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走上“革新開放”道路，最為重要的三個政治人物：黎筍、長征與阮文靈(上圖從左至右)。

　　在越南歷史上，越共六大扮演的角色與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當。在這次會議上，阮文靈提出了“革新開放”的主張，并得到了長征等人的贊同。在這次會議相關的政治報告中，越共明確提出了短期內的目標：重組生產系統、調整體制內的投資支出、繼續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以正確的方式發展經濟，并使之發揮效用、革新經濟管理模式、著重科學、科技在經濟體系中的功能，以及擴展越南對外經濟關系，提高其有效性

　　今年5月，越南國內部分失控的民眾發起的針對外資工廠的搶劫、暴力行動，讓來自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的企業損失慘重。其中，臺灣企業因為在越南投資較多，受到了較大的沖擊。此外，日、韓、新加坡等國在當地的投資均受到影響。

　　這些外資企業大多于1986年越南啟動“革新開放”之后來到越南，此前一直備受當地政府的政策“禮遇”，并逐漸成為越南發展經濟的重要力量。

　　外資在越南的規模有多大?根據越南國內媒體的報道，截至今年2月，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方式進入越南的外資項目超過16000個，注冊資本總額達2347億美元。而越南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500多億美元。

　　外資如此大規模地進入越南，除了相中越南廉價的勞動力外，也與越南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優惠措施不無關系。然而，從歷史的視角看，外資進入越南并非發生在一朝一夕。自1988年越南出臺《外國投資法》以來，最早一批進入越南的外商已經經營超過26年。

　　回顧過去26年，越南引進外資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其間還曾經歷過外資大滑坡。外資進入越南的步伐，不僅取決于越南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也與越南主要外資來源國的對外投資政策取向息息相關。外資在越南這些年究竟走過了怎樣的歷程?

　　首部投資法成“擺設”

　　提到越南引進外資，外界目前一般都以1988年1月越南公布《外國投資法》作為其引進外資的起點。但這其實并非越南引進外資的“原點”。早在上世紀70年代，剛剛實現南北越統一不久的越南就曾出臺過一部旨在引進外資的法案。

　　1977年，也就是越南統一后的第三年。越南政府制定并頒布了《外國人在越南投資法案》。當時的越南，剛剛經歷過越南戰爭與南北越戰爭的創傷，國內百廢待興。在這樣的背景下，越南政府頒布這部法案的出發點顯而易見。然而，這部法案卻存在著“先天不足”：法案不僅內容過于簡單、規定也很含糊，還為外商投資設下了重重限制。比如，法案規定，外商的投資比例不得超過49%，合資企業的經營年限也僅為10年到15年。這對于外資顯然吸引力不足。

　　總的來說，1977年的《外國人在越南投資法案》并不算是一部真正開放的外商投資法。更重要的是，鑒于當時越南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這部法案很快成了“擺設”。

　　彼時的越南，由黎筍任總書記的越南共產黨采取了“一邊倒”倒向蘇聯的政策。對于當時與蘇聯處于非友好關系的國家，越南基本上采取了敵視的做法。在國內的產業發展上，越南一方面大量依靠蘇聯援助，另一方面也照搬了蘇聯的發展“路子”：重點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與輕工業。

　　在這樣的產業發展環境下，外資在越南能夠投資并施展的空間其實非常有限。此外，越南當時的外部環境也并不穩定。1978年，黎筍在蘇聯的支持下，不顧多國的反對，執意出兵柬埔寨。隨后，西方國家對越南發起經濟制裁，1979年，中國展開對越自衛反擊戰，兩國關系持續惡化。

　　此后，中國不僅中斷了對越南持續20多年的經濟援助，也停止了對越經濟交流。這對于越南的經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據統計，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國對越南的援助高達200多億美元，約是同時期蘇聯對越南援助的3倍。

　　西方的封鎖，加上中國中斷了經濟援助與經濟交流，讓越南國內經濟幾乎陷入了絕境。但此時期的越南政府，卻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在1976年到1980年越南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越南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業計劃。然而，越南政府很快就遭遇到“挫敗”：1980年，越南“二五”計劃結束。統計顯示，“二五”期間，越南國民收入年均增長僅為0.4%，相當于原計劃的3%，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0.6%，為原計劃的4%。而1980年當年，越南國內生產總值甚至出現了負增長。

　　國內經濟狀況持續不能改善以及外部環境的不斷惡化，讓越南1977年出臺的外國投資法案很難得到落實。據統計，從1977年到1987年的十年間，越南吸引到的外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僅有的投資大多來自蘇聯以及部分東歐國家。

　　在這一時期，越南國內主張變革的聲音不斷放大，也有越南黨內高層對于黎筍主導的政策愈發不滿，開始醞釀新的改革舉措。到了1986年，轉變的契機終于來臨。

　　“革新開放”的政治博弈

　　在越南1986年走上“革新開放”道路前后，有3個越南政治人物不得不提：黎筍、長征與阮文靈。

　　三人都是越南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也都是胡志明的追隨者。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黎筍成為北越最高領導人。在黎筍的領導下，北越先是取得了抗美斗爭的勝利，其后也在1975年實現了越南南北的統一。1976年，黎筍出任統一后的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年底舉行的越南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黎筍與長征、阮文靈三人同時成為14人的政治局委員之一。

　　從1976年至1986年，黎筍主政越南長達10年。10年間，黎筍采取了親近蘇聯的立場，并逐漸走向了中國的對立面。比如，黎筍一改此前北越政府承認中國對西沙、南沙主權的立場：認為后兩者的主權屬于越南。

　　1978年，黎筍在蘇聯支持下，大舉入侵柬埔寨。此舉引起西方國家普遍不滿，越南與中國的關系也開始變得緊張。在經濟方面，黎筍采取的措施始終未能使國內滿目瘡痍的經濟狀況好轉。

　　內外困局之下，在越共中央政治局內，阮文靈等人對黎筍的政策逐漸產生了不滿。1981年，由于力主進行改革，阮文靈被剔除出越共中央政治局。轉而于次年擔任起胡志明市的市委書記。

　　在越南統一前，阮文靈曾長期在越南南方工作，對當地的情形頗為熟悉。擔任胡志明市市委書記后，他的一些改革舉措在這里得以實現。這些措施受到越共中央另一位元老長征的肯定。

　　長征原名鄧春區，因為十分推崇中共領導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而改名為“長征”。在越共黨內，長征是知名的對華友好派。

　　長征曾長期被認為屬于越共黨內的保守派，立場偏向保守。但因為其越共元老的資歷，其在越南的政治地位不斷提升。在1976年成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后，長征先后擔任越南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新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1981年起，長征當選越南國務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作為對華友好派，長征在黎筍反華最激烈的時期，始終保持著沉默。然而，其對黎筍的政策其實早有不滿。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黎筍就利用黨內各種場合間接批判過長征等人。黎筍在內部會議中曾多次指責中國紅軍的長征就是“逃跑”，而越南就不用這么做。黎筍如此表態，將矛頭直接指向了長征等人。

　　1986年7月，黎筍在河內逝世，長征開始出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在成為越南最高領導人后，長征很快就改變了黎筍的路線。1986年12月，剛剛擔任總書記半年不到的長征，在越共六大上出人意料地選擇不連任，轉而力薦阮文靈出任越共中央總書記，并最終取得了成功。

　　在越南歷史上，越共六大扮演的角色與中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當。在這次會議上，阮文靈提出了“革新開放”的主張，并得到了長征等人的贊同。在這次會議相關的政治報告中，越共明確提出了短期內的目標：重組生產系統、調整體制內的投資支出、繼續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以正確的方式發展經濟，并使之發揮效用、革新經濟管理模式、著重科學、科技在經濟體系中的功能，以及擴展越南對外經濟關系，提高其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大會還提出，越南愿意與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系，比如瑞典、日本、澳大利亞等國，這讓外界多少有些意外。

　　另外，盡管這次會議選出了阮文靈等改革派領導人，但在對外關系方面，卻并未做出過多改變。越南與蘇聯、柬埔寨等國的關系仍維持黎筍時期的做法。而蘇聯方面也表示，將向越南提供約1300萬美元的援助，按此金額計算，越南平均每人接受的援助額將與美國此前對南越的支持力度相當。

　　新投資法“門戶洞開”

　　在1986年越共“六大”會議上，越南還通過了《2000年前越南經濟穩定和發展戰略》。這份文件不僅明確提出要在各領域建立商品經濟體制，還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前提下推進革新開放。當時越南提出的目標是，到2000年時越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

　　當時越南國內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引進外資逐漸被越南新的領導集體提上日程。而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制定一部不同于1977年的外國投資法。

　　1987年12月，越南國會批準了新的《外國投資法》，1988年1月這部法律得以正式公布。當年4月，越南批準了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1988年9月，外國投資法實施細則公布。

　　越南新頒布的這部《外國投資法》與1977年的《外國人在越南投資法案》有著很大的不同。新的投資法主要內容包括：(1)允許外國企業投資興辦企業，甚至是獨資企業;(2)合資企業向國外匯款原則上課稅10%。但當外資占合資企業投資的50%以上或超過5000萬美元時，僅課稅5%;(3)對合資企業征收15%-25%的法人所得稅，從計算利潤開始，兩年內免征，其后的兩年減半征收;(4)進口原材料和生產設備原則上不征稅。

　　新的外國投資法，通過法律形式向外界宣稱：在越南投資幾乎沒有領域限制(具體仍需要審核)、沒有投資比例的限制、也沒有投資伙伴的限制。其開放力度之大，一時間令外界“咂舌”。就連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也在報道中稱：這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為自由的外來投資法規”。

　　在新的外國投資法出臺后，外資進入越南的速度明顯加快。自該法頒布以來至1990年6月，外資投資在越南從無到有，累計投資項目達到159個，投資總額10.57億美元。投資增速方面，1990年1月至6月，外商投資額達到1.97億美元，盡管投資額不高，但相比1989年同期增長了50%。

　　在此之后，越南國會在1990年6月對外國投資法進行了第一次修訂。這次修訂的主要內容在于允許越南國內的私人經濟組織與國外進行多種形式的合作。為了促進本國私人企業的發展，1990年12月，越南進一步頒布了《私人投資法》。

　　就在越南國內不斷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之際，越共中央總書記阮文靈等人開始尋求改善對華關系。1990年9月，阮文靈與越南部長會議主席杜梅秘密訪問中國成都，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實現了見面，這次會談成為中越關系的轉折點。1991年，杜梅接替阮文靈成為越共中央總書記后不久便實現了訪華，在其訪華期間，兩國宣布中越關系正常化。

　　外部環境持續改善，越南國內引進外資的相關法律法規也不斷完善。1992年12月、1996年10月，越南國會對《外國投資法》進行了兩次大的修訂。這兩次修訂的主要內容可謂“有放有收”：收的方面，新的法案規定在越南政府指定的重要領域中，越南合資伙伴的投資比率應該逐步增大。放的方面，越南宣布將外資企業的經營年限由20年延長到50年，在必要的情況下還可以延長到70年。此外，修訂后的法案還增加了有關保護工業所有權的規定。

　　法律的不斷完善，逐漸消除了外商的疑慮。1992年之后，外資進入越南呈現出飛速發展的狀況。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波投資越南的熱潮中，來自中國臺灣地區的資金成為投資越南的主力軍。

　　1988年，李登輝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為了避免臺灣企業完全倒向中國大陸，1989年，李拋出了“南進政策”，所謂南進政策，就是希望引導臺灣企業投資東南亞地區，擺脫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剛剛向外界開啟大門不久的越南，很快成了李登輝“南進政策”的試驗田。

　　1989年，國民黨利用黨產投資設立了中央貿易開發集團，投資金額超過7億美元。隨后，為了開拓海外市場，中央貿易開發集團董事長丁善理出國考察，在經過兩年多的考察后，丁善理將主要投資目標鎖定在了越南。

　　1991年9月，中央貿易開發集團獲準在越南設立新順出口加工區。這是越南第一個出口加工區。很快，這一出口加工區就成了越南的“樣板”園區。在建成之后，這一出口加工區吸引了大批臺灣企業入駐，每年為越南貢獻十多億美元貿易額。

　　據越南媒體報道，1991年到1996年6月，臺灣在越南共取得274個投資執照，注冊資金達到37億美元，以金額計算，臺灣持續位列越南45個主要外資來源地的榜首。在臺灣之后，則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而同一時期，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非常有限。

　　“金融危機”沖擊

　　如果說1988年到1990年是越南引進外資的萌芽期，1991年至1996年期間，無疑是越南引進外資的第一個高峰。

　　在1991年后的6年間，流入越南的外資呈現出逐年放大的態勢。比如，1993年引進外資額比1991年翻了一番，1994年投資額又是1992年的兩倍，而1995年、1996年外資流入分別達到66億美元、86億美元，達到歷年的頂峰。

　　這樣的外資流入規模，既促進了越南經濟的增長，也通過勞務市場提高了越南普通居民的收入。但就像硬幣總有兩面，外資如潮水般涌入，對于越南這樣一個較為貧窮的國家來說，很容易就出現了“消化不良”。而過于依賴外資，也同樣讓越南經濟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由泰國爆發并逐漸蔓延，這讓剛有起色的越南經濟開始飽嘗寒意，其引進外資的計劃也遭遇滑鐵盧。

　　實際上，在金融危機爆發前，越南國內就已經出現了諸如環境惡化、基礎設施不完善、投資限制重重等不利因素。部分外資開始“望而卻步”、甚至打起了退堂鼓。金融危機的爆發讓越南經濟“另添波折”。

　　貨幣的大幅貶值是越南遭遇到的“第一道坎”。金融危機發生以前，越南盾對美元的匯率為11000盾兌換1美元，到了1998年年底，匯率變成14000盾兌換1美元，越南盾貶值高達27%。

　　對于外資來說，一個國家的貨幣幣值是否穩定，是影響其投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更為重要的是，越南主要外資來源地中國臺灣、日本、中國香港、韓國、東南亞等地，均深陷金融危機的泥潭。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為了避免倒閉，采取了收縮政策，在對外投資方面則是能省則省。外資“斷炊”很快就成了越南經濟遭遇到的“第二道坎”。

　　從數字上看，金融危機之后，外資流入越南的總額降幅非常明顯。1997年全年越南引進外資協議金融為45.14億美元，比1996年下降47%。1998年，外商投資項目為260件，比1997年下降78.5%，協議金額下降9.1%，實際利用外資僅19.56億美元。

　　此外，有不少已經投入建設的外資項目也被迫停止。一些外商在越南的辦事處紛紛關閉，其中，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東南亞國家投資幅度減少最大。

　　1999年，越南引進外資額再度出現下降，全年引進外資僅為15.86億美元，為1996年后的最低值。

　　外商投資連續3年下降，是越南啟動引進外資戰略以來遭遇到的最大挫敗。即便在金融危機開始之初，越南政府就已經采取了多次刺激投資的措施，包括放寬外資設立公司的限制、簡化出入境手續、減少投資審批障礙等，但最終取得的實際成效非常有限。

　　2000年，隨著東南亞國家相繼從金融危機中復蘇，越南引進外資的金額終于開始回升。但在其后幾年時間里，越南的外商投資似乎都難以從低谷中緩過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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