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無疑是人類最值得追求的一種善業，但是如何實踐民主?冷戰時期，為了對抗來勢洶洶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即當時世界性的民主運動，美國人必須證明自己就是民主的典范，于是熊彼特建構了“選舉式民主”——民主就是公民選舉產生政治家的過程，如何立法和決策則不是民主政治的范疇。在兩極對立的冷戰時期，社會科學徹底二元對立化，有無“選舉式民主”就成為判定有無民主的唯一標準。從南歐到蘇聯東歐、從南美到東亞-南亞的“第三波民主化”，其實就是紛紛搞了作為西式民主核心制度的“選舉式民主”，其中泰國也于1992年搭上了這趟順風車。

　　根植于異域的現代政治形式與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是有沖突的

　　包括泰國在內的四十多個轉型國家，為什么善終者少之又少?大多數國家要么陷于國家治理失效如菲律賓、墨西哥，要么國家分裂如蘇聯、南斯拉夫、烏克蘭，要么出現周期性政治動蕩如非洲很多國家和泰國。這是為什么?

　　現代政治和傳統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作為現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兩千年連續性傳統的內生性演化而來，而文化傳統完全不同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照搬、移植一種外生性制度，自然會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作為現代政治形式的民主首先離不開其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比如法治至上和妥協精神。當2000年小布什和戈爾產生選舉僵局以后，美國最高法院一錘定音，戈爾及其支持者心有不甘但接受裁定。這是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經典再現，全世界對此印象深刻。不僅如此，老生常談的話題是，選舉式民主需要一些基本條件，否則就是政治動蕩。美國著名民主理論家達爾語重心長地告誡發展中國家，“我一再指出，一個國家特定的基礎條件和背景條件有利于民主的穩定，如果這些條件過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說，即使它存在，也是極不穩定的。”達爾講的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民主的水土不服問題，“背景條件”是作為事物源頭的“水”，即歷史文化背景;“基礎條件”是作為事物生命力的“土”，即現實條件。

　　達爾擔心的結局一再出現。一套運行不錯的政治制度，不但應該是內生性的，既有其歷史文化基礎，還應該具備一定的現行條件，否則就會因正因而生變果。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世界政治，是選舉式民主只在早發達的而且是以基督教為主的二十多個國家搞得還不錯、但到其他國家尤其是后發國家就變味的原因。都在實行同一個概念下的同一種形式的民主即選舉民主，有的國家的選民是為了好的公共政策而投票，但這樣的國家并不多見;更為常見的是，選舉不過是為了一己之私，比如菲律賓是為了世襲封建制大家族利益而奔走，意大利南部的人為自己的“恩主庇護”而戰，印度人則為族群政黨比拼，非洲國家為部族而流血，伊斯蘭主義國家為“圣戰”而選舉……結果，為特定利益的選舉政治發達了，犧牲的永遠是民生和社會福利。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異域的現代政治形式與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歷史文化的沖突。外來的和尚念不好經。

　　泰國周期性動蕩的原因很簡單，選舉式民主在泰國既與其歷史文化傳統相抵牾，又沒有“基礎條件”做支撐

　　泰國政治亂象只不過是眾多國家西式民主水土不服的一個案例而已。自1932年實行君主立憲制，泰國共發生大小軍事政變19次;1992年民主化以來，軍事政變依然是家常便飯，2006年推翻他信政權，此次又推翻他信的妹妹英拉政權。泰國周期性動蕩的原因很簡單，選舉式民主在泰國既與其歷史文化傳統即達爾所說的“背景條件”相抵牾，又沒有達爾所說的“基礎條件”做支撐，結果民主政治在泰國必然是一種難以自我運行的制度。

　　泰國政治的“背景條件”是什么呢?一句話，就是王室—軍事集團組成的保皇派政治聯盟，二者彼此需要，互為條件，形成了一個長達80年的生命共同體。泰國的現代政治起始于1932年軍事政變所實行的虛位君主立憲制。此后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國王在政治上都靠邊站。但是，隨著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和人民政治權利意識的提升，軍人政權越來越扛不住民眾政治參與的要求，于是軍人在1960年代把國王推向前臺，并在刑法中規定“冒犯君主罪”，使得國王從此享有至高無上的威嚴和政治地位。在1992年泰國民主化過程中，普密蓬國王又成功地調和了示威民眾和軍方之間的沖突，國王作為政治穩定器的作用進一步突顯。但是國王的地位離不開軍隊的守護，而保證軍人利益自然也就成為國王的優先議程。

　　也就是說，泰國這樣的“背景條件”為以平等化為核心特征的選舉式民主設置了一個前提，即王室—軍人聯盟凌駕在民選政府之上。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2007年的憲法又廢除了參議院選舉，改為由國王和軍隊直接任命參議員;而參議院又任命總檢察長及其屬下的憲法法院。這樣，民選政府頭上又有了第二道緊箍咒，結果一個又一個民選政府被所謂的憲法法院判定違憲，2008年判決沙瑪總理上電視表演廚藝違憲，2014年判決英拉總理任命自己的內閣成員違憲。

　　泰國的“背景條件”讓選舉民主產生的民選政府難以維系，“基礎條件”的缺失讓人民內部沖突不斷

　　我們知道，選舉民主是社會平等化的產物，因而其表現形式就是一人一票的政治、法律和社會地位的平等權。西方國家搞一人一票的時候，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社會階級以中產階級為主。在中產階級主導的大致平等化的社會結構里，人們的利益和觀念有差異但不會是不可調和的，左右兩派都是自由主義光譜上的不同級差而已。因此，社會平等化的一人一票并不會導致社會的緊張，密爾150年前所擔心的“階級立法”最終也沒有在英國出現。

　　但是，在社會結構關系緊張而存在利益張力時，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反而會加劇社會結構之間的緊張和沖突。原因很簡單，一人一票是人頭政治，人頭多的階層、集團將會確定性地贏得選舉。在發展中國家，所謂人數多的階層自然是農民階層或草根階級。不僅如此，不同于早發達國家的一族一國，發展中國家很多是多民族國家，民族矛盾尖銳，民族主義盛行，教派沖突嚴重。正如人們多次看到的，如埃及、伊拉克、伊朗以及烏克蘭，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導致的是多數對少數的壓制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流血沖突。即使在不存在教派沖突和民族主義的國家，平等的選舉權也需要大致平等的社會結構為基礎，但是泰國恰恰沒有這樣的社會結構。“選舉式民主”是同質化社會中的平等化的產物，而在存在宗教沖突、民族矛盾的異質化社會和貧富極化的不平等結構的發展中國家比如泰國，數人頭的選舉政治必然會加劇業已緊張的社會矛盾，政治動蕩難以避免。

　　結果，沒有出現在早發國家的“階級立法”則時常出現在發展中國家比如泰國。電信大亨出身的他信將他的生意經成功地用在政治營銷上，其一系列政策讓北部和東北部的農民受益匪淺，而他們正是選舉中的大票倉。就這樣，2006年他信的愛泰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第二次選舉，原來政黨、派系林立的眾議院一下子變成了他信的天下，一黨獨大，其他政黨的傳統生存空間受到擠壓，他們為此而恐懼，于是聯合起來走上街頭，以“街頭政治”對抗“選舉政治”。他信集團的高人氣同樣也威脅著王室—軍事集團的傳統地位，自然暗中支持街頭政治，在混亂中發動了推翻他信政權的軍事政變。但是，只要是選舉，他信集團就能沒有疑問地贏得選舉，而其他政治力量則不妥協地選擇街頭政治，一次又一次的王室—軍事—司法集團介入。泰國民主政治的結越系越緊。

　　在泰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單靠選舉式民主不但不能讓人民滿意，甚至已經失控

　　就這樣，發生在既沒有“歷史背景”又缺少“基礎條件”的泰國的西式民主一開始就水土不服，選舉式民主越頻繁，政治關系就越緊張。選舉式民主沒有提升泰國的國際形象和經濟發展，而是相反。

　　在這種背景下，各派都主張搞政治改革以穩定政局。但是，改革方案如何設計?占泰國人口30%的城市中產階級提出“眾議院議員30%靠選舉，70%靠任命”，這一方案恰恰與泰國人口階級比例相反，因此是反動的，行不通的。但是，簡單的按人頭的選舉式民主也不會有更好的前景。這就需要雙方的政治妥協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彼此讓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甚至是核心利益。自己割自己的肉，談何容易!城市中產階級即便能和農民階級達成妥協，第三方政治勢力即王室—軍事集團會自動退出政治舞臺嗎?至少我們局外人看不到這種希望。

　　泰國中產階級所搭乘的第三波民主化這趟順風車，已經把泰國拉向迷途。“選舉式民主”最初是中產階級推動的，而當底層民眾通過“選舉式民主”進入政治舞臺而危及他們的利益時，“選舉式民主”的推動者又轉而反對民主。這就是政治的吊詭之處。

　　作為社會平等化大勢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民主的本意還是人民主權，是事關人民幸福的大事業，因此不但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更重要的還有實質民主即人民得到什么，人民是否滿意。在泰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單靠選舉式民主不但不能讓人民滿意，甚至已經失控。因此，時代呼喚制度創新，以新的制度形式來實現民主的善業。

　　本文語粹

　　●現代政治和傳統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作為現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兩千年連續性傳統的內生性演化而來，而文化傳統完全不同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照搬、移植一種外生性制度，自然會水土不服，成功者少有。

　　●“選舉式民主”是同質化社會中的平等化的產物，而在存在宗教沖突、民族矛盾的異質化社會和貧富極化的不平等結構的發展中國家比如泰國，數人頭的選舉政治必然會加劇業已緊張的社會矛盾，政治動蕩難以避免。

　　●“選舉式民主”最初是中產階級推動的，而當底層民眾通過“選舉式民主”進入政治舞臺而危及他們的利益時，“選舉式民主”的推動者又轉而反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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