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一直讓美聯儲耿耿于懷。2013年9月，就在美聯儲決議公布前3分鐘，芝加哥現貨和期貨市場突然涌進了大筆買單，僅12月期貨就突然出現4300張合約，推動黃金價格上漲了11美元。事后證明，這些買單成為美聯儲決議的最先也是最大一批獲利者。

　　有人泄密?美聯儲也在懷疑。去年3月，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會議紀要在未發布之前，就已經在國會人士和企業家手中流傳，導致會議紀要較原定時間提早公布。這種大面積發送，是不是泄密者的“渾水摸魚”之策。

　　獨立調查新聞網站ProPublica認為，美聯儲泄密非常嚴重，連保密措施最嚴密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也未能幸免。今年12月初，他們發布的一份調查稱，2012年10月，FOMC的機密政策討論內容竟提前一天出現在華爾街交易員傳閱的報告里。

　　華爾街在美聯儲里到底埋了多少“內鬼”?但這種信息提前獲取的誘惑確實巨大。在交易中即使是千分之一秒的時間優勢也值得金融機構花費上億美元代價獲得。雖然那些“泄密”公司宣稱自己的軟件可以自動收集并處理文字，以理解人類說話內容，判斷抓取到的數據是不是有效的數據，整個過程只用幾秒種時間，但這樣的說法，誰相信呢?

　　泄密的歷史

　　美聯儲的泄密事件并非是今天才出現，其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但美聯儲的處理方式始終非常“溫柔”：沉默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12年9月，美聯儲貨幣政策會議的絕密內容在公布前一天出現在咨詢公司Medley Global Advisors的報告之中。這份報告引起了美聯儲的高度重視，并委任總法律顧問展開調查。然而，美聯儲至今從未披露過調查經過與具體發現，也沒有人因此被起訴。

　　盡管幾十年來美聯儲竭盡全力維護數據安全，尤其是內部審議內容，但是此類泄密卻依然時有發生。而美聯儲的沉默態度也使得外界無法對該問題的嚴重性進行有效評估。

　　長久以來，華爾街都追求能在第一時間知道美聯儲內部的所有信息，第一份美聯儲泄密報告甚至要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美聯儲設立剛滿十年，當時地區聯邦儲備銀行負責收集會員銀行有價值的信息，然后提供給經紀商。

　　這些數據每周經過匯編發送至在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提供針對市場的獨到見解。一直到1927年，美聯儲都是周三閉門歇業編譯這些數據，并在第二周的周一公布上一周的重要信息。但是那一年，據當時《波士頓環球報》報道，有傳言稱“經紀商的貸款數據”“從華盛頓以非正規途徑流出”，華爾街一片嘩然。作為對此事的回應，美聯儲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將數據發布日期提前至星期四。由于紐約和芝加哥是當時美國最大的兩個金融中心，委員會的這一改革并未在全國范圍開展，而是僅在這兩大城市進行。

　　這或許是有史以來第一起美聯儲承認泄密的事件，但是事件的處理卻是遮遮掩掩，而缺乏透明度的回應態度也一直延續到美聯儲對之后發生的泄密事件中。

　　1957年11月，有觀察員稱，在美聯儲宣布下調貼現率前不久，債券市場交易“異常活躍”，而當時紐約的民主黨代表Abraham Multer更是致信眾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暗示美聯儲下調貼現率的消息此前已被“泄漏給少數機構和個人”。Multer還表示，華爾街看起來知道“一切細節，包括下調的精確比例、何時將會宣布，以及將由哪些聯邦儲備銀行執行等等”，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迫使時任美聯儲主席的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給個說明，但直到第二年夏天，另一起泄密事件在坊間流傳，這起事件都沒能得到切實解決。

　　遺憾的是，Multer和盟友，另一位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民主黨代表Wright Patman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因此在被進一步追問時，Multer僅僅能用諸如“事情的發生并非出于偶然和猜測”的言辭回應。而隨著阻撓的成功，美聯儲也減輕了調查力度，之后不久，美聯儲和財政部在對政府債券市場的調研中，將該事件描述成“因不恰當的投機所致”。

　　這反而引發了更為廣泛的討論，在1969年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美聯儲迫于壓力承認存在“管理運營中的信息泄漏問題”，并表示已經安排了“大量保障措施”。然而，就在這份報告在起草階段時，又有新的泄密報道流出市面。

　　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的債券和托管部門負責人Gustav Kress被發現在1964年至1967年間向紐約經紀公司Blyth & Co.多次泄密。事情被揭露后的一個月，Kress因病過世，因此只有Blyth公司受到了輕微的懲戒，債券部門被象征性地勒令停業15個工作日，而一位公司副主席則被要求停止工作5個工作日，沒有任何人站出來承認過錯。

　　美聯儲在遭遇泄密質疑時，一概使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處理方法，力求淡化這些事件的負面影響，未曾對其嚴格追求，也不向公眾多加說明。迄今惟一一次美聯儲采取“大陣仗”的泄密事件發生在1975年，消費者報告居然成功獲取了銀行收取的利率數據，盡管數據無傷大雅，但時任美聯儲主席的Arthur F. Burns聲勢浩大地派出了FBI對未知的泄密者進行調查，但結果也是“雷聲大雨點小”，終一無所獲。

　　當然實在無法“沉默”了，美聯儲的處罰也非常“溫柔”。曾在1982年至1984年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管的Robert A. Rough成為了第一個因泄漏美聯儲機密獲罪的美國人。該案件由后來成為最高法院法官的Samuel Alito(當時還是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名檢察官)起訴，揭露Rough曾篩選了關于美聯儲貼現率決定的重要信息，并將其透露給了經紀公司Bevill Bresler & Schulman。Rough就此成為第一個因為泄漏美聯儲金融機密而被起訴和被判罪的人，他被判處一年監禁。

　　作為對Rough案的回應，美聯儲決定地方銀行主管之間的信息獲取將徹底獨立，在聯邦儲備委員會宣布貼現率決議前，地方聯邦儲備銀行的主管不再能夠獲悉彼此間的意見和建議。

　　然而，這依舊無法保障美聯儲的信息安全。德意志銀行紐約分行并購與重組專員Chris Stanley在接受《國際金融報》采訪時表示，華爾街與美聯儲盤根錯節，美聯儲要真正杜絕泄密談何容易。“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和美聯儲的關系十分密切，私交好的不是少數，而且二者之間時有人事流通，央行的監管或許是惟一能夠對此稍加制止的途徑。”

　　華爾街“密探”

　　美聯儲與華爾街之間的人事流動早已成為常態，即使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不正當行為，但是監管者和銀行家之間的“邪惡聯盟”已被公眾所認識

　　2013年的一個深夜，一位供職于華爾街高盛銀行的銀行家正在曼哈頓下城的辦公室里翻閱一份機密文件，這只是他加入高盛的第二個月。和不少銀行家一樣，在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工作七年后，他通過了那扇“旋轉門”，從金融監管者搖身一變進入華爾街工作，但是他之前的同事仍會時不時地和他聊聊工作。

　　這是華爾街十分常見的一幕。但就是這位年僅29歲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工作人員，差點讓華爾街巨頭高盛萬劫不復。

　　這起嚴重的泄密事件直到2014年才被媒體公開，而案中關鍵的泄密者——年輕的銀行家，直到現在還沒人知道他的名字。《紐約時報》2014年10月的一份報道稱，一名高盛員工被指于2013年從美聯儲供職的前同事手中，獲取了一家中型銀行客戶的機密監管信息，高盛隨后向合規團隊、監管機構和紐約聯儲報告該事件，并對該名初級員工的行為展開了內部調查。高盛表示，“這名員工和未將問題上報的上級員工不久將被停職”。知情律師此后向媒體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全面復盤。

　　據悉，這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工作人員利用所掌握的機密信息，以及部分可以公開獲取的事實，確實在工作中為高盛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利益。這些信息為高盛打開了一扇通往美聯儲內部的窗口。據上述知情律師說，盡管無法得知高盛的銀行家如何使用這些信息，但是機密細節確實能夠用來為客戶提供幫助。

　　報道發布后，高盛發言人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稱，已經在“審查公司招募政策,確保它們是適當有效的”。發言人還指出，“在發現一個新的初級員工從他的前雇主獲得了機密管理信息后,我們立即展開了調查,并通知了相應的監管機構,其中包括了美聯儲。”他補充說,高盛“對處理不當的機密信息抱有零容忍的態度”。

　　同樣，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對于員工不保護機密信息“零容忍”。聲明補充說，“我們有詳細的規則和控制保護機密信息”,要求員工接收培訓處理信息。但聲明中承認：“我們也知道,我們并不完美,這些信息在今天更加難以保障,我們將從經驗中學習。”

　　據上述知情律師表示，就在高盛被發現利用泄密信息后不久，銀行和美聯儲就對此事展開了調查。FBI和美國曼哈頓檢察官辦公室、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一同參與了調查。然而，事件的背后存在著更深層面的擔憂，越來越多的“前監管者”通過“旋轉門”進入華爾街，誰又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對美聯儲的事情三緘其口，不成為華爾街的“密探”。

　　事實上，一些監管人員也在對類似高盛這樣的機構，大開方便之門。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雇員Carmen Segarra在幾年前的一本名為《一個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雇員的啟示錄》的書中公布了一份錄音對話內容，暗指她的上司對高盛大開方便之門，進行著一些“合法、但見不得光”的勾當。

　　美聯儲與華爾街之間的人事流動早已成為常態，即使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二者之間存在不正當行為，但是監管者和銀行家之間的“邪惡聯盟”已被公眾所認識。華爾街與監管者的獨立性是市場公平性原則的最基本保證，因此泄密問題對美聯儲以及旗下各地方聯邦儲備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William C. Dudley曾任高盛首席經濟學家，高盛相比其他華爾街銀行，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關系顯得更為緊密，但是存在相同利益輸送問題的遠不只有高盛。每一家想要在華爾街長久立足的銀行都有著巨大的人際網絡，人事流動是最容易達成的方式，大多數“密探”也由此而來。

　　新聞機構“中槍”

　　從操縱貨幣市場利率，到人為抬高、壓低貨幣匯率，到囤積大宗商品左右市場價格，到提前收買經濟數據，再到利用不公平毫秒優勢的高頻交易，整個金融世界似乎從來就不乏使自己蒙羞的手段，那些“趴在墻壁上的蒼蠅”難道真的只是新聞記者

　　2012年，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曾調查過一起泄密案。不過，被調查對象是新聞行業。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伯南克在當年10月初的一份備忘錄中要求美聯儲的法律總顧問Scott Alvarez以及FOMC秘書William English，就《華爾街日報》2012年9月28日一篇報道的消息來源進行調查。該報道的記者、有“美聯儲通訊社”之稱的Jon Hilsenrath似乎在自己的文章中曝光了FOMC在9月13日作出決定所用的內部文件。

　　美聯儲的幾次重要信息都是被這個記者公布出來的。例如第一次提到時任副主席的耶倫會被提名下任美聯儲主席候選人也是這位記者。

　　美聯儲議息會議紀要最近的一次泄密就在去年9月，在9月18日公布決議的下午2點之前，芝加哥期貨市場和紐約的股票市場同時產生波動。市場的同時波動表明，利率決議一定是在2點之前就發送給了芝加哥和紐約市場。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芝加哥研究機構Nanex通過其自己的網站和社交媒體的調查發現，大約有8億美元的期貨合約提前被交易了。

　　美聯儲認為，泄密的問題就出在媒體記者待的那間屋子。

　　為了向市場及時準確地傳遞美聯儲決議，美聯儲設有新聞記者采訪房間，據說那是一間帶鎖的屋子。在這個屋子里，來自各個新聞單位的記者們會在下午1點50分拿到美聯儲即將在2點公布的會議決議。美聯儲一直這么做的原因是想讓記者們有時間閱讀會議紀要，以便稍后能準確地傳達會議紀要的內容。事后美聯儲認為，可能就是這個環節造成了會議紀要的提前泄露。

　　美聯儲為此所做的調整是，媒體機構在下午2點之前不得從這個帶鎖的房間向外傳送任何FOMC的會議紀要，同時他們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網絡連接，也不能將手機和其他通信設備帶入該房間。除此之外，美聯儲還關掉了多年來也由美國財政部新聞中心向記者提供決議聲明的通道，在新的規定下，只能由美聯儲提供會議決議。

　　美聯儲發言人為此發表了一份聲明，稱“市場敏感信息通常應由政府機構發布，因此新聞機構在美聯儲設定的事件期限先不應公開信息內容。我們將與新聞機構進行后續對話，以確保雙方對這一程序理解無誤。”

　　如果有人在決策之前，基于FOMC討論內容，對私交甚密的記者耳語，就可能違反法律和FOMC規則，甚至被定性為犯罪。然而，像Hilsenrath這樣“高規格的、直接來自美聯儲的信息來源”獲得內部信息的方式并非通過耳語。如果Hilsenrath只是單純表達個人的觀點，那么他完全有權利這樣做，但他所獲取的信息一旦可能對市場產生影響或帶來危險，這對于美聯儲來說便是不能容忍的。

　　新加坡管理大學的Gennaro Bernile、胡劍鋒和湯岳華對此期間內每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決策即將發布前一段時間里的市場動態進行了分析：“我們發現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在FOMC貨幣政策正式發布前的消息封鎖期內有知情交易出現，與消息提前泄露情形相仿。”

　　所謂“知情交易”，也就是指“發放給身處封閉室內的記者。他們的電腦仍在運行，聯網也沒有中斷，聯儲決策內容細節，不知怎么從封閉室跑進了某些交易室”。根據新加坡管理大學這3位研究人員的估算，在市場預期與FOMC決策不一致的情況下，基于提前獲得的消息進行交易所產生的利潤在1400萬美元至2.5億美元之間。不過他們也承認，這也僅是“粗略”估算。

　　這樣看來，全球最舉足輕重的中央銀行也成了又一個市場操縱丑聞的前沿和中心。研究報告撇清了其他美國政府機構，稱沒有發現有與失業率、通脹率、GDP等數據發布相關的類似內幕交易的證據，也就是說美聯儲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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