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國際形勢總體平穩，局部動蕩，國際力量對比漸趨均勢，呈現如下五大特點：

　　一、西方國家主宰世界能力減弱

　　2013年東西方差距在縮小，從而加速了國際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在經歷5年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正在緩慢復蘇。雖然發達經濟體剛出現一些好轉跡象，新興經濟體又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總體來看，并未改變南高北低的增長態勢，西方國家仍處于懸崖之上，歐債危機遠未結束，法國已深陷經濟失速泥潭。據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報告顯示，自2009年至2012年，22個歐洲國家中接受救濟組織食物施舍人數增加了75%。該會秘書長格萊塔說：“歐洲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此外，二十國集團取代了八國集團，成為國際合作的首要平臺，既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加強溝通、增進信任的有效渠道，又是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途徑。聯合國正日益發揮重要作用。各成員國強烈要求國際政治民主化，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西方的一些提案被聯合國安理會否決，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在增加。金磚國家日益活躍，依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當前發達和新興兩大經濟體支撐世界，缺一不可。西方國家一手遮天，一家說了算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二、大國博弈激烈，縱橫捭闔

　　各大國加緊角逐，互相制約，斗而不破。其主要特點是：

　　1.重視聯合國安理會的重要作用。各國對重大國際問題的處理更加注重發揮聯合國作用，尤其涉及對主權國家實施軍事干預的問題，西方國家更需要安理會的授權，以應對國內民意和國際輿論壓力。在處理敘利亞危機問題上，西方國家迄今未拿到安理會對敘動武的“尚方寶劍”，故未能如愿以償，甚至連美國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像2003年打伊拉克那樣再繞開聯合國攻打敘利亞。9月24日，奧巴馬在聯大發言中，呼吁聯合國安理會通過迫使敘利亞放棄化武的決議。

　　2.爭站國際道義制高點。對于氣候變化、自然災害、販毒、販賣人口、恐怖主義、化武、核武等涉及人類生死存亡的全球治理活動，各大國爭相參與、闡明立場、提出方案、積極爭取國際話語權。盡管各國對上述問題看法不一，舉措也不盡相同，但總體采取合作態度，以體現國際責任感和人道主義。比如，最近召開的華沙氣候變化大會，雖未解決實質性問題，但還是達成三項主要共識,表明與會各國都不愿承擔大會失敗的責任。

　　3.文斗武備。各大國互存疑慮互有戒備，爭相發展軍力加以牽制。外交來往頻繁，時而唇槍舌劍，時而達成妥協。當前，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熱點。美國加快戰略重心東移，重返亞太，實施“再平衡戰略”。其雙管齊下，步伐強勁，一方面，加強對該地區軍事部署，投放60%的海、空軍力，又在日本沖繩追加部署了12架新型“魚鷹”運輸機，提升遠程投運和機動打擊能力;不時對中國捍衛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正當行動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并同日、韓、菲分別舉行海上聯合軍演，擾亂中國周邊安寧。另一方面，美國在同中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同時，又大搞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拉攏日本等國，企圖主導地區安全和經濟事務，遏制中國崛起。俄羅斯調整軍事部署，實施遠東開發戰略，積極參與朝核問題的解決，堅決反對日本否定二戰侵略的言行，敢于對美國說不。

　　4.合作大于爭斗。國際政治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個多元競爭舞臺。當前，各大國都在加強合作，各種合作組織層出不窮。2013年9月，俄美達成銷毀敘利亞化武的框架協議。9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全體通過了銷毀敘化武的2118號協議。美伊(朗)關系開始“破冰”，9月27日，兩國元首實現了中斷34年的首次通話。12月7日，世界貿易組織第九屆部長級會議達成了該組織成立18年來首份多邊貿易協議，致使多哈回合談判12年僵局獲得歷史性突破。這對處于脆弱復蘇的世界經濟而言，無疑是重大利好。當然，各大國在合作中常伴有爭斗，但大都適可而止，留有余地。

　　三、美國霸氣有所收斂，俄羅斯影響力上升

　　美國領導力下降，老大地位今不如昔，指揮棒有些不靈了。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八國集團峰會上，美國的聲音不再那么響亮，附和者漸少，反對者增多。2013年10月11日，西班牙《國家報》網站發表題為“華盛頓，有人在嗎?”的署名文章稱：“一個在解決國內問題方面遭遇諸多困難的超級大國將很難充當世界的燈塔”。同時，美國對于歐債危機的旁觀者態度引發了歐盟多數國家的不滿。他們認為，美國作為盟友在“隔岸觀火，見死不救”。美國中情局前雇員斯諾登爆料美網絡監視項目，暴露了美國一貫標榜的“民主、自由、人權”的虛偽性，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責難。

　　在中東，奧巴馬“無奈”地接受了俄羅斯“化武換和平”倡議，推遲對敘動武，從而開創了冷戰后國際社會成功阻止單邊軍事行動的先河;美國在埃及的外交斡旋屢遭失敗，進退維谷;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后，伊局勢動蕩不安，美國打造的中東樣板蕩然無存。

　　在亞太地區，美國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但實際上，除日本、韓國、菲律賓之外，美國對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力漸弱。美國大力推行的TPP，參與國之間存在嚴重分歧，談判進程舉步維艱，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達成共識是個未知數。2013年10月，美國聯邦政府關門導致奧巴馬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使亞洲人懷疑美國對該地區的責任心的持久性，從而折射出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能力下降。

　　俄羅斯在崛起，國際影響力在上升。普京執政后積極為其“強國夢”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在斯諾登事件中，俄羅斯是唯一一個在心理上做好對抗美國準備的大國。美國《福布斯》雜志10月30日公布2013年度“最有權力人物”排行榜，將普京排第一位，奧巴馬排第二位。其理由是，普京重新出任總統后已“鞏固領導地位”，而奧巴馬剛連任就進入“跛腳鴨”時期，2013年10月，美聯邦政府“停擺”就是最新例證。此外，奧巴馬應對敘利亞危機和“監控門”事件效果不盡樂觀，普京則“成功令敘利亞免受美國軍事打擊”。由于俄美在全球性和雙邊重大問題上有著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美國繼續奉行制俄、弱俄政策，因此，兩國關系雖有重啟，但轉暖有限，難有大的起色。

　　俄羅斯重返中東勢頭強勁，著重加強同伊朗、敘利亞和埃及關系。借魯哈尼上臺調整對外政策之際，俄羅斯強化與伊朗合作。雙方簽署了包括軍貿在內的合同。對于伊核問題，俄羅斯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時，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此外，俄羅斯全面發展同敘利亞的關系。對于敘利亞危機，俄羅斯積極致力于政治解決，堅決反對外來軍事干涉，并在聯合國安理會使用3次否決權，打掉了西方就敘利亞危機提出的含有對敘動武的有關提案。對于敘利亞化武事件，俄羅斯出新招，提出“化武換和平”倡議，使敘利亞免遭美國軍事打擊。最近，俄羅斯同埃及關系全面升級。2013年11月14日，俄外長和防長同時訪問埃及，推動雙邊關系全面發展。這些情況表明，俄羅斯一度放棄世界大國地位的情形即將結束。

　　四、中東動亂不已

　　中東局勢持續動蕩，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阿拉伯轉型四國亂象叢生、各政治派別爭斗激烈、經濟下滑、失業率高企、社會治安惡化、民不聊生。2013年7月3日晚，埃及軍方發動政變，解除了民選總統穆爾西的總統職務，并提出了政治過渡的“路線圖”，穆兄會和穆爾西支持者要求恢復穆爾西的總統職務，連續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在開羅安營扎寨，同反對派和軍警發生多次流血沖突，埃及進入新一輪動蕩期。在突尼斯，廣大人民強烈要求執政黨伊斯蘭復興運動下臺，不排除政局發生變化的可能。利比亞混亂不堪，恐怖活動失控，總理遭綁架，民兵武裝大開殺戒，西方駐利比亞外交機構紛紛撤離。也門部落爭斗加劇，“阿拉伯半島支部基地組織”在南部經常襲擊政府軍，制造社會動亂。

　　敘利亞危機至今拖而未決，反對派武裝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和沙特、卡塔爾、土耳其等地區國家的大力支援下，勢力大增，加之外來伊斯蘭勢力及“基地”組織的參與，力量增至約10萬人，但仍難以同政府軍抗衡。目前，敘利亞政府尚能控制局勢，政府軍主導戰場走向。由于敘利亞政府對化武事件采取了明智立場和舉措，躲過了美國對敘動武一劫。目前，國際社會對敘危機需政治解決基本達成共識，但要解決問題尚需時日。

　　美國掌控中東地區事務能力明顯下跌。美國加速戰略重心東移，對該地區投入相對減少，加上政策失誤，帶來了諸多惡果：一是造成地區持續動蕩。由于美國的干預，地區亂局短期難消。拿埃及來說，美既支持穆爾西民選總統，又默許軍方倒穆;既承認穆兄會的合法性，支持民主化進程，而僅口頭譴責軍方，攪亂了埃及社會穩定;二是制造敘利亞危機麻煩。美國公然要求巴沙爾總統下臺，是明目張膽地干涉敘利亞內政。它對敘利亞實行制裁，大力支持反對派，敦促他們聯合成“全國聯盟”，并在“敘利亞之友”會議上煽動推翻巴沙爾政權;三是地區恐怖活動泛濫，越反越恐。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伊政局驟變，各政治派別、宗教、族群內斗激烈，血腥恐怖爆炸事件時有發生。美國打利比亞推翻卡扎菲政權，導致大量武器流入馬格里布基地組織之手。利比亞成為該組織的大本營，曾一度制造馬里動亂，綁架阿爾及利亞油田人質。

　　五、中國走勢向好，挑戰增加

　　2013年，中國新外交十分活躍，成效豐厚。新一屆國家領導人正以新戰略、新思維、新形象亮相國際舞臺。中國的發展方式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研究和借鑒。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新“改革路線圖”，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多國政要紛紛訪華，尋求同中國加強全面合作。12月4日，習近平主席會晤來訪的美國副總統拜登時，拜登表示，美方贊賞習近平主席為推動美中關系體現出的戰略遠見和務實態度，積極致力于同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相待基礎上，建設美中新型大國關系。

　　與此同時，中國改革現已進入深水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就外部而言，主要有四個：

　　一是融入國際社會需做更艱苦努力。中國政府一再宣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搞強權政治，不稱霸;踐行“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建立“和諧世界”的價值觀。然而，國際社會仍心有余悸，加之西方一些政客和媒體視中國為“異類”，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更增加許多國家的疑慮和擔心。因此，中國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對他們來說，是機遇而不是挑戰。

　　二是履行國際義務任重道遠。西方國家故意夸大中國的實力，要求其承擔許多難以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否則，中國就是“不負責任”。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對中國期望值過高，尋求巨額援助。如不能滿足要求，也牢騷滿腹。其實，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雖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排列世界第85位。按世行標準，中國還只處于中等收入水平，仍有近2億人口沒有脫貧。因此，中國只能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及提供外援。正如鄧小平曾講的那樣，只有中國發展了，才能對世界作出更大貢獻。

　　三是周邊安全常受干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泰國、斯里蘭卡、緬甸、尼泊爾等周邊鄰國政局不穩，恐怖暴力事件時有發生，天災、人禍頻仍;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家借東海、南海島嶼發難，挑釁中國，中方需認真應對;東突、新疆分裂勢力、藏獨分子時常在中國境內滋事，擾亂社會治安，直接影響中國西部邊陲的安全。

　　四是美國加快戰略重心東移麻煩不斷。美國重返亞太地區，打破了該地區過去“黃金十年”相對穩定的局面，干擾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致使東盟出現“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趨向。在此背景下，今后中國需花大力氣，深化同東盟各國的多層交往，多做增信釋疑工作，妥善處理有關爭端和糾紛，增加中國的親和力，防范美國的破壞與搗亂。

　　(作者：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前副會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前駐中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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