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評論》編者按：經濟學家弗蘭克?阿克曼（Frank Ackerman）的一本新書《我們能以未來為代價嗎？世界變暖的經濟學》（2009）提出了一個重要而又令人吃驚的論題：“氣候科學的辯論就要結束，而氣候經濟學的辯論正在升溫。爭論的議題是有人擔心過于重大的環保行動會損害經濟。”（第6頁）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影響正在減小，而主流的經濟學者就會緊跟著出來確保對全球變暖的不作為。主流的經濟學者最終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捍衛者。他們的武器是成本效益分析法，他們說為人類拯救地球可能非常美好，然而對于資本主義經濟來說太昂貴了，負擔不起。

一個重要的例子是耶魯大學的氣候經濟學老專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他主張實行“最佳的”氣候政策斜坡（climate policy ramp），而他本人又認為這種政策將導致大氣中700濃度二氧化氮的碳濃度水平。大多數氣候科學家會認為這個水平是絕對災難性的，因為它與全球平均溫度升高6°C (10.8°F)密切相關。諾德豪斯保守的成本與效益模式中的概念包括北部國家對熱天氣的主觀偏愛、自動化技術的進步以及大幅降低未來生命的當前價值的高折扣率。他根據經濟的理由，主張到21世紀中葉只降低25%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比大多數氣候科學家所主張的須減少排放的溫室氣體量的三分之一還要少。諾德豪斯似乎忘了這種微弱的減少排放的措施將產生多大的地球生態災難[①]。

主流經濟學中諾德豪斯的主要對手是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國政府2007年《斯特恩報告》的作者，經常被視為氣候經濟學的“激進”分子。在斯特恩的新書《全球協議》（Global Deal）中，他從550濃度二氧化碳當量的目標后退了。與此相反，與全球平均溫度上升3°C (5.4°F)相關，他主張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維持在500濃度二氧化碳當量的水平。然而，他公開承認500濃度二氧化碳當量的目標有可能是災難性的。就象他在《全球協議》中所說：包括最著名的吉姆．韓森在內的一些科學家提出了一些有說明力的嚴重的論點，認為目標不應超過350濃度二氧化碳或大約400濃度二氧化碳當量），因為這將使溫室氣體濃度降至接近于人類進化時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進化進程和發展方式產生了人類和其他物種的生活和定居模式，這要受制于特定的氣候。他們也指出了產生臨界點的可能性，如大冰原的崩潰、亞馬遜森林的消失或從凍土中釋放甲烷等將加速氣候變化的進程（參見第150-151頁）。

除了氣候學家提出的“嚴重的科學擔憂”之外，斯特恩清楚地認識到氣候變化的人類代價和自然代價已經很明顯了。他指出，孟加拉洪水泛濫的部分原因是氣候的變化。據《柳葉刀》雜志（Lancet）2009年5月16日的一篇報告稱，海平面上升0.5米將吞沒孟加拉10%的復雜的三角洲地區，而這是1.2億人的家園。事實上，氣候變化的可怕后果將給南方國家的人民以最沉重的打擊，而他們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是最少的。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的人們將生活在冰川崩潰而導致的集水區中。2008年8月印度比哈爾邦省的洪水影響了400多萬人口，其部分原因是冰川溶化。《柳葉刀》雜志稱，全球環境變化將導致人們健康年壽的減少，估計對貧窮的非洲人的影響將高出歐洲人500倍以上。

然而，在科學家不斷警告和災難逼近的情況下，斯特恩仍堅持把500濃度二氧化碳當量當作穩定氣候的目標。他的理由是：要求一個更高的能夠充分保護地區及其居民的目標將超過追求積累和利潤的資本主義經濟所能承受的能力。事實上，要求更大地削減排放量就是建議“放棄或廢除增長和發展”。[②]因此，斯特恩提出到21世紀中葉總共減少50%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與他提出的500濃度二氧化碳當量的目標相一致。而這是不夠的，遠遠低于氣候學家提出的目標。

與此相反，阿克曼（Ackerman）要求我們對氣候經濟學采取一個直接的激進的立場，其基礎是四個口號：

“你孫子的生命是重要的；
我們需要為地球購買保險；
破壞氣候代價過高，無法衡量；
一些代價遠比其他代價要好。”（第13頁）

農業和食物的危機

一、“食物短缺會摧毀人類文明嗎？”

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 發表在《科學美國人》（2009年5月）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僅僅在數年以前，這個問題似乎還顯得很可笑。今天幾乎已沒有人會對它感到驚訝。

2008年饑餓危機席卷全球，喚醒了人們。雖然產生饑餓的危險已出現數年之久，當前危機的出現似乎有點兒意外，沒有一點兒警告。糧荒在許多南方國家傳播，糧食供給似乎在萎縮，人們競相爭奪糧食，許多政府處于不穩定狀態之中。2008年食品價格猛漲，是2007年價格的兩倍。導致這種情況的因素曾引起長達數十年之久的長期趨勢，并導致最近的一些實例。1

導致當前形勢的最重要長期趨勢包括：

1、大約在四十年內世界人均消費的肉增加了一倍，因而玉米和大豆日益被用于生產肉；在玉米和大豆被轉換為肉的過程中大約損失了95%卡路里的熱量；

2、食物生產減少，原因在于貧窮國家采用新自由主義模式，讓“自由市場”來控制食物生產和分配；

3、廣泛的“去農民化”（depeasantization），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要求的“結構性調整”，結果是農民被迫離開了土地，進入城市的貧民窟。現在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城市的貧民窟。

4、企業對食物生產各方面的所有權和控制的日益集中，包括種子、殺蟲劑、肥料、谷物升降機、加工設備和雜貨店等領域。

這次危機的一個最近原因是把大量的玉米、大豆和橄欖油用于生產農業燃料。世界上的批評家用農業燃料一詞來指把農作物當作原料的工業規模的生物燃料。2 農業燃料的生產似乎非常誘人，因為美國和歐盟試圖打破石油生產國的影響力并推動“更綠色的”燃料（實際上并非特別“綠色”）。3 2008年美國30%的玉米被用來生產乙醇，以便與汽油混合來作為汽車的燃料。乙醇生產對于食物價格上升的影響有多大，各種估計差異很大，美國農業部認為少于5%，而世界銀行估計超過80%。

2008年，從孟加拉到澳大利亞的谷物出口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歉收。澳大利亞的小麥和大米被干旱破壞。科學家認為食物生產如此廣泛的崩潰只會隨著地區氣候不穩定性的增加而增加（請看下面的討論）。除此之外，當地的投機（通常稱作囤積居奇）和世界商品市場空前的金融投機迫使價格達到更高的水平。隨著全球股票市場暴跌，金融投機日益成為流行的賭博方式。在糧食供不應求的情況持續幾年之后，全球食物庫存處于很低的水平，一些國家的農作物歉收，食物被大規模用于燃料生產，再加上上述的長期趨勢，最終導致了“完美風暴”，許多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痛苦還要持續下去。

雖然食物價格已經從2008年夏天的超高價降下來了，但是它比幾年之前仍然要高得多。如果食物供給能夠平均分配，就能夠使每個人吃飽飯。然而今天的食物供給處于相對短缺的狀態。今天接近10億的人口（大約為世界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因持續的嚴重饑餓而痛苦。而更多的人（大概還有20億人口）生活在永久的食物不安全狀態中──經常會有幾頓飯沒有吃，不知道下一頓飯從何而來。這意味著全人類有一半的人口要么永遠饑餓和營養不良，要么承受著不同程度的食物不安全。

甚至在2007年經濟危機開始之后和2008年食品價格上升之前，美國大約有3600萬人生活在饑餓和食物不安全狀況中──難以置信的是世界最富裕的國家里有12%的人口缺乏食物安全，盡管美國有著大量的食物生產和充足的供應。據估計，5歲以下的孩子中有17%的孩子（大約3500萬）由于饑餓而營養不良，其結果是這些兒童容易遭遇生理發育和智力發育的障礙。4 在美國發生的這種荒謬與世界貧困地區的可怕情況相比變得不值一提。

未來是什么樣子？它真的象萊斯特?布朗所說的那樣悲慘嗎？當我們寫作此文時，一個深刻而可能持久的嚴重衰退已在全世界到來。它已在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引起更多的饑餓和食物不安全。局勢能更糟糕到什么程度?很不幸，或許答案是十分糟糕。

二、為了利潤而饑餓

10年以前《每月評論》的夏季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為利潤而饑餓：農工聯合企業對農民、食物和環境的威脅》的文章。隨后該文章以專著形式發表。5其中所討論的許多趨勢持續到了今天：

1、資本主義農業的傳播和最近大規模工廠式動物生產設施的采用，導致養分回圈的破壞；

2、化學的和礦物燃料密集型的農業方式導致生態破壞；

3、農產食品系統的農資和加工部門的合并，這包括并行和垂直的整合;

4、農民逐漸成為農業綜合企業的工人，為其工作。這些農業綜合企業通常還與大型肉類加工聯合企業簽訂合同。

5、轉基因種子對于公司加強控制整個農資部門和農場行為的作用；

6、世界貿易組織各種條款對第三世界所造成的困難；

7、第三世界的鄉下農民大規模轉移到城市的貧民窟，而城市并沒有什么工作崗位；

8、美國許多人饑餓的程度，許多反饑餓的組織專注于最直接的緊急情況，而忽視了造成貧窮的更深層議題；

9、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減少或消除對商業肥料和殺蟲劑的依賴性的好處；

10、由此推動了美國和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些對這種制度感到不滿的組織，他們努力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來為人們提供食物和保護土地。

當然，過去的十年里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這些基本的趨勢仍在持續，并進入更深層次，融入這個制度之中。例如，與傳統農業生產有關的許多生態災難變得更加嚴重。其中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被硝酸鹽、磷酸鹽、沉淀物和殺蟲劑所污染；食物被污染；栽培作物的農場遭受營養流失，甚至在大型養殖設施中富有營養的廢物積累達到危險的污染水平；由于在經常在工廠養殖的牲畜身上使用抗生素，耐抗生素的細菌不斷傳播；農產食品系統的主要動力當然是沒有終結地追求利潤的目標。似乎沒人來阻擋一個崇拜“利潤和生產之神”（用瑞吉兒．卡森的話來說）的制度。

三、當前形勢

這期《每月評論》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關于食物和農業危機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學，關于它在一些國家中如何發展及其特征。其中菲力浦．麥克馬克（Philip McMichael）、 沃爾登．貝洛（Walden Bello）、馬拉．巴維拉(Mara Baviera), 派特納伊克(Utsa Patnaik)、 索菲亞．墨菲（Sophia Murphy）和 黛博拉．法伊．布賴森（Deborah Fahy Bryceson）的文章給出了關于危機深層根源的歷史的和當代的看法以及各種國際的觀點。

這一期的第二部分討論了改善食物系統和耕作的可能性以及為所有人提供更安全食物供給的方案。大衛?皮門特爾（David Pimentel）討論了與能源和農業有關的問題，而米格爾．阿提爾利（Miguel Altieri）討論了種植農作物、組織生產和為人類提供食物的更好方法。克莉絲蒂娜?史基亞佛尼（Christina Schiavoni）和威廉?卡麥卡羅（William Camacaro）描述了委內瑞拉是如何實現食物主權的，彼得?羅塞特（Peter Rosset）和埃里克?霍爾特-希門尼斯（Eric Holt-Gim?nez）探討了通過社會運動爭取食物的斗爭以及進行有意義的土地改革的要求。

耕作，種植食物和纖維作物以及飼養食用動物的過程嵌入通常稱作農產食品系統（agrifood system）的更大系統。這個系統包括耕作的所有“上游”投入（種子、肥料、殺蟲劑、拖拉機、燃料，工具等）以及“下游”部門（購買農民的產品，加工、運輸、批發，最終在市場和餐館零售）。盡管每個人都吃食物，在20世紀里與糧食生產直接相關的人口在工業世界里急劇下降。在一個世紀前，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大約3200萬人）靠農場生活。6在經濟大蕭條初期，美國有大約680萬個農場。7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這個數字減少了一半。今天僅有130萬個年收入超過1000美元的農場。8今天美國的囚犯（230萬）都比其農民多。與此同時，在亞非拉國家有數億人仍在農場耕作。據估計，在全世界60多億人口中有大約10億農民。

四、生化科技農作物

過去十五年來，公司不斷地宣傳說農作物和種子的遺傳基因工程學是改良世界農業的關鍵。通常改變農作物遺傳基因的方法是植入其他物種的基因。然而，毫無疑問的是，到目前為止，這種轉基因農作物與等量非轉基因農作物相比，所增加的產量并不可靠。9從20世紀90年代晚期轉基因農作物開始商業生產以來，為了反對這項技術，從印度到南非以及西歐和美國的小農、環保人士和公共衛生提倡者聯合起來了。現在全世界超過3億畝的土地被種上了轉基因農作物。根據業界消息人士稱，這只是已開墾土地的2.6%，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中國和印度的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在擴大，而在世界大部分適于種植農作物的土地上沒有種植轉基因農作物。10幾乎所有商業種植的轉基因農作物可分成兩類：一類是設計用來抵抗大劑量的化學除草劑（舉例來說，美國孟山都公司有名的“抗草甘磷”品種）；另一類是生產一種或多種由蘇云金芽孢桿菌制成的殺蟲蛋白。二十年來那種認為基因工程將通過使農作物適應性更強、更健康而“喂飽世界”的說法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錯誤的。象孟山都之類的公司把其重點放在研發那些增強農民對專利化學品的依賴性的產品之上，同時這類產品要使耕作在邏輯上更加方便，從而更易在日益機械化的農場中大面積耕作。

關于轉基因作物對于健康和環境的影響的全面分析還很少，但是科學家揭示的新信息顯示這項技術本身會破壞細胞新陳代謝和基因表達。11 公司對轉基因專利技術的控制窒息了獨立的研究，而公司的利益在于阻止對該項技術的后果進行系統性研究；在美國州立贈地大學（state Land Grant universities）中進行的獨立的植物育種研究大部分被企業的內部研究所代替。12 這些機構與農業綜合企業之間日益緊密的關系使企業的影響力急劇擴大。例如，南達科達州立大學校長大衛．奇可因（David Chicoine）加入了孟山都公司的董事會，而且在2009年將要獲得的收入要遠遠超過他從南達科達州立大學得到的30萬美元的工資。13 種子公司已徹底地糟蹋了贈地大學的使命，其直接方法是提供研究資助以及向咨詢科學家付款，間接方法是阻止對轉基因種子的大多數獨立研究。

五、“自由市場”的神話

新自由主義共識通常被稱作華盛頓共識，認為“自由市場”將會替代第三世界政府曾經做過的一切措施來支持農業和窮人的食物消費，而政府為該項計畫的開支能夠大幅減少。這是一個多么美麗的謊言呀，然而它是毫無事實根據的。這就象講給孩子們聽的神話故事一樣，是一個幻想。當小麥、玉米、大豆，食物油和大米等基本食物在世界市場上的價格上升時，貧窮國家被置于一個極易受傷害的地位。

“華盛頓共識”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提出的意識形態，它推動了“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思想。該理論認為，如果國家內和國家間的市場限制被消除，那么市場力量將發揮其魔力，能夠有效地分配資源。這是大約200年前的一個理論的翻版。它是強者的理論，它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對于窮人的農業和基本食物供給產生了災難性后果。

南方國家錯誤地遵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處方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當然，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接受這些機構強加的條件，包括減少食物進口的關稅，取消政府對農民的支持（例如為購買昂貴的進口化肥提供補貼），以及政府要放棄培育和分發適合當地條件的新作物品種，并不能在政府倉庫中購買和儲存食物。而且，南方許多政府的經濟顧問在美國或英國培訓，這些國家的機構向他們宣講一些奇跡般的有效分配資源和市場自我調節的理論，把所有的公共監管當作輕率而不合適的干涉。一個杰出的紀錄片《生活與債務》（Life and Debt）顯示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迫市場開放的情況下牙買加的農業被破壞的過程。14 電影讓人們了解到牙買加農民不可能與各種進口農產品進行競爭，包括馬鈴薯、洋蔥、胡蘿卜、牛奶和雞等。

比較優勢的思想認為如果每個國家都生產那些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而進口那些自己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將使各方達到最佳狀態。這個理論純粹是一派胡言。在這個系統中肯定有勝利者和失敗者，而勝利者有力量實現自己的愿望，而其他人的愿望則被忽視。前一頁的卡通形象地表達了“自由貿易”的“公平賽場”，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的解釋是：“當李嘉圖在反對貿易保護時，他是在支持英國的經濟利益。自由貿易毀滅了葡萄牙的工業。自由貿易對于世界市場的最強者是有利的，一個很強的競爭者不需要在國內實施貿易保護。”15

世界的落后國家一直要求一個“公平賽場”，使WTO的所有成員國都遵守相同的規則。他們想從WTO得到一個更好的農業的條件，這些條件應比他們從WTO得到的關于知識產權和制造品貿易的條件好一些。這種追求是對使用直接或間接補貼來幫助本國農民和農業綜合企業的發達國家的虛偽性的一種反應。這些發達國家在幫助本國農民的同時卻要求南方國家政府停止支持農民。

落后國家的自然回應是要求發達國家停止為其農業提供補貼，從而創造一個公平賽場。通常以生產量或特定農作物的英畝數為基礎的直接補貼使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農民能夠以低于生產成本的價格來出售。然而，除了對生產直接補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方法來幫助生產和農作物出口──例如，對于采用更生態操作方法的農民提供“綠色”補貼、為種子提供補貼或者收益保險。甚至沒有得到政府直接補貼的農作物更易進入外國市場。WTO的多哈談判在表面上失敗了。在多哈談判中，發展中國家堅持要求對進口食物征稅的權力，以備在需要時保護本地生產。然而，美國和歐盟則想要消除關稅，而保留他們自己的農作物補貼計畫。

六、跨國的推動：合并與控制

美國和歐洲不斷地在縱向和橫向上合并了實際耕作之外的農業食品體系（包括投入、購買、輸出、加工和零售）。以橫向的合并為例，2007年美國四個最大的牛肉罐頭包裝公司大約控制了市場的84%，而5個企業銷售的超市食物接近所有超市食物的50%，其中沃爾瑪無疑是最大的超市。而且，富國的農業食品體系已深深地侵入東歐和南方國家的經濟中。美國食品公司生產協會（Groce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一篇報告明確地指出：“全球擴張是十分簡單的。隨著國內市場飽和，全球擴張是獲得可持續的二位數增長的一個方法。”16假如你的目標是獲取最大利潤，你就很難對這個邏輯提出異議。孟山都公司之類的種子公司和化學公司已迅猛地進入了新市場，已在一些國家獲得了牢固的立足點，尤其是在巴西。跨國的加工公司和出口公司以及超市都已進入貧窮國家。

2008年以渥太華為基地的交易所買賣商品集團（前身為國際鄉村發展基金會）發布了最新的關于全球食物、農藥和種子部門的企業集中的綜合調查。17 就象它們以往的所有報告一樣（始于1996年），這個最新報告顯示了在所有領域里控制權進一步地收縮。食品工業并購的步伐在加快，在2007年達到4.5兆美元，從進入新世紀以來幾乎每兩年翻一番。

或許合并最快的是種子部門。極大地投資于轉基因技術的孟山都、杜邦和瑞士先正達聯合企業三家公司現在控制著全球專利種子市場的47%，幾乎占全球商業種子市場的40%。?這個模式首次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被記載，當時孟山都公司和其他轉基因公司開始投資數百億美元吞并了國內外主要的種子公司。這三家公司以及拜耳（Bayer）和陶氏化學（Dow）等也是全球農藥市場的核心投資者。前六大殺蟲劑公司控制著這一部門的四分之三，而前十名則占有殺蟲劑市場的89%的份額。食物和飼料生產是比較零散的部門，而以雀巢、卡夫、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為首的10家公司現在控制著這一部門的26%，前100家公司控制著世界包裝食品的四分之三。在零售部門中，100家公司控制著大約35%的食品銷售，其中的40%被前10家控制著，包括沃爾瑪百貨、克羅格、法國公司家樂福和英國的特斯科。企業合并和聯合達到很高的程度，使農業食品工業的所有部門都被看得見的鏈條連在一起。18

美國的工廠規模的動物生產中，龍頭企業已取代了許多獨立的豬、牛和家禽農戶，而且現在它們已把生產擴展到國外。他們獲得低成本的因素有：①有非常大的設備；②控制和提供所有的飼料和獸醫用藥；③要求把飼養動物者（“農民”）變成實質上的合同工，其合同是有利于企業的，這些人員要求遵守嚴格的程序和操作方法；④忽略糞肥和其他廢棄物的責任；⑤使簽訂合同的農場與自己的加工設備相臨近。史密斯菲爾德是以弗吉尼亞州為基地的財富500強企業，它利用自己的力量和聯系，已把自己擴展至東歐。19在數年之內，由于史密斯菲爾德的競爭，羅馬尼亞大約90%的養豬農民以及波蘭56%的養豬農民被擠出了市場，造成了社會和環境的大破壞。除此之外，冷凍豬肉產品被輸出到西非的利比理亞、赤道幾內亞和象牙海岸，也把當地的生產者排擠出市場。史密斯菲爾德從波蘭獲得出口獎勵資金，其銷售價格比象牙海岸當地價格低了一半。

北方食品出口國的農產品滲透的另一方面是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改變了南方國家的人民的飲食。第三世界人民的飲食向非傳統食品的轉變是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推動的。例如，美國的“480號公共法”把“慈善”小麥運往從未種植過小麥的國家，使人們某種程度上適應了新的食物。而企業的目的是把其產品更多地銷售國外。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報告描述了跨國食品企業向第三世界滲透對于人民消費習慣和健康的影響。

跨國公司能通過現代的大眾傳媒和促銷手段大肆地行銷和鼓吹西方的價值觀和產品，例如高脂、高糖、低纖維的速食和軟飲料。這些市場行為尤其針對的是年輕人，對于改變城市居民的飲食習慣要比改變農村人的更為有效，因為全球通信首先到達人口密集的地區。

飲食的改變與非傳染性疾病不斷上升的趨勢密切相關。20農業投入、加工和零售部門向南方國家的滲透以及大型農場的引入（無論是由當地人經營，或是由外國人和外國企業經營），其結果是使更多的人離開土地，走進城市的貧民窟。最近的趨勢是跨國企業或外國政府直接控制農場，目的是種植糧食以供給“母國”或出口。

七、對土地和水的國際爭奪

緊跟著2008年價格急劇上漲以及關于未來稀缺性的疑慮急劇增加之后，各國爭相通過租借或直接購買外國土地來為其公民確保食物供給。“在非洲，他們稱之為土地掠奪或新殖民主義。急于確保糧食供應的國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聯酋、韓國 （世界第三大玉米進口國）、中國、印度、利比亞和埃及，處于瘋狂掠奪世界土地的前沿，然而他們主要是掠奪缺乏資金的非洲。”21盡管中國、印度和韓國也加入探尋海外土地的行列，但是許多正在尋找土地的國家處于干旱地區，其中包括埃及、利比亞、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對于一個缺水的國家來說，進口食物就等于進口水。種植1磅的小麥大約要消耗1000磅水，其他作物的比率與此類似。

盡管中國與菲律賓的交易可能失敗，但是中國在阿爾及利亞和辛巴威擁有土地。烏干達已經把約二百萬英畝土地賣給埃及來種植玉米和小麥。沙特阿拉伯已經在埃塞俄比亞購買了土地，而且與其他的阿拉伯人國家一起在談判購買巴基斯坦百萬英畝農地。據估計，自2006年以來的四五十個協議出售了二千萬公頃土地，相當于德國農田的兩倍，它們主要位于非洲。到目前為止，大部分買主是各類私人投資者、桑勒姆私人股本之類的美國私人股本、沙特阿拉伯王國和風基金（Saudi Kingdom Zephyr fund）、英國的聯邦疾病控制中心和主權財富基金。”22最為瘋狂的一個玩家是位于英國的“緊急資產管理”(Emergent Asset Management)，它在非洲尋找土地的目的是種植油籽灌木麻風樹和其他農作物。《紐約時報》引述了該基金創建者的解釋：尋找非洲的土地是因為它廉價，并為種植農作物提供了各種微氣候，而且勞工和海運是現成的。23

八、農場工人與都市移民

農場工人的貧窮生活是我們農業食品體系的眾多悲劇性后果之一，其他后果包括使農作物暴露于殺蟲劑，缺乏衛生設備和干凈水，低工資，以及大氣污染等。無論是在巴西的甘蔗田地、非洲的新商業不動產、馬來西亞的油棕櫚種植園，或是在佛羅里達州的西紅柿田地，農場工人沒有什么議價能力，受到了殘酷的剝削。這包括在肉類加工企業和家禽加工企業里工作的工人，他們在不衛生的苛刻的環境里工作。農場勞工的極為糟糕的工作條件與小農的困難促使人們向城市的貧民窟里大量移民。

在南方國家，人們離開鄉下而進入城市貧民窟的進程仍在持續（請參見本期黛博拉．費伊．布賴森的文章）。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鄉下人向都市移民的原因在于鄉下的艱難生活。隨著農民和人民大眾更加融入世界市場而任由市場力量宰割，人民被迫離開土地的步伐在不斷加快。當人們進入貧民窟后，他們加入了“非正規經濟”，為了生存而斗爭。來自尼日利亞拉各斯的一位元記者在其故事的結尾說：“真正令拉各斯的采摘者和售賣者煩擾的是他們的生活在本質上與我們的生活豪不相干。他們的生存超過了宏觀經濟學的界限。在全球化的苛刻條件下，他們是多余的。”24

《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印度的情形：“在印度各地，貧窮的移民涌入勒克瑙之類的城市，其中許多城市管理混亂，沒有能力應對這種情勢。”印度現在至少有41個人口超過1百萬的城市，而20年以前僅有23個。不久將有6個將加入大城市的行列。城市專家說，一些城市極可能面臨與孟買和加爾各答同樣的命運，這兩個城市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曾成為貧窮和衰落的同義詞。”25

九、在氣候變化的條件下食物生產的前景

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 200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一篇報告空前集中地記載了從數以百計的地球氣候變化研究中得出的發現，包括眾多獨立調查領域的數萬組明確的資料。25這篇報告不僅表明了人類活動改變地球氣候的證據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證明了人們已以數千種不同方式感受到這些變化對于生態和人類所造成的后果。26或許最令人煩惱的是它導致的全球農業方面的近期和中期后果。

世界保留下來的大部分自耕農位于回歸線和亞熱帶地區。這里的居民正在面臨著降雨日益不確定、持續干旱、海岸洪水泛濫、濕地和漁場消失以及淡水日益減少的命運。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預測，洪水泛濫嚴重增加將會立刻影響到亞洲和非洲的大三角洲地區的居民。此外，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依賴于來自冰川徑流的水。由于冰川融化，他們可能在短期內看到他們的淡水湖變大了，但是最終冰川的消失將威脅著這些人的生命。

如果全球的溫度上升超過2.7?C（這個數字完全位于當前預測的范圍之內），資料顯示全球范圍內的農作物生產力將會下降，而依賴雨水的農作物產量到2020年將減少一半。27僅在非洲就有七千五百萬到二億五千萬的人將會遭受“用水日益緊張”的命運。長期嚴重的“大干旱”將在西非、中國北部和加利福尼亞等不同地方發生，28而一個長達10年的干旱正在澳大利亞發生，對其農業產生災難性后果。除此之外，溫度的提高可能已在消極地影響著一些農作物，因為比較高的夜晚溫度將增加大米（也許還有其他農作物）的夜間呼吸，造成白天里光合作用所產生的代謝能的損失。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的報告斷言，那些“高暴露、高敏感和低適應能力”的人口將會承受最大的負擔；那些對于全球變暖的責任最小的人們將不斷面臨最嚴重的后果。29

最后，隨著冰島和南極洲的大冰原融化，海平面將上升，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的沿海農田和村莊將會被淹沒。甚至在這發生之前，用于飲用和灌溉的沿海地下蓄水層將被鹽水的滲透所污染。

十、人類需要生態環保的食物生產

過去一些年的許多研究已經表明，我們可以采用生態環保的方法來獲得農作物的高產量，其中包括有機農業，然而并不僅限于此。生態的農業方法并非依賴于使用大量來自化石燃料的能源的、以工業手段搞農業的方法（例如生產化肥和殺蟲劑，使用拖拉機等），而是更多地依賴于創造健康的土壤和更加多樣的農作物和動物，更少地依賴于農場之外的材料。使用生態環保的手段并不足以確保食物安全，因為即使大量的供給也不能確保所有人獲得足夠食物。美國大量的饑餓者和營養不良者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而且，沒有政府曾保證過獲得食物的權利。（請參見本期史基亞佛尼和卡麥卡羅的文章，探討了委內瑞拉政府如何在這一領域取得進步）。

為了獲得土地而斗爭、爭取國家的食物主權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作為對生產問題、岌岌可危的小農生存問題以及土地改革必要性的回應，并爭取為所有人提供足夠的、不同的飲食，許多的運動和組織產生了，他們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請參見本期彼得．羅塞特和埃里克．霍爾特-希門尼斯的文章）

回答一下最初所提出的問題：也許糧食短缺不會危機人類文明，然而它很可能更加惡化，引起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分裂和不穩定。為了避免大多數人的人道主義災難，我們急需新的農業食品體系（包括糧食的生產和獲取），以滿足日益增多的世界人口的需要，確保所有人的食物安全，并以生態環保的方式實現這個目標。依賴于以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為基礎的大型高度機械化生產系統并不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除了生產更多的食物之外，一個重要議題是如何富有成效地雇傭農村人口，以減緩向沒有足夠工作機會的城市的移民。促進盡可能多使用當地資源、盡可能少地使用基于化石燃料的生產投入（尤其是那些必須進口的）的小規模生產具有更大的意義。在美國和歐洲有許多農民雖然在整個農業食品體系中仍然很微小，但是他們使用生態農業方法而獲得了成功，他們的直銷方式繞過了更大的傳統市場。然而依賴于市場（無論是通過所謂的國家間“比較優勢”的方案或是個人的購買力）、把它作為食物分配的基礎并不能為危機提供答案。一個認為食物是人權的經濟制度必須取代當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里食物和其他東西一樣，是一種商品。

每個國家必須盡力促進每個人的食物安全以及整個國家的食物主權──生產他們需要的大部分食物（如果不所有的），途徑是盡力依賴于當地的資源，并進一步向那些為我們種植食物的人們授權。必須在國家、區域和地方政府的鼓勵和積極參與下重構農業食品系統。然而，為了這些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而工作的農民團體和其他組織無疑將在世界農業食品系統的變革中發揮關鍵作用。無地者需要獲得土地、水以及各種現實的支持，以便能夠開始工作，并象農民一樣富裕。無論農民是想一起加入合作社或是單干，則是他們自己的事。

“為人生產食物，而不是為了利潤”須成為新農業食品系統的口號。

注釋：
1.Fred Magdoff, “The World Food Crisis: Sources and Solutions,” Monthly Review 60, no. 1 (May 2008).
2.For more on these specific problems, see articles in this issue by Utsa Patnaik, Sophia Murphy, and Deborah Fahy Bryceson, respectively.
3.Fred Magdof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f Biofuels,” Monthly Review 60, no. 3 (July-August 2008).
4.Mary Clare Jalonick, “For Lack of Food, 17 Percent of Us Children Under 5 Risk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Damage,” Associated Press, May 5, 2009.
5.Fred Magdoff, Frederick Buttel,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eds.), Hungry for Profit: The Agribusiness Threat to Farmers, Food,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6.Cited in Elizabeth Henderson, Sharing the Harvest: A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1999), 12.
7.USDA data, cited in Helena Norberg Hodge, et al., Bringing the Food Economy Home (London: Zed Books, 2002), 7.
8.The 2007 Census of Agriculture, Farm Numbers, 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9.Doug Gurian-Sherman, Failure to Yiel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2009).
10.See, for example, Friends of the Earth Europe, “Undoing the ISAAA Myths on GM Crops” (Brussels: Friends of the Earth, February 11, 2009; received via e-mail).
11.See, for example, Allison Wilson, et al., Genome Scrambling ─ Myth or Reality? Transformation-Induced Mutations in Transgenic Crop Plants (Oxford: Econexus, October 2004), available from econexus.info, and Jeffrey Smith, Genetic Roulette: The Documented Health Risks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Fairfield, Iowa: Yes Books, 2007).
12.Andrew Pollack “Crop Scientists Say Biotechnology Seed Companies Are Thwarting Research,”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 2009.
13.Alan Guebert, “Big biz and the Big U,” Farm and Food File for week beginning April 26, 2009.
14.See www.lifeanddebt.org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documentary.
15.Joan Robinson, “What are the Questions?,”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 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1-29.
16.The Food, Beverage, and Consumer Products Industry: Achieving Superi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a Challenging Economy ─ 2008 (PricewaterhouseCoopers).
17.ETC Group, Who Owns Nature?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 (Ottawa: ETC Group, November 2008).
18.Mary Hendrickson and Bill Heffernan have followed consolidation in the food system. For papers and charts, including those outlining three separate food chains see the The Food Circles Networking Project’s Web site.
19.Doreen Carvajal and Stephen Castle, “A U.S. Hog Giant Transforms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Times, May 6, 2009.
20.Ulla Uusitalo, Pirjo Pietninen, and Pekka Puska, “Dietary Trans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allenges for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in Globalization, Diets,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21.Margareta Pagano, “Land grab: The race for the world’s farmland,” Independent (UK), May 3, 2009.
22.Ibid. See also Julian Borger, “Rich countries launch great land grab to safeguard food supply,”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8.
23.Diana B. Henriques, “Food Is Gold, So Billions Invested in Farming,”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08.
24.G. Packer, “The Megacity: Decoding the Legacy of Lago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3, 2006.
25.Patrick Barta and Krishna Pokharel, “Megacities Threaten to Choke India,”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3, 2009.
26.http://www.ipcc.ch.
27.Data from the IPCC Working Group II Report, titled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http://www.ipcc.ch.
28.Richard Black, “West Africa faces ‘megadroughts,’” BBC, April 16, 2009.
29.IPCC,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erability,” 393
原載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 2009年7月-8月

[①]參見Richard York, Brett Clark, and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in Wonderland,” Monthly Review, May 2009
[②] 參見《全球協議》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