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20年，我們一直生活在狂暴的戰爭喧囂之中：從20世紀90年代的“人道主義干預”到911事件之后的“促進民主”。對這所有的一切，我們似乎都有話可說，尤其是在外交時。
外交政策辯論通常給人感覺就像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雞”。現在，盡管我們還不了解它，但那個時代已經終結了。
奧巴馬曾在承諾削減國防預算4850億美元的狀況下發表過一個《戰略指導》，它重復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核心目標：遏制傳統挑戰者(比如俄羅斯)，對抗非傳統武器威脅(比如恐怖主義)。
但是它也聲明：“通過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總結，美國將強調使用非軍事途徑和軍隊合作來解決不安定問題和減少維護秩序上對大量美國軍隊的需求。”它進一步指出“美國軍隊不會再陷入大規模、長期維護秩序的行動上了”。
根據《指導》，軍事當局暗示要驟然終結“后911時代”的干預方式。就在幾年前，“軍事占領”、“國家重建”和“鎮壓叛亂”還是五角大樓最親睞的“維持和平”的方式。但現在已經不再如此，關鍵是美國再也負擔不起這樣大的“和平”了。
《戰略指導》還觸及到一個新問題：美國軍隊是否要繼續在中東地區保持戰略存在?規劃認為“我們迫切需要重新進行平衡布置，并趨向亞太地區”，而這不過是“我們將遏制中國”的官方說法而已。奧巴馬政府已經下定決心，并以此替代基地組織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未來的首要威脅。
整裝待發的美國大兵
要說這只不過是一個地區針對另一個地區采取的措施，不如說這是擴張型國家的傳統威脅已經替代911之后出現的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當然，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流行性疾病、核擴散和恐怖主義也不會就此淡出人們的視界。但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我們似乎又回到了更加熟悉的日子——利用強權，千方百計地維持優勢。
我們曾摒棄那樣的日子，至少我們曾這樣想過。其實早在冷戰結束的那一刻，今天的伏筆就已經埋下：什么時候我們又將重新訴諸武力？
90年代中期，克林頓政府感到有必要對海地政治騷亂和巴爾干半島的大規模暴力行為作出反應，于是他決定用軍隊來追求正義。2000年選舉期間，喬治·W·布什發誓要終結這些“道德”事業，而把重心放在應對強國關系上。
但是911事件使那些計劃再次泡湯。確實，布什政府在2002年提出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宣稱“美國現在所受的威脅，更多地來自失敗型國家，而不是耀武揚威型國家”。布什在把武力的使用同至高無上的原則相結合方面，遠遠超過克林頓，他堅持美國“必須維護自由和正義，因為這些原則對任何人來說都是真理”。
其實，全世界早已習慣應對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語，說服這些盲目自大國家——他們的利益在于合作而不是沖突。美國的保守派一直在對中國未來幾年的軍事決心發出警告，奧巴馬政府更是把亞洲視為“樞紐”。在一次訪問亞洲地區行程中，奧巴馬總統宣布美國將在澳大利亞部署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即使它削弱了其他軍事投入的力量。
不論奧巴馬政府或它的繼任者對中國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東亞也不會像中東一樣被攪成一團亂麻。因為他們擁有更為遼闊的土地和穩定而高度民主化的國家——那里本來就不需要旁人去捍衛自由和正義。
美國不打算與中國或亞洲的任何其他國家進行戰爭。平衡中國雄心的任務將會交給海軍和空軍，還有我們在此地區的聯盟。與中國復雜紛紜的關系，與其說是因為世界觀的沖突，不如說是因為利益——這種說法絕不是形而上學。
關于美國日后的“警察”角色有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美國不再能擔負得起它自己的雄心了。兩黨合作解決赤字危機的努力以失敗告終，這直接導致五角大樓的預算將繼續削減。
在《緊縮的超級大國》一書中，邁克爾·曼德爾包姆認為美國經濟的衰落意味著“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及更遠的未來，已擬定的外交政策將會是‘不夠’的”。邁克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在書中負責任地暗示新緊縮政策的第一個“受害者”將是美國已經習以為常的“干涉”行為。
美國曾經是、并且本可以一直是一支在世界上發揮正面作用的力量。但我們中那些曾經捍衛“理想”外交政策的人，卻品嘗了那么多“美好希望”破滅的折磨，最后“被迫承認”美國懷著“最好的期望”卻導致了無窮的傷害，“承認”把手伸進其他國家內部去塑造一個“好”的政府是多么艱辛。
因此，我們必須接受——即便不那么容易——未來（或者說現在），我們將（或者說只能）在世界上少施“善意”、也少造惡果。
本文原作者詹姆斯·特勞伯(JamesTraub)是外交雜志網(foreignpolicy.com)的專欄作家、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和《自由傳奇》一書的作者。
翻譯：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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