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與第三勢力
——與《從陰謀論看李光耀無間道》相關的四篇參考資料
張泰永 輯
12月25日新加坡文獻館刊登一篇題為《從陰謀論看李光耀無間道》的評論后，似乎意猶未盡，接著于26日再接再厲發表了《李光耀與第三勢力》、《南洋同盟會》、《同盟會在海外之發展》、《共濟會與陰謀論》等四篇資料性文章，可看作對《從陰謀論看李光耀無間道》一文的補充，或用中國網民愛用的一個詞語“給力”，是耶非耶，尚需讀者明察。現將這四篇文稿轉載于下，相信廣大讀者一定不會錯過：
李光耀與第三勢力
26/12/10
作者/來源：星洲董狐(29-11-2010) http://www.nandazhan.com
第三勢力 李微塵
李光耀重用第三勢力分子李微塵，牢牢控制報章以及對付左翼勢力，使他穩坐江山，說起來并無什么稀奇，其情形并非李光耀經常提起的五十年代與共產黨人斗爭那么出神入化。
李微塵之所以被重用，真正的原因并非反對國民黨，而是反對共產黨。這位在美國受教育的保皇黨殘余分子，回國后一直吃不開，時代已經無皇可保，而國民黨人也不欣賞于他，因此只能在廣東香山編編小報《求是報》，宣揚無政府主義思想，而真正的原因是為了喂飽肚皮。
1926年李微塵實在無法生活下去，只好前赴上海投靠保皇大師康有為。康有為卻趕往青島住進剛落成的房子，李微塵又匆匆前赴青島，表面上說是執弟子禮，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走投無路使他不得不亦步亦趨。沒想到康有為于1927年喝了橙汁竟然中毒，死在李微塵懷里。李微塵失去了依靠，同時背上謀害康有為的嫌疑。
康有為死了，李微塵在北方無從落腳，只好回返廣東，投靠廣州國民政府的陳友仁。1944年，陳友仁心臟病發作而死，李微塵又背上謀害陳友仁的嫌疑。
李微塵似乎成了“瘟神”，悄然在上海蹲在鐵路局的《京滬周報》當編輯。上海解放前夕，李微塵南下香港，公然與顧孟余、張發奎、張國燾等人，創辦報刊雜志，鼓吹反共、反蔣，其背后是美國人。李微塵在香港期間，生活困苦，彷徨無助，一些投機文人如曹聚仁向他示意北歸，他不為所動。
由于保皇思想作祟，李微塵討厭三民主義，更加憎惡共產主義，另一方面，他自小接受美式英文教育，腦海中都是概念不全的所謂自由主義。自美國回香山時，在《求是報》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想，而不是自由主義思想，原因是當時流行無政府主義思想，時人無法接受自由主義思想，而他內心深處真正的思想卻還是保皇思想。時不我與，李微塵只有鼓吹無政府主義思想，以解決吃飯問題。
第三勢力是一種政治勢力的概稱，是國共斗爭時期已經產生的現象，其代表人物散見于各政治黨派中，但還沒有樹立旗幟表明超然于國共之外。一九四九年后，第三勢力正式在香港掛牌上市，李微塵興奮異常，在文字上既批國民黨，又批共產黨，口中自稱是自由主義分子。
然而港英當局知道這批第三勢力分子會給它帶來麻煩，在警告顧孟余之后，顧竟然違背自己的原則，投靠到臺北去，李微塵等第三勢力分子大有被拋棄之感，此后各尋出路，各求活命。
與此同時，新加坡要求獨立的反殖斗爭如火如荼的進行著，英國人忙著尋找代理人，以求退路。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一群，完全沒有群眾基礎，正在執律師業的李光耀，還是一個不懂政治的門外漢。英國人明白，只有受中文教育的一群，才真正能夠控制群眾，是否可以把政權交給受華文教育者呢？這是擺在英國人面前的選擇。在英國人眼中，可以授予政權的受華文教育者并非左翼分子，更不是馬來亞共產黨，而是一群早已存在新加坡社會的第三勢力分子。
這股第三勢力分子存在于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商界等，他們對于國共斗爭一般上保持緘默，有批評時是左右開弓，全無是處。英國人與他們有無聯系，自然不會公開，但是第三勢力在1949年已經公開培養基層勢力，它通過教會組織，組織了數次“全星中學生夏令營”，訓練青年人，準備在英國人撤退時接管政權。
那么，新加坡第三勢力分子究竟有哪些人呢？可以知道姓名的有傅吾悶、陳振夏、王仲廣、劉韻仙、莊竹林、鄭安侖、楊瑞初、汪玉聰、王昌稚、姚國華、林耀翔、彭松濤、林學大、劉抗、劉強、沈志中、林秀、藍天、黃永恩、周震漢等。五十年代中，英國人為了對付馬來亞共產黨，在第三勢力分子中挑選了一批人，前往設于金馬侖高原的英國政治部華語培訓中心執教，教導英國政治部官員華語會話，以審訊被捕的馬共分子。這些被挑選的教員，在人民行動黨上臺后，都被安插在學校中成為校長或教育部高級人員，行動黨與英國人藕斷絲連，這決不是偶然。
第三勢力的公開活動，引起左翼和馬來亞共產黨的注意。1950年7月28日，與第三勢力關系密切的新加坡副提學司李之華，在紐頓電車終站車上，被人開槍射傷。10月16日，南洋女中校長劉韻仙，在校門外被人潑灑硝酸，第三勢力因此偃旗息鼓，不再公開活動。而英國人在權衡之下，最終決定將政權讓給以李光耀為首的受英文教育者。
1956年，李微塵得到同路人傅吾悶的介紹，從香港南來，進入《南洋商報》。在《南洋商報》四年，他靜觀四周環境，發現華文報章對李光耀政權壓制華文的不滿，更看到了李光耀反華反共的特點，于是千方百計向李光耀靠攏，終于如愿以償，在1960年成為總理公署新聞秘書。
李微塵在香港走投無路，瀕于絕境，南進之后竟然起死回生，因此充當李光耀打手之后，莫不傾其所有，落力賣命。首當其沖的就是《南洋商報》，該報社長李玉榮對于李微塵的第三勢力氣息甚感不滿，有意要他離開，李微塵離開后立刻向李光耀獻策，一個回馬槍，立置《南洋商報》于死地，公報私仇，又為主人立了大功，一箭雙雕。緊接著，他又向李光耀進言控制華校，又立一功。這時候，他躊躇滿志，舉目四望，小小獅城，言論盡在本人掌控之中，國民黨、共產黨，其于我何有哉！
李光耀對于英國人早年對第三勢力分子另眼相看的歷史了如指掌，而他也知道第三勢力分子也因此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上臺后，對這些人采取安撫與聘用手段，以掩蓋這段歷史。李微塵之后，他聘用傅吾悶兒子傅超賢為總理公署新聞秘書就是一例。
李微塵發跡后，并無招徠各地的第三勢力分子，原因很簡單，小小彈丸之地，無法容納多一兩個同類，況且招徠會使自己失去優勢，僅此一家，已經足夠。李光耀原本對于國共兩黨一無所知，李微塵給他開了眼界，為了保持自己的優勢，國共都是李微塵打擊的對象，當年除了嚴厲打擊左翼勢力外，還對國民黨在本地的殘余勢力嚴加防范，例如嚴密監視晚晴園、同德書報社，以及其它會所與書局。李微塵之所以得到李光耀的信任，在于他主張打擊的對象，都是與華文教育有關，這正是李光耀的憎恨對象，所以李微塵投其所好，無不水到渠成。
一個沒有原則的保皇黨殘余分子，一個喝了洋墨水而懂得一些英文的報人，一個不知自己國家真正前途的知識分子，在落魄時得到意外機緣，時來運轉，得意忘形，極力去戕害與自己民族有關的文化教育，這算是識時務嗎？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最為辛苦的時期，就是六、七十年代，而此時期正是李微塵擔任軍師時期，李微塵對于李光耀的幫助，無疑是巨大的。李光耀所要用的人，首先條件是能夠幫他去除心目中的大患——華文教育，而李微塵正是這種理想人物，為叢驅雀，為淵驅魚，是第三勢力分子李微塵毫無民族尊嚴的寫照。
分類題材: 政治_politics , 南洋華社_nychinese
26/12/10
作者/來源：任貴祥 http://www.oklink.net
2．南洋同盟會星羅棋布
國內外反動勢力勾結起來絞殺革命，革命黨人在國內難以立足，被迫在海外建立革命陣地，南洋各地的同盟會如雨后春筍，其中不少為孫中山親自建立的。
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后，在國內外大力發展革命組織，其中海外各僑居地的革命組織發展很快，一日千里。在東南亞一帶，同盟會組織星羅棋布。其中地位最重要且影響最大的要數新加坡同盟會和檳榔嶼同盟會。
介紹新加坡同盟會建立的過程，需要從孫中山同新加坡華僑革命人士的最初交往開始。
1900年孫中山來到新加坡時，尚未正式與當地進步華僑建立聯系，此后不久，他即被新加坡英國殖民當局驅逐出境，限期5年不得入境。1904年當地進步僑商陳楚楠張永福創辦革命報刊《圖南日報》，該報與其他各地華僑報刊多有聯系和交換關系。
為擴大宣傳和增加發行量，1905年新年《圖南日報》印有富有反滿刺激性的月份牌（即日歷表）隨報寄至檀香山檀山新報社，被當時正在檀香山的孫中山見到，始悉新加坡也有反滿革命思想的華僑，異常喜悅，隨即以20美元購取月份牌20張，并致信尤列詢問該報為何人所辦，不久尤列復函告之。
同年夏，孫中山由歐洲東歸，先期致信尤列等，告訴他船過新加坡時，引導請（諸）同志相見。屆時尤列引導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登船相見，孫中山因限制入境期未滿，加之急于赴日本東京籌建同盟會，故未下船，臨行時孫中山告知他們，革命機關不日將在日本成立，囑其在當地作好準備，是為孫中山與南洋革命華僑交結之始。此次會晤雖是匆匆，但為日后新加坡同盟會分會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06年春，孫中山再次來到新加坡進行革命活動。4月6日，他召集當地進步華僑，在張永福的別墅晚晴園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當時會務的組織及開銷均由陳楚楠和張永福協商分別承擔。
會所晚晴園還有一段艷史，它原是一位富家公子的藏嬌金屋，其門口的石灰柱子上有一塊石牌，上面的英文是 Bin Chin House，這是那位美人的芳名。屋里的陳設據說是那位公子向歐美定制的，并留有情人的小影。后來該屋被張永福買下，為供其母休養的別墅，孫中山來到以后特地騰出來供開會所用。會議之所以選擇在這里召開，一是因為它是張永福的家產；二是這里富麗典雅肅靜，尤其是這里離市區較遠，不會惹人注意。首次與會加盟者有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許子麟、劉金聲、黃耀廷、尤列、鄧子瑜、張華丹、吳悟叟、林干廷、張秉庚等12人。推舉陳楚楠為會長、張永福為副會長、許子麟為會計、林義順為交際。這12人中有10人是較為富有的商人。在會議上孫中山首先帶頭宣誓，接著與會者分別宣誓，繼之孫中山教給會員握手的符號和見面時談話的密語。以后陸續加盟者有沈聯芳、黃乃裳、許雪秋、鄭聘廷、陳蕓生、林文慶、陳嘉庚、李竹癡等400多人，現存的名錄上知道名字的有255人。
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章程是后來孫中山偕胡漢民再來新加坡時，囑胡漢民起草的，共有28條。后來又制定了（中國同盟會分會總章）（即南洋支部章程）16條。這些章程還分別對組織機構、會員入會的手續、繳納會費及義務等做了具體規定。這兩個章程與日本同盟會總章盡管有所不同，但其宗旨和目標是相同的。它們是根據僑居地華僑會員的實際情況靈活制定的，為當地會員規定了奮斗目標，當然是革命性質的章程。
按同盟會總章的規定，同盟會南洋支部設在新加坡，1908年秋，孫中山代表同盟會總部，發出（設立中國同盟會南洋支部通告）（支部長為胡漢民），分別寄給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負責人，（通告）說：“近年以來，南洋各處同志日多，各就所處結合團體，以實行宗旨，發展勢力，真有蒸蒸日上之勢，殊可慶慰。今在新加坡設立南洋支部，欲使南洋各處團體互相聯絡，以成統一。” 這則《通告》說明南洋同盟會迅速發展的大好形勢。此后新加坡同盟會一度成為東南亞革命組織的總機關和活動中心。
新加坡同盟會建立后，孫中山和同盟會的負責人奔波馬來西亞各地乃至南洋各僑居國建立革命組織。1906年8月，孫中山偕陳楚楠、林義順、李竹癡等來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8月7日，同盟會吉隆坡分會正式成立，孫中山親自主持宣誓，當地華僑杜南、杜冠雄、杜著新、阮卿云、阮德三、王清（又名王清江）、陸秋泰等人加盟。從入會成員分析，除王清外，其余15人祖籍皆為廣東順德、南海、東莞，而且有6人來自兩個家庭。尤其是70多歲老華僑阮英舫，聆聽了孫中山革命宣傳后，欣然率領兩個兒子阮卿云、阮德三加盟。數天后，又有一批華僑入會，其中包括著名僑商錫礦主陳占梅和民主人士彭澤民。后在一次全體會員大會上，推選錫礦主陸秋泰為會長，王清為副會長。吉隆坡同盟會會員后來發展到1000多人。
吉隆坡同盟會建立后，孫中山一行繼續前往霹靂州的怡保發展組織，但當地保皇勢力囂張，錫礦富商保皇會首領胡子春，得知孫中山到來，威脅要以武力對付。孫中山得知后，為避免正面沖突而返回吉隆坡，在怡保建立同盟會分會的意圖暫時未能實現。未幾，經友人介紹，孫中山轉赴檳榔嶼（簡稱檳城），擬拜訪某大資本家，但此人卻避而不見，使孫中山受到尷尬。而當地另一富商吳世榮與其好友黃金慶得知后，主動出面接待，并介紹當地一些愛國華僑與孫中山相識，這是孫中山第一次與檳榔嶼華僑結交。
孫中山在檳城逗留時間很短，旋因事返回新加坡，繼派陳楚楠、林義順持其介紹函到檳城組建同盟會分會。首先加盟的有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辜立亭等22人，在陳楚楠、林義順二人的主持下，加盟者-一舉手宣誓。眾推舉吳世榮、黃金慶為正副會長。吳世榮是一名始終不渝、意志堅定的革命者。他祖籍福建海澄縣，其父在檳城開設“瑞福號”，經營面粉、火柴及土特產，是當地著名殷商，父親去世后，吳世榮繼承產業。他身為富商，但平日生活衣著仍自奉節儉，常穿著經臟耐用的黑布褲子，但思想卻很進步，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故在當地華僑社會中聲譽頗佳。自和孫中山首次結識后，始終不渝地追隨孫中山革命，甚至不惜傾家蕩產，晚年窮困潦倒。
1910年夏，同盟會南洋支部根據孫中山的建議，由新加坡遷到檳榔嶼，從此檳城便成為革命黨人在南洋活動的中心。同盟會成立不久，由于經費的使用及個人思想差異等原因，章太炎、陶成章等同盟會負責人與孫中山產生矛盾，并大肆攻擊孫中山，在新馬各地尤其是新加坡華僑中進行反孫宣傳等活動。新加坡作為同盟會南洋支部的所在地及其負責人的張、陳等，對陶成章等人的分裂活動表示沉默，未加反對，使孫中山感到失望。為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孫中山采取了這一措施；再者同盟會檳城支部建立后，涌現出了像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堅定的華僑革命黨領導人，革命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后來居上；另外，檳城與新加坡同樣為英國殖民地，也同樣具備較好的通訊、地理條件。這些大概是孫中山將同盟會南洋支部由新加坡遷往檳榔嶼的原因。
南洋支部遷往檳城后，孫中山進一步采取了一些改組措施，任命吳世榮、黃金慶為支部負責人，頒布了新的章程20條，對南洋支部的組織機構、職權等作了詳細規定；按軍事組織將檳城所有同盟會會員進行編組，并將全體會員進行重新登記。這些措施加強了同盟會的領導。
在越南華僑中較早建立同盟會的是西貢、堤岸地區。早在1900年孫中山初到西貢時，結識了法國銀行買辦華僑曾錫周、馬培生及僑商李竹癡等人。1902年孫中山利用應法國總督之邀赴河內參觀博覽會的機會，組織興中會，奠定了建立同盟會的基礎。1905年冬，孫中山偕黎仲實、胡毅生、鄧慕韓等再次來到西貢，受到曾錫周、馬培生、李竹癡等熱情接待，因此地為法國商業區，而附近的堤岸為華僑集居區，孫中山在西貢住了一二天后即赴堤岸，受到當地華僑的歡迎。隨即成立同盟會，入盟者有李曉初、李卓峰、劉易初、黃景南、關唐、李亦愚、曾錫周、馬培生、李竹癡等多人，舉劉易初、李卓峰為正副會長，以劉易初的昌記行為通訊機關。
1907年春，孫中山為發動粵、桂、滇三省反清起義，住在越南河內，在甘必達街61號設立起義指揮總機關，并趁機將原河內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先后加盟的華僑有楊壽彭、黃隆生、張美池、王和順、黃明堂、吳祥生等數百人。同時在海防設立同盟會分會，會址設在臺灣街32號萬新樓，以劉歧山為會長，甄壁、林煥廷、陳耿夫等為干事。
1908年11月，孫中山偕胡漢民、胡毅生等來到逞（暹）羅（即泰國），受到蕭佛成等接待，遂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建立同盟會退（暹）羅分會，加盟者有沈勞思、蕭佛成、陳載之、周道生、陳景華、梁社長、王杏洲、朱慶初等20多人。由蕭佛成任會長。退（暹）羅同盟會分會建立后，創辦了《革命機關報》、《華退（暹）日報》，宣傳革命；復派人回國參加武裝起義；建立中華閱書報社等，革命活動隨之開展起來。
（摘自任貴祥著《孫中山與華僑》）
分類題材: 南洋華社_nychinese ,
26/12/10
作者/來源：hungfuchee http://hk.myblog.yahoo.com
香港 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后，孫中山先生即派馮自由、李自重到香港籌設分部。1906年9月，馮自由抵港后，即與陳少白、鄭貫公、李紀堂、黃世仲、陳樹人、鄧蔭南等，交換意見，一致商定，先行成立一個籌備工作會議，分途負責，加緊進行。期間，孫先生于10月期間自日本赴西貢，途經香港，在輪上會見馮自由、陳少白、李自重、鄭貫一、李紀堂等人，孫先生并為他們舉行入會宣誓儀式，他們雖舊是興中會員亦須填寫誓約。10月20日，同盟會香港分會于中國日報社，宣布成立，以陳少白為會長，馮自由為書記，鄭貫公為總務，李自重、鄧蔭南、李紀堂、黃世仲等，則分擔各部門職務。(注1)另外，李自重、伍漢持、崔通約等設光漢學校于九龍，提倡軍事教育，香港各學校紛紛舉行兵式體操，均延李自重為體操教員。由于李自重早年曾就讀于孫先生在東京創設之革命軍事學校，此事為港英政府所忌，乃禁各校設體育一科，并擬驅逐李自重出境，然李自重也不得不離港避之。(注2)此后，革命黨人發動之黃岡、潮州、惠州七女湖、欽廉之役等，都是由香港分會直接指揮。1908年，香港分會改組，馮自由被選任會長，黃世仲為庶務、謝心準為書記，增設招待所于皇后大道馬伯良四樓，以容納各方來港同志。因革命黨員來港日多，又由馮自由、謝英伯、陳逸川等負責組織民生書報社，后改名少年書報社，以收容黨人。時僑商李煜堂、李文啟兄弟，一向贊助革命，以其所經營之「金利源藥材行」，結納同志，并代收海外各地革命黨籌款。(注3)
澳門 孫先生為謀展開華南之黨務，先后派劉樾杭、阮亦周等至澳門，設「樂群書室」鼓吹革命，直至1911年辛亥起義前，革命黨在澳門始正式設立機關，發動組織新軍，后武昌起義時在廣州所稱之「香軍」即由澳門華僑所籌組者。 (注4)
新馬 1905年6月，孫先生自歐洲往日本途中，再次訪問新加坡。在新加坡晚晴園(注5)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創始會員包括陳楚楠、張永福、許子麟、林義順、尤列等人。以陳楚楠為分會會長，張永福為副會長，許子麟為會計，林義順為交際。從1906年起，孫先生及其他革命領袖經常集議于晚晴園，而革命黨連續在中國南部發動的革命，多是在晚晴園進行策劃或籌措，而且歷次失敗，革命黨員也都退避至此，晚晴園遂成為中國民族運動的司令塔。(注6)翌年，開全體會員大會于晚晴園，擴大組織，改選張永福為會長，陳楚楠為副會長，林義順為外交主任，謝心準、李曉生為文續(牘)主任。其他干部有李竹癡、黃耀庭、鄧子瑜、尤列等。
新加坡同盟會為南洋諸分會之中樞，其主要活動有: (一)派員至英屬各埠，設立同盟會分會或聯絡處；(二)捐助革命經費；(三)創立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橋日報等，與保皇派展開論戰；(四)收容并救濟河口之役撤退來新加坡之革命兵士六百余人；(五)全力支持廣州三二九之役；(六)分別就福、湖、客、廣等幫，舉代表一人，商洽并傳達會務。(注7)
新加坡同盟會成立后，為宣揚革命，乃繼《圖南日報》后創辦《中興日報》，以打擊保皇黨之言論，曾與保皇黨之《南洋總匯報》筆戰數月，終獲勝利，為革命黨大放曙光。那時主筆政者為胡漢民、汪精衛、黃克強、居正、田桐、林時爽、陶成章等。林受之時為該報董事，認股最多。《圖南日報》人才雖眾，但經費有時缺乏，創報不久，瀕臨停報邊緣，幸賴林受之竭力維持，該報方能持續發行。 (注8)
1906年8月，孫中山先生一行前往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訪問，在杜南的安排下，得到馬來亞聯邦華民政務司(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的允準，在該市大舞臺劇院(Grand Theatre)舉行公眾大會。(注9)孫先生以「合群」為講題，謂人類可借鑒于蜂蟻，否則雖以虎豹之猛，茍不合群，終必為人類所擒獲。(注10)孫先生吉隆坡一行，掃除了當地華人猜想他是粗魯殘酷造反者的負面形象，各人咸認為他溫文爾雅，且辯才無礙，措辭中肯，印象非常深刻，證明了孫先生此行甚為成功。(注11)
1906年8月7日，同盟會吉隆坡分會正式成立，孫先生親自主持十六位創始會員宣讀誓辭，公推陸秋杰為會長，王清為副會長。同月，庇能(檳榔嶼)同盟會分會成立，以吳世榮為會長，黃金慶為副會長。1907年，吳世榮等發刊《光華日報》，另由黃金慶等組織「檳城書報社」，對于革命宣傳，收效甚大。1907至1908年間，又繼續在芙蓉、怡保、瓜朥庇拉，麻坡、關丹等地設立同盟會分會。 1908年3月以后，同盟會南洋支部由新加坡移至檳榔嶼。
印尼 1907年春，張俞人、吳文波等奉星洲同盟會之命，前往荷屬印尼八打威（即今之雅加達），組織同盟會分會，為避免當地政府耳目，改名為寄南社，并在各地設立書報社，以作聯絡。1910年，寄南社與書報社合并，向當地政府正式立案。主持當地同盟會者，分別有謝良牧、李柱中、李天鄰、陳方度、梁墨庵等人。當地革命報刊，分別有泗檳日報、長鋒報、蘇門答臘報等。
緬甸 1905年，秦力山至緬甸，成功令本屬保皇黨的莊銀安，轉而支持革命，而莊銀安辦之《仰光新報》也轉而鼓吹革命。后秦力山赴云南邊境運動土司反清，未成而身死。1907年，《中興日報》派林義順、許子麟至緬甸招股，并發展黨務。1908年，孫先生派汪精衛在仰光設同盟會分會，先后加盟者有莊銀安、徐贊周、陳金在、陳春源等，公推莊銀安為會長，盧喜福為副會長。當《仰光新報》停版后，莊銀安另創《光華日報》，后改名為《進化報》，居正、呂志伊、楊振鳴、陶成章等曾擔任主筆。分會成立后，華僑參加者日眾，至1911年增加達二千三百余人。其中云南河口之役、黃花崗之役及光復之役，緬甸華僑出力甚多。
暹羅 孫先生在南洋設立支部后，復派汪精衛至暹羅推廣黨務，而最熱心參加革命的，則有蕭佛成。而蕭佛成于汪精衛未到前，已在當地與亡命來暹的陳景華，創辦《華暹日報》，以鼓吹革命。及汪精衛抵暹，在曼谷成立了同盟會分會，加盟者有蕭佛成、王吉洲、陳美堂、何少禧等人，公舉蕭佛成為會長，陳景華為書記。1908年，孫先生偕胡漢民、胡毅生等至暹羅，華僑迎之于中華會館，到場者數百人，但因暹羅當局之干涉，限令孫先生一星期內離境，孫先生乃部署黨務完后離暹。
越南 當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后，1905年冬，越南西貢堤岸成立同盟會分會，明年河內海防等也先后成立。1907年上旬，孫先生移節河內設機關部，得到同志的助餉，接連發動了第五次至第七次起義的防城、鎮南關、欽廉上思、河口諸役。
菲律賓 菲律賓因入境條例甚嚴，故革命黨之活動亦較遲。1905至06年間，華僑知革命之風，但無固有的革命組織。及1910年春，李萁自香港至小呂宋，始設同盟會分會，是時入會者有鄭漢淇、黃三記、黃漢杰、王忠誠等，其宣傳機關則有《公理報》，以鄭漢淇為主筆。(注12)
澳紐 同盟會創立后，呂杰等十二人組同盟會紐西蘭惠靈頓。光緒末年，梁啟超到澳洲組織保皇會，創辦報館宣傳保皇，當地革命黨人乃創辦《警東新報》，以辟保皇邪說，繼組新民啟智會，與保皇會對抗，會員三百余人，旋改為啟智社，接收《警東新報》為宣傳喉舌。1910年，啟智社改為少年中國會，與美國三藩市之少年學社遙相呼應。(注13)
美國 1909年11月，孫先生自英國前往美國，在紐約登陸。今次訪美之行，目的在于發展同盟會的組織，并籌集款項支援香港南方支部正在進行中的運動新軍起義計劃。12月，孫先生設同盟會美中分會于紐約，加盟者有鐘惺初、趙士覲、陳永思、吳贊周等十多人。1910年1月，建立芝加哥分會，加入者有蕭雨滋、蕭漢衛、梅喬林、譚贊等人。2月，建立舊金山分會。3月，李是男把「少年學社」改組成為同盟會美西總會，旋成為同盟會美國總支部。其主要活動有: (一)創刊《少年中國晨報》；(二)建立美西及中南美地區同盟會分會；(三)捐助黃花崗之役經費；(四)成立洪門籌餉局；(五)會員誓詞改為「廢除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六)組織新舞臺，編演以革命人物為主題之粵劇。(注14)
加拿大 加拿大一向是保皇會的重要根據地，革命黨勢力在當地較弱。至1910年，加拿大洪門人士，漸受香港中國日報，及舊金山大同日報之影響，溫哥華致公堂，乃創辦《大漢日報》，為鼓吹洪門與革命的喉舌。而美、加兩地致公堂互通聲氣，影響了加拿大華僑的革命傾向。1910年5月，馮自由擔任《大漢日報》主筆，與保皇派報章展開筆戰，駁斥保皇派的謬論，加國華僑由是大多支持革命。 1911年2月，孫先生由美赴溫哥華，演講籌款，并仿效美國設籌餉局，以募集革命軍餉。 5月，同盟會加拿大分會于溫哥華成立，以馮自由為支部長，周連盛為副部長，屬秘密組織，對外仍以洪門籌餉局或中華會館的名義活動，同盟會員亦一律加入洪門會。(注15)
(注1)譚永年、甄冠南:《辛亥革命回憶錄》上冊，頁333
(注2)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229；《華僑革命史》下冊，頁76
(注3)《華僑志》，頁563，華僑志編纂委員會，臺北，1978
(注4)《華僑志》，頁564-565
(注5)《新加坡同德書報社七十周年紀念特刊》，頁145，新加坡同德書報社，1981
(注6)關于晚晴園的歷史，據陳楚楠回憶:「這座屋子，本是當時一位富家公子的藏嬌金屋，現在門口的灰柱，還有一塊石牌，上面的英文是Bin Chin House明珍就是那位美人的名，后來張永福同志把這屋子買來了，就改名為晚晴園，蓋取『人間愛晚晴』之詩意，且與Bin Chin兩字諧音，以存史跡，當我們在這里組織同盟會的時候，從前的主人遺下許多家具盤碗，還印有那位明珍姑娘的身影，這些家具和盤碗，據說是那位公子向歐美定制的，可見那時的寵愛了。」 (陳楚楠:「晚晴園與中國革命史略」，《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542)
(注7)李云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一冊，頁322
(注8)《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545
(注9)《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116
(注10)《國父年譜》，頁245
(注11)《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118
(注12)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102，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注13)《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755
(注14)李云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一冊，頁334
(注15)同上，頁332
分類題材: 南洋華社_nychinese ,
26/12/10
作者/來源：《看歷史》(2010-10-05)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
你可能多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近三百年來世界上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背后都有一個神秘組織——共濟會的影子。據說這個起源于英國的準宗教組織領導了美國獨立戰爭；起草了美國憲法；支配著美國政治、意識形態和財政，整個美國政府從奠基之后就一直受共濟會操縱，歷任美國總統只有被暗殺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濟會成員；連美聯儲也從屬于它們，世上所有花美元的人其實都是在花共濟會的錢。不僅如此，這個組織的神秘長老團還懷有一個更大的陰謀：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為此他們甚至有預謀地發動了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便進行一次重新洗牌。
這些故事聽起來確實曲折生動，而且似乎能讓人一下子簡單明了地了解所謂“歷史真相”，像金融危機這樣的事件如此紛繁復雜，那種“一小群神秘人物幕后操縱了所有事件”的說法實在是一個相當有吸引力的解釋，并能有力地激發人們的想象力。那么，歷史真相究竟如何？共濟會真的是這樣一個龐大的操縱集團嗎？
一個秘密組織的興起
和其他秘密組織一樣，共濟會最讓人恐懼、也最讓人感興趣的就是其神秘，雖然它已經是這類社團中最不秘密的一個了。實際上，圍繞著它的眾多陰謀論，最關鍵的一個矛盾就在于：所有這些論調都聲稱共濟會秘密干下了所有這些事件，因而是一支可怕的隱秘力量；但同時，人們卻又似乎普遍知道這些事正是它所操縱的——而這就談不上秘密了。
共濟會的英文正式原名為Freemasonry，直譯即“自由石匠”，其標志上有圓規和曲尺圖案，象征著對偉大宇宙秩序的建構。其公開文獻《共濟會憲章》將其歷史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認為圣經時代的石匠（當時只有他們掌握著幾何與自然科學的知識）創造了這個組織，目的是以理性和知識克服人類弱點、重回神的領域。這些石匠秘密交流宇宙天文、幾何、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互稱“兄弟”，以圖重建上帝的秩序。
秘密組織的起源年代常常是無法認定的，就像中國人所熟知的天地會，雖然常被認為由鄭成功創立，但實際上很可能直到一百年后的乾隆中葉才成立，而其口號“反清復明”更是直到嘉慶年間才出現。共濟會也是如此，它的第一個總會所（Grand Lodge）于1717年6月24日成立于英國倫敦，此前只有一些貴族和高級神職人員不定期在一些小酒館里的非正式集會。在這一天，會員們投票選舉安松•塞亞為第一代總導師（Grand Master），因此這一天普遍被視為近代共濟會運動的開端。
這里一個不可回避但又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共濟會為何在此時、在此地成立、又為何秉持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眾所周知，16-17世紀歐洲興起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英國、德意志等地出現了許多新教團體，與天主教會決裂。為對抗這一改革，天主教會也相應發動了一場“反宗教改革運動”，其中尤其是組織嚴密的耶穌會，成為教會最頑強的斗士。當時那些護教心切的國王及天主教當局，事實上對那些“自以為是以及對教條說三道四的家伙”，是越來越沒耐心了，這又反過來激發了主張理性的那些團體的反彈。17世紀英國國教、天主教、清教徒的內部斗爭十分劇烈，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后才稍稍穩定下來，共濟會便在這個環境中生長出來。與共濟會宗旨相似、并同樣發展為秘密組織的的光明會，也在1776年創立于歐洲大陸的巴伐利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共濟會和光明會一樣，都主張用理性力量來改造人類心靈，甚至推廣啟蒙原則，并進而改變世間秩序。這種信仰在歐洲也有著深厚的根源。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一書中所言，“從最早的記錄開始，在思想史中就貫穿著這樣一個概念，即一個有秩序的、和諧的連貫的世界。人類本能地排斥一種觀念，即人和他們周圍的環境是眾多偶然因素的結果。”在歐洲思想中，這種“有序世界”的觀念尤為強大，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用嚴密的數學規律來解釋世界的有序性，他們認為數就是“人類思想的向導和主人，沒有它的力量，萬物就都處于昏暗混亂之中”，強調只有在這樣的秩序中，我們才發現了一個可理解的宇宙。這個學派的密教特征與共濟會不無相似之處：嚴格規定所有教徒必須對教外嚴格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有關教派的一切規條、教訓、學說、狀況；在教內不立文字、不做記錄，所有教導、指示都只憑師徒、上下級之間的口耳相傳。
隨著歐洲文明的發展，到中世紀中葉，上帝越來越經常地被描述為機械術語里的工程師或者建筑師。14世紀的一位法國主教Nicole Oresme將上帝描述為以人啟動手表的方式啟動了這個世界——上好發條、然后讓它自行運轉。在這里可以看到共濟會等組織的神學思想根源：他們認為，人間充滿不幸，秩序崩壞，而人性中則有許多缺陷，因此，要建立一個天國式的協調秩序，就要按照一個工程師一般的上帝形象，依靠嚴密的組織，來秘密而有計劃地推進人間秩序的改造。
發展：公開化與神秘性
那么，這樣一個似乎懷著“美好愿望”的組織，又是如何演變為世人眼中操縱許多陰謀的、令人恐懼的力量的呢？實際上，這與其說是因為其強大，不如說是因為其神秘性。
早期共濟會是秘密結社，一個身體無殘疾的、持有神論的成年男子贊同其理念便可加入。但他們大多是通過秘密的人際網絡發展，成員大多來自上層社會，熱衷于維持排他性因素，例如1780年代初的法國共濟會成員雖然彼此互稱“兄弟”，但禁止工人階級會員加入，更堅決排斥女性，因為“自由交往和啟蒙的責任只是男人們的事情”。這也是不同國家秘密組織的共同特征，嚴格會員資格、入會儀式的強調能在成員內部創造出一種自豪感，并有助于形成一種內部團體感及手足之情。實際上，現代社會一切的高級會員俱樂部都是如此。
和早期基督教一樣，共濟會最初重視在上層階級發展會員，1722年沃頓公爵成為新一代總導師，據說一度曾說服英國國王喬治二世的王儲加入共濟會，只是因為王儲英年早逝而功虧一簣。不久之后的1745年，荷蘭出版的一本匿名書籍暴露了共濟會的許多內部禮儀和活動規則，這反倒成為共濟會活動公開化的一個契機，會員逐漸向中產階級轉化，現代共濟會大部分活動均已公開。1751年7月，一部分分支機構由于不滿英國總會所的現代化傾向，公開宣布另立門戶，從此這個“古典派”與余下的“現代派”之間為爭奪最高領導權長期紛爭，直到1813年11月才達成和解，成立英國聯合總會所（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簡稱UGLE）。
同期共濟會也在迅速地向外擴展，尤其是英屬領地，愛爾蘭及蘇格蘭總會所分別于1725年和1736年成立。在同一時期，所有共濟會的內部派別都擴張至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其會員確實在美國獨立戰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就是弗吉尼亞殖民地的一名共濟會成員。1920年代，200萬美國共濟會成員為紀念這位先驅，共同修建了一座“喬治•華盛頓共濟會紀念堂”（The George Washington Masonic Memorial）。但華盛頓是其成員的事實，并不能證明共濟會在背后操控和組織了美國獨立。一度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華盛頓本人有意組織一個獨立的“美國共濟會總公所”并自任第一任總導師，但這也從未得到證實。
共濟會一直在英美較為發達，現在全球約300萬共濟會成員中，就有約240萬在英美。但在其成立后不久，也在向歐洲大陸擴散。法國東方公所（the Grand Orient de France）于1728年成立，在拿破侖統治時期曾一度繁榮，但波旁王室1815年復辟后只落得慘淡收場。此后當法國分會開始接納無神論者為會員后，1877年英美的共濟會宣布與之斷絕來往。1849年，共濟會在上海正式開設了在中國的第一個會堂，此后的一百年間主要在華從事慈善事業。
進入20世紀后，共濟會主要以基金會等現代組織形式存在，其成員活動已基本公開化。不難看出一個基本的歷史脈絡：共濟會這個組織的神秘色彩隨著發展而逐漸褪去，以理性改造世界秩序的信念已逐步變成推動慈善事業，人們對它的組織內部的了解也越來越多，可以說這個秘密組織已經沒有多少秘密可言。然而一個看起來十分費解的悖論是：無論在大眾心目中還是通俗讀物中，關于共濟會擁有許多秘密權貴成員、并在幕后操縱驚人陰謀的傳聞，卻從未衰歇，甚至還越傳越神了。
如影隨形的陰謀論
絕無偶然因素。對于公眾來說，沒有任何一件事不是有意策劃和控制的結果。
——Jean-Noël Kapferer《謠言》
自共濟會誕生之后，這一名字幾乎就沒有離開過陰謀論的漩渦。吊詭的是：某種程度上正因為共濟會是近代西方最早為人所知、也為最多人所知一個秘密社團（這就意味著它已經不大秘密了），又有著重塑世界秩序的信念，所以人們經常將許多真實或虛構的陰謀歸于它的名下。這就像基地組織一舉成名之后，每當世界各地（尤其是中東）發生什么恐怖襲擊的時候，世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那會不會是基地組織干的？
這種虛虛實實的揣測常常使人過于夸大秘密組織的力量，似乎它們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當然這可能也正是秘密組織所期待的效果之一。現代社會的運行又極為復雜，尤其在新聞、外交等領域，信息被集中掌控，公共輿論看上去總像是在被引導。人們對于征服全世界的陰謀又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這時候，他們寧可相信，有少數秘密權力精英在操縱著世界事件。借用汽車大王Henry Ford的那句名言：“世界對生活指導的所有需求都能用一本兒童圖書的兩頁即可寫完。”
這些陰謀論的先驅之一是蘇格蘭人John Robison，他于1797年提出一種觀點，即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這樣驚心動魄的革命活動必定是被操縱的。兩年后，美國神父Jedidiah Morse發展了這一觀點，推斷光明會和共濟會已經滲透進美國，“共濟會已經與美國體制結構徹底捆綁在一起了：他們并不準備推翻政府，因為他們就是政府。”
1903年俄國《旗幟報》刊載一系列題為《猶太人控制世界的計劃》的文章，首次公開提出一個著名的陰謀論，即有一群所謂“猶太錫安長老”密謀控制全人類，并公開一份文件，題為《共濟會與錫安長老會世界聯盟會議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這份文件隨即成為反/共濟會和反猶運動中最重要的文獻，也是此后幾乎所有陰謀論的始祖文件。
雖然這份文件后來據考證系沙俄秘密警察偽造，但它卻迎合了19世紀末以來歐洲關于猶太長老圖謀統治世界的謠言，因而深深影響了歐洲政治，到1920年代成為歐洲各地反猶的重要武器。據英國學者F.L.Carsten所著的《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的共同點之一是“反對共濟會的，更不用說是反猶主義的（意大利除外）”。如法國的夏爾•莫拉斯將猶太人、新教徒、共濟會會員、外國佬并列為四類“反法蘭西”分子，當時法國右翼的很多教士僧侶憎恨共和國這個“可惡的猶太-共濟會政權”，因為它使教會與國家分離。1919年德國執行暗殺任務的“執政官組織”暗殺的目標就是“猶太人、共濟會會員、耶穌會士”。匈牙利1923年成立的極右翼“種族防御黨”，其宗旨之一就是在匈牙利鏟除猶太人和共濟會成員，在比利時右翼的弗蘭德主義者中，共濟會綱領同樣是攻擊目標。“共濟會”還常成為政治清洗的借口，1941年羅馬尼亞法西斯主義的鐵衛軍槍殺一切“叛國者”和原來著名的政治家，借口就是：他們都是共濟會成員。
在這種周期性出現的陰謀論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這樣一個核心論述：即有一個小群體試圖控制世界，與這種邪惡意圖的斗爭則是一場光明與黑暗的較量。這種啟示錄式的世界觀倒是真的對現實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多次提到，德國人和猶太人雖然方式相左，但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他上臺后進一步利用捏造的文件來指控共濟會受猶太人掌控，意圖控制整個德國和歐洲。1950年代初有高達70%的美國人相信蘇聯的目標是統治全世界，而與之斗爭就是一場世界性的、光明與黑暗、自由與奴役、基督精神與反基督精神之間的殊死較量。這種偏執的信念導致無止境的懷疑，幾乎能在一切善意和公開的舉動中看到某些邪惡動機。美國的民兵組織雖然抱有不同的理念，但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普遍想像美國正遭受一個旨在建立世界秩序的古老陰謀的威脅；而這個反基督運動被某個秘密集團（可能是美國政府或共濟會）操控。
很多謠言都有著旺盛的生命力。美國政府關于肯尼迪暗殺的說法迄今未能說服所有美國人，現在又傳說奧巴馬是穆斯林，手上戒指圖案則表明他是共濟會成員——這種揣測也不新鮮，1981年美國還謠傳寶潔標志是魔鬼標志，隱含著撒旦數字666，是敵基督化身，據稱寶潔還將公司利潤的10%奉獻給一個信奉撒旦的教派；為了杜絕這個謠言，四年后寶潔決定自此在所有產品上取消這個圖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共濟會相信并向往一個有秩序的宇宙，而這些陰謀論的信奉者也是出于同樣的緣故：他們總是想象在偶然、混亂、錯綜復雜的事件背后，隱藏著一個秩序，只不過那是被一小群人操縱的秩序。
法國學者Gil Delannoi曾指出，建立在對頭號敵人的恐懼之上的意識形態，有如下特征：存在指揮世界的地下網絡；財富被一小撮人掌握；拒絕融入民族的群體；潛在按照超民族或世界主義標準劃分的異族人群；存在虛偽的普世思想（來自教會、邪教、國際政治、共濟會）的宣傳；掌握并操縱經濟命脈和媒體；通過秘密儀式與魔鬼結盟；諸如此類。在這種心態下，共濟會只不過是秘密、異端、陰謀的代名詞，成為一個箭垛，人們把所有的恐懼都投射在它身上。
當然，這也至少有一個好處：為通俗文學和電影帶來源源不斷的題材。許多這類故事都包含著相同的敘事：你可能不知不覺地生活在一個被人操縱的陰謀之中，無論這個操縱者是他人（《楚門的世界》）、電腦網絡（《駭客帝國》）、還是共濟會（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秘符》就將談到共濟會），而英雄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Trust No One（不要相信任何人），因為一切都已被操縱；然后孤軍奮戰，最終找到這個操縱者并擊敗他。不難看出，這一直是好萊塢電影中最受歡迎的故事模式之一。從這一點來說，這種陰謀論還將會有市場，無論它宣稱控告的是共濟會還是其他魔鬼。
載《看歷史》雜志2010年10月刊
分類題材: 全球政經_gpol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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