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鏡計劃”的曝光,讓美國近20年來一直成長迅速、能量巨大的“情報科技復合體”浮出水面。這一新生的利益集團正在影響美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未來其影響力可能與曾經臭名昭著的“軍工復合體”齊平。
硅谷和馬里蘭為何走到了一起
“棱鏡計劃”曝光后,硅谷和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國安局”都倍感壓力。一時間,谷歌、微軟、臉書等美國互聯網巨頭紛紛向外界澄清對“棱鏡計劃”并不知情,雅虎等公司還要求美國政府公布調用該網站數據的詳細情況。然而事實上,位于硅谷的這些公司很難和國安局、中情局撇清關系,它們的發展長期依靠美國情報界在技術標準、行業規則、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持與協助。雖然美國科技界不承認,但如果這些公司不給美國情報部門留一個后門,讓美國政府相信這些科技產品不會被美國的敵對勢力利用,那么這些科技公司的產品根本不可能進入規模巨大的美國政府采購市場。
科技界與美國情報界的合作可謂源遠流長。早在二戰時,美國情報部門就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等多家通訊公司展開了名為“三葉草”的計劃,內容與“棱鏡計劃”如出一轍,旨在監聽美國民間的跨國通訊。該計劃于上世紀70年代曝光后,美國政府在壓力下被迫頒布了《外國情報監視法》,對民間的監控施加更多約束。但是,美國政府并未就此放棄監控。上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意識到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開始對科技界施加壓力,要求后者為其提供幫助以跟蹤恐怖分子。一開始,美國政府向科技界提出要在其產品中安裝“后門”芯片,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給情報部門搜集發送通訊信息。這一激進計劃在美國民權機構的強烈反對下最終流產。然而,科技界也明白,從長期來看,科技界被納入政府的監管體系難以避免,最終兩者間達成了由美國情報部門可依法從后門調用通訊記錄的“潛規則”。
9.11事件是美國“情報科技復合體”形成的重要契機。9.11襲擊讓美國民間對政府監控的態度發生逆轉,情報獲取被認為是保護美國本土安全最重要的手段。9.11事件后出臺的《愛國者法》使得美國情報部門第一次獲得了監控國內民間信息的權力,對《外國情報監視法》的修訂,也擴大了情報部門的職權。在此之后,情報部門和科技界先后設計了“開拓者”、“星風”及“主干道”、“碼頭”、“核子”項目,與科技界的合作不斷深入,監控范圍也不斷擴大。更為重要的是,9.11事件使美國科技界的“愛國主義”精神迅速上升,為數不少的科技界人士主動向政府和情報部門靠近,為其提供幫助。據彭博通訊社披露,有上千家美國科技界、金融業、制造業公司主動給美國情報部門提供情報,這些項目的參與者被稱作“可信合作伙伴”,范圍遠超“棱鏡計劃”。在一些情況下,情報部門收集的信息不僅用于國家安全,也可能用于入侵敵對國家的計算機。
除了因為反恐戰爭走到一起外,美國情報界和科技界也早已形成了多條利益紐帶。投資、采購、認證與合作加深了兩者的利益交融。在投資領域,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中情局和國防部就資助創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向民間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科技研發提供創業資助。在采購方面,美國延續數十年的情報外包機制使數百家科技公司成為美國情報界的“下線”,其主要業務是為情報界提供技術服務,甚至成為美國民間的“網絡部隊”,包括微軟、蘋果、亞馬遜、谷歌等網絡巨頭都希望能從價值幾千億的美軍信息化蛋糕中分到一塊。最近兩年,蘋果公司向美國軍方賣出了65萬件平板電腦和手機產品,微軟公司則從國防部手中獲得了6億多美元的大單。美國科技界不僅能從軍方的采購行為中獲得經濟利益,也借此獲得了美國軍方的“權威認證”,借助這塊招牌表明自己產品的安全等級已達到了“最高標準”。奧巴馬上臺后,美國情報界與科技界的“互通有無”乃至“相互串聯”更為深入。網絡安全公司“邁克菲”與國安局、中情局頻繁合作,前者幫助美國情報界監控全球網絡攻擊信息,為其提供可靠證據;后者則獲得情報界的情報支持,更早得知新的網絡威脅和系統漏洞,借此改進公司的產品。此外,科技界和情報界的“旋轉門”也在逐漸形成。2010年上任的美國情報總監克拉珀就職前曾是斯諾登老東家“博思艾倫”的一名高管,著名網絡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創始人則是美國空軍一位前情報官。
生存和發展的邏輯
在共同的目標和巨大的利益驅動下,科技界和情報界逐漸形成了在網絡監控問題上的“攻守同盟”,并共同應對來自美國民權團體和媒體的反對之聲。“情報科技復合體”走上了一條和“軍工復合體”同樣的道路。一方面,它們需要發掘出更多的外部威脅和內部隱患來為自己擴張權力辯護,爭取更多國家預算;另一方面,它們也開始在國會和政府游說團體中培植盟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
從本質上來說,無論是“軍工復合體”還是“情報科技復合體”,其生存和發展的邏輯都是要制造并夸大危機感,讓美國民眾在惶恐中不得不接受這些利益集團設定的政策框架,允許其動用從民眾手中獲得的社會資源。對于“情報科技復合體”來說,這種威脅就叫“網絡攻擊”。為了讓這種威脅更容易被老百姓理解,它們指出“網絡攻擊”可能讓美國人停水停電、賬戶被盜,甚至可能被敵對勢力用來制造核事故或者破壞水壩。9.11事件發生以來,美國網絡安全公司、情報界發布的此類研究報告屢見報端,將其渲染為超過“恐怖主義”的美國頭號威脅。而美國網絡部隊司令亞歷山大稱,美國超過90%的水電站、核電站等重要基礎設施由私人擁有,存在網絡安全隱患。而根除這種安全隱患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讓美國情報界開展廣泛的監聽行動,預先發現“網絡攻擊”;二是讓美國擴建網絡軍備,增強網絡防御和反擊能力,這兩者都能讓承擔情報外包、設備研發的科技界獲得巨大收益。
這一利益集團也開始在美國政界“收買人心”。參眾兩院情報委員會的議員們已在情報圈中難以脫身,自然成為這一集團的頭號盟友。國會中的反華勢力在渲染“中國黑客威脅”方面與該集團立場相同,因此也時常與其共同行動。另外,一部分選區內依賴科技產業的議員也卷入其中。一些科技公司也放下了“非政治”的身段,開始主動組織政治游說隊伍。今年3月,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就開始連同其他科技界人士組建政治游說團體,主張放開對高科技移民的限制,從別國吸引更多高尖端科技人才。從當前情況看,“情報科技復合體”的政治力量雖還不足以使某項重要法案獲得通過,但卻可以利用聽證會等方式給別國科技產業貼上“間諜”標簽,或者動員美國政府將更多預算投入到網絡軍隊建設之中。
“科技冷戰”的助推器?
雖然“棱鏡計劃”的曝光讓“情報科技復合體”的發展在短期內會有所收斂,但從長期來看,這一利益集團的繼續膨脹仍有較大可能。一方面,科技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還在繼續上升;另一方面,美國網絡軍隊的建設仍處于上升期,未來數年內美國國會給國安局的投入只增不減。一個更加強大的“情報科技復合體”不僅將持續推動新的針對美國民眾的監控項目,還可能會促使美國在科技產業上更加傾向“保護主義”,過分突出科技產業利益在美國國內外決策中的地位,逼迫美國政府在“網絡安全”議題上向別國施加更大壓力。這么做的結果很可能是引發新一場“科技冷戰”,助推全球網絡軍備競賽,降低科技擴散給全人類帶來的福利效應。可以想見,這樣的“情報科技復合體”不僅不會有利于中美間的網絡合作,而且可能成為中美關系中作用明顯的負面因素。
雖然奧巴馬政府不希望美國政治被這股力量裹挾,但實際情況是,在媒體的不斷渲染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企業界、國會議員倒向了這個新生的利益集團,使得奧巴馬不得不開始嚴肅考慮該集團提出的政策議題。所謂的“中國黑客威脅”,正是在“情報科技復合體”的不斷催促下,從一個純民間的糾紛演變為中美兩國關系中的“首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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