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系俄羅斯伊茲博爾斯克俱樂部文集《戰爭明天爆發!俄羅斯的武裝力量和軍事改革》中收錄的一篇軍事問題報告，原文標題為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本文闡述了廣義軍事經濟的概念，指出軍事經濟與國家經濟密不可分，并深入分析了當前俄羅斯經濟模式下軍事經濟面臨的若干問題。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了恢復俄羅斯軍事經濟及國防能力的必須解決的幾個關鍵性問題，即：合理選擇軍事經濟類型和國家管理體系類型，建立技術反腐平臺;放棄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建立軍事建設保障體系。文章編譯如下：

　　戰爭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卡爾•馮•克勞塞維茨

　　政治是經濟最集中的體現。—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如果上述兩個經典論斷是正確的，那么戰爭就是經濟最集中的體現，當然是通過其它的，眾所周知的方式來體現。

　　戰爭或者有利可圖，或者導致損失，有可能推進發展和現代化，也有可能導致衰落和衰敗。

　　相應的，在和平時期軍隊不是為籠統意義上的戰爭做準備，而是為應對現有威脅和潛在威脅的具體體現做準備。因為在任何情況下，較之供養其它軍隊，供養一支自己的軍隊顯然更便宜也更劃算。由此可見，軍事經濟這一概念不僅應該包括軍隊和國防工業體系自身的經濟問題，而且也應該包括社會和國家為軍隊和軍事工業體系提供原料保障、技術保障、生產能力保障、金融保障、信息保障以及人員保障所支付的開支。

　　俾斯麥說是1870年德國與法國的戰爭是由德國小學老師打贏的，這話并非沒有根據。也就是說，德國用于教育的支出，在形式上看似和平事業和社會事業的支出，但卻為德國培養出了整體作戰素質明顯強于法軍的德國士兵，似乎這種培養是免費的，但正是這些士兵將拿破侖二世的軍隊打的落花流水。

　　在這方面，我們又能對宣稱“俄羅斯中小學的任務是培養合格的消費者”的前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部部長安德烈•富爾先科的目標說什么呢?我只想說，如果沒有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使蘇聯人民普遍接受教育的“文化革命”，關于衛國戰爭和衛國戰爭的勝利就無法提及。俄羅斯本國教育的通用性和系統性應當歸功于尼古拉二世時期的陸軍大臣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將軍。他在二十世紀初，從軍隊建設的角度出發，堅持要求對包括社會底層民眾在內的俄羅斯人進行高質量的自然科學教育。目前俄羅斯放棄這一原則，轉而向西方的基礎教育體系過度，此舉嚴重破壞了俄羅斯當前及戰略遠景期的國防能力。

　　綜上所述，軍事經濟在整體上與國家經濟密不可分，它是國家政權所采用的社會經濟模式的剛性結果，當然這種社會經濟模式不是口頭上所宣稱的，而是實際存在的。

　　我國的政權在口頭上宣稱要發展高科技創新型經濟，但實際上，在我國經濟中，原料經濟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而高經濟科技所占的比重則不斷下降。

　　斯大林同志說，從實際情況出發的邏輯比從意愿出發的邏輯更有力。目前實際情況是：國內5%的人占有80%的國民財富，資本向國外的輸出(通過各種渠道)每年超過200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貪污腐敗所得每年保持在2500-3000億美元的水平(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21%)工資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超過33%(扣除各類總經理的收入)。

　　這種徹頭徹尾的貪污腐化、黑色的(俄羅斯超過40%的國內生產總值產生于“影子經濟”)買辦式寄生式社會經濟模式之所以能夠存在，是依靠對俄羅斯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滅絕人性的使用。

　　如果說近二十年來俄羅斯國內存在的政權體系不是這種社會經濟模式的集中體現，那么這個診斷是既荒謬又可笑。相反，克里姆林宮在2008-2009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第一波浪潮中的舉動明顯地表明，國家將不惜一切代價拯救“大買賣”，從而使損失國家化，利潤個人化。

　　如果北約的軍隊光榮地承擔起保護5%的人利益的任務，而與其余95%的人的利益，也就是國家和軍隊對抗，那么軍事經濟對他們來說根本無所謂。這個自由化且無所顧忌的小群體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發出了這樣的號召：“大兵，如果你被希特勒打敗，那么我們就可以喝上巴伐利亞的啤酒……”

　　不過問題在于，無論是喝巴伐利亞啤酒，還是從俄羅斯地下抽取石油，這都是強者的特權，而不是弱者和被戰勝者的權利。所以，在友好的北約軍隊或者美國軍隊的勢力范圍之外隱瞞自己的收入的“自由主義的斯梅爾佳科夫的夢想”至今沒有實現也基本上不可能實現：緊隨美國大兵之后到來的是美國式的壟斷，他們會在“自然資源是整個人類財富”的旗號下把俄羅斯的私有者們從各個有利可圖的地方踢出去。更何況，當好吃的蜜糖餅干越來越少的時候，在分配餅干時使用鞭子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更何況，俄羅斯一直無視歐盟第三個能源一攬子計劃。按照該計劃的要求，所有自俄羅斯向西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都應該交由歐盟國家來管理，俄羅斯的做法引起了巴黎和柏林方面的病態反應。這種病態反映表現在外交、信息、經濟和政治方面。毫無疑問，這種反應還可以表現在軍事方面，但在目前力量對比情況下，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被完全排除了。

　　在俄羅斯執政階層的腦海中逐步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俄羅斯私有財產者在外國的資產和不動產的安全不是由所在國的法律來保障，而是由俄羅斯的戰略核力量來保障，所以俄羅斯當局對國外資產的安全保障沒有表現出一丁點的擔憂。正因為如此，謝爾久科夫的軍事改革被叫停，而最不受歡迎的 貪贓受賄的國防服務體系卻被開啟了，對俄羅斯陸軍和海軍裝備更新計劃的投資則高達20萬億。

　　如果一個國家有世界上2%的人口，但卻占有世界14%的領土和40%的資源，那么這個國家擁有的領土和資源只能靠強大的、裝備精良、戰備狀態良好的軍隊來保衛。亞歷山大三世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俄羅斯只有兩個同盟者：俄羅斯的陸軍和俄羅斯的海軍。”這并不表明我們在外交上束手束無策，不能夠與世界其它國家達成協議，而是需要用刺刀、大炮和導彈將我們與其它國家隔離開來。這恰恰是對我國在世界地緣政治地位的現實認識。

　　俄羅斯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它必須要變的強大，否則它很快就會從世界地圖上消失。正是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試圖探討一下當代俄羅斯軍事經濟的某些問題，哪怕是最初步的，只觸及關鍵點的探討。

　　縮減社會及生產費用

　　在全球范圍經濟危機的條件下，想要避免經濟崩潰，只有兩種互不相容的做法：要么對經濟進行系統的、全面的轉型，要么大規模實施節約，降低支出。在經濟進入蕭條期之前已經在采用上述方法了(在經濟進入蕭條期后只能依靠轉型，1929-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經驗表明，僅僅依靠節約是無濟于事的)。

　　上面所述的對經濟進行系統全面轉型的方式與目前俄羅斯的國家特性不相兼容，所有類似俄羅斯納米技術集團公司和斯科爾科沃的東西都讓人想起美拉尼西亞群島上的貨物崇拜目標，區別不過在于它們的社會價值不同(貨物運動是一種宗教形式，尤其出現于一些與世隔絕的落后土著之中。當貨物崇拜者看見外來的先進科技物品，便會將之當作神祇般崇拜)。

　　如果俄羅斯聯邦作為一個國家被摧毀或者消失，這也同時意味著作為社會統治階層的，自上而下的寡頭政權被摧毀。為了保持俄羅斯聯邦的生命力，自上而下的寡頭政權不得不采取縮減國家開支的辦法。

　　經濟中貪污受賄的開支是不可能縮減的，因為這些開支同時也是自上而下的政權體系福利的來源。行政支出是用于這個體系自身運轉及其活動的政治管理保障的，再就是用于維持其社會基礎，也不可能縮減，因此這方面的開支不允許有實質性縮減。

　　所以，為了維持現有體系的穩定，只能消減其它各類的國家開支，首先是社會開支和國家開支。近二十五年來，社會開支一直在不斷縮減：首先是在相關項目的私有化過程中，之后是在“將過重的社會負擔從商業中剝除”構想的框架內。準備在2010年進行的預算單位改革直到總統選舉后才開始，這項改革甚至正式指向“提高預算服務有償收費度”。根據其定義，這實際上意味著降低了俄羅斯大部分居民獲得免費預算服務的可能性。

　　應當指出，社會環境的惡化從總體上對俄羅斯武裝力量以及俄羅斯的國防能力產生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

　　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衛生保健體系轉為“提供有償醫療服務”，公共道德遭到破壞不僅降低了青年人的身體素質，也降低了他們的心理素質，使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直接不適于服兵役(至于因為社會經濟原因以及醫療原因所造成的低生育水平直接減少了應征入伍人員以及潛在的合同兵役人員的數量，這個就更不用說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入伍者體重不達標者超過了15%-20%，他們中許多人到部隊后不得不花數月進行增肥。

　　此外，在俄羅斯一些地區的社會文化災難，使來自這些地區的人員在他們的文化道德特性的作用下(包括他們的明顯損害其它民族人員公共利益的行為)變成了俄羅斯軍隊中不受歡迎，而且常常是與軍隊敵對的人員。

　　教育體系(中等教育、高級教育)的改革最終導致一部分年青人沒有能力學習軍事專業，也沒有能力完成需要專門知識的軍事勞動。需要教應征入伍者學習讀和寫早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這樣一來，讓他們學習通用專業以及國防工業體系所需要的軍事專業和民用專業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勞動激情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已不再存在，更不要說象愛國主義和軍人職責這樣的道德準則了。

　　逃避服兵役已經是普遍現象，每年應入伍人員中只有35%至40%到部隊服役。為了平衡這一局面，一方面征招合同役人員，另一方面甚至征招女性服兵役。當然，這種措施能夠提高國內的人口出生率，但未必會對俄羅斯軍隊的戰備水平產生好的影響。(前后有邏輯關系嗎?)

　　合同兵役人員招募進展并不好。軍費支出向購買武器裝備傾斜(這點會在下面部分提及)則使目前俄羅斯武裝力量面臨的關鍵問題——兵員素質差更加突出。在這方面更有說服力是：2013年軍人收入指數體系為空白，當年計劃招收5萬合同役人員，結果拔付款項只能夠招收3萬人。

　　大規模快速縮減社會支出嚴重地損害了俄羅斯的國防能力，成為軍事經濟領域獨有的問題。

　　削減生產費用也是采用同樣的方式，不是首先通過提高現有生產部門的效能(再次強調，想提高效能就必須依靠發展，而這種發展與俄羅斯當前已形成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模式不兼容)來縮減費用，而是通過直接取消這些生產部門的方式來縮減費用。

　　在這條悲劇性道路上，繼破壞協作關系的私有化以及大規模的襲擊戰的另一個路標則是俄羅斯在明明是的屈辱的條件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對俄羅斯國防能力負有責任的國家管理機構在“加入該組織后，可以按世貿組織標準進口民用產品”的口號下，沒有一個試圖對這一舉措對俄羅斯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貌似在自上而下的政權體系中就沒有一個聰明的頭腦想到，國防工業綜合體中的企業不僅需要這樣的產品，而且也能生產這樣的產品(反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會嚴重影響國防工業綜合體中的諸多企業的財政狀況。類似的情況不僅僅表現在這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表現在其它許多問題上。

　　首先要說的是由于全球商業競爭(包括貿易爭端解決規則的改變)加劇引發的生產減少而造成的預算收入的減少。根據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部長安德烈•別洛烏索夫(拋開其它不談，他是國內宏觀經濟領域最好的專家)的權威意見，僅在2013年，由于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造成的聯邦預算直接損失就達1880億盧布，2014年將達到2570億盧布。盡管他也認為，對外貿易額的增加能多少減輕一些損失，但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會使俄羅斯聯邦預算蒙受損失(對整個經濟而言也是如此)已是官方人士的共識。

　　當然，這種損失對于俄羅斯聯邦的預算來說并不是多么不幸，截止2013年3月1日，俄羅斯聯邦預算未使用的節余資金額就達6萬億盧布。但不管怎么說，這些損失還是影響了財政支出的擴大，尤其是用于滿足國防工業綜合體中企業迫切需求的支出。

　　就本質而言，國防工業綜合體中的企業被迫在極為艱難的市場條件下生存，而國家的做法則經常使形勢更加困難。軍事工業產品漲價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國家對所訂購的軍事產品的生產拔款明顯不足，或者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方式毫無理由地拖延生產拔款，國防工業綜合體中的企業被迫按商業利率貸款。個別情況下，國家先是訂貨，然后又拒絕接受自己的訂貨。

　　結果顯而易見。烏拉爾車輛制造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原因完全可以理解)的工程師認為，批量生產已通過國家測試的未來型坦克的“T-195”工程未能實施的原因是協作關系的破壞，即所需部件和零件生產廠的破產和消失導致根本無法進行生產。

　　俄羅斯副總理羅戈津指出，為防止國防工業綜合體戰略性企業破產，國防工業綜合體戰略性企業破產委員會自2008至2011年通過決定，向國防工業綜合體戰略企業提供60多項總額為160億的補助，但獲得這些補助的企業中，只有30%多一點的企業的支付能力和清償能力得到完全恢復。

　　與此同時，在世貿組織的框架內向國防工業綜合體企業提供類似的補助(就象提供任何一種國家扶持一樣)極為困難。(整個國防工業體系民用產品生產量已超過其總生產量的40%，只是近幾年由于國防訂貨的增多，這一比例才下降至33%)。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貿易組織對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起訴美國波音公司一事的裁決，2012年3月美國新一屆政府(包括美國國防部及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給波音公司的100億美元的補貼被世界貿易組織認定為非法補貼。此外，世界貿易組織還認為，有波音公司企業的部分州(華盛頓州、伊利諾伊州、堪薩斯州)對波音公司提供了不公正的支持。

　　很重要的一點是，最為薄弱不是國防工業綜合體中直接保障武器生產的領軍企業，而是為這些企業生產半成品和配套產品的協作生產企業。這些企業民用產品所占比重通常都是最大的。如果沒有這些企業(不能有效保障從國外進口相應的產品)現代化武器和軍事裝備的生產根本就不可能進行。

　　顯而易見，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針對沒有在軍事政治集團框架內與發達國家聯合在一起的俄羅斯生產企業訴訟將在一定規模內展開且帶有侵略的風格，俄羅斯生產企業勝訴的機率也最小。諾貝爾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副總裁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直率地指出，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協調的爭議中，不發達國家一般都會輸給發達國家。

　　原則上無法對俄羅斯國防工業綜合體企業的技術安全水平進行總體評價，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俄羅斯國防工業綜合體企業的技術安全水平會明顯降低(更何況是在明顯的苛克條件下加入)是毫無疑問的。

　　讓錢打水漂還是任意揮霍

　　在弗拉基米爾•普金執政期間，對國防的預算拔款一直在增長(有可能，還因為俄羅斯社會很好地吸取了車臣戰爭的教訓)。

　　如果說在轉型期之后的1999年，國防預算拔款為1163億盧布的話，那么在2010年這一數額達到了13000億盧布(國內生產總值的2.8%)，2011年為15000億盧布(國內生產總值的3%)，2012年為19000億盧布(國內生產總值的3%)，2013的國防拔款同比增長14.8%，達到2100億盧布(國內生產總值的3.2%)，2014年同比增長16.8%，達到25000億盧布(國內生產總值的3.2%)，最終到2015年還要增長23%，達到310000億盧布，或國內生產總值的3.7%。這樣的話，國防預算有可能第一次達到俄羅斯安全委員會2000年確定的保持俄羅斯國防能力所必須的標準，即：達到國內生產總值3.5%的標準(目前看甚至還有富裕)。

　　列舉一些數字用于比較，美國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4.7%，英國為2.7%，法國為2.5%，中國為約2%，德國為1.3%。

　　從外匯角度來看，俄羅斯的軍事預算從2004年的194億美元(就數量而言，俄羅斯在美國、中國、英國、法國、日本和德國之后，列世界第七位)增長到2007年的310億美元。2011年俄羅斯的軍事預算為719億美元，在美國(7110億美元，其中20%用于阿富汗戰爭)及中國(1430億美元)之后，列世界第三位，超過了同期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英國(627億美元)和法國(625億美元)。

　　國防支出在聯邦預算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從2009年的12.3%按如下方式上升：2010年為12.6%，2011年為13.9%，2012年為14.6%，今年，即2013年為16.%，2014年為17.6%，2015年為19.7%，在五年之內增長了50%還多。用于對比的數據是：2009-2014年用于國家安全及執法的支出占國家預算支出的比例由10.4%上升到14.2%，同期用于國民經濟的支出所占比例從17.1%縮減到11.3%，社會支出所占比例從10.8%縮減到8.5%，這也驗證了我們在上一章所做的結論。

　　國家財政實際承擔的軍事費用還要高，因為盡管經濟增長不足，但2013-1015年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過高的，而通貨膨脹度卻是被低估的。結果不是有可能，而是必然出現財政剪刀差。當軍事經濟項目的價格上漲時，其實際財政保障卻在下降，就象現在在索奇奧林匹克克項目建設中所觀察到的。

　　2013-1015年俄羅斯僅在核武器上的支出就達到1011.5億盧布(2012年為274億盧布)。這筆資金的相當部分用于建立潛艇艦隊。已經確定了2018年前研制成功新型重型洲際彈道導彈的任務，該導彈的有效載荷(戰斗部)約為5噸，比固體燃料導彈“亞爾斯”和“白楊”高出4倍。

　　2013年用于研制、購買和維修武器、軍事裝備及特種裝備的資金應增加30%，達到1萬億盧布(為前兩年的總和)，2014年將達到12000億盧布，2015年將超過17000億盧布。

　　2012年國防訂貨超過了9000億盧布，2013年將再增加50%。

　　2013年有4000億盧布，也就是國防支出的40%被用于國防工業綜合體，主要以國家擔保貸款的形式提供，但用于抵償貸款的擔保物的價值卻比貸款價值低，以購買軍事裝備名義發放的貸款實際上增加了商業銀行的贏利。

　　由此看來，軍事支出快速增長與拔款之間遠沒有做到按需供給。

　　預算拔出的金額只使2013年的合同役軍人增加了3萬名，而不是預定的5000名。

　　即使是在最不得罪人的領域，正式公布軍事開支的數據也帶有片面的性質。2013年，預計拔出9350億盧布用于支付軍人的津貼以及武裝力量文職人員的工資。但在聯邦預算里規定用于這些項目的支出分別是3419億盧布和1460億盧布，也就是說，兩項資金加起來僅為4879億盧布，僅為預計拔付的資金的一半略多。

　　在俄羅斯軍隊中需要供養的平均人數被確定為40萬人，而實際需要供養的人數為這一數字的2.5倍。(顯然，這反映出軍隊中有相當數量的文職專業人員，他們中的大部分軍隊是不拔付工資的)。每一個供養人員每一晝夜的供給費用被確定為267.75盧布,這是不夠用的。將上面列出的數據進行簡單相乘,就可以計算出用于保障供給的總費用為3910億盧布，但卻拔出了4170億盧布用于保障供給。

　　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

　　因此，并不能如下假設完全不成立。即拔款用于俄羅斯軍隊現代化的決定帶有政治色彩，其目的一是獲得在俄羅斯俄羅斯國防工業綜合體內就業的選民的選票(其人數超過300萬人)，二是為了獲得軍隊以及國防軍事工業集團的擁護。總軍事檢察長謝爾蓋•弗利金斯基說下面一番話并非偶然，他指出：“僅在近5年內，受到審判的將官的數量就增加了6倍”，“如果說5年前每5個高級軍官中有1個被發現貪污受賄的，那么現在這一比例是三分之一。

　　俄羅斯軍事專家早在在2011年初就指出，在實施國家國防訂貨時，回扣率達到了60%，與此同時，在實施國家采購時，這一指數約為前者的一半或者還要低。

　　軍隊內部對恢復財政監督這一系統性問題的不重視，包括沒有消息表明準備重建在謝爾久科夫重組國防部期間被破壞的軍事財政部門也間接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再想到國防軍事工業綜合體就其本性而言是現代化的天然動力，從整體上講，更是經濟發展動力這一點，那上述問題就更讓人覺得氣惱。

　　武裝力量的關鍵問題(并不僅僅針對我們國家)是各個層面的領導者對支出的膨脹有著公正的關注。在保障國防能力的必要水平時建立能夠促進節約并使開支最小化的機制是最為重要的問題。然而，在審議軍事建設的關鍵性問題時，這一問題長期被忽視。

　　俄羅斯權威軍事專家普霍夫認為，早在此謝爾久科夫的改革開始前，軍事預算中三分之一的經費就打了水漂。之后這場改革所特有的財政及財產方面的混亂沒有讓情況有絲毫好轉，反而留給新國防部長謝爾蓋•庫茹蓋托維奇•紹伊古一堆沉重的負擔。

　　僅在2012年，審計部門就查出聯邦預算用于國防拔款的支出中違規使用的資金達1175億盧布。

　　其中包括通過改變正在建設項目的投入使用日期，為再次開工建設拔款。這不僅增加了未完工項目的數量，而且導致148個項目停止建設，而在這些項目上已經投入了12多億盧布。

　　根據審計部門的數據，國防部騰出的不動產中，不能變現的占80%至85%。在騰出的位于圣彼得堡市的27個軍營中，只有1個通過拍賣出售，另有24個無人購買。2011年，國防部計劃出售170個不動產項目，結果只售出了其中的42個。

　　因此，紹伊古責成各軍種司令于4月1日前提交關于優化支出的建議。毫無疑問，排在需要取舍項目第一位的是需不需購買第三套代及第四套“密史脫拉風”導彈。有建議稱：不應研制新型的液體燃料彈道導彈，而是應該將精力集中在研制未來型的固體燃料戰略導彈上，同時也不應該再購買名為改進型，但實際上已經落后的裝備。應將現有的各方面研制力量聯合起來(以無人機目前研制現狀為例，同時開展無人機研究的的有聯邦安全局、國防部以及內務部的內務部隊)。同時也要對科學研究和試驗設計工作進行規范，這方面的一部分帶有公開造假的性質。

　　2008-2012年的改革起初因為不斷的改組擾亂了各部門的財政監督，到了2011年則完全破壞了財政監督體系：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監督部門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位于莫斯科的財政監督局(其負責人兩次被軍事檢察院追究行政責任，之后法院查明，該部門拒絕向軍事檢察院提供其持有的材料)和位于圣彼得堡的，杈力十分有限的地區財政監督局。

　　毫無疑問，在詳細研究即將采納決定的經濟方面時，應與專家進行廣泛討論，如果從保密的角度許可的話，也應該同社會機構進行討論。

　　部隊財務工作者認為：

　　•應在國防部機關構成中恢復統一隸屬于國防部長的財政經濟部門(目前這樣的部門有若干個);

　　•在各軍區設立隸屬于軍區司令的財政經濟局，按照賦予其的預算資金管理權限管理軍區范圍內的財政機構;

　　由于國防部統一結算中心工作的失敗(該中心設立于2012年，多次拖延后開始正式行使職能，實際工作中表明其不能夠及時有效地分配下拔的預算拔款)，在工作調整期可將該中心的部分職能下放到軍區;

　　•在偏遠部隊設立隸屬于其所在軍區的財政經濟機構;

　　•優化國家國防訂貨中的訂購及武器、軍事裝備供貨結算體系;由總參謀部負責協調各強力機構的訂貨;

　　•在國防工業綜合體內的股份公司中建立內部審計，目前這些股份公司實際上沒有內部審計;

　　弄清俄羅斯預算分類體系的情況，因為當前該體系設有防護，不允許對資金的實際使用情況進行監督;

　　•將與國家國防訂貨、工作周期以及協作化水平有關的所有開支嚴格置于政府和國防部監管之下，如果不實施這樣的監管，院外活動集團的猖獗活動將繼續掏空軍隊和國防工業綜合體，使付出的包括維持國防能力在內的所有努力失去意義。

　　與此同時，還應當指出，國家國防支出的低效率不僅是因為財政監督軟弱無力、腐敗動力強大，還因為國家在管理武裝力量和軍事經濟方面的效率低。

　　告別“斯拉維揚卡”現象

　　加上國家軍事財產的管理問題，俄羅斯武裝力量的拔款問題就更為復雜。

　　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部長艾黎維拉•納比烏里娜在被解職前稱，國有企業的經理并沒有因為信息不公開受到治裁。在這方面，任何一個被允許使用國家資金或管理國家財產的股份公司，要么自行變成腐敗的溫床，要么自行成為腐敗風險的源頭。

　　貪腐最經典的例子就是臭名遠揚的《國防服務》公司，僅在其的一個分支機構，《斯拉維揚卡》公司就將拔付給其用于相應需求的資金中80%侵吞。與此同時，《斯拉維揚卡》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機構，它管理著全國6500處軍營。除此之外，該公司還承擔著國防部住房營房保障、軍營及部分設施標準化管理，提供冷水等任務。該公司人數為40000人，另有50000人從事工程承包：《斯拉維揚卡》的下屬機構(也就是《國防服務》公司的孫公司)為22處賓館和和1個給排水設施管理局。根據《斯拉維揚卡》公司新的總經理別拉文采夫的數據，僅對該公司合同的審查就可以為國家節約15億盧布。

　　除了類似于《斯拉維揚卡》公司的服務機構，通過聯合不同種類的資產整合出的機構客觀上也處在“風險區”。對于完成創立相應的武裝裝備這一主要工作而言，這些資產中的一部分是多余的，因此就需要將其騰出來。完成這一任務可以采用各種方式，基于各種動理由。

　　國有公司的資產交易的清點工作原則上沒有實施。對使用國有資產的效果也基本上沒有進行監督，也許還是按照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慣性在進行。實踐(尤其是《國防服務》公司的丑聞)表明，俄羅斯聯邦國有資產管理局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它制訂了國有公司活動成效的指標，但這些指標極為粗糙(或者說是對這些公司領導層的姑息)，客觀上這些指標所保證的是總經理們的高分紅，而不是企業的發展。這大體上就是在純利潤基礎上計算出的收益率，即便這種收益率是通過出售資產獲得的，或者與其相伴的是產品價格上漲、質量下降以及熟練干部的外流。在對國有公司領導的工作成效進行評估時，通常不會考慮其公司研制現代化武器的速度及所研制武器的質量，對于復雜生產很重要的因素，如公司競爭力、公司采用商業模式和商業戰略的成效、公司投資風險及投資回報、公司對投資者的吸引力、投資者對公司的信任、社會及公司人員對公司的期待等因素同樣也不會被考慮在內。

　　與此同時，軍事產品質量下降(首先是因為固定資產的損耗)則是俄羅斯國防工業體系最為尖銳的問題之一。用于消除產品生產過程、實驗和使用過程中缺陷的花費已接近產品制造總費用的50%，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指標不超過20%。

　　國有公司領導人勞動報酬的數額則是個敏感問題，報酬數額引發了社會，有時甚至是政府對于社會不公平的憤慨。僅管在國防工業體系內這一問題還不象其他領域那么尖銳，但總經理與生產人員收入的不平衡本身就是社會緊張的根源。更嚴重的是，平均收入的增長被視為成績，即便首先保證的是總經理的收入增長。

　　此外，在高勞動報酬的情況下，聯合體總經理的實際承擔的工作責任和壓力要比加入聯合體的國防工業綜合體企業的經理低。企業經理一直處于緊張狀態，因為一方面他需要爭取到訂貨并完成訂貨的生產，其中包括以賄賂為代價爭取到訂貨(提供各種各樣的回扣)，同時他還要保證向自己企業中的專業人員能夠接受自己的工資。

　　聯合體總經理與企業經理之間的收入不平衡是專業管理人員缺乏的原因之一。

　　就總體而言，聯合機構，其中包括國防工業綜合體，對國家而言仍然是不透明和不可控的。

　　在沒有國家戰略的情況下，面對小團體的游說，預算成為不設防的目標。自2006年起，國防訂貨的數額明顯超過了武器出口的收入，這使得國防訂貨成為極具吸引力的瓜分領域。

　　說客的活動成為確定選擇誰為供貨商的主要手段。

　　“革新者”特種設計局副總設計師維切斯拉夫•戈巴連科如是說：“直接就不讓我們給飛機和防空系統做導彈了，在總參謀……形成了利益集團，他們的活動具有系統性。那些在莫斯科領導機關服役的軍官們到了50歲就退役了。他們得想想以后……依靠什么為生。所以他們就成了這家或者那家企業的說客。結果是，用于裝備部隊和實際生產的都不是最好的產品。一次招標中，我們沒有能夠中標，結果就有人過來直接說：“得，現在你帶著你的導彈到哪里去呀?你已經給海軍做了導彈，那你就接著做呀!這樣有什么結果呢，難道你們的就更好嗎?現在怎么樣，整個火炬機械設計制造局(空軍和海軍的傳統供貨商)都要關閉和解散了!”

　　正是由于說客的贊揚，“布拉瓦”導彈的生產被交給了之前只生產過陸基導彈的設計者，而對陸基導彈的要求與對“布拉瓦”海基導彈的要求有著明顯的差別，這正是該項目屨屢失利的主要原因。

　　當前并沒有將從根本上改變國防工業綜合體與經濟其它部分的關系，使國防工業綜合體從消耗資金的因素變為帶動技術、生產及社會發展的因素樹立為俄羅斯發展的關鍵性目標。

　　順利只是在紙上

　　據國防部專家估計，盡管做了努力和呼吁，現代化裝備在部隊中所占的比例不超過20%，用于比較的數據是發達國家軍隊中現代化裝備所占比例為60%-80%。

　　2009年，俄羅斯擁有814枚戰略導彈運載裝置和3900枚彈頭(而美國擁有1200枚導彈運載裝置和5600枚彈頭)，13架戰略圖-160轟炸機和63架圖-95MC轟炸機。

　　極為重要的是，美國的光學偵察、紅外偵察以及雷達偵察衛星使肩負諸多希望的的“白楊”戰略機動系統變得易受打擊。從每輛車一出機庫，美國可以對“白楊”系統的移動實施完全監視，由此增加了“白楊”系統被摧毀的可能性。一旦導彈發射井的主要部分被摧毀，其它部分的部署我們的對手就會一目了然。

　　在彈道導彈及其運載裝置的生產領域有著嚴重的問題：2003年至2007年只生產了27枚導彈(只有情況艱難的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三分之一)和1架圖-160飛機(上世紀九十年代還生產了7架)。近年來，空軍中殲擊機的數量直線下降，2010年時有650架，其中55%都是使用了15年以上的飛機，還有40%使用了5至10年，新型飛機的生產處于停頓狀態;由于沒有用鎂合金澆鑄燃料箱的技術，只好在米格-29上安裝更為沉重的鉚接燃料箱，由此使飛機的作戰性能明顯下降。2010年空軍的飛機只能用因質量差被從阿爾及利亞退回的米格-29CMT報廢飛機來補充。

　　根據國防部宣布的官方數據，2010年，有200架米格-29不能升空，這幾乎占到了殲擊機的三分之一。就戰術技術性能而言，只有米格-31能夠進行現代化作戰。所謂的空軍裝備“藍色”現代化進程正在拖長：1年內只能改裝1架圖-160，15-17架蘇-27。

　　無線電電子設備徹底變舊。

　　自1994年至2010年軍隊沒有收到一套C-300系統(該系統只用于出口)。現在的對空防御系統都是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生產的，到2015年前其資源將完全耗盡，即使對其進行改裝，它們也不能與現代化的對手抗衡。

　　C-400系統的推廣速度目前還不能夠覆蓋相當的空域，2007-2012年空軍只收到了可以裝備6個營的C-400系統。

　　海軍同樣處在凄涼的的狀態。2015年前海軍裝備中大概能夠保留60艘潛艇及1、2級水面艦艇，而且全都是舊型號。黑海艦隊就實質而言已經不是艦隊了，而是一支分艦隊。

　　不過，近年來情況正在好轉。

　　2012年，俄羅斯軍隊從國防工業綜合體手中獲得了40架戰斗機(蘇、米格以及雅克-130)和127架直升機(米-8中型運輸直升機及武裝運輸直升機、重型米-26直升機、米-28H武裝直升機、卡-52直升機以及輕型安薩特教練機)。

　　在對空防御裝備方面，2013年軍隊收到了34個雷達站，“卡瑪茲”以及“烏拉爾”運輸車的供貨也已經完成。國防工業完成了對T-72坦克的改裝任務以及“伊斯坎德爾”戰役戰術導彈系統的供貨任務。

　　2012年，空軍的防空導彈部隊也收到了12套“鎧甲-C1”防空系統(分兩批，每批6套)。

　　然而也要指出未完成供貨的數量：2012年國防部因沒有完成國家合同條款而向部分企業進行索賠，債務人中有：聲名狼藉的《國防服務》公司及其子公司《特種裝備修理》公司、《航空器材修復》公司，國防工業企業“圖波列夫”股份有限公司、“阿穆爾造船廠”、“琥珀”造船廠以及“北方”機械制造廠。

　　2014-2015年，國防部計劃接受第一批兩套“密史脫拉風”導彈，并在對其使用的基礎上決定是否與法國發展合作。

　　與此同時，對改革前(2007年)武器供貨計劃的簡單了解則可以見證其慘痛失敗。

　　計劃在2015年前向空軍提供50套改裝過的戰略導彈運載系統圖-160及圖-95MC(盡管也贊同，在這段時間內由于技術進步上述設備可能不再需要);計劃為戰備執勤提供幾十套導彈發射井裝置及50套以上“白楊-M”可移動地基導彈發射裝置;同時還承諾實現水下導彈運載系統，即55項目----“北風”級核潛艇的批量生產(其攜帶的導彈“布拉瓦”也沒有研制出來)，建造6艘“北風”級核潛艇，從而根本上實現俄羅斯艦隊向大洋艦隊的轉變;還計劃建設宇宙空間偵察、通信以及中繼系統。2015年，在已有的3架“黑鯊”直升機(根據某些數據為5架)的基礎上，國家武器裝備計劃準備再購進12架“黑鯊”直升機。

　　陸軍和海軍中2007年擁有的武器要在2015年前更換45%，需要花費5萬億盧布。

　　在國家計劃內確定的2011-2020年裝備計劃也引發了強烈的置疑(中介者的權勢以及管理混亂已導致打算對計劃進行全面修改)。

　　首先，這一計劃以不符合實際的、對宏觀經濟的樂觀評估為出發點。根據該計劃，到2020年(含2020年)聯邦預算會持續充裕狀態，實體經濟中的價格只會略有上漲，而新裝備的研發和投入生產則會史無前例地迅速實施。對俄羅斯國防工業體系沒有內部儲備，喪失生產所有新型武器的能力令人沮喪的現狀則完全不加考慮。

　　所有這些前提的不現實性使裝備計劃從一個法規性文件變成了一個用于宣傳的咒語。

　　尤其重要的是計劃在時間上的不平衡性：在第一個五年(2011-2015年)裝備支出應為54000億盧布，而到了第二個五年(2016-2020年)裝備支出已經到了不低于15萬億盧布的水平。要么國家裝備計劃是以俄羅斯進入惡性通貨膨脹狀態為出發點的，否則，和平時期加重軍事負擔對經濟來說明顯是不能夠承受的(即使是在經濟持續平穩增長的情況下)。軍事負擔也從經濟發展的動力變成了經濟發展的障礙。

　　導致這一點的最根本原因是沒有對國家裝備計劃所規定的支出規模進行經濟方面的論證。根據現有資料，國防訂貨的價值計劃是以國防部財務體系的數據為基礎計算的，其明顯與實際不符。這種不相符導致裝備計劃通過后國防部與國防工業體系內企業就價格發生沖突，導致其當眾出丑。

　　上面已經提到，數量眾多的建設新型武器及軍事裝備的計劃令人懷疑，因為武器裝備的研發周期和生產周期都應當納入國家裝備計劃的效力當中，即納入裝備計劃的下半部分。當國防部表現出沒有能力計算早已生產出來的產品價格時，其對尚未存在產品的價格預報聽起來就明顯的不切實際。

　　應當指出，在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和英國)建造未來武器計劃價格的實際上漲是事實。而在我們國家，由于沒有財政監督，國家訂貨政策不完善，這種價格上漲有可能是多重的。至少，885和955核潛艇項目、聲名狼藉的“布拉瓦”導彈、“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C-400系統以及某些空間項目及由“蘇霍伊”公司承擔的 “超級噴氣式飛機” 民用項目的價格就是這樣上漲的。

　　在此過程中，裝備計劃中所規定的實施項目的期限也引發了最強烈的置疑。

　　計劃規定今年，即2013年應交付14架第五代殲擊機T-50供部隊測試，2015年批量生產的此型飛機就要裝備空軍。可在2012年底也只有4架ПАКФА樣機。在美國，從樣機第一次飛行到第一架批量生產的樣機裝備部隊需要14年。俄羅斯軍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認為可以將這一時間段縮短至3年。

　　裝備計劃擬在2013年研制“阿爾馬達”作戰平臺樣機、“庫爾干人”步兵戰車以及“飛鏢”水陸兩用裝甲運輸車，在2015年開始上述裝備的批量生產。這看起來同樣不現實。需要指出的是，БТР-90輪式水陸兩用裝甲運輸車自1994年開始研制，這些年也一直沒有實現批量化生產。

　　計劃中已規定于2015年開始大規模批量生產新型直升機，可是這些直升機連飛行樣機都沒有!

　　目前955項目在艦隊投入使用的只有一艘導彈核潛艇“尤里•多爾戈魯基”，還有兩艘在進行測試，可計劃中要求2020年列裝這樣的核潛艇8艘，其中有5艘為改進型。第一艘攻擊型核潛艇“北德文斯克”還在測試當中，裝備計劃中卻要求建造7艘這樣的潛艇，而且還是根據改進型方案。上述方案(除了“阿爾馬達”項目)的可行性很成問題。

　　結論：敵人就在門口

　　無論是在2007年，還是在2013年，對來自美國的系列技術挑戰我們沒有任何明確回應。

　　資金支出不合理，沒有大規模的技術進步(只是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設計進行補充)。

　　在通信和管理上消耗了18%的軍事預算，可軍事通信系統還是落后民用通信系統很多。數字化信息交換方式和以電信和衛星通信系統為基礎的自動化控制系統普及不廣。

　　俄羅斯軍事經濟在整體上不符合現代化要求，其結果是軍隊戰斗力相當有限，落后于潛在敵人的程度甚至大于18世紀的射擊軍團落后于潛在敵人的程度。軍事改革摧毀了已形成的舊有體制，但卻只為新體制建立起某幾個部分，這些部分不得不通過試驗法和誤差法結合成某種整體，其外形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偶然和主觀的方法確定。

　　綜上所述，恢復俄羅斯軍事經濟及國防能力的關鍵任務從總體上可以表述為：

　　•毫不留情地打擊武裝力量、國防工業綜合體及與國防工業綜合體有聯系的國家機構中的腐敗(合理選擇俄羅斯軍事經濟類型和國家管理體系類型，建立一個可以在俄羅斯現有條件下引入其它國家(首先是美國和意大利)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技術的平臺);

　　•放棄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模式，該模式迫使政府在全球經濟利益范圍內，而不是本國人民利益范圍內行動，同時又對構成國防能力天然基礎的人力資源和生產資源造成破壞;

　　•以民用科學和分析研究為基礎，建立可靠的，從整體上考慮社會能力和需求，而不僅僅是社會中的軍事因素的俄羅斯軍事建設科學分析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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