻成為該地區各國認真思考的問題。”(見張淳厚:“追蹤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6期)

　　拉美“左派“執政黨在施政方針上采取了償還債務以擺脫IMF貸款的束縛，同時與金融自救相結合的舉措，獲得社會民眾與各界的積極支持。拉美率先提前清還IMF債務的國家有烏拉圭、厄瓜多爾，緊隨其后的是阿根廷和巴西。債務的清償使附加條件自行失效，從而贏得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主導權。而這些國家進而通過金融自救方式不再向IMF舉債。

　　2006 年，阿根廷總統基什內爾在國會的一次講話中說，“在歷史上，第一次，一次重構過程最終使得這個國家的債務大幅減少。”

　　B、拉美區域的協作與自救：從南方共同體到南方銀行的作用與原則

　　1991年3月26日，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和巴拉圭4國總統在巴拉圭首都亞松森簽署《亞松森條約》(條約于同年11月29日生效)，宣布建立南方共同市場。此后，南共市先后接納智利(1996年10月)、玻利維亞(1997年)、秘魯(2003年)、厄瓜多爾(2004年12月)和哥倫比亞(2004年12月)等國為其聯系國。該組織宗旨是通過有效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加強經濟互補，促進成員國科技進步，最終實現經濟政治一體化。近十年來，由于拉美“左派”團體紛紛執政，使南方共同市場回歸南美的意愿進一步加強。它不僅使南共市內部合作規模得到擴大，同時彼此之間的協作機制也開始進一步完善。

　　從巴西與阿根廷等國家主導的南共體的“北擴”戰略與美國主導北美自由貿易區“南伸”戰略的兩個角度看，拉美國家希望通過南美自由貿易區，逐步向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逐步推進，而最后則是與北美自由貿易區談判或攤牌。而受到歷史上中心-外圍框架下的盤剝與控制，南共體與中美及加勒比海國家則擁有更多一致的意愿與利益，而在彼此增強合作并促進經濟獲得較大幅度提升之前，美國的“南進”戰略則很難完成一統。拉美地區南方銀行的建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

　　拉美國家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基礎設施開發資金不足，增加彼此之間的金融合作則是其自救戰略中一個戰略性考量。而南方銀行的組建則是拉美國在國際金融組織外謀求金融獨立的一步嘗試。

　　近二十年來，左派或新左派執政的拉美國家不僅積極推動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同時在促進區域金融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動的南方共同市場 ( Merco-sur) ，開始了拉美國家間規模巨大的道路建設工程。

　　南方銀行的組建意味著其成員國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與資源開發上開始擺脫美國及IMF的束縛，它的發展會逐步消除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以附加條件對拉美國家內政及其經濟發展模式的干預。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南方銀行的成立可以看成是查韋斯反美主義的又一次的勝利。反美斗士查韋斯并不會滿足于自己已經取得的成果，他對于拉美國家團結合作擺脫美國的控制有很多野心勃勃的計劃，其最終目標就是在拉美地區建立起邦聯國家”。(見：高焰輝：“南方銀行-拉美金融獨立序曲”，〈外國投資〉2008年2月)。

　　南方銀行的組建意味著其成員國再次拉開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間的距離，并將明顯削弱上述國際金融機構對南美的影響力。與此同時，南方銀行也將在拉美地區同時承擔類似于IMF和WB的“雙重功能”。一方面替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多邊信貸組織的作用，一方面又為南美地區的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服務。

　　總之，“南方銀行在進一步排斥美國因素的同時，也使得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板塊力量”得到了加強。根據南方銀行的投資計劃，他將很快資助一些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項目，如建設一條連接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的長達6000多公里的南方能源管道，建設一條溝通巴西和智利、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鐵路計劃等。據悉，南方銀行還將創建一個貨幣穩定基金，并建立一個結算單位，以期有朝一日發展為一種共同貨幣。依此分析，南方銀行將在拉美國家未來仿效歐盟實施貨幣一體化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見：高焰輝：“南方銀行-拉美金融獨立序曲”，〈外國投資〉2008年2月)。

　　3、拉美外交中確立幾何布局：面向亞太戰略，定位第三方力量支點

　　當前，世界經濟財富布局與經濟增長結構發生變化，發達國家及其集團主導國際事務的以及干預區域經濟發展并為其指定規則形勢到了受到根本挑戰的時候。世界包括拉美在內的諸多發展中經濟體要求重新確立國際事務的對話機制。而在這個機制中發展中國家區域集團的及其不同區域與國家之間的合作將發揮重要作用。

　　2009年7月13日，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執行秘書阿麗西亞 巴爾塞娜在智利舉行的“馬德里俱樂部”會議上指出：現在正在建立誰也不能耽誤行事的政治幾何學，世界的未來既要共同分享，也要共同商定。拉美地區必須坐到談判桌上。

　　21世紀以來，拉美“面向亞太“的外交戰略明顯加強。如，拉美太平洋沿岸11國創立”拉美太平洋弧部長論壇”。在這之前，亞太區域的日本、韓國等與拉美特別是南美形成了巨大的經貿合作，而中國則也以飛快的增速贏得了拉美國家的青睞。拉美國家普遍認為，由于中國巨大的市場與資源進口潛力，無疑則會成為拉國家最為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為其經濟的轉折提供歷史性機遇。

　　2004-2006拉美向中國出口增長8.3%， 其中智利向亞洲出口占其總出口的31.2% ，拉美從亞洲進口占其總進口的19.4% ，其中墨西哥從亞洲進口，占其總進口的22。6%。從歷史縱向看，1979年中拉貿易額僅僅12.6億美元，而進入2000年已經突破100億。。危機前的2007年達到1026億元。。這是飛快加速的七年。。。2008年1400億美元。而中國巨大的進口潛力成為拉美特別是南美國家的重要歷史機遇。中國已經成為拉美全球第三，亞洲第一的貿易伙伴。

　　歷史上，拉美與美歐之間的關系處于顛覆、對立、轉身與合作的微妙關系中發展。基于對美國的抵觸，拉美國家曾一度與歐洲國家開展多元化外交關系。拉美與歐洲之間的合作不僅處于資金短缺問題的解決，還出自科技合作、人才培育，以及產業升級的需要。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歐盟經濟自救乏力使拉美借力以促進科技發展與產業升級的打算中斷。當然，受到歷史教訓的告誡，拉美國家并不會在不平等條件下轉身而尋求美國的依靠。

　　當前，中國與拉美國家的合作主要集中于初級大宗商品以及基礎設施與能源礦產的采掘業。如何增加制造業與科技的合作，提升彼此之間合作的等級與層次還有很多路要走。

　　總之，拉美在歐美之間的顛覆與合作中成長，其在多元化外交中重新定位中國的第三方幾何結構支點無疑會給雙方的合作，乃至世界經貿關系新秩序提供了歷史性變革的機遇。

　　三、拉美道路探索之后的一些不算題外的話：文明的沖突與烏托邦理想

　　1、美國輸出的單一價值觀遭遇了什么?——拉美明智的反應

　　“通過文化與媒體輸出意識形態與單一的價值觀一直是美國影響發展中國家與社會國家戰略中的重要戰略。據委內瑞拉記者溫貝托?馬克斯 ( HumbertoMarquez) 2005 年 10 月 12 日報道，委內瑞拉決定驅逐自從1946 年以來就在委土著居民區活動的美國基督教福音傳教派組織。查韋斯總統認為，“這是帝國主義滲透的機構。他們收集敏感和戰略性情報，并剝削印第安人，所以他們得離開，我不在意對于這一決定所帶來的國際影響的兩種不同的聲音”。(見程洪：試論中國與拉美的文化貿易，〈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8月)

　　“自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左派政治團體、環保主義者、土著組織、學術界、天主教領導甚至軍隊都在批評這種被稱為 “新部落”的美國宗教組織，指責這一組織代表跨國公司探測戰略性礦藏強迫土著人民進行文化適應和對話，假借傳教強迫土著人西化”;“委內瑞拉社會學家和環保主義者亞歷山大?盧薩多 ( Alexander Luzardo) 在 20 年前就發表了關于 “新部落”的活動的報告，現在又表示對查韋斯決定的支持。在美國宗教界，美國電視福音布道者帕特?羅伯遜 ( Pat Robertson) 在電視上號召謀殺查韋斯，美國政府對此保持沉默，但美國在委內瑞拉的布道團還是被趕走了。這一事件表明委內瑞拉人民反帝愛國情緒的高漲。”(見程洪：試論中國與拉美的文化貿易，〈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8月)

　　2、美國單一價值觀與區域文明沖突中何為先進：政教合一與文明的正確延續

　　全球一體化經濟進一步深化條件下，美國等西方輸出的單一價值觀將會與世界各區域文明形成的沖突越來越集中的表現出來，各國的經濟發展道路與模式應該怎么走，何為落后何為先進?事情的結果往往形成彼此力量上的妥協，但是，這往往并非理想之路。

　　曾經有個讀者又問我：為何社會很多精英將中國以儒學為代表的歷史百家哲學抨擊為落后封建的東西加以擯棄?我說：當一個政體一個宗教，以政教合一方式來統治社會，作為愚民的工具，影響本國與他國政治以及國際政治經貿往來，則正是該宗教與政體走向衰敗與淪落的開始。中國儒教亦是如此，當它與落后的封建君主統治結合，在未能反映應該遵循的認識論原則認識規律時，而只發揮的統治人民工具，亦代表一種儒教走向淪落的開始。這也是后世儒教存在不可原諒的嚴重錯誤的根本原因，但是，并不代表儒家認識論與方法論本意存在嚴重錯誤。

　　該讀者又問：中國儒學是否代表落后，為何你出版的〈管理學流派思想評注圖鑒：歷史、方法、趨勢〉(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試圖以中國歷史人文哲學管理思想對西方主流管理學做出評注，是否有用落后文化評價先進的文化之嫌?我說：不是如此。200年的大工業文明所產生的管理思想遠遠不足以說明人類社會的管理是什么，它不僅不能代表管理思想的最高成就，更不能通過替代甚至去改變世界各個區域歷史文明發展所積淀的文化思想與文化布局中發揮作用。實際上，包括我國在內的歷史百家哲學并不代表落后，而世界很多區域文明中的文化思想與文明遺產中有很多優秀思想，即使在當代哲學亦難達到這種水準。200年大工業歷史形成的管理思想或技術遠不具備使這些文明與社會文化布局發生重構的內涵與高度，管理思想與文化需要借鑒世界各區域歷史文明基礎上，通過尊重、交流、借鑒與融合實現豐富與共同發展。

　　歷史上，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列為國教，同樣存在由于政教合一走向淪落的開始，雖然并不代表基督教初始的教義精神存在誤區。尤其是現代社會中，美國以基督教傳教士輸出200年大工業文明打造的單一文化，亦代表一種文明的衰落。

　　3、區域文明的沖突與理想烏托邦后——諾亞方舟的船票

　　實際上，文明的沖突問題在全球一體化深入發展時顯得極其突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美國單一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輸出在世界各個區域越來越受到抵制與排斥。

　　那么，200年歷史的大工業文明史形成的單一價值觀與經歷數萬年歷史的區域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形成的沖突，是否這是對立的兩極?社會進步的意識形態與發展模式應該由什么來改造?

　　事實上，背后的問題就值得我們加以關注與深思。全球一體化深化條件下，各區域文明的發展模式是否應該由200年大工業化文明夾帶的價值觀來推動?或者是應該充分考量到不同區域文化與文明的延續。最后，替一位兒童提問：是否如電影《2012-諾亞方舟》中，災難中，人類逃離地球，只有資本所有者可以購買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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