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纏身、噩耗連連之后，曼德拉逝世了。這位被稱為“南非”國父的黑人領袖幾乎親手終結了世界上最后的種族隔離國家，也作為新南非的締造者成為新南非的第一任總統。

　　盡管作為新晉的金磚國家，南非近年來在國際舞臺上日趨活躍。然而它的發展卻并不理想。早就是非洲第一經濟大國的南非在1994年后的年均增長率僅為3%，不僅遠低于中國、印度等其他金磚國家，甚至低于種族隔離時代每7.4年GDP翻一番的“舊速度”;2013年1季度，南非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南非失業率高達25.2%，幾乎兩倍于1994年的13%;而根據南非種族關系學院的調查數據顯示，南非住窩棚的人數由1994年的不到100萬上升至2006年的140萬，日均消費費用不足1美元的人數由200萬上升到400萬……面對擁抱普世、消除隔閡的新南非人，新南非20年來的答卷卻并不光彩。

　　曼德拉自由的20多年都發生了什么?要了解這些，就要從他奮斗半生反對的種族隔離說起。

　　種族隔離

　　面對今日南非的尷尬現狀時，許多評論家都把南非 “從一個發達國家發展成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原因歸罪于新南非黑人政府的無能。但稍微考察歷史便能發現,在歷史的另一面，“智慧、能干、有教養”的白人，其實并不是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經濟奇跡的關鍵。

　　二十世紀初，作為掌權集團的南非白人在南非還不到400萬，面對的是差不多2600萬黑人和有色人種，幾百年來種族壓迫已經造成了種族之間的完全對立，想要靠一人一票保住白人的權力近乎天方夜譚。南非白人政府因此炮制了一套“南非共和國是一個多種族國家，各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習俗皆有所不同，言語也有所差別。讓各民族各自發展，并不是種族隔離，而是各自發展”的說辭，將種族隔離在南非固化下來。

　　南非的種族隔離以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作為開端，通過一系列的法律，在上世紀50年代被強化。這套體系包含眾多法律，涵蓋從工作到婚姻、居住甚至媒體等各方面的隔離制度，僅這一串法律名稱就可以讓人不寒而栗：《原住民土地法》、《移民調節法》、《公民身份法》、《禁止跨族婚姻法》、《背德法》、《人口登記法》、《反共產主義法》、《集團地區法》、《班圖人管理機構法》、《防止非法定居法》、《土著建筑工人和土著服務法》、《隔離設施法》、《班圖人教育法》、《班圖人城市區域法》、《礦業和工作法》、《促進黑人自治法》、《班圖人投資法》、《大學教育擴充法》、《黑人家園公民身份法》、《阿非利加語媒體法》……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于南非特蘭斯凱烏姆塔塔一個滕布族酋長家里。他的曾祖父是當地著名的黑人部落首領，父親是操科薩語的滕布人部落酋長，據說有皇族血統，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盡管12歲父親就因病去世，但曼德拉也因家中的長子地位而被指定為酋長繼承人。滕布族大酋長達林戴波則成了他的監護人。

　　30年代的南非種族隔離尚不徹底，少年時代的曼德拉因此被母親送到當地一所白人傳教士辦的教會學校接受正規教育。教會學校畢業后，曼德拉進入惟一肯招收黑人學生的黑爾堡大學攻讀文科。高等教育經歷是曼德拉與普通黑人最大的差別，也是他后來能領導黑人運動能力的保障。

　　雖然放學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樣幫助父母放羊、種地，并在這一時期接觸到底層黑人的悲慘生活，但得益于他酋長之子的獨特身份，曼德拉的生活并不赤貧，也不需要過早承擔養家的重擔。

　　1937年時的曼德拉

　　帶血的GDP

　　不是所有的黑人都如曼德拉這般幸運，大多數的黑人不得不早早面對南非的徹底隔離制度，并且承擔起養家重任。

　　在種族隔離時代，南非對不同人種的歧視和差異對待極其鮮明：白人占據了從教育、醫療、就業到盥洗室和海水浴場的幾乎一切公共服務中最好的部分;而黑人在戶籍上被依法納入位于南非邊境的“班圖斯坦”中。

　　面積狹小的“班圖斯坦”里，人口密度3倍于南非平均水平，基礎設施卻是南非最差的：沒有下水道，沒有醫院和學校，沒有現代化的產業。許多時候，那里的黑人甚至沒有南非共和國公民的身份。

　　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終結時，各個“班圖斯坦”的分布圖

　　離開“班圖斯坦”的唯一渠道就是前往大城市做廉價勞動力。為了謀生，大量窮苦的南非黑人年紀輕輕就得到白人居住的大城市打工。由于他們理論上不是南非公民，不享受南非任何的公共福利，南非政府也不為他們準備任何社會保障，從而節省了大筆的政府開銷;家庭貧困導致的缺乏教育使他們只能從事最低等的勞動。他們的薪水微薄，平均工資只有南非白人的1/10-1/8，這為南非企業主們節約了大把的人工支出，從而為南非產品增添了真正“帶血的GDP”。

　　對于南非黑人而言，進城賣苦力是經濟繁榮時謀得太平犬的茍活之法，在所謂“有序城市化”的名義下，一旦遇到蕭條，南非政府就把失業黑人視為城里“多余的人”，竭力把他們趕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以此把危機的打擊轉嫁到他們身上。

　　種族隔離政策對南非黑人的剝削還體現在土地制度上。南非在白人社會內部基本上按英國傳統建立了實際上的私有地權制度。政府卻對黑人強化了部落集體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僅取消了1813、1828年許諾的黑人購買、擁有土地的權利，還嚴格禁止黑人與白人間的土地交易和租佃。而在黑人內部，當局也只承認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認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個人對土地的權利”，“限制個人土著土地擁有量”。即便這樣，這些黑人部落區保有的土地，國家也可以隨意征用來搞開發。使用份地卻沒有所有權的黑人家庭也好，白人國家安排的黑人家園自治機構也好，都不能對白人國家的意志說“不”。

　　這二者的結合成了南非在種族隔離時代經濟飛速發展的關鍵。依靠遠遠低于其他國家的超廉價勞動力和幾乎零成本的勞工社會保障體系，輔之以可以隨意獲取的黑人土地和非洲首屈一指的工業能力，南非擁有了成熟工業國不具備的獨特優勢。這種對黑人和黑人土地的盤剝正是南非幾十年維持7%以上經濟增長的秘方。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的理論，赤裸裸地展現在我們面前。這種原始積累，在歐美、蘇聯、日本甚至中國都出現過，但沒有哪里的積累如南非那樣，徹底而不可動搖。

　　曼德拉的努力

　　對于結束種族隔離，曼德拉有著極為卓越的貢獻。大學三年級時，曼德拉就因領導學生運動而被除名。此后，他不得不只身前往約翰內斯堡，雖然有著家族的支撐，作為黑人，他也只能干諸如金礦警衛、拳擊手這樣的普通職業。在這里，曼德拉加入了非國大，并在函授修完文學、法學課程的同時，與西蘇魯、坦博合作，于1944年在非國大內建立了非國大青年聯盟，任全國書記和全國主席。在青年聯盟推動下，非國大于1949年通過反對白人統治、爭取民族自決的政治綱領，決定以群眾運動反對白人種族統治。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還開設了曼德拉坦波律師事務所，為請不起辯護律師的黑人提供免費或者低價的法律咨詢服務，并先后任非國大執委、德蘭士瓦省主席、全國副主席。1952年年底，他成功地組織并領導了“蔑視不公正法令運動”。在他的組織下，成群結隊有組織的有色人罷工罷市，強行進入僅供白人使用的商店、郵局、車站、住宅區等公共場所。這場運動持續了四個月，蔓延到全國，給白人政府以沉重打擊。

　　“蔑視運動”使非國大威望猛增，成員從7000人發展到十萬人。針對這一情況，曼德拉制定了以其名字第一個字母命名的“M”計劃，著手在基層建立嚴密的街道小組，再逐級組成城鎮領導機構，接受非國大中央執委會領導，使非國大的組織日趨嚴密。得益于曼德拉的努力，非國大在黑人基層中扎下了根。

　　南非當局下禁令不許曼德拉參加政治活動。但曼德拉不為所動，繼續領導罷工運動，并轉入地下武裝斗爭。曼德拉創建了非國大軍事組織 “民族之矛”并任總司令。他隱蔽在一個白人朋友家中鉆研克勞塞維茨、利德爾·哈特、毛澤東和格瓦拉的軍事理論，選擇了以經濟目標為主的“破壞戰略”。1961年12月16日，為紀念祖魯人抗擊布爾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麗莎白港和約翰內斯堡同時行動，襲擊政府機構和變電站，公開進行游擊戰。

　　他還曾秘密赴國外訪問，并出席在亞的斯亞貝巴召開的反非自由運動大會。1962年8月，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之下，曼德拉被逮捕入獄，開始了他長達27年的“監獄生涯”。

　　在這一時期，曼德拉和非國大的抗爭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他們也聯合起來對南非進行了各種制裁：1962年，聯合國成立“反對種族隔離特別委員會”。1963年8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又通過了第181號決議，對南非實行非強制性武器禁運。之后，南非被從一些國際組織中相繼驅逐出去。1974年，第29屆聯大取消了南非參加聯合國一切活動的資格。1977年，安理會通過第418號決議，對南非實行強制性武器禁運。1979年，聯合國通過決議，對南非實行石油禁運。1981年，世界上124個國家的代表和許多國際組織的代表在巴黎召開制裁南非的會議，通過了制裁南非的《巴黎宣言》。1982年，聯合國把這一年定為“動員制裁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國際年”。1983年，聯合國制定并開始實行第二個“反對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的10年行動計劃”。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國際反種族主義浪潮的推動下，許多西方國家也開始對南非實行經濟制裁。1986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全面反對種族隔離法案”，對同南非做生意的美國公司實行嚴格限制。在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下，1985年美國的一家銀行帶頭制裁南非政府并終止了對南非的全部貸款，從而引發國際社會多個國家宣布對南非實行制裁。1988年，就連南非昔日的朋友以色列也停止向南非出售武器。到80年代末，全世界140多個國家與南非斷絕了外交和經貿關系。面對壓力，南非政府被迫尋求社會變革，同意釋放曼德拉并放松種族隔離政策。

　　1990年2月11日，在監獄中度過了27年的曼德拉終于重獲自由。當日，他前往了索韋托足球場，向12萬人發表了他著名的“出獄演說”。1990年，南非解除戒嚴;1991年南非共和國廢止人口登記法、原住民土地法與集團地區法，在法律上取消了種族隔離政策。1994年，非國大在首次不分種族的南非大選中獲勝，曼德拉成為南非首位黑人總統。

　　種族和解

　　與其他國家不同，南非在種族政權變更后，沒有實施大規模的反攻倒算或者罪行審判，而是通過“種族和解”的手段與方法，和平終結了南非的種族制度。

　　盡管有著許多華麗和動情的辭藻來修飾這種和平的偉大，但理性的原因顯然才是南非如此選擇的根本：種族隔離時代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之整體系統，如果要審批或者追究，幾乎所有的白人都無法逃脫罪責，在南非社會的運轉依然要依靠白人精英、軍隊仍為白人控制的情況下，這種種族清算不可能實施。

　　當時的南非司法部長簽署法令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委員會由大主教圖圖擔任主席，18名成員中有許多宗教界人士，10名黑人，8名白人，人員構成代表了政治、宗教、職業等社會各類層次。那些曾經作惡的人，向專門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出申請，講述在那罪惡年代曾經發生的事，并申請赦免。

　　以坦白罪行換取赦免的設想得到了許多公眾的支持，包括許多在種族隔離期間的受害者及其親屬。許多警察和安全人員出來講述曾經發生的一切，包括拷打、監控、非法綁架和虐殺，講述他們在從事這些行為時的心路歷程，講述他們從一個普通的父親或孩子變成國家罪惡一部分時的內心掙扎，講述他們黑夜從夢魘中驚醒面對家人困惑時的苦楚，講述他們如何將權利爭取者的尸體扔到河中喂鱷魚。歷經數年時間，真相委員會聽取了2.1萬名證人的陳述，既有受害者，又有加惡者。直到2003年3月，完成使命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將其編寫的厚厚7卷報告遞交給南非總統姆貝基。

　　變與不變

　　從曼德拉到祖瑪，南非歷經了三位總統和一位代總統，這四位黑人總統對南非最大的貢獻就是去白人化。曾經一手被白人建造起來和命名的城市、機場、道路現如今都換上了一個個響亮的黑人名稱。白人統治時期的國旗、國歌、國徽全部換掉，并在97年頒布了全新的憲法，曾經的南非已不復存在。

　　看起來南非的種族和解十分成功。但統計數字表明，這種和解的背后顯然隱藏了什么。根據南非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南非1994年的4390萬人中，黑人人口為3354萬，白人為553萬，經過17年的增長，2011年的南非總人口增加到5177萬，黑人人口增加到4100萬，白人人口卻下降到458萬，減少了近20%!南非沒有經歷戰亂、屠殺和整體遷徙，白人的經濟水平還高于黑人，如此巨大的人口減少來自于南非白人的大規模持續移民。

　　種族和解如果真如南非政府宣傳的如此成功，這些南非白人又為什么選擇背井離鄉，告別故土呢?這一切都要與種族和解的消除方式有關。

　　為了實現真正的種族平等，1999年起，南非政府開始推行“公平就業法”、“黑人經濟振興法案”等，黑人開始逐漸擔任政府和大中型企業要職，很多公司擔心遭到政府部門制裁，宣布只招收黑人和混血人。稍微受過教育的黑人，都能比較容易地找到工作。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白人開始失業，而在1994年之前，白人失業率基本為零。許多失業的白人抱怨“那些黑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啟動電腦，就能到政府部門任職，我們白人卻被統統趕了出來!越來越多的黑人進入政府，就更沒人幫助我們白人了!而那些黑人卻只知道踢球和跳舞。”

　　南非政府為了兌現自己保障黑人權益的諾言，大力推進“平等就業”，實質是扶助黑人就業，許多缺乏經驗和專業能力的黑人被認為擢升到領導崗位，導致許多企業的運作管理出現混亂。而與此同時，不少高素質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因為白人身份被迫離職，心灰意冷之下，許多人選擇了移民。他們的流失給南非經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打擊。

　　不過盡管通過十余年的種族平衡，黑人已經占據了南非軍政系統和從上到下的公務員機構的大部分，從2000年至2010年，南非行政部門黑人員工比例從42%上升至74%。但在南非的經濟活動中，白人依然占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公司的主管均為白人男性。私營公司60%的高層管理人員是白人男性，14%為白人女性，而黑人男性和黑人女性所占的比例僅有9%和4%。這些富裕的白人因為沒有遭到清算，依舊憑借財富維持著原本的社會地位和奢華生活。

　　更多的普通白人的命運則極其悲慘。失業白人中的許多人原來在白人政府的公務員系統中從事著普通工作，靠著種族隔離獲得相對黑人的“高收入”維持著普通生活。當“種族和解”開始后，黑人政府大肆削減政府部門中白人的數量，議會中的白人聲音已經變的越來越小，軍隊和警察中的白人數量也逐年遞減。由于南非黑人對公務員系統的徹底洗牌，他們失去了“體制內”的穩定工作，又沒有能力移民，迅速淪為赤貧。雖然沒有政府對他們的審判，但黑人對白人的“隱形歧視”卻無處不在，甚至同為無產階級的黑人貧民也看不起他們，以至于白人貧民窟成了比黑人貧民窟更悲慘的存在。

　　據估計，南非總計450萬的白人中約有45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加冕公園這種地方掙扎著的10萬人只求生存。這里以前是大篷車營地，如今是400多白人寮屋居民的家。黑人掌握的銀行資源不給白人貸款，混亂的社會環境又使他們經常遭受搶劫和傷害，而黑人警察對此也經常不聞不問。更為可怕的是，許多曾經參加過南非軍隊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在種族和解后受到很多南非黑人的威脅甚至毆打。

　　近十幾年來，南非窮困白人的數量不斷上升

　　但南非黑人的生活卻并未隨著許多南非白人的貧窮和離開而好起來。1994年的“彩虹政府”曾讓占據南非人口80%的黑人以為，徹底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時刻已經到來。但時間并沒有改變一切：1994年，南非白人的人均收入是有色人種的10倍;2012年這個數字并沒變化。當時，黑人的失業率高達40%，有超過1400萬人住在貧民窟。現在，黑人的失業率仍有27%，住在貧民窟的黑人還有1400萬。

　　2010年，南非工會大會總書記曾經給出一組數據，約有48%的南非人每月收入不足322蘭特(約7蘭特合1美元)，25%的人靠政府的救濟生存。而2009年的統計數據表明，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的公司主管的薪水是南非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1728倍。據統計，南非大約有71%的以女性為戶主的家庭每月收入低于800蘭特，而這其中又有59%的家庭甚至沒有任何收入。南非黑人男子每月平均收入為2400蘭特，南非的白人男子每月平均收入為19000蘭特。大多數白人婦女每月的收入為9600蘭特，而大多數南非黑人婦女每月的收入僅為1200蘭特。

　　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白人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那種高水平保障是建立在對廣大黑人的廣泛剝削之上的，當經濟總量基本不變，而需要保障的人口一夜之間增加十倍的時候，這一保障體系自然不堪重負，保障水平下降也理所當然。盡管南非每年接近一半的財政收入都投入到社會福利部，用于救助800萬貧窮、殘疾人員，月收入在800蘭特以下的家庭才列入到救助對象。南非未建立明確的醫療保險制度，但政府規定，所有公立醫院都有義務無償地為窮人、老人、孤兒、殘弱人員提供免費診治，由衛生部統一結算費用。因為收費低廉甚至免費，全國約有90%的人口在公立醫院就診。這也為南非添了一筆不小的開支。

　　如果說新南非依舊能夠保持舊南非的高速經濟增長，那么保持這種社會保障并且持續增長或許還不是奢望。但大量白人中產的移民嚴重損害了南非企業的管理水平和企業競爭力，非但如此，當局還制定了一系列諸如《平等就業法》、《基本就業條件法》、《勞資關系法》等法律，將南非工人的工作環境和待遇迅速地與國際接軌。如此一來，南非制造的廉價也因為勞動力成本上漲而不再存在。原本高效運轉的南非企業，在白人管理與剝削黑人兩大法寶全部失效之后，迅速陷入了困境。

　　永恒的剝削

　　事實上，許多非洲國家在擺脫殖民統治后，都曾經因為相似的原因導致本國經濟徹底崩潰。南非之所以得以幸免于難的原因，與其說它的種族和解取得了成功，不如說是它找到了另一種延續南非固有經濟模式的方法，那就是——非法移民。

　　根據南非警察總局2008-2009年年度報告，南非非法移民有300萬至600萬人。平均每十分鐘，就有一名非法移民穿越邊境進入南非。而南非內務部的地區領導則承認目前全南非非法移民人數估計超過500萬人。他們大多持3個月的短期旅游簽證入境，然后想盡辦法留在南非務工掙錢。

　　由于他們來自境外且勞工身份非法，自然南非政府相對優厚的社會保障與他們毫無關系，工傷和公共服務都要依靠自己，一旦失業也無法領取政府每月800蘭特的救濟金，只能選擇在南非繼續掙扎或者灰頭土臉地回到故鄉;他們的家鄉大多貧窮且充滿戰亂，他們因此從小缺乏教育和應有的勞動技能，只能參與低級簡單的基層勞動;非法身份在南非隨時可能會被遣返，為了不被雇主告發，他們只能接受雇主的剝削，以相當于南非本地黑人平均工資一半的每月1000-1500蘭特低薪長期工作。當然這筆錢對于他的家鄉數量不菲，但以此維持在南非的生活甚至還要試圖積蓄則是難上加難。

　　低端、低薪、無籍、缺社保，這一切看起來那么似曾相識。資本剝削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僅僅把剝削者從南非黑人轉變為非洲黑人而已。

　　“撒了可可粉的卡布奇諾”

　　至于南非政權頂端的黑人領袖家庭，卻率先向白人看齊，過起了富足的新生。

　　英國《衛報》報道，沒有人知道曼德拉到底有多少財產，或者他的錢來自何處。但曼德拉曾經慷慨地給予別人捐贈，動輒百萬蘭特;他的繼任者姆貝基，雖然出身于清貧世家，選擇卻最喜歡穿倫敦薩維爾街出品的西裝，品嘗上乘的蘇格蘭酒，叼著充滿貝蘭香水煙草的華麗煙斗——任何一種品位都價值不菲;至于現任總統祖瑪，更是一路背著各種腐敗指控走上總統大位。早在2005年6月，祖瑪的前財務顧問謝克向法庭供認曾向祖瑪行賄130萬蘭特，約合19萬美元，用于為其商業行為牟利提供方便。去年，這位擁有四個妻子和一大家子的總統在去年耗費2億蘭特(約2290萬美元)公費整修鄉間的私人宅邸，將其擴建成包括一個直升機停機坪、地下通道、多間男女分開的浴室和10間國家安全人員的房子、高安全圍籬、路面改善和一間醫療所的豪華庭院。

　　祖瑪在鄉間的私人宅邸

　　在新南非，接受政治獻金甚至被許多非國大干部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南非的工商業人士又很識“時務”，在與新政府合作的堂皇藉口下，利益輸送應運而生。非國大的不少高級干部財富積累果然“后來居上”。謝克、顧帕塔這些南非富裕家族的政治獻金不僅提升了祖馬整個家族的生活水平，還幫助祖馬下一代涌現出了南非最年輕的百萬富翁。

　　雖然南非政府推出一個又一個的反腐法案和計劃“昭示”懲治腐敗的決心，盡管曼德拉用“他們就像第一次走進糖果店的窮孩子，一旦觸及政府資金就再也不肯撒手。”來為腐敗的非國大成員開脫，但南非公務員系統，尤其警察系統的驚人腐敗早已是不爭的事實：2009年8月至2010年4月，非國大購車支出4740萬蘭特、酒店費450萬蘭特、會議費和餐費2.03億蘭特、宣傳費1650萬蘭特……總開銷近10億蘭特;南非警察部在36個國家的政府部門和機構中被評為腐敗現象最嚴重的部門。大約有83%的南非人認為警察最腐敗，36%的人承認曾行賄警察。

　　南非華人則說，他們因為勤勞富裕而被南非警察當成了敲詐勒索的對象;至于南非的貧窮白人，則根本無法指望警察為他們提供保護。2013年7月“全球腐敗晴雨表”調查報告顯示，受訪的南非民眾中，63%有被索賄經歷，71%感到過去兩年腐敗狀況愈發嚴重，81%認為腐敗已成為全社會的嚴重問題。同時，82%認為政府反腐敗工作成效不佳，89%希望通過請愿、示威等方式參與反腐敗工作。

　　2012年3月，南非勒斯騰堡礦區發生騷亂，華人倉庫遭洗劫

　　英國的《經濟學人》曾用“撒了可可粉的卡布奇諾”來形容南非：白人依靠經濟優勢，像奶油氣泡一樣高高在上;黑人則如同咖啡一樣沉在杯底;在他們的頂端，黑人政權就如一小撮可可粉，與其說他們決定了咖啡的味道，不如說他們只是在裝點門面。

　　新南非究竟變了多少，也許只有后來人才能真正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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