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幾年來的西方政客和媒體中,中印比較似乎已成“顯學”,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無不被他們拿出來評頭品足一番,印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又推動這種比較越發熱門。據稱,由于擁有“優越”的民主政體,由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驅動而不是外需拉動,印度可持續發展能力遠超中國,諸如此類的邏輯在西方輿論和我國國內自由主義者中贏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同和宣揚。印度近幾年經濟增長業績不錯,與中國經濟增速差距年復一年縮小,似乎正在驗證上述判斷;印度高級官員們的言論也越來越自信,有報導稱前不久印度財政部發表報告,聲稱印度經濟增速可望在4年內超越中國躍居世界榜首,財政部長慕克吉也預計印度經濟不久便可實現兩位數增長率。基于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體鼓動國際投資者背棄中國投奔印度。然而,4月6日一陣槍響,戳破了印度“繁榮”的畫皮,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和恰蒂斯加爾邦警察部隊圍剿納薩爾派反政府武裝不成,反遭伏擊,70多名官兵喪生。經此一役,我們和國際商界對印度發展潛力、商業環境等可以作出更清醒準確的評判,我們國內也可以從中汲取不少教訓。
這場戰斗揭示的首要問題是印度國內社會階級矛盾之尖銳,遠甚于它最希望趕超的國家——中國,更不用說民族和宗教矛盾了。中國一些自由主義人士也給國人描繪了一幅印度貧困階層享受完全人權保護的美麗圖景,據說他們的貧民窟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但現實是印度眾多反政府武裝正是因為貧苦階層無以為生、基本人權被剝奪而被逼上梁山。納薩爾派武裝興起于1967年,目前活動范圍已經覆蓋印度40%國土,其控制的“紅色走廊”地區面積廣達9.2萬平方公里。之所以能夠在重重包圍之中43年“紅旗不倒”,反而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廣大貧苦階層無以為生、基本人權被剝奪而被逼上梁山,納薩爾派又實施了減租、懲處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讓廣大貧苦階層得到了斗爭的實惠,并為其控制的“解放區”提供了更好的社會治理。
據中國學者溫鐵軍在其《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斗爭考察報告》中總結,納薩爾派的方針政策有幾個基本特點:迫使地主減租50%,其中一半留給佃農,另一半分給窮人,并解除地主階級私人武裝,剝奪他們對群眾橫征暴斂、欺壓無度的工具;他們逼迫貪官污吏交出25%—30%貪污所得,大部分用于救濟貧苦農民,小部分用于自身開支;他們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夠有效懲處刑事犯罪,特別是在其它地區極其嚴重的對婦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們的控制區大幅度下降……既然印度社會階級矛盾如此尖銳,印度政治卻基于壓迫者、剝削者群體的支持,反政府武裝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么可以斷言,印度國內和平將長期面臨考驗,而可持續發展只能是和平的產物。而且,印度近年實施的一系列旨在加快經濟發展的措施,如建立經濟特區等等,在擴大印度制造業產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區淪為便利企業和富有個人偷稅漏稅的“國內離岸金融中心”,卻制造了大批失地農民,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在“全球經濟失衡”成為熱門話題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外頗有人認為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多,這是印度經濟相對于中國經濟的一大優勢。此說流傳之廣,以至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2006年12月15日借來華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機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時,也不忘向中國聽眾推銷印度模式,要求中國“以印為師”擴大消費:“今天中國的GDP約有一半貢獻給了投資和為世界其它國家生產凈出口,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費,這其中還包括政府消費。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去年中國的消費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據最新獲得的資料進行對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費占到其GDP的60%。中國的消費占GDP的低比例對應于高比例的國民儲蓄率。”然而,鑒于印度反政府武裝興起壯大的根源在于極度貧困和社會不公,印度自夸的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成色幾何,究竟能否與中國相比,殊堪質疑。須知2000—2009年間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依次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2009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125343億元,其中對應于可貿易品的批發和零售業為105413億元,按2009年年末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美元兌人民幣6.8282元計算,折合15437.89億美元,相當于當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12017億美元的128%,一般貿易出口總額5298億美元的291%,中國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并不如同某些人所描述的那樣高。
通過這場戰斗折射出來的問題,國際商界可以更加客觀地評判印度投資環境,他們需要拿實實在在的金錢投資去冒險,而不是如同某些媒體那樣無需成本信口開河,相信國際資本市場最終也會以某種形式將此納入對印度的評估。而對于某些人熱衷的此類中印比較,特別是那些褒印抑中的“評估”,我們在很大程度上無須過分認真。由于印度在殖民地時代培育出了一個講英語、思想感情與掌握國際霸權的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接近的統治精英階層,加之他們大體沿襲了英國人為他們安排的政治體制,在盎格魯—薩克遜國家主導國際經濟秩序和傳媒界的格局下,在他們進行的中印比較中,中國方面的任何缺陷都會被成倍放大,印度方面則是任何成績都會被成倍放大,無論是前幾年在西方排行榜上印度上榜治理良好企業、杰出企業家數目遠遠多于中國,還是西方人對印度的金融體系穩定性、股市給予更高的評價,都體現了這一點。如果從印度獨立和我國建國至今西方對兩國的評價都驗證了的話,印度恐怕應當比我們發達10倍才對。反倒是從這場戰斗中折射出來的印度社會問題,我們本來已經通過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予以消除了,希望不要在“改革”、“土地流轉”、“物權”之類旗號忽悠下倒退,以至于貽禍深遠,不要為某些資本的局部利益而犧牲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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