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紀以來，美國遭遇到一系列來自于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挑戰。這些挑戰一方面導致了美國冷戰后所獲取的霸權地位開始出現式微之勢，另一方面可能也正是一個帝國走下坡路的外在征兆。

　　新世紀美國面臨的外部挑戰

　　新世紀之初，美國就面臨著來自于非國家行為體的安全威脅——九一一恐怖襲擊。與以往安全威脅不同的是，這次是以一種非常規、非對稱手段對美國本土安全所構成的直接威脅，其行為主體是行蹤詭秘、組織嚴密、分布廣泛的“基地”(al-Qaeda，卡伊達)組織。這次恐怖襲擊打破了美國本土不受攻擊的神話，徹底改變了美國人的傳統安全觀。正因為其對美國人所產生的震撼性效應，小布什政府才挾美國國力之優勢與打擊恐怖主義之道德旗幟以令四方，提出了“要么與我們站在一邊，要么與我們為敵”的口號，先后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同時對世界上諸多敵對政權冠之以“暴政前哨”、“邪惡軸心”的名號，欲以一己之力平定天下，建立真正“美國治下的和平”。

　　然而，經過了八年戰爭，待到小布什任期結束之時，美國也未能實現既定目標，當年小布什在美國“林肯號”航母上宣布“任務完成”的那一幕成為人們揶揄他最好的材料。與此同時，美國還面臨著來自于非西方國家群體性崛起的挑戰。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挑戰對于美國霸權的影響更加深遠。當奧巴馬總統走馬上任的時候，他驀然發現，全球力量分配格局正在發生微妙但不可逆轉的重組，國際體系也因此而出現了新的特征。于是，奧巴馬在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中指出，當前國際體系需要進行調整，以容納更多新的力量中心的利益訴求。他明白，美國如果不主動對國際體系進行調整，那么被動調整給美國所帶來的成本將會更大。

　　新世紀美國面臨的內部挑戰

　　由于年年征戰，美國國內財政吃緊，當年克林頓離任之時給美國留下了大量的財政盈余，而小布什留下的是大筆財政赤字。屋漏又遭連夜雨。正當美國受困于兩戰之時，美國國內經濟又出現了嚴重問題，因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終于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之后爆發了。這次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美國人自己。更準確一點來說，是因為美國金融衍生品的泛濫、華爾街財閥的貪婪以及美國政府監管的缺失而致。

　　當然，金融危機爆發后，關于其原因有過很多的猜測，其中之一便認為這是美國自導自演的“鬧劇”，即所謂的“陰謀論”。但是，從金融危機對美國所造成的影響來看，包括對美國經濟所帶來的實質性影響、對“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一發展模式的沖擊性影響以及對美國國家軟實力的消極影響來看，若是美國有意為之，從目前情勢來看，這也是一個“斃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自殘式戰略。

　　除了經濟問題之外，美國國內還出現了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2010年，美國“茶黨”(Tea Party)在政壇攪動了一方池水。2011年9月，美國國內掀起了“占領華爾街”( Occupy Wall Street)的社會運動，他們打出的旗號是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盡管并不能將這一現象解讀為美國政治之殤，但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社會對當下狀況的不滿。這種不滿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對美國兩黨政治斗爭方面，尤其是對越演愈烈的政治極化現象。

　　實際上，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兩黨在諸多內部議題上意見相左，如醫療改革、移民改革、債務上限等，這些內政事務已經影響到了美國的外交，如2013年10月所出現的政府“停擺”現象，很大程度上成為奧巴馬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的主要原因。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采取了諸多非常規經濟救濟手段，如實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同時，為了緊縮財政，美國不得不對國防部“開刀”，要求其在未來十年內削減487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美國防長哈格爾表示：“這些減支太快、太多、太突然、太不負責任，”將會嚴重影響到美國的戰備能力與應對挑戰的能力。2014年美國國防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2014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中也指出：“美國面臨著迅速變化的安全環境……國防部也面臨著一個日益變化且充滿變數的財政環境。”“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動，持續的自動減支措施將在未來十年嚴重影響美軍能力。”

　　實際上，美國已經感受到了軍力削弱所帶來的被動影響，如美國在利比亞戰爭中采取所謂的“幕后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戰略即是美國責任分擔戰略的一個典型案例。到了敘利亞危機之時，美國的軍事介入能力受到了更大的質疑。奧巴馬所劃定的“紅線”被逾越，而美國卻顯得猶豫不決，最后接受了俄羅斯“化武換和平”的倡議。等到了烏克蘭問題之時，人們普遍認為，美國在這一事件中將不會采取任何可能引發俄美軍事對峙的措施。果不其然，奧巴馬明確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將不會考慮動用軍事干預手段。

　　鑒于美國實力式微之勢，奧巴馬還強調，美國不會向烏克蘭作出無法兌現的承諾。實際上，無論是敘利亞危機，還是烏克蘭問題，美國所遭遇的尷尬不僅僅在于地緣戰略博弈中所處于的“守勢”地位，更在于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盟國對于其履行承諾能力的質疑。這種不信任感對美國維持全球領導地位所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因為美國在二戰后所建立的國際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美國在全球(主要是歐洲、亞洲以及中東地區)構建了廣泛、可靠的同盟與伙伴網絡。支撐這一網絡的要件除了美國的實力之外，便是各國對于美國在關鍵時刻為其提供安全保護的信心。如果這些國家對美國履約能力感到懷疑的話，便會直接動搖美國同盟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換句話說，此時的美國所需要的正是盟國或伙伴國的信心與信任支持。

　　但是，美國何以在霸權式微的情境下要求其盟國及伙伴國對其安全承諾抱持信心呢?無非有兩種手段：其一是不斷強調美國擁有履約的能力與意愿。這正是美國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例如，2014年3月20日，奧巴馬在就烏克蘭問題發表講話時就強調，“美國對北約(NATO)盟國的支持毫不動搖”;哈格爾近日在訪問日本前夕接受《日經新聞》書面專訪時表示：“我前來訪日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再次向美國的盟國保證，我們會履行對其安全的承諾。”針對菲律賓將南中國海問題提交國際仲裁，美國政府也表現出明確的支持態度。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瑪麗·哈夫(Marie Harf)在2014年3月30日的聲明中說：“美國重申對以和平方式解決領海爭端的做法的支持，而不必害怕任何形式的報復，包括恐嚇和脅迫。”

　　其二是通過實際行動展現美國安全承諾的有效性。例如，美國可能采取實際行動支持其盟友或伙伴國在國際爭端中的利益訴求，如向部分國家提供軍事裝備、將尖端武器系統部署到相關區域、與其盟國展開有指向性的軍事演習，等等。然而，這樣做美國可能會面臨較大的風險，一方面是美國可能會被一些別有用心的盟國或伙伴國拖進國際爭端中，從而令美國不得不在具體事務中選邊站隊。實際上，美國對待不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國際爭端一貫抱持戰略模糊的態度。另一方面是美國可能會遭遇到實在的戰略風險，如陷入到與另一大國的戰略沖突之中。

　　從歷史上看，當某一霸權處于式微之中時，國際關系將會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將會增加國際社會的風險系數。也許，當下正處于這樣的一個時期，但歷史不是簡單的重復，如果處于式微中的霸權國家能夠慎重進行戰略選擇，而其他大國可以充分考慮到該霸權國家的利益訴求與威望需要，新的歷史圖景將會被描繪于世人面前。(作者任職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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