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編譯

　　馬克西梅•夏克斯：在你的新書《美國的戰爭機器》中深入研究了你所說的“與全球毒品的聯系”。您能說說這個概念嗎?

　　彼特•達爾•斯科特：首先讓我確定我所理解的“與毒品的聯系”。毒品不是通過“魔術”進入美國的。大量的毒品進入這個國家有時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認可或是直接合謀。我將舉出在《美國的戰爭機器》中的一個例子，我在書中提到拉蒙•紀廉•達維拉將軍，他是中央情報局在委內瑞拉建立的一個反毒機構的負責人，此人在邁阿密被定罪，因為他秘密將一噸可卡因運進美國。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盡管美國禁毒局提出異議，中央情報局同意至少將一噸純可卡因運到邁阿密的國際機場，以便獲得有關哥倫比亞販毒集團的情報”。據《華爾街日報》報道，紀廉將軍可能非法地將22噸多毒品運到美國。但是，美國當局從來沒有向委內瑞拉提出引渡紀廉的要求。甚至在2007年當紀廉在那里因策劃企圖暗殺查韋斯總統被逮捕時，指控紀廉的文件還在邁阿密蓋章。這事不會令人吃驚，人們知道他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合伙人。

　　但是中央情報局與毒品的聯系不限于在美國和委內瑞拉，而是從戰后以來逐步擴大到世界上。美國確實試圖發揮它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影響力，但是作一個民主國家，它不能將美制武器運到這些地區。這樣，就發展了由當地販毒分子資助和支持的軍隊。這種行動模式逐漸變成一種普遍的規則。這是我在書中談到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書里我特別研究了1950年開始的“紙行動”，中央情報局在緬甸利用KMT軍隊組織在地區進行販毒活動。當那支軍隊變得完全無效時，中央情報局在泰國組織了自己名為帕魯(PARU)的部隊。負責這支部隊的情報官員承認帕魯的活動是由大量的毒品資金資助的。

　　在恢復東南亞的販毒時，KMT作為提供支持的軍隊變成為中央情報局采取習慣行動的前奏：與通過毒品進行資助的團伙秘密勾結進行戰爭，比如上個世紀50、60和70年代在印度尼西亞和南中國海，以及80年代在阿富汗和中美洲所發生的那樣，90年代在哥倫比亞和2001年在阿富汗也出現這樣的情況。負責人再次是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或是負責組織地下活動的團伙?？梢钥吹綇膽鸷蟮臅r代以來它的代理人得到販毒活動得來的利潤的資助，他們的活動從一個大陸到另一個大陸，重復著同樣的模式。因此，我們可以說是與“全球毒品的聯系”。

　　馬克西梅•夏克斯：您在《美國的戰爭機器》一書中還指出，毒品的生產大部分在美國靠其軍隊或情報服務機構進行干涉的地方，一旦這種干涉結束，毒品的生產就下降。在阿富汗，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逐步撤走它的軍隊的時候，您想過撤退結束時毒品的生產會下降嗎?

　　彼特•達爾•斯科特：觀察阿富汗70年代的事情是有趣的，隨著在東南亞販毒的減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邊界地區逐步變成為國際販賣鴉片的中心地點。最后到1980年，中央情報局以間接的方式大規模卷入，在阿富汗的戰爭中反對蘇聯。1979年以前，只有來自金三角的少量鴉片進入美國。但是僅在一年之內，進入美國的海洛因60%來自那個地區，這是官方提供的統計數字。

　　我在書中談到那場由毒品支持的戰爭的社會后果還在繼續影響我們。比如，僅在今天的巴基斯坦看來就有500萬海洛因癮君子。但是在2001年美國靠販毒分子的幫助它將一項準國家的全國建設進程強加于人，包括操不同語言的至少10多個重要的部族團體。在那個時期，美國的意圖是很清楚的，就是利用販毒分子在阿富汗的土地上站住腳。2001年中央情報局為反對塔利班的斗爭建立了自己的聯盟，招募甚至是“進口”在80年代曾經是它有盟友的販毒分子。比如1959年在老撾，1980年在阿富汗美國的干涉對國際販毒集團是一種賜福。由于阿富汗農村地區的混亂加劇和空中販毒的增加，鴉片的生產增加了一倍多，從2000年的3276噸增加到2007年的8200噸(2001年由于塔利班禁止鴉片生產，產量只有185噸)。

　　如今不可能確定在阿富汗毒品生產是如何演變的。但是如果美國和北約只限于撤退而身后留下混亂，所有的人將遭受其后果，但販毒分子除外，他們將利用無序狀態開展他們的非法活動。因此，在阿富汗和所有的鄰國包括中國和俄羅斯(因它與中亞國家接壤可以認為是一個鄰國)之間建立一種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國際安全和發展理事會建議收購和改造阿富汗的鴉片，以便在第三世界的國家將其用于醫療的目的，這是它們緊急需要的。但是華盛頓反對這項措施，沒有保持有效和牢固的秩序的制度這項措施是很難實施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走向一種多邊的解決辦法，包括受到來自阿富汗的販毒影響很大的伊朗。此外，伊朗是最積極反對阿富汗毒品出口的國家，由于販毒正在失去更多的生命。因此，必須承認伊朗是反對販毒斗爭的一個重要盟友。但是出于很多理由，這個國家被認為是西方世界的一個敵人。

　　馬克西梅•夏克斯：您在書中闡明販毒收入的重要部分提供給國際銀行系統，包括美國的銀行，這樣創造了一種真正的“毒品銀行”。在這種情況下，您怎樣看匯豐銀行的情況?

　　彼特•達爾•斯科特：首先，匯豐銀行的洗錢丑聞讓我們想到這家銀行操縱販毒收入可能有助于向恐怖主義提供資金，如同2012年7月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分委員會揭露的那樣。此外，參議院一份新的報告估計，“每年來自犯罪途徑的3000至10000億美元被世界的銀行洗過，這些資金的一半經過美國的團伙”。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向我們解釋說匯豐銀行將不會解體，因為它在西方的金融機構中過于重要。應當記住，聯合國反對毒品和犯罪辦公室負責人曾經說過，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最糟糕的時候數十億毒品美元阻止了銀行系統的沉淪。

　　這樣，匯豐銀行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支付19.2億美元的罰款，這就避免它成為刑事起訴的目標。美國政府以這種方式讓我們明白沒有任何人會因為這種罪行而被判刑，如前所述匯豐銀行是銀行系統的重要部分。這是一種重要的供詞。實際上，金融系統所有的大銀行—不僅是匯豐銀行—都承認建立了分行(私人銀行)專門用于洗臟錢。一些銀行支付了巨額罰款，一般來說這比通過洗錢創造的利潤要少很多。存在這種逍遙法外的時候，銀行系統將以這種方式運作。

　　這是一種真正的丑聞。您想任何一個被逮捕的人在口袋里有數克可卡因。最大的可能是他將被關進監獄。但是匯豐銀行能夠通過它在墨西哥的分行洗錢70億美元的毒品收入，沒有任何人入獄。

　　實際上，毒品是支撐美元的主要因素之一，這說明使用了“毒品經濟”的表達。在國際貿易中交換最多的有三種商品。首先是石油，其次是武器，第三就是毒品。這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系的，都以同樣的方式向銀行提供資金。因此是全球的銀行系統吸收了大部分毒品的資金。這樣，我在《美國的戰爭機器》一書中研究這些毒品收入的一部分以何種方式資助美國的某些地下活動，同時分析由此帶來的后果。

　　馬克西梅•夏克斯：10年前布什政府開始了反對伊拉克的戰爭，但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認可。您對這場沖突的總結是什么，特別是它的人力成本和資金成本?

　　彼特•達爾•斯科特：我認為在美國近代的對外政策中有兩大災難：一個不必要的越南戰爭，另一個是更不必要的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表面上的目標是在這個國家“恢復民主”，這是一種真正的幻想。是伊拉克人民必須決定今天的形勢是否比這場戰爭之前更好，但是如果對此詢問他們，我懷疑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

　　關于人力和資金的成本，這場沖突是一場災難，不但對伊拉克是如此，而且對美國也是這樣。但是美國前副總統迪克•切尼剛在一份文件中宣稱他將像過去一樣去做，“一分鐘也不差”。但是，《金融時報》最近估計在重建伊拉克的框架中分包商們和美國政府簽署了超過1380億美元的合同。僅由切尼在成為美國前副總統以前領導的哈里伯頓公司的分公司溴化鉀(KBR)公司從2003年以來簽署了至少價值為395億美元的一系列的聯邦合同。

　　我們還記得2000年底-“9•11”事件一年前-迪克•切尼和羅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共同簽署了由“美國新世紀計劃”(一個新保守派施加壓力的團體)提出的一份重要的研究報告。這份題為《重建美國的防務》的研究報告特別要求大幅度增加美國的國防預算，在伊拉克推翻薩達姆•侯賽因，保持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軍隊，甚至是在獨裁者倒臺以后。盡管這場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資金代價，某些私人企業從災場沖突中獲取了巨額利潤。最后，當人們今天看到在中東支持伊朗的什葉派和得到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支持的遜尼派之間存在非常緊張的關系時，我們必須記住反對伊拉克的戰爭在整個地區產生了非常不穩定的沖擊……

　　馬克西梅•夏克斯：關于敘利亞的形勢和可能的解決辦法，您的觀點是什么?

　　彼特•達爾•斯科特：由于形勢的復雜性，關于在敘利亞應當做什么至少在當地，不存在一種簡單的回答。但是，作為前外交官，我相信我們在大國之間需要達成一種共識。俄羅斯繼續堅持需要遵守日內瓦的協議。美國不這樣認為，在利比亞的做法確實超出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在敘利亞正在違反一種潛在的共識，這不是要走的道路，因為我認為需要國際上達成一致。不然，有可能在中東通過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中間人的戰爭結果將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卷入進去，直接參與敘利亞的沖突。于是就有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發生戰爭的危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由在波斯尼亞當地發生的一個事件而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是一場在西班牙的中間人的戰爭，在那里俄羅斯和德國間接對抗。我們必須和能夠避免這類悲劇重演。

　　馬克西梅•夏克斯：但是您不認為相反，美國今天試圖與俄羅斯達成協議嗎，特別是通過國務卿約翰•克里的外交?

　　彼特•達爾•斯科特：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請允許我對90年代在阿富汗和中亞在蘇聯撤退以后的事情作一個類推。在美國周期性復發的問題是很難在政府內部達成共識，因為存在一大堆機構，有時它們的目標是對立的。這就造成不可能制定一項統一的和連貫的政策。這就正好是我們看到的1990年在阿富汗的情況。美國國務院被迫愿意與俄羅斯達成一項協議。但是，中央情報局繼續和它的販毒盟友或在阿富汗的吉哈德分子一起工作。在那個時候，前總統克林頓一位很親密的朋友斯特羅貝•塔爾博特在國務院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宣稱美國有充分的理由應當與俄羅斯在中亞達成一項安排，而不是認為那個地區是一個操縱事件以便獲得優勢(為了回到布熱津斯基的觀念)的“大棋盤”。但是，五角大樓那時正在與烏茲別克克斯坦達成秘密協議，這些協議完全抵銷了塔爾博特試圖做的事情。我懷疑今天在美國的外交和安全機構內這類內部的分歧已經消失。

　　在任何情況下，從1992年起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所實施的沃爾福威茨的理論自2001年要求美國對全球進行單邊統治。同時，國務院更為溫和的成員們則試圖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對不同的沖突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但是，在呼吁通過軍事力量統治世界的同時又進行和平談判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不妥協的鷹派人物更經常地強加于人，其簡單的理由是他們擁有更多的預算，這些預算支撐著美國的戰爭機器。這樣，如果您得到外交上的承諾，這些鷹派人物的預算減少，這就說明為什么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占優勢地位的傾向是最糟糕的解決辦法。這正好是能夠阻止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在敘利亞的沖突問題上在外交上達成共識。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3年12月26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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