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理想，也就是人類的意識形態，現在已基本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新自由主義、伊斯蘭和社會主義。把世界劃分為三個世界是極有遠見和科學依據的，但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頭號國家美國的全球戰略，美國把中國、伊斯蘭世界、俄羅斯、歐盟作為戰略遏制的對手。包括所謂的“G8”、“G20”，在世界環境發展大會上形成的美日韓澳傘形集團、歐盟、77國集團等等，都是這種戰略劃分，利益結盟的變形與組合。作為新自由主義、新殖民主義的“帶頭大哥”，美國的頭號敵人仍然是伊斯蘭和社會主義。60年來，它運用的主要利器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對于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原則。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時，壟斷資產階級就利用民族主義實行對內的壓迫和對外的侵略。民族主義以追求血統和地緣認同為特征，民族主義的這一特征被壟斷資產階級稱為“現代世界宗教”，使追求單一民族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盛行世界。美國用這一利器，在歐洲等國分裂出許多小國；把中東切割成數十個小國，完成了對阿拉伯世界的肢解和分化；將蘇聯分割、解體；把南斯拉夫肢解為若干個單一民族的小國。六十年來所向披靡，屢試不爽。但是，民族主義與伊斯蘭，與社會主義的宗旨是不融合的。伊斯蘭的綱領是建立一個超越信仰、種族、地域、文化的和平理想。烏瑪（共同體）的組成，是一切和平人類，不僅是穆斯林，還包括全世界一切和平的非伊斯蘭信仰者。而社會主義奉行國際主義，最終目標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實現世界大同——共產主義。　　

發生在20世紀中期的阿拉伯革命，是一場拋棄伊斯蘭理想的“革命”。阿拉伯人民在民族主義旗幟的號召下，謀求獨立建國，但是并沒有認識到自身反抗殖民主義與全世界反帝陣線之間的聯系，沒有認識到自身解放與全人類解放事業的伊斯蘭理想之間的關系。那次革命的成果無論是建立了落后的　封建　君主統治，還是建立現代形式的共和政體，本質上都對內實行專制的獨裁統治，對外依附并聽命于帝國主義。這一本質就決定了本國統治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利益牢牢捆綁為一體，也決定了統治者剝削、壓迫人民，出賣國家利益，鎮壓一切反抗力量，并最終紛紛背叛巴勒斯坦事業。因為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不可能認清誰是真正的敵人。從1798年拿破侖入侵埃及和巴勒斯坦，到1919年巴黎“和會”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產，再到二戰結束之后由美國等西方列強在沒有阿拉伯人在場的會談決議的基礎上，按照殖民利益劃分邊界，將整個中東切割成數十個小國。而被利用的就是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和家族主義情結，對阿拉伯世界完成了從肢解、切割、分化到二戰之后的政治整合，并最終實現了控制。從此中東地區不再是伊斯蘭理想籠罩下的和平家園，成為帝國主義以民族主義情緒煽動和裹挾之下的火藥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巨大影響，在發展中國家聚集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興起了廣泛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在這場民族解放運動中，相對貧窮落后的非洲首先起來革命。埃及人民發起了要求廢除英埃條約并收回蘇伊士運河的斗爭；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人民組織了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西非人民提出了實行政治、經濟和社會解放的口號；南部非洲反對種族主義的黑暗統治。在那次革命浪潮中，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人民中國堅決支持非洲人民的正義斗爭。在萬隆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指出：中國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為自決和獨立的斗爭；支持埃及人民為收復蘇伊士運河主權的斗爭；主張世界各族人民都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主張各族人民不分種族和膚色都享有基本人權。在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間，先后有蘇丹、摩洛哥、突尼斯、幾內亞、喀麥隆、多哥、馬達加斯加、剛果（金）、索馬里、塞內加爾、貝寧、尼日爾、尼日利亞和毛里塔尼亞等20多個國家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風起云涌，勢不可擋。那一次革命浪潮的結果，使非洲大陸基本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獲得了自主、自我發展的權利。到了1980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獨立的國家達到90個，標志著殖民主義時代在世界范圍內的終結。　　

但是，那次革命浪潮不是民主革命，不是伊斯蘭革命，也不是要求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爭取到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權利之后，盡管民族矛盾緩解，但階級矛盾并沒有解決。在世界范圍內，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依然處于被奴役、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在這些國家里，廣大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也依然處于被奴役、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基本穩定期，各種矛盾在不斷深化和激化，突出的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由少數權貴和精英控制社會財富并向資本主義列強輸血的局面不可持續。帝國主義老殖民主義的終結，在某種程度上催生了新殖民主義。二戰之后，美國開始領導資本主義陣營，并最終迫使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美國挾“冷戰”勝利之威，使世界單極化趨勢更加明確，試圖控制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新殖民主義達到了高峰。新殖民主義國家把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作為首先要控制的“獵物”，美日歐聯盟更是把新興經濟體作為掠奪目標。而綜觀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狀況，都有明顯的新殖民主義特征：一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培養西方代理人，不斷制造國家之間和民族之間的矛盾，以達到控制新興國家的目的。不斷傳播西方意識形態，進行心理攻擊、思想滲透和文化侵略，并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而達到高峰。二是通過各種附加條件的“經濟援助”“軍事援助”等，獲取進入新興市場的各種特權，用所謂“世界頂尖投資公司”的金融滲透大肆進行新殖民主義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占領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利潤。三是廉價購買發展中國家原材料和初級產品，進行不等價交換；利用所謂的知識產權保護進行技術壟斷，對新興國家實行技術封鎖或敲詐。四是進行軍事威懾、建立軍事基地或進行軍事占領。　　

近期發生在非洲、中東等伊斯蘭國家的革命浪潮，會不會重入民族主義的窠臼，現在還很難作出明確判斷。這次革命浪潮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思潮，反腐肅奸，爭取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民主權利。二是都發生在深受新殖民主義政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思潮危害很深的發展中國家。這兩種顯著的特征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這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爆發革命浪潮的開端，更大的革命風潮正在醞釀形成。因為受到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和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思潮危害最深重的，是被稱為“世界的新興經濟體”，即所謂的“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　　

中國的“精英”們企圖轉移人民群眾的視線，隨著他們的輿論引導，眼睛只盯著“經濟發展”和旅游貿易。央視新聞的阿拉伯報道似乎只有“撤僑”一件事。少報甚至不報道阿拉伯人民革命的矛頭所向是反帝反新自由主義，是美國的“新中東計劃”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但這仍然難以掩蓋以下事實：以中、俄、印、巴為代表的新興大國中，中國借鑒吸取了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文明成果”，俄、印、巴則全面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這些新興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正在經歷通貨膨脹，政府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積聚的嚴重危機。然而中、俄、印、巴與美日歐等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狀況存在本質的區別。這個主要的區別就在于新興大國沒有經歷過掠奪殖民地的過程，也沒有推行新殖民主義的經驗和發展空間。而且中、印、巴等國家還曾經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這些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本身就是對新殖民主義勢力的消弱，這是發展中大國維護本身利益的必然結果，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產生“文明沖突”，發生嚴重矛盾的主要原因。在這個發生矛盾沖突的過程中，印度、巴西等借助美國打壓中國的機會，夢想著與美帝國主義建立統一陣線，在貿易保護主義，逼迫人民幣升值等問題上將所有矛頭都對準中國，圍攻中國，從而為自身爭取更為有利的發展空間。但客觀規律告訴我們，只要俄、印、巴等國不甘愿被奴役，不愿做新殖民主義的附庸國，那么他們也必將面臨和中國一樣的困境，成為美帝國主義及其盟友的攻擊目標，成為被“顏色革命”、“鮮花革命”顛覆的對象。　　

我們再來看“巴勒斯坦問題”。這是一個表面公平實質兇殘的新殖民主義的問題，是一個全世界誤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怪圈的問題，是一切受壓迫受剝削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罪惡奴役、追求自由解放的問題。以 “美英猶太”為代表的世界金融資本主義軸心，抓緊實施全球控制戰略，牢牢控制中東伊斯蘭這個與西方對抗了近千年，擁有巨大石油資源的戰略要地。這不僅意味著控制地區局勢，鎮壓整個地區的反帝運動，還意味著源源不斷地吸食血液養肥自己，來對付與之相鄰的中亞、遠東和整個第三世界的反抗力量。因此，“巴勒斯坦問題”不僅是資本主義罪行的高度濃縮和集中體現，更是全世界反帝斗爭最艱苦、最慘烈的前沿陣地。它集中展示了軍事侵略，種族屠殺、驅逐與隔離，殖民奴役，經濟掠奪和文化滅絕在內的一切資本主義的罪惡。　　

由于美國等的離間和誤導，一部分穆斯林對伊斯蘭的教條主義解釋和保守主義實踐，為世界輿論塑造了一個僵化、落后，甚至反文明、反人性的伊斯蘭形象。并借助強大的媒體力量，制造和強化了民眾的恐慌心理。這種恐慌同時存在于外部世界和穆斯林社會本身，沒有人愿意在一個沒有人身和言論自由的社會里生活。正如婦女們更歡迎戴頭巾或不戴頭巾的權利回到自己手中一樣，穆斯林更希望把信仰或不信仰、如何理解和實踐信仰的自由還給信仰者自己。人民更歡迎一個對外自尊、對內柔和的政權，“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不僅適用于非穆斯林，也適用于穆斯林社會內部。1968年，美國和以色列聯手拿下了非“激進伊斯蘭”的埃及納賽爾政權。穆巴拉克當政后的埃及率先背叛了巴勒斯坦事業，它立即成為全世界僅次于以色列的美國第二大軍援國。而作為激進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源頭和中心的沙特，卻是美國在中東的長期的主要盟友。沙特和以色列，又歷來是穆巴拉克最堅定、最露骨的支持者。由此不難看出，誰是中東民主的真正敵人。對美國而言，“民主”只是一個借口，誰試圖擺脫它的控制，誰試圖追求真正的獨立自主，誰就是敵人。無論是“激進的伊斯蘭”還是世俗的民族主義概莫能外。這一霸權原則在中東強制施行并推及全世界。　　

“多行不義必自斃”。當穆巴拉克宣布任命其爪牙蘇萊曼為副總統時，埃及抗議的人群立即齊聲喊道：“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蘇萊曼，他們兩個都是美國人！”在今天的埃及人眼中，推翻屈從于美國霸權的獨裁政權，與追求民主是一回事。盡管目前世界上正義的力量處于消沉，邪惡的勢頭正在高漲，美國可以在中東以致在全世界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可以像西方一位著名新聞評論家說的那樣“有一個劇本可以照著演：每當某個親美的獨裁者陷入困境，就試著支持他撐下去，直到不能再撐的時候，就換邊支持，假裝站在人民的一邊，扶持新的代理人、嘗試延續雙方的緊密關系……”但在世界革命向何處去的緊要關頭，現在的中國迫切需要有毛澤東主席當年的氣魄和風范。毛澤東在談及“巴勒斯坦問題”時指出：“問題不是一個以色列，而是誰站在以色列背后的問題，是個世界性的問題，也是個美國的問題。”“我們在兩條戰線上，你們在西，我們在東，而敵人是一個。我們互相支持，你們支持我們，我們支持你們。”　　

由于資本主義世界難以治愈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給了世界其它新興大國加快發展的戰略機遇。也正是新興大國的迅速崛起促使美日歐同盟強力推行新殖民主義，抓緊對新興大國進行控制與掠奪。在這控制與反控制，掠奪與反掠奪的斗爭中，中、俄、印、巴等就必然成為美國及其盟友的對手。中國相對其它新興經濟體而言，發展速度最快，國際地位日漸提高，美日歐就愈發感到難以控制中國，新殖民主義就無法在中國進一步推行，中美之間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會激化。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這個過程存在于中國，也同樣存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美國未來所面對的矛盾會更加廣泛和突出。一旦新殖民主義受到阻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掠奪財富的能力就會減弱，內部就會爆發出各種矛盾和問題。為轉移這些內部問題，它們就會不斷在外部制造動蕩，轉嫁國內債務和社會矛盾。作為戰爭策源地的帝國主義不甘心所推行的新殖民主義經濟戰略受到阻遏，必然通過轉嫁經濟危機，策劃石油戰爭、糧食戰爭、貨幣戰爭對新興經濟體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掠奪，以制造輸入性通貨膨脹來引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動蕩、物價飛漲，進而引起民怨沸騰，再通過網絡媒體等手段讓人們遷怒于社會不公、貧富兩極分化，貪污腐敗、巧取豪奪等社會積弊，引發社會動蕩。　　

這一次革命浪潮起于突尼斯和埃及，最突出的爆發點和訴求就是“民生”和“民主”權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權利、平等的經濟權利和平等的政治權利。都與底層民眾收入微薄、物價高漲，飽受外國列強的經濟剝削和壓迫，無法忍受當權者的腐敗，官商合謀欺壓國內民眾有直接的關系。其中埃及示威者打出的口號就是“為了終結貧窮、腐敗、失業和折磨，拼了”。進一步表明這一次革命浪潮的實質是民族矛盾、階級斗爭的大爆發。它是資本主義私有化剝削制度埋下的禍根，是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釀下的苦果。這一場波及世界的革命浪潮洶涌澎湃，不可阻擋。它的最終結果將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一種是形成單極化世界，美日歐新殖民主義用石油戰爭、糧食戰爭、貨幣戰爭將世界重新瓜分完畢，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統一世界。另一種是中、俄、伊斯蘭等強勢崛起，形成多極化世界，民主、自由、平等的以公有制為主體、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成為新的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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