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進入2011年，日本遭遇海嘯及核泄露事故，作為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區域，東亞戰略格局丕變。從長時段的歷史看，這無疑是一組劃時代的歷史事件。中國的綜合國力又上了一個臺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它所面對的將是新的國際戰略環境，同時，它也將迎接來自國內外的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戰，應該說，前途充滿變數。我們需要放寬歷史視野，才能夠預期未來。
70年代初，以中美戰略和解為標志，中國大體完成了自近代以來延續幾代人的“救亡”任務，面臨從“救亡”階段向“發展”階段，從“準戰爭體制”向“和平體制”的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正是這個轉型的體現，即結束國際范圍內的武裝割據狀態，調整內部社會經濟制度，逐步融入國際社會。之后，大約每過十年左右，中國便經歷一輪歷史性的挑戰，但幸運的是，均能成功闖關，化險為夷。例如：
——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蘇聯社會主義集團解體，對中國產生了巨大沖擊。但是，危機過后，中國作為堅守原政治制度的大國，不僅碩果僅存，而且不久即恢復高增長的勢頭，與原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長期陷于衰退、動蕩的政經局面，形成鮮明反差。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曾經與中國同樣采取出口導向戰略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臺灣、香港、韓國等均遭受重創，經濟長期低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僅在1998-99年略有下降，之后便逐年回升，到新世紀初已恢復兩位數增長率。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至今未走出困境，并出現大規模群體事件，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開始向社會危機延伸。而中國經濟僅在2008-09年略為減速，到2010年便重新以兩位數增長，并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經歷三次危機，三次均能逆勢而上。反過來，經過這幾輪政治或經濟危機，原先在政治制度、發展模式或經濟總量上與中國相接近或作為參照的國家，綜合國力的比較已發生重要變化。20多年來，總體上看，國際力量對比向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生了明顯變化。
未來，中國無疑仍將經歷各種危機。但是，其中有一種危機將區別于以往，需要特別警惕，這就是現有國際秩序的解體。
自二戰結束以來，先是美國、蘇聯之間的戰略平衡支撐了冷戰時期的國際秩序。稍后，亞非拉獨立運動造成了第三世界的新局面，推動了中國作為政治大國在60-70年代的崛起。后冷戰時代，美國單極獨霸，與全球資本主義或經濟全球化的格局相匹配。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內，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在付出嚴重代價的同時，占據了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并向中高端升級。但是，這種局面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由于美國的衰落，現有國際秩序將在未來趨于瓦解。
“美國衰落”近年來是一個流行話題。美國防長羅伯特·蓋茨調侃說，他有生以來已兩三次聽到人們談論美國衰落。據統計，自朝鮮戰爭以來，有關“美國衰落”的爭論共出現過八次，分別是由于：朝鮮戰爭失敗，蘇聯衛星升空，越南戰爭失敗，70年代經濟滯脹，蘇聯擴張和日本經濟崛起，冷戰結束，“9·11事件”，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持續不斷的“美國衰落論”甚至被作為“美國并未衰落”的一個證據。
“美國衰落”是一個復雜的話題，這里無法展開論述，只需要指出兩點：第一，大國興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國的衰落往往是波浪式退縮、螺旋式下降，中間必然會多次出現反彈甚至一定程度的“中興”現象。第二，美國衰落并不意味著另一大國在短期內可取而代之，美國衰落后，完全可能出現一個較長時期的“戰國時代”。
長期以來，美國霸權由三個支柱構成：高科技-軍事霸權、美元-金融霸權和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其中，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在20多年前即冷戰后期，曾席卷全球，包括中國，而臻于全盛，今昔對比，目前已明顯衰落。美元-金融霸權由于近年持續的金融危機，也暴露了其脆弱的實質。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虛擬化和美國實體經濟萎縮。這使得美國龐大的經濟體猶如一座倒金字塔，這座倒金字塔之所以能屹立不倒，有賴于美國對世界秩序的掌控。美國戰略學家托馬斯·巴奈特（Thomas Barnett）曾說，美國用美元這種“小紙片”換取亞洲的巨量產品，這當然不公平。所以，美國在美元之外提供了真正的有用之物，這就是太平洋艦隊。高科技-軍事霸權無疑是支柱中的支柱，但是，“太平洋艦隊”反過來也需要“小紙片”的支持，美國的龐大軍費開支長期占全球總量的近一半，美元-金融霸權的確是須臾不可或缺的。
2010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已趕超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我們可以大膽預測，少則一二十年，多則二三十年，美國將由于綜合國力的衰落而失去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控制能力，而在形成全球新秩序之前，世界將進入一個動蕩期。由于中國經濟嚴重依賴海外的能源、原材料、市場和交通線，例如2007年外貿依存度曾達到64%，因此，中國必須在這個大變局到來之前，在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做好應對預案。這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立足國內，根本調整經濟社會結構，提高廣大城鄉低收入人口的購買力，在培育本土市場的同時，有效緩解國內社會矛盾，做好共度時艱的精神和物質準備。另一方面，經略世界，以互利雙贏為前提，通過多種形式，主要與亞非拉國家進行經貿、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對必要的海外能源、原材料、市場和交通線具備足夠的控制能力，分享世界資源。這兩個方面，就是對未來二三十年“改革”與“開放”內涵的重新定義。
新世紀初，中國曾提出20年戰略機遇期的設想。其依據主要是兩點：第一，“9·11事件”后，美國主要精力用于反恐，中美關系趨于緩和。第二，中國主要在全球中低端產業領域發展，與美歐高端產業不構成利益沖突。總之，無論從國際政治還是全球經濟的角度看，那時的中國都有較長期的發展空間。現在回過頭看，當年的設想的確有相當強的預見性。
今天，這個20年戰略機遇期已經過半，美歐亂局端倪初現。當此之際，中國應重新規劃未來中長期的國內外發展戰略，例如做好全球動蕩期到來之前的戰略布局和設定動蕩期過后所應實現的階段性目標。政府與民間應展開討論，達成共識，形成新的大局觀和大目標。只有這樣，才能使全社會振奮起來，使人民重新凝聚。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真正建立一種核心價值觀，為中國的巨大軀體注入一種靈魂式的精神元素。
（載《文化縱橫》201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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