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幕后主導西方的民主？

中東變天，西方長期的盟友(或者代理人)一個個倒下。這是冷戰之后繼中國崛起、伊拉克戰爭、全球經濟危機之后對西方的第四重打擊。西方正在一步步的加速失去其五百年來積累下來的地緣優勢、道義優勢。這可從伊朗火中取栗、趁火打劫般的行動得以驗證：自1979年革命之后，就再也沒有一艘它的軍艦可以進入蘇伊士運河。然而穆馬拉克剛剛倒臺，伊朗即派出兩艘軍艦(其中一艘是當年從英國手里買的,就如同現在埃及的F16)向埃及軍政府當局申請通過并獲得批準----盡管此前以色列反應激烈，聲稱這是挑釁,要求世界(實際就是西方)行動起來反對。

西方在中東不得人心有兩大主因：一是支持獨裁政府。二是袒護以色列。這次中東革命風起云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左右搖擺，前后自我矛盾。不但從未明確要求這些獨裁者下臺，反而公開否認他們是獨裁者----形同否認阿拉伯革命的正當性。甚至不斷爆出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丑聞。比如法國的外交部長竟然在議會建議幫助突尼斯鎮壓騷亂（實是人民起義）。更荒唐的是一個外交部長對國際時事竟然如此缺乏前瞻，竟在突尼斯起義進入最后階段的時候率全家接受突尼斯本.阿里的親信付費的私人旅游。而法國總理也在埃及起義的前一刻率全家接受埃及政府付費的私人度假。目前，美國的另一個盟友巴林王室命令軍警開槍鎮壓和平示威----這是巴林政府對待反對派一貫的做法，面對中東革命以來的首例，美國也僅僅表示高度關注，要求各方克制。其實，美國要推翻這樣的專制政府很容易。小小的巴林就駐扎著美國第五艦隊，搞軍事政變推翻一個民選政府是美國歷史上屢屢上演的拿手好戲。更何況對付一個小小的聲名狼藉的專制政權呢？顯然，西方還在為這些專制政權耗盡已經所剩無多的公信力。

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正當西方所有中東盟友岌岌可危之時，美國竟然在聯合國否決了有關以色列非法居民點的議案----這是美國歷史上第51次否決聯合國的決議，這一次，十五國中，美國是唯一投了否決票，其孤立可見一斑。也可見美國幾十年來為以色列付出的代價。難道美國不明白此舉將會進一步激化大局已變的中東反美情緒并將埋葬自己在中東的所有利益嗎？難道美國不明白，它已經不能再象過去一樣在中東為所欲為了嗎？埃及這個阿拉伯世界傳統上的老大哥，雖然進入軍政府時代----而且急需得到民意支持，仍然在扮演著這樣的角色：它譴責美國此舉正在損害它的道義和可信力。埃及譴責美國和批準伊朗軍艦歷史性的通過蘇伊士運河，闡述著中東變天的含義:一個通過民意和選票產生的政權未必是民主的,但卻一定是反美的!埃及再也不會像穆巴拉克時代一樣對美國言聽計從。過去穆巴拉克更多的從個人權力和家族利益角度處理國際事務，但現在新的政權將會更多的從民眾和整個阿拉伯民族的角度出發了。

西方無論是在阿拉伯之春的搖擺還是面臨中東革命仍然肆無忌憚的袒護以色列，不由得促使世人思考，究竟是誰在主導西方的民主制度？

其實以我們在西方長期生活的華人來說，美國并不是特例，歐洲各國也同樣如此。被認為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小布什任期結束后，很快就寫出一部爆料十足的《抉擇時刻》。這本書在對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贊譽有加的同時，卻對同是西方的領導人多有微詞。其最不滿的大概就是前德國總理施羅德----這位和俄羅斯、法國一起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猛將。其實，誰都明白，入侵伊拉克是小布什任內最大的敗筆。它不僅造成西方的分裂、美國陷入戰爭泥潭，更令美國無力應對隨后的經濟危機。在一切都已水落石出的今天，小布什應該感謝施羅德才對，良言苦口嘛。令人感興趣的是，小布什這樣含蓄地質疑施羅德的反戰動機：他離任后，到俄羅斯一家石油公司高就！眾所周知，美國國會議員或政府高官離任后大多留在華盛頓，充當政治掮客或游說人。但像施羅德這樣任職國外大公司，還是比較少見。不過這并不是德國政治的全部，去年的大選，才更值的評析一番。

去年G20會議剛過，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就迎來大選獲勝的好消息。但事實上，這場大選毫無懸念，平淡無奇，默克爾的勝利可說是意料之中。然而，平凡中自有神奇之處，這場大選顯然也不意外，最出奇之處是默克爾的競爭對手是她內閣主要成員、現外交部長、 代表社會民主黨的施泰因邁爾。這場現任外交部長挑戰現任總理的選舉大戲自然是意味無窮。當然更為出奇之處的是，選舉結束后，默克爾將放棄與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合作，將與在野黨、右翼、親商界的自由民主黨聯合執政。

德國大選可稱淋漓盡致的展現了西方多黨民主的實質。對此，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一語道破天機：我們的兩黨制是“兩黨合作制”。套用到內閣制的德國，自然就是多黨合作制。當然兩黨或多黨合作制，只不過是西方政治運作的結果，如果深入剖析的話，我們會發現，有著民主外衣的西方恐怕離民主甚遠，更和人民做主毫無干系。

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關就是保證金制度。無論是選總統還是選議員，都要交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如果達不到一定的支持率，就會沒收。別看單個人要求的數額的并不大，但考慮到幾百個選區，合起來就是一筆巨大的負擔。英國六百多個選區，如果每個選區都提名一位候選人的話，合計就是九萬多英磅。這除了工黨、保守黨兩大政黨之外，其它小黨都無力問津。 僅這一關，就將無數平民從政、組黨之心、之路封殺。

第 二關是主要政黨候選人的產生。在美國，表面上看無論是初選還是真正兩黨對決，都是由選民投票決定。但最關鍵的候選人產生卻和選民絲毫無關。他們只能在政黨決定候選人之后，才有進一步選擇的資格。而誰能成為候選人呢？一類本身就是大財團的首腦。如肯尼迪三兄弟、布什父子總統、出身豪門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第二類是得到財團看好和大力支持的人物。如出身下層的艾森豪威爾，就是在摩根財團的支持下競選成功。不僅總統如此，參眾兩院也如此。1969年的時候，美國眾議院435名議員中，90人與銀行界有關系，37人直接是銀行的董事或董事長、56人是大牌律師、61人在天然氣、石油、無線電、電臺、電視廣播中擁有股份或者是大股東。10年之后仍然沒有什么變化，企業主和金融家82人、農場主14人、律師213人， 工人出身的僅六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兩黨都實行漫長的初選，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交由選民去選擇，而是漫長的選舉必然導致高昂的選舉費用，從而可以成功的將任何覬覦權力的下層另類排斥出去。這些費用有多高呢？以2006年美國國會選舉為例。一個眾議員平均要125萬美元，一個參議院平均要960萬美元。在地方選舉中，如加利福尼亞，95%當選者是花錢第一多的候選人，4%的當選者是花錢第二多的候選人，另一個主要的民主國家英國也不例外。上議院都是貴族，下議院則是由貴族以外的人擔任。結果七十年代的時候，627名議員兼任了375個公司的董事長，870個董事、149個經理，擁有的地皮高達37.3萬英畝。

第三關就是眾的周知的政黨分肥。無論是多黨還是兩黨，并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享有共同的基礎利益。因此選舉結束之日也就是雙方握手言歡、共同分享一刻。所以跨政黨任命是常態。奧巴馬任命共和黨人的政治明星、猶他州州長洪博培出任駐中國大使也是一例。而且兩黨的對外政策也保持一致。共和黨的尼克松訪華簽署雙 方公報，民主黨的卡特則推動中美建交。當然最出奇的是，許多擔任高官的黨員，也隨時可以改換門庭，而對方也往往隨之笑納。前紐約市市長林賽1972年 為了做總統候選人就投到民主黨陣營中去。前得克薩斯族長、財政部長康納利原為民主黨人，為支持尼克松而轉入共和黨，并兩次爭取該黨的總統候選人。連總統候選人都可以互換，兩黨關系之友好、差距之模糊可見一斑。我們無法想象都做過臺北市長的陳水扁或馬英九也可以如此改換。這大概是民主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 別吧。不過，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倒是多次發生立法委員轉換門庭重回國民黨的事件，這是不是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美國兩黨的一黨化現實？

勝選后的政黨分肥的另一個特點是所有的重要職務大都留給了財團。從1953年至1980年， 九屆政府中，擔任過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等重要職務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級合伙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五人在華盛頓或紐約做高級律師。除了核心職務，其他要職也是一樣。杜魯門兩年間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員，四十九位是銀行家和實業家，其他人也都與財團有關。隨后的艾 森豪威爾首屆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級官員，一百五十人是企業主、其他人也與財團有著直接的聯系。其內閣閣員分布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更出奇的是，他們在政界、商界出出進進，不時轉換身份。蓋茲原是煤炭公司的副經理，后來成為國防部長，后來又出任摩根保證住手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后來又擔任公職成為 駐中國的聯絡處主任。

第四關就是院外集團的游說。華盛頓做為美國的首都，僅僅是一個政治中心，但能夠保持經濟繁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吸引了20000個 利益集團的存在。在美國，最高法院曾經對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做過解釋：使用金錢是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從而為利益集團以金錢開道影響政治運作提供憲法的合法性。以致美國人也自認他們擁有金錢買來的最好的國會。利益集團可以憑借手中的金錢優勢與政府、國會和司法都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從而影響做出最能利于本集團 的決策和立法。所有的大公司都明白，在國會中找到代言人，是公司迅速發展的必由之路。用參議員麥凱恩的話講就是“金錢購買了溝通的途徑”。這也是為什么利 益集團不僅可以決定政策和法律的出臺，還可以決定人事任命。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就是被后來破產倒閉的安然公司的總裁推薦下才得到這個職位的。至于日本，更是政治家、官僚集團和利益集團建立鐵三角而著稱。德國的利益集團二戰時曾毀掉，因此戰后取得長達二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但當利益集團重新崛起后，其增長隨即放緩。

哪么又是誰甘心或者有資格充當利益集團的說客呢？從1992年于2004年，幾乎有一半離開國會的議員加入這個利潤頗豐的說客大軍----或者他們在任時雙方就達成默契，議員為他們辦事財團則在其離職后投桃報李。這被稱為“旋轉門 ”。這種交易不僅僅存在于國會和利益集團之間，還有政府的行政部門。目前，據統計，474位進出白宮“旋轉門”的人，商務部有118人，國務院124人，國防部114人，其它部委幾十人。

利益集團強大到何種程度，從尼克松下臺可見一斑。尼克松當年因為水門事件下臺，都認為是兩名小記者捍衛新聞自由，沖破層層阻力，終于揭穿真相，迫使尼克松辭職。而事實卻是，尼克松上任后大量制定偏向西部財團的政策，引發東部財團強烈不滿，便利用自己控制主要媒體的的便利條件，不斷泄密，揭開內幕，達到換馬的目的。究竟誰是真正 的幕后決策者，還不一眼明了嗎？

不僅國內利益有游說集團,對外關系也一樣。猶太人院外游說集團已經壟斷了美國中東外交是公認的事實。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明明知道在此時否決聯合國決議會造成重大的外交惡果，但依然故我。

最后一關就是國會的“巧妙”運作。不妨以美國為例。美國國會都有常設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決定著各項提案的命運。尤其是議事程序委員會，往往可以把財團的提案優先審議和通過，而對草根階層的提案則會被無限期拖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常設委員會的成員不是選舉產生的，都是任命。任命的標準自然是各政黨的實力分 配。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這些常設委員會經濟舉行秘密會議，從而便于各政黨暗中妥協和合作。這種秘密會議的比例高達35%。 不過盡管有如此多的防火墻，仍然有意外狀況出現。不過國會也早有應對之道。這就是“冗長演說阻礙法案通過”。也就是說議員如果反對一個提案，可以發表不受 時間限制的演講，直接此法案胎死腹中。一九零八年，參議員拉福特為了阻礙不利于財團的法案通過，連續演講十八個小時，另一位同黨也演講了十二個小時。這種演講最長的紀錄是五天！是一九三三年來自南方的議員愛蘭德爾為反對“將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歸聯邦法院審判”創造的。據一位記者統計，他來回走了七十五公里，做了一萬個手勢，吃了三百個肉面包，喝了四十公升汽 水。這些演講大多空洞無物，只是為了拖延時間。曾經一位議員先是讀報紙，報紙讀完了，就讓人找來一本電話薄宣布：“為了表示民意，我宣讀一下希望這一法案 不通過或不感興趣的的人的姓名和電話、地址，各位不信，不妨上門去作調查”。這就是民選的民意代表！不僅美國，英國的馬拉松辯論也是毫不遜色，一九八一年 為了一個議案，辯論了四十八小時，演說涉及香皂、烤豆，無聊之極。日本還有另一個奇招，就是牛步投票。日本國會沒有規定投票用多少時間，于是議員為反對一個議案，在投票時，一個小時走一步，以此方法導致議案流產。

關于美國的兩黨制，前總統尼克松說過：“如果兩黨原則分歧很大，以致從一個政黨執政轉到另一個政黨執政，意味著根本的改變，那就太危險了”。不知道那些想在 中國推行西方制度的自由派聽到此語做何感想？不僅兩黨之間，就是政黨與國會之間也是如此。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時，時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的約翰遜公開說： “我從來就不贊成這種論調，說什么反對黨就是專提反對意見的。我不相信，美國人民派我們到這里來，只是要我們起阻撓作用”。也難怪當時的副總統尼克松回憶 錄上稱道他和艾森豪威爾的關系形同“首相與國王”，并認為值得稱道。可以說西方絕大多數成熟的民主國家，政黨的區別早已模糊不清，雙方合作至上，共同維護 現行體制的運行。說是一黨制并不夸張，更確切的說法自然是兩黨或多黨合作制。這才是能夠維持西方政治制度和社會穩定的關鍵。不過，說來有趣，美國歷史上曾有一段時間只有一個政黨，這個政黨的名稱是：民主共和黨！

當然，縱觀西方政治發展史，搞多黨制，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出現意識形態相差甚大的政黨出現并形成強大的勢力。如二戰時，法國被德國占領，共產黨成為地下抵抗的主要力量，因此戰后成為當時影響最大、威望最高的政黨。面對這種情況，西方還有一手，就是在選舉辦法上做手腳。戰后第一次選舉，為避免法共一黨獨大，決定 采用比例代表制。盡管法共席次最多，卻無法占據絕對多數。等到法共勢力下降，又改為“一輪多數聯盟制”，“勝者全得”，造成法共席次大減。不過，雖然這些 老牌的民主國家還要搞一些隱蔽的冠冕堂皇的手段,其他國家則往往原形畢露。一九六零年五月，日本岸信介政府與美國修訂《日美安保條約》，遇到反對黨強烈反對。于是岸信介決定強硬通過。首先指揮自民黨議員毆打社會黨議員，然后出動五百名警察，用暴力將全體反對派議員趕出去，由清一色的自民黨議員包辦，十五分鐘通過。

西方的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已全面淪為金錢政治、財團政治。其多黨制也早已形同一黨制，或者自稱的“多黨合作制”。這在保持穩定的同時也在走向沒落和活力喪失。也許這才是西方世界再度發生百年一遇經濟危機的制度性原因。中國雖然形式上也是一黨制，但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不受財團控制，沒有淪為財團的工具。相對于資本，仍然是政治權力擁有最后、最高的發言權。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沒有美國式的政治、財團的旋轉門（有個案，但不為社會所接受，視為非法）。相對于西方用金錢壟斷了權力，在今日中國，平民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權力決策中心。現在的胡溫就是一例。這種人才選擇的多面性，自然保證了制度的活力。而不受財團控制的政治權力，自然能夠制訂惠及各個群體的政策（僅舉一例：自2005年起，每年提高離退休職工工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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