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對日本社會而言，極不平靜。從釣魚臺島嶼主權之紛爭開始，到冬天日本眾議院解散，進入大選。大選的結果是：民主黨下臺，自民黨大勝，新政黨“日本維新會”成為第三大黨。可以說，2012年的釣魚臺事件，強化了日本政治“向右轉”的趨勢。正因如此，晚近我們經常聽到“日本右翼是否會重新興起?”這類提問。2012年釣魚臺事件的要角之一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是日本維新會本次參選的重要領袖，長久以來便深具右翼色彩;現任總理大臣安倍晉三，也多有偏右言行，如聲稱“要重新檢討村山談話”[1]。近來，關于日本“國家定位”的議論又不斷被提出，諸如：日本是否為正常國家?是否應該修憲?是否可以擁有軍隊甚至核武?日本對美國、對中國應采取何種立場?等等。值此日本國家路線選擇之際，也正是我們對日本右翼建立更深理解的機會。

　　本文所稱“右翼”一詞，在中文里有時稱為右派，指的是較為保守、傳統的立場;在日本，則常指軍國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本文討論的對象，專指政治上和對外關系上的日本右翼思想，而盡量避免涉及經濟意識型態上的左右分別，亦不擬深究日本右翼內部的細致差異。

　　不少中文著作把右翼視為日本社會的極端思想之一，稱其主要重心為“日本國粹主義”[2]，在昭和時期與軍國主義結合，成為日本侵略行動的思想根源。按這套說法，日本右翼思想的三個基礎要素為：崇拜天皇與天皇制、美化侵略戰爭、蔑視仇視中國。依此脈絡，若是把2012年的釣魚臺事件定調為“類似昭和時期右翼的軍國主義侵略舉動”，就很容易激發出中華民族主義的“針鋒相對”情緒，于是就有“維護二戰成果”等相關論述。這也是2012年夏天以來的發展走向，其中夾雜美日安保爭議、兩岸是否連手、甚至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更使諸方勢力難以妥協。在日本右翼的思想問題上，多數中文文獻鎖定在歷史認識層面，特別是針對1996年以降的“自由主義史觀”[3]，及關于南京大屠殺、天皇戰爭責任的激烈論辯。

　　上述這些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日本右翼的基礎。在這些研究之上，吾人能否更進一步理解何為日本右翼，從而開啟在文明層次上雙方真正對話的可能性?在日本戰敗后，日本社會開始對右翼進行檢討：為什么日本文明自明治以降，自期文明開化，但最后卻卷入總體戰爭，造就千萬生靈涂炭?1954年，井上清教授寫作《日本的軍國主義》，深刻反省了日本法西斯主義。1957年，丸山真男教授之《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一書，則從思想面揭橥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由來，并設法理清其滲透過程。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吾人在追問“何為日本右翼”之外，也當能對“日本學界如何理解日本右翼”有所認識。

　　以丸山氏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古層論”為代表，此一概念意指每一種日本思想，其后面都有某種核心存在;此一核心能夠支撐日本文明接納各種其他的先進文明，并改造為適合日本的形式。以此邏輯，日本文明看似學習近世近代的某種文明形式，但其實都是以日本文化自身之特殊形式加以吸納。丸山氏發現德川時代接納從中國大陸而來的儒學如是。爾后，明治時期接納西方式主權國家國際秩序，脫亞入歐;或者大正時期建立英式民主，議會選舉;昭和時期接受德式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也都是類似的吸納過程。丸山氏稱日本文化始終不變的部分為“執拗低音(根音)”。在其每一次吸納的過程中，都將外來思想轉化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出發，丸山氏把日本的近代化稱為“日本國家理性”的誕生過程。此種國家理性從“攘夷”開始逐漸建立，在“成為國族的日本人”(JapaneseasaNation)的構建過程中逐漸吸收各股思潮，最后在太平洋戰爭時達到最極端的狀態。

　　從丸山氏的知識論來看，日本右翼的“國家理性”吸納了日本國族構建過程中，種種看似異質的觀念要素。準此，吾人在分析日本右翼時，應有必要將討論范圍拓展到明治、大正、昭和以來的種種政治論述與思潮，包括：尊王攘夷、天皇主權、排西蔑中、愛鄉主義。以下，本文擬探討對外國關系、對中國關系，以及國內層次上天皇論、國權民權論的論辯。下文所引用的思想家與論述，并非全都是右翼思想，而主要是為日本右翼所擷取、吸收，并引為其動員與行為原則的思想資源。

　　右翼思想源流之一：尊王攘夷

　　關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有諸多說法，但日本社群開始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整體，出現“日本民族”的認同，乃是在與外國人或“他者”的接觸經驗中逐漸形成的。長期以來，包括7世紀與漢文明(唐朝)，16世紀起與基督教文明(葡萄牙人等)的接觸，都若干程度形塑了日本民族。然而，彼時主要的思維還是封建統治;原生的民族觀念在政治思想與統治實踐上，所占意義并不高。現代民族觀念之成形和發展，主要發生在日本的幕府末期，簡稱“幕末時期”。

　　幕末時期以1853年7月美國培理黑船從久里濱(現橫須賀)登陸，要求日本開國為起點。當時培理所要求的“開國”，是要求當地政府給予美國船只以補給、難民救助、居留權、乃至最惠國待遇等等。此前，也有荷蘭與清朝的外國人前來貿易，日本人并非沒有看過外國人。那么，黑船事件的主要沖擊是什么呢?是“被侵略的恐懼”!以當時之時代背景，西方強權已轉變對東亞的政策模式，已開始以“炮艦外交”為基礎，強制后進國與之貿易，進而打壓當地“民族資本”，使之逐漸殖民地化。以中國為例，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1842年8月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此后還有1844年7月《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中法黃埔條約》，1843年10月《中英虎門條約》等。幕府見此結果，隨即在1842年提出“薪水給與令”，對歐美船舶提供必要燃料及補給。在恐懼之下，1853年培理黑船一來，日本幕府也就同意開國。上述“開國”二字，乍聽之下平淡，但對后進國政府與民族之經濟影響甚巨。

　　隨后更深的影響，來自1858年的《安政五國條約》[4]，此一條約常與同年清政府所簽訂之《天津條約》做對照，同樣都有協議關稅、領事裁判權等外國特權。東亞開始與列強大規模貿易時，這種貿易的背后，是經濟先進國以強大生產力量，介入后進國的商品市場，而以“炮艦外交”作為限制后進國政府自主性的手段。因此，中日兩國在現代化的起點上，皆受制于對本國不利的對外條約，這也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兩國初期的外交要務之因。

　　在與外國簽約的過程中，也牽扯到日本國內政爭，爆發了“天皇與幕府，誰才是日本最高主權者?”的爭議。天皇派主張此條約并無天皇敕許，應當無效，因而與已經簽約的幕府產生沖突。當時天皇派訴諸水戶學思想(日本武士儒學的支流之一)所強調之“尊王攘夷”，使之成為當時反幕府的主要訴求，簡稱“尊攘論”[5]。在此，吾人可以發現日本右翼思想的第一個源頭組成：“強調天皇神圣，同時排斥異民族。”其以尊皇為主要訴求，常用“菊”作為圖騰。以右翼團體玄洋社的憲則為例：“一，敬戴皇室;二，愛重本國;三，固守民權。”

　　當時的“攘夷”觀念有兩個特色：第一，“從上到下的政治動員”。日本當時與西方諸國的貿易，加上對金銀外幣兌換率的不熟悉，對日本政府的金融管理與貨幣造成很大的傷害：物價不穩，政府財政困難，一般民生也受沖擊。對民眾而言，“心生不滿”成為一股心理上的原動力。當“不熟悉的異族人來到我的地盤”的自然排斥感不斷強化以后，遂與自上而下的“攘夷”的政治動員論述相結合。通過“攘夷”，現代“日本民族”觀念也逐漸成形。第二，當時的“攘夷”并非是現代平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是以華夷秩序為核心的傳統儒教觀念。無論是哪種攘夷論(從極端暴力到和平，或是從鎖國到開國)，都將西洋諸國視為“夷”。

　　當時日本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設法與西方秩序調和，但最初仍試圖以儒學方式批注西方理念。這反映出：日本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夷)文化的同時，仍盡可能保留日本國粹;即使短期間內無力真正攘夷，但仍堅守華夷之辨。所謂“和魂洋才”只是一種權宜。日本右翼之所以常主張對外強硬，乃因其心理上有著根深蒂固的華夷之防。要言之，攘夷論可解釋何以當日本民族受到外壓時，一方面會對外國表現出屈服，但另一方面又同時表現出更多的排外。這種排斥感從三國干涉還遼事件(1895)、解決山東懸案條約(1922)、華盛頓海軍公約(1922)到日本退出國聯(1932)等事件中，始終揮之不去。日本社會每每在對西方外交挫折后的孤立感中，喚起“攘夷”的記憶。無論是從尊攘論所延伸出的“鎖國政策”，或是對外強硬論，都是出于前述之心理基礎。其以水戶學思想為核心，強調日本獨一無二，并以守護日本“國粹”為其志向。此乃日本右翼的第一個思想源頭：尊王攘夷。

　　右翼思想源流之二：天皇主權

　　1867年大政奉還，1868年1月王政復古，政權由幕府轉移至明治新政府。此時也正是日本建立現代國家機器的起點，故不斷探索應如何重建國際國內的種種關系。進入明治時期后，右翼思想就從尊皇攘夷轉為“尊皇開國”，暴力攘夷的色彩減弱。但為了強調日本國粹的獨特性，也就特別加強了“尊皇”，并援用吉田松陰的一君萬民論為其理論基礎。“一君萬民論”主張徹底取消所有原來江戶時期的階層(尤其針對身分制度規范十分繁瑣的武士與貴族)，直接讓天皇的權威滲透到每一個日本國民。明治政府之廢藩置縣、廢刀令、秩祿處分等等，皆與此有關。在這樣的思想藍圖中，將社會原有的身分制度和中間階層打破，天皇遂成為新政府的核心。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更將天皇的權威與主權以法律明訂之。

　　與天皇相對的觀念即為“臣民”(或所謂“皇民”)，這從現代西方憲政思想是很難解釋的。不同于契約論的“人民”，“臣民”是具有血緣連帶的共同體。血緣連帶在生物學上不可能，或相當牽強。但日本右翼通過“一君萬民論”，把某種精神形式藉由神話、古籍等等，想象成為血緣連帶。其最現代的版本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二章的“臣民之權利義務”。與人民要求權力制衡不同，臣民視主權者(天皇)為君為父。好比明治天皇病危時的記載：

　　在二重橋前聚集的男女老幼，或有仰天向神明祈禱的，或有匍匐在地痛哭失聲的樣子，但是放眼望去，從上到下，全國都是為了大君(天皇)而思念謹慎，每個人不知不覺就端正起來了。幼童噤聲細語，一心一意雙手合十的祭拜;不惜作賤自己的身體，跪在地上，努力叩首。……各種各樣祈禱的姿態，沒有不是想讓大君早一刻痊愈，希望其命祚能到幾千年之久的。(東京《朝日新聞》1912年，7月28日)

　　這也是天皇制矛盾的地方：當天皇過世，“有限肉體”消失，天皇形象應當如何延續?從明治天皇到大正天皇，可說是天皇制國家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驗。為了討論天皇之意義，觸發了憲法層次的論爭。主張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達吉，與主張天皇主權論的上杉慎吉(1878-1929)展開辯論。天皇主權論者強調：以憲法第一條“萬世一系”為核心，天皇主權系由祖宗繼受而來的，從而保證其統治正當性;因此日本是美麗之國，有獨特的“國體與國粹”。天皇權威是以神話(古事紀、日本書記)的正確性來保證，并以神道教等祭祀行為來實踐，也就是“國家神道”[6]。試圖挑戰這種規范之意識型態，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甚至自由主義，都是必須矯正拔除的對象。天皇主權論從水戶學向上追溯，以本居宣長的“古道論”到平田篤胤的“復古神道”為經典，將古事記等日本古籍當作日本國粹的根源，最終上升到日本神國論。因此，在右翼團體的思想與作為中，經常見其使用日本古籍術語與觀念。

　　從這個源流，吾人不難看出日本右翼的第二個思想源頭：天皇主權。其相關論述的要點在于：天皇之神圣性，日本之獨特國體，強調日本古籍神話。

　　右翼思想源流之三：排西蔑中

　　前已論及，日本右翼的對外思維核心是“攘夷”，因此在對外關系上，常常表現出排外形式。但其所排之“外”卻是仿造原有中華秩序的范圍而定。日本右翼主張之“以亞洲之真正解放為目的”的大東亞戰爭，就是使用“白人為外，黃人為內”的觀念。這當然與周邊國家的史觀不同，也造成諸多觀念沖突。但下文試圖以攘夷觀為核心，來詮釋日本右翼思想之對外關系論述，特別是對中國文明的看法。

　　關于攘夷，在福澤諭吉(1835-1901)的諸多著作中，吾人可以發現他討論“獨立”問題時的轉變。其一，在其早期代表作《文明論之概略》(1875)中，是以西洋文明求日本民族之獨立。彼時，福澤氏斷定“暗殺攘夷不足道，進一步說武裝兵備也不合現實，國體論、耶穌論、漢儒論也不足安慰人心……要我說唯有文明而已。”其二，然1881年的《時事小言》一書，出現了下列段落：“東洋諸國(波斯、暹羅、支那、朝鮮、日本)雖互相風俗不同，但相對于西洋諸國，東西之間更有巨大差異。”因此，日本應當為東洋諸國之文明中心，成為西洋列強之一員后再回來保護亞洲。其三，在甲申事變(1885)之后，福澤氏寫就《脫亞論》，提及“不可期待鄰國之開明，不如脫離此群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此后，就強調日中之間的殊性。

　　綜上，雖常有論者關注脫亞論及其國權立場，欲藉此追究福澤氏的右翼性格。但說到底，福澤氏并非徹底主張右翼思想，而是在向西方文明的學習過程中，欲取得個人獨立與國家獨立。但在右翼思想的轉化過程中，“獨立自尊”若與“攘夷”相結合，即可能成為日本民族生存線、利益線等言說的思想基礎。日本以“自存自衛”為名，最終走向了對英美的戰爭，與此是有關系的。

　　日本右翼對“獨立自尊”的解釋方式，有點類似于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安全困境”或“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realism)。追求“絕對安全”往往必須削弱周邊國家，在周邊國家看來，就是侵略[7]。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后，日本對于英國、俄羅斯、美國、法國等列強，都已經是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去對待。對中國則務求削弱瓜分，不需要追求虛偽的日中友好[8]。

　　其次，日本對中國的蔑視，也與“脫亞論”有關。通常論者將“脫亞論”解釋為徹底向西方文明學習，也就是西化的理論基礎。然而，在以攘夷論為核心的右翼思想脈絡下，脫亞論也提供了“中國蔑視論”的思想源頭。既然日本在建立自身與西洋關系的過程中，采取了華夷之辨的思想路徑，也就不得不回應日本與中國的關系到底是哪一種?中國民族(漢文化)在華夷秩序中，無疑比日本民族更接近“華”的位置。毋寧說，這樣的內在緊張關系是日本右翼思想在邏輯上無法妥善回答的，也因此順理成章地必須表現出蔑視中國的各種論述，從而能夠順利以華夷觀念理解日本民族。另一種思想處理方式，就是將“華”的所有權，上升到對天道的詮釋權，也就是直接使天道人格化，化身為“天皇”。從而，日本民族在繼受了天皇神性血統的同時，也取代中國成為了華夷秩序的中心。但這也等于是自絕了與諸國平等相處的可能。這是日本右翼對外關系思想的最核心矛盾：一方面亟欲融入列強平等的國際體系，另一方面又以華夷秩序為核心思維。

　　內田良平(1874-1937)是中國蔑視論的理論代表之一[9]。對內田氏而言，漢民族自古以來分為三種社會：士人社會、農工商社會、游民社會。士人社會代表統治階層，農工商社會代表被統治階層，游民社會則介于士人社會與農工商社會之間。當游民與士人結合，統治穩定;游民與農工商社會結合，統治就混亂。在提倡“一君萬民論”的內田看來，此即中國治亂循環之因。

　　表現在現今的右翼思想中，其典型的議論，就是以石原慎太郎、黃文雄、小林善紀等為代表的親臺厭華的中國威脅論。在這些右翼思想中，最好日本社會在精神上遠離中國，最好切斷日本文化中的“中國性”。甚至，他們對于“中國制商品、食品”也有高度焦慮。再者，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對立”，制造紛爭以顯示日中的差異性，即使雙方的民間接觸既頻繁又深刻。因此，“中日沖突”之事件本身，常常是為了滿足右翼的心理需求，而非現實需要。在此類右翼言論中，“臺灣”尤其常被用來當作日本文明優于中國文明的證據，不管是表現在對日本文明的喜愛，或對中國文明的厭惡。

　　日本右翼思想多主張排拒外國。乍看之下，排西與排中相同，但其內涵卻大異其趣。在對西洋列強的關系上，日本多以“獨立自尊”為名，努力以平等國際體系的方式對話;但當外交遭受挫折時，又經常出現種族主義式的孤立感。相對于此，對中國的心情則多表現為“蔑視”。當日本衰弱無自信時，會試圖遠離、排斥中國;當日本強盛時，又想“幫助、介入”中國。此間對西與對中的態度反差，應與日中關系的某種特殊性有關：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而言既是半個他者，但又是共享華夷秩序的半個自己人。

　　無論如何，當日本受到外壓時，右翼思想中的攘夷觀念就很容易興起，助長排外式的對外政策。但排西與排中的內涵，仍有顯著差異。“排西蔑中”即為日本右翼的第三個思想源頭，亦與攘夷論的具體實踐密切有關。

　　右翼思想源流之四：愛鄉主義

　　明治時期以降日本國家理性的發展過程，就是將政治權力以某種特殊政治制度重新呈現的過程。如前所述，日本現代的施政形式，就是以一君萬民論為基礎，打破中間階層勢力;一方面消減原有的大名階層，另一方面將新統治機器滲透至偏遠農村。簡言之，這就是建立一元化天皇制國家的過程。而在經濟上，它是以貨幣商品經濟為媒介，把控制力傳遞至基層，把農村從“封閉共同體”轉化為國家成員的過程。本節即討論這種經濟狀態，如何成為右翼思想滲透至底層民眾的根基。

　　在此過程中，政府剝削農業的原始資本積累，成為某種必經之途，農民窮困成為常態。如最早1876年的伊勢暴動，即是因為地租剝削問題。關于物價問題的1918年米騷動，也可說是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累積不滿的爆發。對農民而言，在廢刀令頒布后，武力不再由武士階級獨占;加入日本帝國軍隊，遂成為農民最快脫離原有階級屬性的方式。日本是工業后進國，擴大生產規模并非一蹴可及。因此“拓殖滿蒙”，直接從中國本土掠奪資源，也就成了一種選擇，即把內部過剩的勞動力投射到外地。為達此一目的，日本帝國也需要武裝力量以“確保國益”。兩者互相結合，農民遂成為支撐日本帝國擴張政策的最大支柱。可以看出，戰前越是窮困的地方，二戰時加入軍隊者的比例越高，也越多支持右翼思想。

　　最大的轉折點，是1932-36年所謂的高橋財政。昭和初年，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恐慌下，財相高橋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要政策。此政策雖取得相當成效，但反而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土壤。此間日本與世界之關系，有兩個不得不注意的重要背景。其一，1931年滿洲事變后，日本密集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使財政負擔加劇。其二，日本軍方試圖以暴力方式奪取內政控制權，如1932年爆發五一五事件。事件后，農本主義者與農民協議會立刻召開了“農村請愿運動”。五一五事件的首謀之一橘孝三郎(1893-1974)無疑是右翼思想者，他也是農本主義要員。在1932年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中，除了緩債、肥料等補助之外，農本主義者也希望政府編列“滿蒙移住費、開墾費”等預算。這意味農民對于日本軍方的中國大陸政策，大體是支持的，甚至有所鼓勵。當時日本農民因為欠債欠收等狀況，賣女或自殺的慘狀在所多有。

　　但是高橋考慮到國防赤字的嚴重性，對農民采取的是“自力更生”政策，反把資源挹注至以軍需工業為主的重化產業。政府在讓農民失望的同時，也給了軍方資源。軍方于是利用農民與青年將校(特別是農家出身者)的不滿，塑造政府無能的形象，從政變行動開始，逐漸把右翼法西斯思想散播到農村基層。特別是青年校尉階層，受到北一輝(1883-1937)的影響甚深。北一輝常被認為是右翼思想的指導者，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主張節制資本、保障農業工業、保護婦女兒童等等，這對當時的貧困階層有莫大的號召力。北一輝的理論基礎也是“一君萬民論”，他主張消滅所有中間的社會階層，打破當時無能的政府與議會，以實現真正的“國民自由”。北一輝把這種國家主義革命視為“普世價值”，以建設有機的統一國家為其目標，轉而認為日本應當自我革命。他最主要的思想著作包括《國體論以及純正社會主義》，如果依照日本學者坂野潤治的說法：“北一輝應是民粹主義者。”

　　另一方面，“自立更生”政策也意味給地方團體以更大的自主權限。這些團體在太平洋戰爭開啟之后，馬上成為農村軍事化的執行工具。好比說1940年12月大政翼贊房總青年協議會所做之決議：“期待高度國防國家體制。”其要點如下：一，打破舊有政黨政治與特權政治，期待萬民翼贊之新政治體制。二，革新自由主義經濟機構，以增強經濟國力與統合國民經濟活動。期待依照公益與計劃、責任與自主的原則來確認經濟機構。三，克服自由主義的階級式勞動觀，確立新勤勞精神與新產業勞動體制，凡有能國民，都應該以精神或肉體方式向國家勞動。四，為完成國家最高目的實現，全國民必須忍耐刻苦，保有希望期待新生活體制。五，期待創造統一思想與新文化，用以發揚日本精神，日本應做指導大東亞之民族。

　　在1930年代的政治論述當中，農村右翼思想十分簡樸，表現為對當時民生凋敝之不滿，也就是反資本主義的“愛鄉主義”。但在有心人士綜合尊王論、國粹主義的引導下，愛鄉的需要(如保護弱勢、增加福利、公平分配等)衍生出一種“有能政府”主義，即以大政府為核心的思考。這種思考取向，是日本右翼思想的最后一塊拼圖。它與前述之攘夷論、天皇論、外國論結合后，日本右翼的思想圖像遂告完整。

　　在日本現代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農村破敗實乃右翼思想成長壯大的重要背景和土壤。此類右翼思想具有相當顯著的保守性格：一方面體現為向天皇、皇國效忠，把皇國命運與自身愛國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前現代“農村共同體”的性質，如長老制、敬老倫理、自給自足、儉樸反奢侈、農本主義等。

　　此為日本右翼思想的第四個論述群：愛鄉主義。

　　結論：日本右翼與“正常國家”

　　晚近日本右翼常引用“正常國家”概念，主張重建“軍隊”甚至修改憲法，因而引發周邊國家的戒心。“正常國家”(日文中原為“普通國家”)的概念在日本政治界，原出自小澤一郎1993年的《日本改造計劃》一書。小澤氏暗示，如果日本僅有經濟力量，而沒有國際責任與政治地位，最終必會腐敗沈淪。根據小澤氏的“正常國家”方案，日本必須做到如下兩點：第一，心甘情愿地擔負起國際社會所認定的正常責任;第二，要積極與其他國家合作。簡言之，日本應該積極參與國際安全體制，并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增加自衛隊的實力，但與聯合國一起行動以避免“軍國主義復辟”。小澤氏是否為右翼思想家，尚有討論空間。實際上，增加“國際參與”本屬日本國民都能接受之舉。因此，日本自1990年代以來持續制定各種國內法以達此目的，如《PKO協力法》、《周邊事態法》、《反恐特別措施法》、《有時法制關連三法》等。但與此同時，“正常國家”的觀念也被右翼思想所吸納。

　　前文提及，1996年以降日本右翼的所謂“自由主義史觀”，意指日本應擺脫原來的二戰史觀。這群右翼論者認為，日本因為東京審判、美國駐軍、和平憲法等，早已失去了“日本國粹之心”。他們高度贊賞日本傳統的武士精神和愛國主義，并對日本戰后的西化以及日本主權受制于外國不滿。再者，進入后冷戰時期，國際左派勢力不斷弱化，加上中國崛起、北韓動蕩、美國重心轉至中東，日本經濟停滯不前，這些因素都使日本底層群眾更希望政府照顧，更期待強而有力的國家。結果，“正常國家論”成為右翼國家主義思想的核心政策概念。日本庶民對自身處境的不滿，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投射到“因為日本還沒有成為正常國家”。在“正常國家論”這個層次上，右翼國家主義思想取得了越來越大的發揮空間。正常國家論結合了上述“國權、日本傳統、排西蔑中、愛鄉主義”等底色，型塑出后冷戰時期日本右翼的基本輪廓。

　　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言論為代表，他也常以“獨立自尊的日本”為號召，表示厭惡日本現在不正常的政治地位。他說：“要效法薩長土肥，當時為了打倒幕府創造新國家而建立同盟。”可以看出，石原氏所設想的“新日本”，很可能就是以明治日本為形象。而現今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2年12月《文藝春秋》所發表的〈邁向新國家〉一文中，更明言要從“戰后歷史中取回日本”。安倍的“國防軍、改憲”等構想，都坐落在日本右翼思想的延長線上。

　　本文分析了日本右翼的四個思想源流：尊王攘夷、天皇主權、排西蔑中、愛鄉主義。這四個要素互相嵌合而生，因此在概念上能分殊，但在分論時卻必須互相左證。在起源上，日本的“國家理性”在幕末的政治轉換期間形成，尤以“尊王攘夷”思想為其內核;在實踐上，則有內政上的天皇主權憲法，外交上的排西蔑中;最后結合后發資本主義下農村衰敗所激發出的“愛鄉主義”，形成日本右翼的四個論述主軸。這個架構，當能較為全面地解釋現今所見日本右翼之種種(看似不一貫的)特色，如倡導忠貞、敬愛天皇、注重傳統、長老倫理、美麗國家、獨立自尊、蔑視中國、自存自衛、國權至上;希望自給自足、倡儉樸反奢侈、注重農本農村、對美國既愛又怕、熱愛日本純潔國粹、對亞洲的連帶感、聲稱二戰為日本解放東亞的義舉，等等。

　　本文解析日本右翼思想，設法理解其形成脈絡與論述邏輯。讀者心清自明，不管立場為何，先致力了解對方在想什么，才能與其對話，邁向和解。筆者嘗試正面面對日本右翼的各種思想源流，從而尋找東亞和平的真正契機。

　　【注釋】：

　　[1]“村山談話”(戦后50周年の終戦記念日にあたって)為時任內閣總理大臣，黨籍為日本社會黨的村山富市在1995年關于日本戰爭責任之談話。“村山談話”向周邊國家承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之錯誤，并為之道歉。全文請參看：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

　　[2]國粹主義，可以視為對明治時期全面歐化主義的一種反彈，強調“日本傳統價值、平民價值”。其以政教社與民友社為團體代表，三宅雪嶺、志賀重昂、徳富蘇峰等人是此一思潮的貢獻者。國粹主義與昭和前期的日本法西斯主義有些不同，但在社會實踐上多有重合。

　　[3]此為藤岡信勝、西尾干二等人所組成之“新歷史教科書會”(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會)的說法，對他們而言，戰后日本的歷史觀受到“東京裁判史觀”與“社會主義史觀”所束縛，要真正解放，走向“自由”，因此得名。批評者多認為這是右翼史觀，稱其為“歷史修正主義”。

　　[4]1858年(安政五年)日本分別與美國、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簽訂條約的總稱。

　　[5]水戶學，起源自1657年第二代水戶藩主德川光圀在彰考館開始編修《大日本史》，強調日本因為天皇統治，貫徹著大義名分論的尊皇思想。日本儒學流派眾多，詳細論證請參考：張昆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6]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譯，《國家與祭祀：國家神道的現在》(北京：三聯書店，2007)。

　　[7]攻勢派不相信強國間的“能力”競爭是可以管理的，他們相信“沖突不可避免”。攻勢派不相信權力平衡是好事，而鼓勵國家追求霸權。參見：JohnMearsheimer，TheTragedyofGreatPowerPolitics(NewYork：W.W.Norton，2003).

　　[8]1908年“對外政策方針閣議決定”：清國將來的命運，現在應該完全無法預測……帝國應該考慮到，在任何的場合中，都必須對清國處于優勢地位。加上帝國在滿洲之地位，亦非容易舍棄之物。所以為了持續現在的狀態到將來，今日應該談談相關對策……。今后，一方面帝國應采取努力對清國感情融合，并取得對方信賴的方針;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準備好，若是萬一有事變發生，不得不施加壓力的預備。平時應盡量避免挑撥清國官民，采取舍棄虛名，專得實際利益的方法。依此，在其國內扶植我國勢力，萬一該國有不測事變時，能常保我國優勢地位。另外，也達到能將來永遠保持滿洲現狀的持續目的。

　　[9]內田氏是黑龍會、天佑俠干部，在亞洲各地從事各種活動，擴張日本國家利益，一般定位其為國權主義者。

　　來源: 《思想》第23期 |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