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美國國會“洗牌史”
據香港《文匯報》2日報道，美國今日舉行中期選舉，改選眾議院全部435個議席，預料民主黨將失去眾院多數黨地位，許多議員議席岌岌可危，共和黨乘勢東山再起，是連續第3次選舉“大洗牌”，也象征美國在一世紀以來第4次進入“政治動蕩周期”。
美國階層"分級化"嚴重,中期選舉兩黨皆不得民心
新民網 黃玨：您如何看待?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吳莼思：奧巴馬政府確實感覺不太好，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比如醫改，還有在金融危機時期通過相關法案，但是并沒有得到民眾認可。從現在的民調上看，似乎美國民眾覺得，美國的政策仍然在錯誤的道路上，這對政府確實是打擊。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2008年大選我們就能看出來，廣大民眾不僅是對民主黨不滿，其實對共和黨的很多政策也是不滿的，美國民眾其實是對當時的華盛頓政治不滿，對兩黨的政治氛圍不滿。
奧巴馬上臺的時候，有個很重要的呼吁，就是想要在上臺后重新團結美國，但是上臺后，可以看到美國分級化趨勢更加明顯，法案都是靠黨派力量通過的。共和黨其實離民主黨也是越來越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國內各個階層之間的分級也是很明顯的。所以說奧巴馬上臺后，并沒有改變美國政治生態中這種分級化的現象，可能現在的情況比2008年更糟糕，所以奧巴馬政府確實面對極大挑戰。如果失去眾議院席位，那么未來至少兩年內，他面臨的政治局面可能更加復雜。
美國選舉為何老拿中國“說事兒”
中國牌成美國中期選舉百搭 兩黨都在拿中國說事
刁大明
“我 會把海外的工作崗位帶回來……美國必須調整經濟政策以確保與中國公平貿易……中美貿易赤字已導致美國失去了210萬個工作崗位。”2014年2月6日，肯塔基州國會參議員候選人艾莉森•倫德根•格蘭姆斯在首次大型競選中攻擊中國。
11月4日，美國中期選舉正式投票將拉開帷幕。作為今年中期選舉的關鍵一役，格蘭姆斯代表民主黨挑戰現任國會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在這場艱苦的攻防戰中，中國事務悄然間成為時常被提及的熱點議題：早在2013年初，民主黨陣營就曾抨擊麥康奈爾因妻子趙小蘭的華裔身份而對中國畏首畏尾，并指責這位前任勞工部長的“枕邊風”直接導致了華府共和黨對華政策的“軟弱”。
當對經濟頹勢毫無良方、甚至回天乏術時，美國兩黨就會不約而同地轉向負面指責與推卸責任，中國就成了替罪羊。
令人無奈的是，這種邏輯滑稽的競選攻擊，在美國選舉政治中卻遠非獨例。如今的“中國議題”儼然成了美國驢象兩黨面臨競選壓力時的救命稻草，而如此不負責任的煽動勢必為中美關系大勢留下隱憂。
驢象攻捍的替罪羊
“在就任總統的第一天，我將在美國法規與法律的允許下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還會下令課征重稅。”這是兩年前共和黨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在總統競選沖刺時信誓旦旦許下的承諾。雖然他并未有機會兌現，但對于一位立身于資本行業的商業利益維護者而言，公開抨擊中國已算得上是招險棋了。
2014年10月1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伊利諾伊州芝加哥發表助選演講，幫助現任州長奎因競選連任。
羅姆尼的鋌而走險，完全基于當時經濟與就業上升為大選主要議題的大背景。歷史上，“中國議題”大肆出現是在1990年代的克林頓時期。當時的情況與今天頗有幾分相似，經濟與就業被公眾普遍關注，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是否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中國議題”在美國選舉中紛至沓來。
此后，“中國議題”一度沉寂，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議題”再度卷土重來。自金融危機以來，經濟事務逐漸取代反恐議題回到了美國公眾和政治人物關注的首要地位。隨之而來的是兩黨在選舉中大打經濟牌，以振興產業、拉抬就業為選民注射強心劑。當對經濟頹勢毫無良方、甚至回天乏術時，美國兩黨就會不約而同地轉向負面指責與推卸責任，中國就成了替罪羊。
最典型的例子當屬2010年的中期選舉，當時美國的老百姓估計也會感到奇怪，為什么電視里一股腦地冒出了這么多抨擊中國的廣告，而且基本上使用了同樣的闡釋框架。根據美國媒體報道，那屆中期選舉中在聯邦層次就至少有29位兩黨候選人投放了專門攻擊中國的電視廣告，其中甚至還包括時任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哈里•里德。
而他們的話語都基本一致：對手支持了某立法或某政策，將就業機會和商業利益送給了中國，中國占了本應是美國的好處。在細節上，甚至有共和黨人會把奧巴馬7870億的經濟刺激計劃也計入賬內，指責民主黨對手支持了這個給中國創造更多貿易利益的計劃。
雖然不著邊際、不負責任、毫無對證，但抨擊中國的競選廣告要的就是足夠刺耳、絕對驚悚。2010年的“中國教授”廣告可謂做到了極致。這段以中國話配音、英文字幕的《中國教授》廣告，時空設計在2030年北京的全球經濟學講堂上，一位身穿中山裝的中國教授講述：“大國的消亡，都是因為與原來使得他們成功的原則背道而馳。美國政府企圖以龐大的開支和稅收來擺脫嚴重的經濟衰退，債務累累。”中國教授接著以嘲笑的口氣說：“當然我們是他們的大債主，現在他們都得給我們干活……。”
《中國教授》講述的“大國消亡”的故事，刺痛了美國選民的心，推動選民把票投給共和黨而不投給民主黨。競選廣告給人的印象，不會隨著選舉結束而消失。有評論人士認為，這則廣告，或將和1964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民主黨的電視廣告《采雛菊的女孩》一樣，成為劃時代的政治符號，長久留在美國人的記憶中。
雖然普遍認為2014年中期選舉的競選議題過于發散，經濟與就業分量有限，但“中國議題”仍舊處于在各州粉墨登場的“趕場”狀態。
就連現任駐華大使馬克斯•鮑卡斯空缺的國會參議員席位也有幾分無辜地卷入了中國要素。共和黨陣營的候選人史蒂文•戴恩斯因早年在寶潔公職、曾被派來中國，就被民主黨對手指責為“在中國擴展生意，其公司解雇了數千美國雇員”。但遭了冤枉的戴恩斯并不解釋，反而變本加厲地抨擊對手“將大量工作機會白白輸送給了中國”。
政客炒作的標靶
戴恩斯在面對“中國議題”攻擊時的反應可謂意味深長。在當今美國政治的語境下，對兩黨政治人物而言，“中國議題”更像是互相攻擊的黨爭競選工具，無需辯解、甚至會越描越黑，只需簡單炮制、猛烈攻擊即可。
2012年總統大選時，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和副總統候選人瑞恩一起開火，抨擊中國是“騙子”、“搶走美國人就業崗位”。羅姆尼競選辦公室發表聲明稱：承諾將與中國操縱匯率作戰4年之后，奧巴馬再次食言。我們承受不起又一個無力直面中國的4年。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刊文指出，這次選戰中“抨擊中國”的現象可能是美中建交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在11月6日美國總統選舉投票之前，這股風可能還會刮下去，10月22日最后一次總統選舉辯論將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話題之一就是“中國的崛起和明天的世界”。
一般來講，議題是整個競選的關鍵橋段，不但是候選人清晰傳達理念的重要載體，也是選民判斷投票趨向的關鍵依據。
在當今美國政治的語境下，對兩黨政治人物而言，“中國議題”更像是互相攻擊的黨爭競選工具，無需辯解、甚至會越描越黑，只需簡單炮制、猛烈攻擊即可。
2010年中期選舉中，加州的國會參議院席位陷入異常激烈的爭奪之中，共和黨推出女將卡莉•菲奧莉娜與尋求連任的民主黨女將芭芭拉•博克瑟一決高下。共和黨之所以選中菲奧莉娜，因為看中了她有擔任美國最大電腦公司惠普公司總裁的經歷，希望利用選民急切改善經濟的心理投菲奧莉娜一票。但是共和黨失算了，在這次中期選舉中不期而至的“中國話題”，成為具有大公司總裁經歷的菲奧莉娜的死穴。
在11月2日投票日前關鍵的一個月中，民主黨的博克瑟與共和黨的菲奧莉娜接連舉行了三場電視直播的政見辯論會，每一場“中國話題”都不可缺少。當博克瑟質問菲奧莉娜在擔任惠普公司總裁期間，將數千個工作職位由美國轉移到中國，使得美國工人失去本來屬于他們的工作機會時，菲奧莉娜都無法作出令選民認同的回應。
博克瑟還在自己的電視競選廣告中，使用了中國的工廠生產惠普產品的畫面抨擊菲奧莉娜。如今加州失業率高達12%，廣告提醒選民：要從菲奧莉娜這些大公司主管讓美國的工作職位轉移到中國去尋找原因。于是博克瑟與菲奧莉娜的民調差距就越拉越大，競選最終以博克瑟得票率高出菲奧莉娜超過10個百分點告終。加州是最后揭曉參議員競選結果的州，博克瑟的勝選，最終令民主黨鎖定勝局。
無論是1990年代還是金融危機以來的情況，“中國議題”在美國競選中的炒作都是圍繞經濟與就業展開的，基本未觸及中美關系中的其他領域。究其原因，應該與選民動員的現實需要有關。候選人需要以最直接的議題觸動選民的感受，經濟與就業顯然是關乎選民生活的，而將生活的不滿歸罪于中國，正是選民可以接受的論斷，因而就能起到動員效果。換言之，“中國議題”的競選炒作，對于大多數美國政治人物和公眾而言，并非僅僅是國際事務，更像是個國內經濟與就業議題的外化延伸。他們只需要一個靶子，而目前這個靶子是一躍成為世界經濟第二的中國。
“中國議題”淪為守信的犧牲品
2014年9月9日，在中期選戰正酣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專程到訪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后者此行顯然是為11月在北京舉行APEC后的第二輪“習奧會”做準備的。雖然在時間上似乎避開了中期選舉，但在中美雙方的氣氛上并未受到選戰的太多左右。
顯然，美國周期性的競選政治無法在短期內直接牽動中美關系的大趨勢，但在長期而言未必不需要加以警惕。在美國普通公眾對國家事務特別是中國了解有限的前提下，中美關系的穩步發展有賴于增進對彼此情況的客觀了解，這也是中國推進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的原因所在。
2014年10月23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紐約市參加助選活動。
但美國每次選舉都幾乎涉及到聯邦、州以及地方各層次，在這種大規模選舉中負面炒作“中國議題”，難免會扭曲某些美國公眾的中國印象，特別是那些掌握著國家未來的年輕選民。
按照1947年出生的希拉里•克林頓回憶，她關于中國的最初印象來自于電視中關于尼克松訪華的大幅報導。相對積極的事件尚且未必給人以積極的印象，更何況是看慣了“人民幣匯率操縱國”、“搶奪市場與就業”等等負面言論的年輕一代美國人呢?數十年后，他們手中的中美關系又將何去何從呢?
從細節些的決策程序視角審視，如果有更多兩黨候選人通過炒作“中國議題”最終當選的話，那么也可能為華府輸送更多的所謂“反華派”。要知道候選人在競選中可能要說出一堆承諾，但最終兌現起來不免是難上加難，而中國事務則因觸及其他利益較少而可能是比較容易的，于是就淪為了守信的犧牲品。
有研究證明，在2010年選舉期間炒作“中國議題”的29位國會眾議員中有15位在其后的國會中參與了消極涉華法案的提出與聯署活動。更糟糕的是，這種“中國議題”的炒作與兌現，可能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導致議員們在對華事務上的“永久競選”，為了激發社會動員，持續打出“中國牌”，從而毒害中美大局。很大程度上，人民幣匯率議題在國會中的反復出現，根源就在于此。
如果將視角放眼到2016年大選的話，可能需要考慮的問題更為嚴峻。其實，后金融危機時代里“中國議題”在選舉中的凸顯，也與茶黨不斷得勢存在一定聯動。而茶黨的對華負面態度，大都來自其所謂“自由主義”主張與中國的“大政府”現實之間的背道而馳，從而令其產生了意識形態上對“他者”的深刻偏見。
這樣看來，2016年大選中如果共和黨特別是茶黨勢力獲勝，其對華戰略也未必會向好發展，可能很難重演共和黨保守派在中美關系發展史上的有所作為了。當2016年大選沖刺時，茶黨勢力青睞的蘭德•保羅或者馬爾科•盧比奧做出比羅姆尼更為過火的承諾的話，會否兌現就關乎中美兩國的重大利益，再也不容因其為競選語言而小覷了。
(刁大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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