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學者研討“金融危機的文化啟示”

彭宇哲

金融危機究竟與文化有什么關系？為什么說金融危機深層原因是道德缺失？中華文化對全球未來將發(fā)揮什么作用？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北京外國語大學校園由于今冬第一場皚皚白雪的裝點顯得格外靚麗。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中國哲學史學會聯(lián)合舉辦的《東西方‘我們’論壇》（《WE論壇2009》）召開了。中國、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著名經(jīng)濟學家和文化問題專家以“全球經(jīng)濟與東方文化——金融危機及其文化啟示”為題，實現(xiàn)了一次跨越文明邊界的高級研討對話。

參加此次高級學術對話的學者有華爾街分析評論家、《金融帝國》作者邁克爾·哈德森（Michael Hudson）；英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作者約翰·格雷(John Gray)；著名英國經(jīng)濟歷史學家、《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作者約翰·霍布森(John M.Hobson)；《當中國主宰世界》作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會長、著名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儒道文明新千年》的作者李瑞智(Reg Little)、美國著名當代儒學家成中英、著名中西思想文化比較學者田辰山。國內(nèi)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學界知名學者有：《美國批判——自由帝國擴張的悖論》的作者、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看不見的手范式悖論》的作者、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農(nóng)業(yè)與資源經(jīng)濟學專家顧秀林；中國外交學院教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學者蘇浩；夏威夷大學比較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溫海明。受邀參加對話的青年學者有僑居加拿大學者、《美元刀》作者吳學云；德國奧登堡大學比較德中哲學博士生巴拓識（David Bartosch）、南丹麥大學英語系碩士生艾晰及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學士彭宇哲。學術對話使用英語，由世界衛(wèi)生組織傳統(tǒng)醫(yī)學顧問、《WE論壇2009》特約主持人張仲民（James Flowers）主持。

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原因，以往探討多從現(xiàn)象、經(jīng)濟或技術層面探討。此次對話以 “金融危機及其文化啟示”為題，從深層的思想文化層面追究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原因及探討中國文化對化解危機和人類未來前途的積極貢獻。中外學者針對金融危機背后的文化、啟蒙文明的深層危機、美國主導文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反思新自由主義文化、尋找中華文明、第二次文藝復興或啟蒙？—東西方同舟共濟等六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熱烈的討論。

金融危機背后的文化——

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原因，從現(xiàn)象和技術上看都有其原因。但是如果從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較和以此比較角度探討政治學與文化領域，邁克爾·赫德森分析說，問題處在財富寡頭手里，癥結是金融業(yè)和房地產(chǎn)都是為少數(shù)寡頭發(fā)財服務的。使得他們成功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就是新自由主義。他們宣揚私有化最有效率，實際上，私有化之后不是效率提高了，而是費用飆升了。GDP表示的不是收入，而是費用的上漲。成中英提出，財富和權力的串通一氣導致財富和道德大大拉開距離，現(xiàn)在的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嚴肅的典型案例。顧秀林認為，金融危機在文化上的根源是西方殖民主義的“理想”傳統(tǒng)，植根于掠奪財富和奴役他人的那種惡的“人性”，而不是在起舞或者技術層面上的能力不足和失敗。美聯(lián)儲事實上是洛克菲勒、摩根等幾家私人的美國頂級金融巨頭手里的工具，它作為私人的美元貨幣體系掌握全球金融貨幣權力，把信貸創(chuàng)造的機制濫用到極致。田辰山認為其實追究起金融危機的文化原因來并不難。雖然不難，但人們并不去做。溫家寶總理在劍橋大學提出，“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因為道德的缺失”。金融危機，從深層次來講，它是道德問題。但是文章需要進一步做下去。另外一方面是故意不去做這種聯(lián)系。因為講金融危機源于文化因素，已經(jīng)成了講道德問題，就成了文化危機，這又變成信心危機。所以最好不要把金融危機與文化掛鉤。但是從良知出發(fā)應該講，廣大公眾有知情權。或者說，對人民群眾，應該講實話，不應該忽悠他們。金融危機發(fā)生原因，最基本的是兩個，一是金融衍生產(chǎn)品成為有毒產(chǎn)品，二是政府的放任。這從文化上看符合邏輯，這種金融危機出現(xiàn)，可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核心價值。這基本思想邏輯也是兩個信條：一、追求個人幸福、無限制積累私有財富，把這作為絕對原則和自由，對自由的破解則是不擇手段，這些是“人權”；二、政府對這種個人行為的放任（西語是laissez-faire）乃至保護。這是以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為典型代表的啟蒙運動自由主義核心思想。

啟蒙文明的深層危機——

李瑞智提出，金融危機把全球經(jīng)濟突然拖入一個動蕩局面，表明推崇歐洲啟蒙運動的“普世價值”從而建立了英美統(tǒng)領兩個多世紀的全球秩序，又是因為它而摧毀了自己。約翰·格雷認為，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詮釋和人類發(fā)展映射出了從18世紀晚期就開始盛行的歐洲和其文化殖民的啟蒙思想。啟蒙運動基于許多假設，多數(shù)沒有嚴密的檢驗。有一個說法是歷史是不可避免的單向發(fā)展過程。宗教解釋了啟蒙思想的新教會特征。目前主要的啟蒙思想七成渝對多種文明的對立思想，是仿照基督教的一教論思想而來。只有當其他文明被轉變或毀滅，人類才能作為一個整理進步。田辰山分析說，金融危機反映的是英美一翼西方啟蒙文化深層危機。英國古典自由主義成了啟蒙運動的唯一符號。這是對啟蒙運動的劫持或者偷換概念。啟蒙運動經(jīng)過了一個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所分析的辯證過程，已走向自己的反面。人類沒有達到思想自由，只是上帝角色的轉換，由審判、懲罰人到對個人放任、為自己的不軌行為辯護；“上帝”本身和取代它的“科學”，最后都變成服務個人追求幸福、無限積累私有財富的手段，成為新迷信、絕對原則和普世價值。

美國主導文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美國如何傳承和推廣啟蒙文明？格雷分析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似乎夾雜著新教會的做法，試圖將美國價值觀和美國霸權一起推向世界。這些舉動已經(jīng)被現(xiàn)代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合理化了。自由市場不是自我產(chǎn)生的，很容易周期性地發(fā)展和衰退，這就需要政府干預。而目前存在的全球自由市場是一種美國霸權結構，而不是自發(fā)的過程。不僅其他國家會擺脫控制，隨著美國抵押信貸市場的信用崩塌，它也會崩塌。美國是無法僅僅依靠金融系統(tǒng)的半國有化阻止這場災難的。美國仍然是不可匹敵的軍事強國，但向全世界退清其霸權的財政能力，很可能是不可修復的。赫德森指出，這樣的金融體系操作，是新自由主義的產(chǎn)物。事實說明，新自由主義是失敗的。但是金融寡頭說是成功的，它鼓勵人們背上債務，財富由他們來聚斂是成功的。他們向許多國家兜售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告訴人們要想富有起來，就要讓外國金融機構進來操縱你的金融體系就行了。我們來借給你們錢，你們買我們的東西，你們要關掉你們的設施。全球發(fā)生金融危機都是債務危機。約翰·霍布森指出歐洲中心主義有效地在只是結構上劃分了東方與西方，造成了文明的“種族隔離”。此劃分提升了西方在全球歷史演進中至高的主體地位，不僅自古及今，而且定義了未來。李瑞智認為，美國的問題的實質是對世界人民的無休止的欺掠而造成的危機時刻的到來。決定英美秩序的價值觀是服務于美國大公司的侵略擴張利益的，這個結論很難否認。西方大公司的野蠻操作，在國內(nèi)買賣政治和法律權力，它的同類相殘性質，對制度的選舉裝飾成為一種嘲弄。成中英指出，權力和財富擁有者已經(jīng)掌握了美國的制度，為了他們資深的利益而不是整個公眾的利益。西方缺乏（或美國缺乏）人性作為內(nèi)在目的就像是人類機體缺乏免疫系統(tǒng)一樣地致命，釋放了所有形勢的細菌和微生物，最終可是人類生命和人性滅亡。田辰山認為，美國文化是繼承并把啟蒙文化推向極端的文化。古典自由主義的理想成為社會主導意識形態(tài)和被捍衛(wèi)的價值，不是本身具有人類經(jīng)驗性的合理性，而是富有者與權力者手中有借助上帝概念的政治力量。美國文化是在歐洲中心主義歷史觀和價值觀基礎上建立的文化。它被制造為文化軟實力。

反思新自由主義文化——

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是什么關系？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有關聯(lián)嗎？赫德森說新自由主義代表是金融業(yè)、保險業(yè)和房地產(chǎn)的寡頭們。格雷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將被視作西方?jīng)]落的一種表現(xiàn)。“現(xiàn)代化”這個額前考慮的概念慫恿這一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野心勃勃地更迭政權。戰(zhàn)后時期西方統(tǒng)治的最有名的理論借口是新自由主義。但是世界面臨重重困難，新自由主義思想沒有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未來20年，世界將新增20億人口，工業(yè)化仍在加速，我們需要有效的政府措施保護自然環(huán)境，緩和其惡化。只有這樣“市場是可以自我調(diào)節(jié)的”這種危險的新自由主義謬論才會沒有生存空間。丁一凡指出，造成美國金融危機的因素是從20實際80年代開始的一場新自由主義運動發(fā)展的結果。這場運動的宗旨就是要解除政府對市場的管制，實行市場的全面統(tǒng)治地位，市場的權利在經(jīng)濟效率的名義下被神圣化。田辰山認為，新自由主義文化是啟蒙運動古典自由主義文化在七八十年代起的具體表現(xiàn)模式。新自由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危機解救理論凱恩斯主義的“修正”主義。其核心原則是回復古典自由主義，也即追求一己之私的個人幸福、無限積累私有財產(chǎn)和政府放任論，實行在社會擴張私有領域和由市場機制占領社會。應該說，導致金融危機的衍生信貸產(chǎn)品和所謂的“政府監(jiān)管不嚴”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文化的絕好導引。

尋找中華文明——

當前社會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具有哪些內(nèi)容？中華文化與此主流文化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們?nèi)绾螌ふ抑腥A文明？馬丁·雅克提出，他新書的“霸權”概念使用在中國身上并不確切，其實是葛蘭姆奇（“主導”）的意義。理解中國在成為全球大國之后的行為會是什么樣子是很難的事情。造成這種困難的具體原因有兩點：一個是西方的知識缺陷，也即西方的一套概念和知識是很西方中心主義的，很缺乏具備理解中國的資質；另一個是如果只從經(jīng)濟力量崛起方面出發(fā)簡單化地去設想中國政府，是不好判斷中國將來的行為會是什么樣的。因為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與中國的利益追求交織在一起，決定著中國行為會是不同于以往的西方大國的。另外，中國應叫作“文明國家”而不是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 格雷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任何現(xiàn)代化的單一性概念都過時了。將來絕對論者鼓吹的西方模式社會都將變得相對化。因此將有幾種現(xiàn)代化形式，而不是一種。政權和文明發(fā)展可以有多條道路，可以保持差異性而不會相互爭斗。中國傳統(tǒng)思想已經(jīng)理解了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國的政治思想既包含現(xiàn)實主義也包含技巧性的無為自由概念。西方統(tǒng)治的結束不是另一個爭端時代的開始，而是成為一個文明互相促進的新時代的開始。霍布森認為，大量史實證明，中國的崛起其實是重返她世界經(jīng)濟中心的地位。1978年后中國的崛起與她在宋朝時候的第一次崛起頗為相似。中國曾在全球經(jīng)濟中扮演了引領者的角色，直到19世紀中葉。李瑞智認為，中華文明主張集體責任、人性美德、卓越教育、遵紀守法、創(chuàng)新精神和慎獨修養(yǎng)。這些美德在民族遭遇屈辱的歷史關頭起到中流砥柱的思想作用。三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歷史對東亞和東南亞在混亂的全球現(xiàn)狀中試圖打造一個穩(wěn)定翻涌的和諧亞洲的構想而言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產(chǎn)。蘇浩指出，中國的智慧表現(xiàn)在她以一個特色社會主義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策略，實現(xiàn)了向歷史與文化自我的回歸。中國的歷史觀是一種螺旋形上升模式的人類社會發(fā)展。崔之元指出，儒家思想“仁”的觀念，字的構成是“二人”，其基本意義是關系。聯(lián)合國人權宣言中的人權內(nèi)容，當初是經(jīng)過爭辯的；中國人參與了起草，其中包含了許多中國文化意義的人權思想。

田辰山認為，追求以幸福為標榜的個人私利，在此之下的無限積累一己之私財富，并為此在自由和權利口號之下的不擇手段、政府放任和個人主義絕對原則和普世價值的東西，其實于中華文明，恰恰是會傷天害理的東西。中華文化、文明作為天經(jīng)地義的是任何境況下追求“適當關系性”，也即“仁”、“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得道等等一系列的觀念。這種文化來源于對世界宇宙的一種“一多不分”認識。“不分”就是天地人的渾然而一，渾然而一就是萬物的不割斷的聯(lián)系性。而所謂“一”就是萬物之間不斷裂的延續(xù)。“一”就是“道”，“道”就是延續(xù)過程。中國思想始終圍繞的就是一個“道”字，“道”就是中庸，中庸就是追求天事人事中的恰當關系；恰當了，就是得道了，就是道德的。基于這樣一種天經(jīng)地義，對世界宇宙認識的“一多不分”，中華傳統(tǒng)不追求絕對真理，因為一多不分的宇宙不存在絕對真理與原則，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中國如何做事？通變！追求世界上、現(xiàn)實中萬變的不離其“宗”。“宗”是什么？宗還是延續(xù)、關系。中國思維中的變不是割斷，不是無本無緣意義之“新”，而是延續(xù)的新。變承載著延續(xù)，延續(xù)在變化之中。應該說，沒有延續(xù)就沒有變，沒有變也不會有延續(xù)。中國人做的就是研究、把握變化之中的延續(xù)——《易經(jīng)》的所謂通變。中華文明注重實際運作中的“變通”，也稱“應變”，或者“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和“知行合一”。中國人不按照絕對原則辦事（反對任何教條），而是按照實際發(fā)生的變化辦事。這是大智慧。不是南轅北轍那種實用主義。而是目的與手段的統(tǒng)一論。這是改革開放事業(yè)取得偉大成功的根本文化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走上了中國特色的成功發(fā)展道路。

第二次文藝復興或啟蒙？——

歐洲人文主義和中國人文精神的本質思維特征是什么？如何孕育克服金融危機的新的文化土壤？德國奧登堡大學比較德中哲學博士生大衛(wèi)·巴拓識提出，以基于中國的跨文化啟蒙運動解決全球經(jīng)濟問題以及生態(tài)災難。全球公司與一些有著神秘色彩的私人經(jīng)濟相關聯(lián)，他們?yōu)E用歐洲啟蒙思想的道德目標，把它變成世俗烏托邦的、虛偽的西方帝國追憶意識形態(tài)。只要他們需要就指揮西方主流媒體。他們學會了在資金上控制西方的科學和技術革新，以有利于建設他們的金錢帝國。他們并沒有實踐真實的道德。我們今天面臨大部分問題，歷史上、科技上、意識形態(tài)和經(jīng)濟的，都是他們貪婪利潤、權力和統(tǒng)治世界的結果。他們破壞世界但并不負責。我們需要發(fā)起一個新的跨文化啟蒙運動。作為有責任感的、理性的西方和東方人應該聯(lián)合起來，制定方法來穩(wěn)定世界經(jīng)濟，在現(xiàn)代和跨文化環(huán)境中應發(fā)揮中國自古以來的真知灼見。新的跨文化啟蒙運動必須是反對歐洲中心論的，應該有助于打破西方公眾對中國的啟示和無知和由于政治選產(chǎn)造成的誤解。應該把革新的、思想開放的中國和非中國思想家和發(fā)明家召集在一起，共同勾畫在哲學、經(jīng)濟、技術、歷史、醫(yī)學和物理等領域的新跨文化對話途徑。在對話過程中，重點必須放在文化之間的差異，而不對他們評價；不是囫圇吞棗混淆在一起，也不是評判是非黑白，而是首先學會如何找到文化的差異，因為找到差異是十分有益的。我們有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組成的智囊團，會在和諧的多元化中發(fā)揮人類的大智慧。文化的和平碰撞與友好相處是將來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必然條件。中國是地球上能夠提供人類所需要的新文化啟蒙運動的支柱力量。溫海明認為，金融危機為美國實用主義和中國的儒家思想對話提供了歷史契機。

田辰山指出，歐洲人文主義是從上帝轉向個人，轉向欲望。而中華文明的人文精神始終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恰當關系，即“仁”。“仁”不僅是人的，也是天地自然的。我推出一個“第二次文藝復興抑或啟蒙”的提法，就是基于中西兩種不同的人文理念。西方人文主義是建立在二元主義之上的、上帝和人是一對沖突上的。中國有的是沒有上帝超絕性的、建立在萬物互系性之上的人文精神，是對西方二元主義思維缺陷的補正。西方文藝復興與啟蒙存在很大差別，但在打倒迷信、獲得思想自由上都是夭折的。一切現(xiàn)代原則，都成為上帝的、變成神圣、絕對和極端的。上帝及其替代概念——科學和真理，都遭到劫持、成為追求一己之私幸福和財富的手段。人的自由只被限定是個人的和物質的，上帝的悲劇，也是人的悲劇；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和啟蒙都走到自己的反面。兩個偉大運動的由于上帝被轉換角色而夭折了。從現(xiàn)在起，人類需要的新復興或新啟蒙，應當具有如下特點：一、它不再是世界一隅（歐洲）的，不再是歐洲（或西方）中心的；它是人類的、全球的；二、東西方都需要向傳統(tǒng)發(fā)掘比現(xiàn)代性更有益于人類生存與共同福祉的文化因素。西方需重新開發(fā)郝大維和安樂哲所說的第一問題思維（特點為聯(lián)系性思維），克服現(xiàn)代過于極端的第二問題思維（特點為單線單向思維）；三、西方思想和西方單一價值體系一統(tǒng)天下局面結束。東西方在精神層次相互發(fā)現(xiàn)(世界觀、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意識結構對話)、理解和尊重。這是一種雙向互動局面，它還未曾真正在歷史上出現(xiàn)過。四、從現(xiàn)在開始以后的一個歷史階段；它包括西方后現(xiàn)代意識（也即包括對西方現(xiàn)代性批判及對傳統(tǒng)的覺醒）、東方文明與思想文化的覺醒。全球化是客觀條件，它給人類帶來種種不可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遠遠超出現(xiàn)代性思維的能力；現(xiàn)代性及科學主義迷信的局限帶來今天的危機。這種情況決定著必須有一種思想意識突圍——第二次文藝復興與啟蒙；它是多極的、多元文化的。

《東西方“我們”論壇》（亦稱《WE論壇》）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系中心創(chuàng)立并組織。取英文“東方”“西方”單詞的首字母，得到另一英文單詞“WE” ──“我們”。它的英語表達方式為:West and East are not “We vs. They” but Make “WE”。其理念為：東西方渾然而一；東西不同，和而不同；都是“WE” —“我們”，攜手共進，同舟共濟；以中華之“和文化”精神，實現(xiàn)東西方的共同發(fā)展進步。

200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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