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在近期一次發言中引用了《一九八四》中的情節：“從抽象的角度看，你可以抱怨老大哥(《一九八四》中的獨裁統治者)和他的機構胡作非為，但從細節入手，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
“棱鏡門”事件的主人公斯諾登這樣講述自己站出來揭露美國政府的初衷：“如果你意識到你所助力創造的這個世界，正在一代一代越變越糟，人們正在擴大壓迫的能力與范圍的時候，你會愿意冒任何風險，付出任何代價。”
美國Plume出版社推出的《一九八四》60周年紀念版。目前，此書在亞馬遜總榜中排名第37位。
《一九八四》
作者：(英)喬治·奧威爾
譯者：董樂山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9年7月
“棱鏡門”事件正愈演愈烈。
事件最先起源于6月5日。英國《衛報》發表文章稱，美國國家安全局有一項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要求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必須每天上交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一天之后，美國《華盛頓郵報》披露，在過去6年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通過進入微軟、谷歌、蘋果、雅虎等九大網絡巨頭的服務器，監控美國公民的電子郵件、聊天記錄、視頻及照片等秘密資料。6月7日，正在加州圣何塞視察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做出回應，公開承認該項目。由此，這項由美國國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開始實施的絕密電子監聽計劃浮出水面。“棱鏡門”事件無疑強烈地觸動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發民眾對于政府侵犯個人穩私、侵犯個人自由的極大擔憂，就在“棱鏡門”曝出后的幾天內，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寫于1949年的反極權小說《一九八四》銷量一路飆升，登上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
個人自由、公民隱私還是國家安全？
同樣浮出水面的還有事件的“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現年29歲的愛德華·斯諾登是美國防務承包商博思艾倫咨詢公司的一名雇員，過去4年內一直為美國國家安全局工作。在采訪中，他說自己之所以愿意站出來，是想以此證明這些項目和政策的真實性，而不是因為匿名就被政府妖化成一個反對政府的人士。
但斯諾登并沒有因此便擺脫政府方面的指責。6月12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亞歷山大辯稱，美國所實施的大規模秘密監控是維護美國安全所必需的“有效手段”，監控手段經由國會批準。這些監控項目在紐約、芝加哥等地摧毀或幫助摧毀了恐怖分子的破壞圖謀。他認為，斯諾登的“泄密”行為損害了國家安全局的行動能力，其結果是令美國及盟友已不像兩周之前那樣安全。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也撰文指責斯諾登的“自由放任主義”行為，“如果要社會良性運行的話，那就必須要一些基本層次上的信任和合作，對制度的敬畏以及對共同程序的遵守。而當斯諾登單方面決定暴露國家安全局秘密文件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違反了所有這些基本面。”“事實上，他是讓事情變得更糟。”布魯克斯想要強調的似乎是，如果我們想要維持共同體以期達到共同的善，那我們必須有所屈從。奧巴馬此前也要求公眾“明白100%的安全和100%的個人隱私不可兼得，每個人都不得不有所取舍”。
但屈從與取舍的邊界在何處?以上說辭并未能平息美國公眾的質疑，已經有前政府官員、議員和民間組織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美國政府停止網絡監控。而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個人自由、公民隱私在何種程度上應該為國家安全所犧牲?
“棱鏡門”事件后《一九八四》突然暢銷
就在對“棱鏡門”爭議不斷的時候，一個現象卻不容忽視，即《一九八四》突然暢銷。
據外媒報道，在《衛報》刊登了斯諾登所提供的絕密文件之后，《一九八四》在亞馬遜上的銷量排名從12507一躍進入前200名，截至目前，其排名已經達到第37位。而從整體銷量上來說，《一九八四》的銷售量則至少提高了7000%。頗有意味的是，奧巴馬在一次上周五發言中似乎也引用了《一九八四》中的情節，“從抽象的角度看，你可以抱怨老大哥(《一九八四》中的獨裁統治者)和他的機構胡作非為，但從細節入手，我認為我們已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
為什么《一九八四》會突然暢銷?對此，《紐約客》不禁發問：“我們是否生活在《一九八四》之中?”
《一九八四》是喬治·奧威爾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小說中世界被三個超級國家，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所劃分，三個國家都在獨裁者的統治之下。在大洋國，一切權利都被“黨”牢牢掌控，黨和國家的領袖“大哥”是一個從不露面，但全知全能的人物，對他的臣民實行極端的獨裁統治，所有人都處于被監視當中。所有私人居室都有一個無孔不入的叫做“電子屏幕”的現代化設備，既發號施令也監視行動。城市中則到處都貼著“老大哥正在看著你”的條幅，思想警察隨時準備懲罰那些有獨立思想的人。幾乎所有人都成了溫順和無意識的動物，但主人公溫斯頓卻未被成功洗腦，他不滿寡頭政治，追求個人自由，并私下計劃反叛。
《一九八四》就像一則預言，盡管其中描寫的極端情景并未真正發生，但小說中的某些罪惡已在現實中一次次上演，讓人感嘆奧威爾驚人的洞察力。此次，斯諾登也好像奧威爾筆下的主人公，他在采訪時的發言也好像溫斯頓行動的注腳，“如果舒適但卻不自由地活著，我覺得大多數人還是愿意的，這是人的本性。每天你早起上班，做著違反公眾利益的工作，賺取大把工資，然后晚上在看完電視秀之后睡覺。但如果你意識到你所助力創造的這個世界，正在一代一代越變越糟，人們正在擴大壓迫的能力與范圍的時候，你會愿意冒任何風險，付出任何代價，只要公眾有機會做出自己的決定。”
《一九八四》與當下現實已有所不同
公眾已經開始思考，英國報紙City A.M.的編輯阿利斯特·希思說：“如果在每個家庭中安裝竊聽器，監聽在每個酒館、汽車上、火車上、工作地點的每個談話，便能減少犯罪，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如此一來，我們便不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現在面對的挑戰是，在考慮國家安全的同時，重新思考自由主義的原則。你問我知道詳細的解決方案嗎?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當下的道路不是令人愉快的。”
《一九八四》所給出的道路是決絕的，溫斯頓這個“人類精神的捍衛者”，最終被折磨成一具僵尸，他甚至開始熱愛“老大哥”，個人自由最終屈服于獨裁統治。但《紐約客》的文章卻想提醒讀者，當下的社會現實的壓迫遠非小說中那樣嚴酷，小說中“黨”所感興趣的“‘不是你們犯下的愚蠢的罪行。黨關心的不是顯在的行為，思想才是我們所關心的全部。’但美國國家安全局首要關心的是顯在的行為——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威脅——也許可以說，或者人們希望，思想不是他們太想關心的東西。”文章說這絕非是讓大眾不用為政府的作為所擔心，這也不意味著事情就會以溫和的方式結束，但是，奧威爾筆下“靴子永遠踩在人們的臉上”的情況已經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實了。
不過《紐約客》認為《一九八四》值得人們重讀，“我是否注定要屈從于權威，否則就要忍受再教育，并面對令人生畏的101房間?奧威爾勾連了通信、隱私和安全的問題，他最具影響力的小說的確值得我們再讀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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