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

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çois Sabado

〔第四國際2009年2月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作的這份報告，在2008年11月執行局會議提交的報告結構內，發表在2008年11月的第406期《國際觀點》上，題為“評金融危機”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crisis。〕

1.    最近的事態發展證實了危機的深度和持久，尤其是它的制度特性。

這不是一個短周期的危機。金融危機與生產過剩的總危機相吻合并加重它。信貸的癱瘓正在逐步減少經濟活動。這場危機已經蔓延到整個世界。其規模可與1929年的危機相比，但不同于1929年，危機是全球整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擴大到整個世界經濟。資本主義全球化已構成了世界商品市場，實行了廣義的“再商品化”運動，并為一個世界勞動力市場創造了條件。

因此，這場危機具有整體性質。它有幾個組成部分：經濟危機，銀行和金融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氣候危機。2009年1月貝倫世界社會論壇（WSF），實際上最清楚地表達了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的這種結合。一些人想把貝倫論壇中心限制于生態環境的問題；事實上，從標志著本次論壇的各個方面來說，這次中心是經濟危機。

資產階級及所有的“專家”們擔心焦慮。他們沒有一個替代模式。他們正在討論各種情況，但沒有專家能看到一個擺脫危機的方法。他們設想2010年底的“軟”復蘇，或者一個日本式的危機：一個近10年的持久通貨緊縮，但沒有人敢預想一條擺脫目前危機的路。與1929年不同，各國政府和行政當局進行了干預，以圖遏制它。在一系列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用作減震器…但要到何時？

當然，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結束，因為只要沒有任何的替代品，也即直到反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可以實施以前，對于該制度不存在“沒有出路的局面”。它總是可以創建新的回旋余地。資本主義可以同它的危機、它的痙攣、它的衰退一起茍存下去。所以無處可容納大難臨頭的說法，但目前我們清楚地看到，該體系已達到了極限，資本主義危機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的代價已經把擺脫這種制度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對有些人，這是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改革問題；對于反資本主義者來說，有必要同資本主義決裂，推翻它。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將有這一危機的'前'和'后'。

2.    因此，我們處在深刻而長期的危機中

*銀行和金融危機在繼續：“有毒”產品在毒化該制度。

出現了“垃圾桶銀行”或“壞銀行”的說法，其用意是剔除所有的“有毒”金融產品，但由于他們并不真正了解金融產品的深淺，所以他們不能決定用什么價格回購這樣或那樣的產品。結果，各國政府要么倒退，例如美國，要么害怕啟動機制，會曝露更大范圍的未解決的信貸問題。避稅天堂繼續發揮作用。金融市場的不透明性阻止發展新的控制機制。銀行發放的貸款越來越少。國家的貸款，援助和資助不能得到保證，因為銀行的情勢依然令人懷疑。即使政府貸款很難進行談判。去年12月在德國有警告。一些國家已破產，比如冰島。而希臘，匈牙利，巴基斯坦，西班牙和立陶宛則局勢危急。新的銀行破產可以把該制度系統進一步拖下水。公共財政不能無限期地延伸，除了印刷更多的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進入危機的一個新階段…。斯特勞斯•卡恩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了干預，要求給銀行更大規模的國家援助，用以重新啟動信貸供應，對政府提供的資金沒有達到危機的規模表示遺憾。因此，國家的償付能力和債務的暴增有限。在這個階段只有美國，由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角色，有辦法繼續其負債政策…

*生產過剩的危機——在銀行和金融危機之前，它已出現在某些部門——已經遍及各處。

世界經濟正處于衰退狀態。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約為0.5%。美國和歐洲聯盟國家則是負增長。我們正在目睹工業生產的下降：美國下跌9%，日本下跌9.8%。成千上萬的公司關閉或裁員。漸漸地，每個部門都受到影響。美國有7.2%的失業率，即一千一百萬失業者。據克里斯蒂娜•羅默和賈里德•伯恩斯坦（奧巴馬的經濟顧問）的一個報告，在未來幾個月內有300萬至400多萬的就業機會可能會喪失。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賴斯勒公司仍然需要幾十億美元，才能維持不垮臺。關于失業問題的預測令人印象深刻：經合組織國家會有超過3000萬至5000萬失業者。這是一個真正的失業浪潮。至少在2009年和2010年，該就業的萎縮和失業率的上升將繼續增加。我們會有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高的失業率。

*危機是世界性的。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和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情形，兩者之間并無關聯，這個假說還沒有得到證實。中國經濟增長下降了7至11個百分點。根據中國海關數字，貿易出口量11月下跌2.2%和12月下跌2.8%。進口則萎縮了21.3%。上海有數以千計的公司已經關閉，數以十萬計的中國人，首先是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發現自己要失業了。無可否認，百分之七的增長速度證明了中國經濟的實力。危機甚至會確認世界經濟重心傾向新興國家的改變趨勢，但在該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美國和歐洲。更重要的是，這場危機將導致中共政權優先發展國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這也將取決于政治和社會的斗爭，包括在共產黨內部…但是，在這場危機中，中國經濟能夠成為重新啟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成為帶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臺火車頭嗎？目前沒有這樣的證據。更何況還有如俄羅斯和印度這樣的國家也開始卷入了經濟衰退。

3.    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受了歷史性失敗

華盛頓共識爆裂了開來。統治階級，新自由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政府已遭受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失敗。有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一致性，即：私有化，靈活性，放松管制。今天，這一致性已經移位脫臼。但他們還沒有遭受到社會的失敗。離政策或方向的修改還很遠，他們的政策就是“堅持頂住”，使工作者和人民負擔危機，并把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同一系列的設計或“堅持頂住”措施結合起來，希望…這場危機將結束，他們能回到正軌！此外，資本家利用危機重新調整公司結構，推進公司高度融合的過程，繼續壓低工資…

因此，有變化，有新論述，有保障措施和局部經濟刺激措施，但他們并不質疑總體的路線。我要從這個角度論述三個問題。

3.1  凱恩斯主義回頭了嗎？

可能有一些劑量的凱恩斯主義，一種凱恩斯主義的代用品，注射進新自由主義政策，但不會有新凱恩斯主義的回頭。無可爭議，有國家在經濟方面，在挽救銀行方面的新干涉主義，有工業和金融集中和重組的政策。同整個極端自由主義的列根和戴卓爾腔調——少而又少的國家干預——相比，這是一個改變。但是，我們不應忘記，這是個管制松散的國家，私有化的國家，摧毀了社會成果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講話與現實：國家從來沒有消失。今天，國家的干預是要保存制度，絕不是重建“社會性國家”。國家并不會為了捍衛普通民眾而進行干預。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和民主黨左翼鼓動家保羅•克魯格曼，在他的博客上表示的：“讓我們弄清楚，它完全是黃色社會主義：損失社會化而利潤私有化”。只有考慮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全部有關層面，凱恩斯主義的討論才有意義。這不是關于這個或那個經濟措施的一個討論。

從這個角度來看，毫無疑問有一個“浪漫”的凱恩斯主義觀點，但如果我們用1930年代中后期的美國以及戰后歐洲的政策，作為一個參照點的話，情形就遠非如此。

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選擇，不是統治階級內部一場意識形態辯論后的社會經濟建設選擇。它是力量關系促成的，美國工人斗爭的高漲，使得公共政策和工資政策上的轉變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執行，依據于軍火經濟，該經濟同戰爭和一些勢力有關，這些勢力同特殊的社會和政治運動相聯，而那些運動促成了戰后的“社會妥協”。是戰爭造成的破壞，使得戰后必須要重建，從而為經濟復蘇創造了條件。

因此，那些是特殊情況中的事件。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危機深度以及各種有必要“重新發現資本主義”的論述同行動兩者之間的不平衡。有一些象征性的決定——如美國某些收入的高端數目被封頂，英國政府的代表出現在英國銀行的管理董事會上——，但并沒有關閉的避稅天堂，沒有新的金融規范或有效的信貸控制，以刺激經濟活動。還沒有采取技術上和財政上可能的措施。例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聲明（發表在2009年1月12日的世界報）證實了這個事實，即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尚未建立新的財務準則，新的審計程序，新的條例（例如，有關銷售你所沒有的金融產品這種“賣空”做法）。

但更重要的，必須強調的是，所有的刺激方案都被認為是不夠的。有分歧存在：法國計劃不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5%至2%。七千八百七十億美元的奧巴馬計劃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分量更重。但是，我們必須看看這個計劃涉及的美國危機的深度。據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克里斯蒂娜•羅默和賈里德•伯恩斯坦的說法，這一計劃只會把失業率在2010年底限制在7%至7.5%之間——比現時的失業率多一點——如果沒有計劃，預設的失業率是8.8%。更重要的是，在共和黨的壓力下，公共開支減少了910億美元，減稅額增加了640億美元。

美國政府的計劃和決定，考慮到教育，社會保障，某些大公共工程的新公共開支，但如果我們給銀行，給富人減稅，給公司援助投資加上二萬億美元——但在什么樣的控制下？——并且限制旨在刺激需求的措施，我們就不會找到危機的出路。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保羅•克魯格曼的說法，刺激方案只能彌補增長所喪失之潛力的一半。相對于按現有的生產能力和勞動力預計的增長，可能的增長將只有一半，這已經使奧巴馬受到了民主黨左翼的尖銳批評。

塔多•帕托的文章［我們將出版該文］，談的是目前政策和凱恩斯政策之間的關系，它解釋說，在1960年代末，德國社會民主黨部長制定了凱恩斯刺激方案。這項計劃是400億德國馬克的公共投資。今天，將相當于400億歐元。然而，德國政府只投入了50至80億歐元。

在美國和歐洲，他們又在談論銀行的“國有化”。我們不能從理論上排除銀行的“資產階級國有化”。換言之，即“臨時和部分”的國有化，用以挽救資本主義銀行體系，但我們不應該誤解國家干預的含義。實際上，為了挽救銀行系統，只有通過國家和大規模援助進行干預，對問題銀行作或多或少的國家控制。在英國，政府代表參加銀行的管理董事會。當政府或專家們設想“國有化”時，它僅僅被視為暫時的，局部的。總之，這是再次由社會負擔損失來挽救制度，并為在適當時候重新私有化和重啟利潤爭奪戰創造條件。此外，沒有任何政府質疑過去幾年中進行的私有化。打擊公共服務，削減公務員人數的做法得以確認。再一次，我們遠離戰后國有化和公共服務設立時期盛行的經濟和政治關系。

我們處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它的深化可以傾覆所有的資產階級政策。經濟和政治的理性“可以推動更多的經濟刺激，工資和社會的讓步，更多的綠色增長”。在統治階級的政策中可能有實質性變化，這取決于各個勢力的社會和政治關系，但資本主義并不是一個合理的制度，而是各個有自己利益的資本之間的競爭，是有其自己利益的跨國公司之間的競爭，是有自己利益的各國之間的競爭…所有這一切可能導致新的緊張和新的對抗。在任何情況下，當今壓倒一切的是統治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統治階級正在尋求一切手段維護自身的利潤。

3.2  另一個問題：“綠色資本主義”能重新啟動運行嗎？

我們可能有一個既處理環境問題，同時又開辟新積累領域和新市場出路的資本主義嗎？關于這個問題，圍繞著奧巴馬的某些建議（見邁可•哈的文章《綠色資本主義可能嗎？》在2009年1月的‘意外事故’）有一整套說法。

綠色資本主義是理論上可能的。氣候變化問題的決議，提交給了下次世界大會作討論，它指出：“抽象地說，在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資本主義似乎是可以想象的，因為可再生能源的技術潛力，相當于全球能源消費量的8至10倍。在實踐中，從百分之八十的能源基于石化來源的現存資本主義開始，朝向這一綠色資本主義的轉型，完全不符合急救氣候的要求。重新啟動當今資本主義而又不重新開始溫室氣體的排放，這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只考慮排放量減少的定量指標，而轉型的過渡需要許多定性指標。”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存在。

將要引進新技術，生態稅，導致交通和住房領域中的變化。但是，談論“綠色福特主義”或“擺脫危機的綠色出路”，則是不懂資本主義處理生態環境問題的局限性了。

a）  首先是一個“時機”的問題。這場危機是即刻的。需求下降，信貸萎縮，預算問題限制了新能源的開支。這些問題的答案，即使按照“綠色資本主義”的說法，也是中期和長期的。而這場危機需要立即，甚至迫切的答案。

b）  他們需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新技術的成本或生態稅造成了盈利能力的問題。對一系列部門而言，這是太昂貴了。而且不能肯定，在作了大力投資的綠色部門，生產效益是否足夠高和持久。

c）  必要的是，不僅要有可觀的增長，而且還有發售。但是，工資持續的下跌限制了這個綠色增長的銷路…

d）  一個世界經濟的“生態”重組，需要協調，國際標準，中長期的選擇和取向。這些選擇同競爭律及市場是沖突的，后者的基礎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

e）  最后，這樣的選擇，結合持久的凱恩斯主義回頭和大規模生態增長，只能是來自于經濟實際動力以外的選擇，來自于與巨大動蕩有關的社會和政治選擇…如果沒有這些選擇，我們將處在危機的深化和局部有限的復蘇交替出現的情形中。

f）   更加實質性的是，一個滿足社會需求，相應于新生產消費模式的邏輯，同資本競爭主導的資本主義盈利邏輯是不能共存的。我們需要國際的規劃和協調，以便重組世界經濟。這是生態社會主義方案的基礎。

3.3  貿易保護主義的轉變提上了議事日程嗎？

危機自動地加劇了競爭，甚至能夠把它變成經濟戰爭。世界貿易和交流趨于萎縮。美國政府要求“購買美國產品”的聲明，西班牙政府的“購買西班牙產品”的聲明是一個跡象。歐洲聯盟和捷克主席對法國政府用六十七億歐元援助其汽車產業所作的批評，也反映了這一傾向。歐盟的內部矛盾使得協調的歐洲計劃無法設立。由于危機，歐洲的經濟管理比以前更為本國化；把穩定公約放置一旁。德國，英國和法國之間，關于他們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上的經濟特殊地位的問題上，相互對立，就表明這些矛盾。

因此，我們將有壓力、沖動、“保護主義”傾向，在緊急情況下，這將促使各國領導人為維護自己的地位采取一些行動，特別是反動的、民族主義甚至排外的政治舉措，但這個世界的領導人追求的選擇方向是保護他們的階級利益，這恰恰意味著，要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維護他們的地位，繼續把他們融入世界經濟和國際機構。

此外，歷史經驗促使統治階級遏制其保護主義沖動。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危機的深化可能會導致修改。并可能引起大眾階級的波動，民族主義的，反動的，極右的思想可能重新出現。高舉反動口號“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的英國勞工運動某些部門的反應，幸好是少數，卻是這一點的證明。貝盧斯科尼政府授權的，由反移民尤其是反羅馬尼亞移民的意大利右翼所組織的夜間“巡邏”，也證明了種族主義、仇外和極右思想的崛起。

在任何情況下，工人運動必須保護自己免受這些“保護主義”或民族主義政策之害。任何懲罰南方人民的政策，特別是通過各個海關和稅收施行的懲罰政策，必須予以拒絕。還必須拒絕這個或那個國家工人之間的任何競爭。圍繞在國際層面上的共同要求的團結，是面臨危機時的決定性問題之一。

4.    奧巴馬的勝利是世界轉折的一個顯示

我們已經說過，在美國地位大為惡化的經濟形勢下，它是美國統治階級“改頭換面”卷土重來的選擇，以及美國大眾拒絕布殊政府8年執政的選擇，這兩者的結合。的確，要了解奧巴馬的上臺，注意到美國世界地位的削弱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在新的世界局勢中，奧巴馬將是捍衛美帝國主義利益的人，更何況美國市場和軍事力量的巨大仍然給他重大的優勢。

在經濟層面，美國依賴于其債權人——日本人，中國人，各種主權基金——資助其債務者。但是，這些債權人反過來也依賴于美國和美元的價值。事實上，我們可以預期，美國遭受危機的打擊后，美元會下跌。然而，美元卻在上升！首先，因為它得到一個國家的支持，這是不同于歐元的地方。其次，得到大眾效應——美國巨大而持續的力量的支持。最后，美元得以維持上升，是因為如果它崩潰，將禍及中國，日本和各種其它的資金。構成中國儲備的二萬三千億美元中，有一萬七千億美元投資于美國！人人相挺以致炒高了美元…所以這就是美元（和它的美國資本主義），盡管同人民幣和歐元關系緊張，它仍然是世界參照貨幣。

在軍事方面，奧巴馬的回旋余地有限，但毫無疑問，他仍然是美國政治軍事機器的頭子：在以巴沖突上，他將繼續全力支持以色列政府。他在復位美帝國主義的戰略重點，優先考慮阿富汗，在那里美國下令新增部隊（超過1.7萬人），并敦促其盟國再派遣一些部隊！在伊拉克，他已決定了情況允許時的撤軍日期。在更廣泛的層面，美國保留了政治和軍事霸權，但必須同其盟國重新談判，重新討論這個問題。2001年9月11日以后，我們不再處于1990年至1992年的情形中，甚至也不處在2001-2004年的情形中。奧巴馬政府將與歐洲聯盟，與拉丁美洲之巴西這樣的國家有更為合作的政策。但這需要拉丁美洲的配合對應，即：同進步制度保持相當距離甚或決裂。查韋斯已被定性為美國和其它南美國家建立良好關系的“障礙”。奧巴馬已確定美國對古巴的政策。此外，卡斯特羅聲明譴責美國新總統的幻想。

更何況還有大量的幻想。你可以在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的某些部門感覺到它，有人竟然提出這個問題：為什么奧巴馬不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幸運的是，這些聲明是非常孤立的。考慮到現政府的，同布殊政府相比的“新立場”，我們應該沒有錯解奧巴馬是什么人，他維護什么樣的利益。

5.    危機多方面地決定整個世界政治

危機將挑起變化，也許是左翼和工人運動情勢中的動蕩。

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仍然在其社會自由的框架內。其領導人原則上支持救援銀行的計劃，同時考慮它們的不足，并要求補充。正是這些勢力，尤其是當他們在野時，引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以便將其納入仍然在新自由主義框架內的政策。然而，面對著民眾對危機的反應，反對和抵制，他們可以騎墻越過運動，采取更左的立場。但是，當它是一個基本立場的問題時，就像在歐洲那樣，他們就采取其一般的方向立場。討論左翼領導能力，比討論面臨危機時各個勢力和民眾第一反應的關系狀態，更無意義。第一反應表明，人民和工人不準備無動于衷。抗議危機的第一次世界大示威是貝倫世界社會論壇。除了各種各樣的反應，十三萬與會者表示有必要拒絕資本主義危機。他們給全球正義運動以新的能量。重新發現了世界社會論壇的“巴西”根源，使得論壇有可能再次開始。因為，盡管有盧拉政府的政策，貝倫論壇還肯定了存在于巴西的社會運動，工會運動，MST（無地農民運動）和成千上萬的如印第安族群那樣的其它社團的力量。也是在這個同查韋斯的帝國主義局部破裂經驗的框架內，莫拉萊斯和科雷亞激勵拉丁美洲人民的抵抗力。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有美帝國主義的巨大壓力，盡管有希望在其任內，使這些國家同巴西以及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的右翼勢力一致的盧拉經驗，在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全民公決中“贊成”票的勝利，代表著拉丁美洲的決定性支持點。社會成果（保健，教育，減少貧困）和政策（反對美國統治）是不可否認的。如果這些制度已經失敗，我們可以想象這些國家和拉丁美洲的力量關系的變化，古巴的壓力，等等。現在，他們面臨著一個主要問題：面對危機所采取的態度，目前的社會成果是不夠的。特別是，如果委內瑞拉以石油為基礎的回旋余地減少的話，這確實代表一個考驗。或者這些國家將無法抗拒危機的影響，或者在危機的基礎上和社會運動的壓力下，這些國家的政府將采取影響經濟結構，財富分配和財產結構的措施。現在是確認破裂程度加深與否時候。

經濟危機和工人的社會政治激進行為之間沒有自動的聯系。

經濟危機和階級斗爭之間沒有機械的關系。相反，有左翼和右翼的兩極化，存在可能或將要發展的反動壓力，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他們的組織不接近危機，同勢力和既得地位沒有關系，沒有出現在這里和那里的激進力量。在一些國家，在一些部門已經有社會阻力。

在更廣泛的層面，在貝倫的成功和拉丁美洲的那些抵抗，希臘青年的暴動，法屬西印度群島事件，1月29日巴黎的200萬示威者之間，我們怎樣才能著手把它們聯系起來？我們必須遵循每一個國家示威和罷工的曲線。盡管有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敗，但是已經獲得的成果，和工人運動維持的政治上，組織上和憲法上的地位，以及準備斗爭的新生代的出現，這些代表了對社會抵抗運動的相當多點的支持。

正是這種雙重運動：傳統左派和社會抵抗的社會自由演變，給反資本主義左翼提供了新的空間。

最后，在國際危機的關頭，中東和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贊同加沙人民抵抗的支持運動給巴勒斯坦人民團結運動提供了新的活力。

6.    資本主義的危機，其深度，其持續性，把反資本主義的行動方案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宣傳領域里，原先一般解釋的那些東西，會變動蕩。自由秩序的捍衛者完全動搖了。新自由主義說法的一致性被粉碎在半空中。讓資本主義更道德，重建資本主義，這樣的咒語，完全缺乏可信度。它們不過是困擾著資本主義領導人的恐慌的表現。我們的答案則有一個新的意義，一種新的相關性，即必須建立直接要求和社會變革目標之間的聯系，這將導致制度的改變，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引導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的過渡計劃。

“我們應該拯救人民，而不是拯救銀行家！”

“不能讓人民和工人負擔危機，要讓資本家承擔它！”

面對裁員，解雇，購買力下降，公共服務的破壞，和環境污染，我們需要有一個社會和生態應急計劃。拒絕裁員，拒絕技術性的和部分的裁員，減少工作時間，和讓失業者分享所有工作者定期和不定期的工作，以便人人有一份工資合理有保障的工作，增加工資，以刺激需求，保護和重組面向大眾的公共服務，大型公共工程主要優先考慮生態因素（節能，可再生能源，打擊污染，公共交通，社會住房，在對社會有益的生態活動中創造就業機會）。婦女的特別要求是，反對強制性非全日制工作，反對不定期工作，新的公共服務，特別是關于兒童的，也必須在社會緊急狀況中占有完全的地位。

在這場斗爭中，我們有一個“巨大”的論據。在過去幾十年中，在競爭的名義下，在競爭力和打擊預算赤字及債務的名義下，當權者頑固不化，拒絕了每一個重大的需求…而一夜之間，數百億送給了銀行！！！

給銀行的這些資金必須用于資助優先的社會需求。圍繞這些需求，我們建議最廣泛的團結行動。

這次緊急社會計劃還必須同民主權利和自由的捍衛相結合，尤其是捍衛移民和非法勞工的權利。

除此之外，還要就危機答案展開戰略辯論。從這個角度來看，貝倫世界社會論壇的辯論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第一種方案，新凱恩斯主義，集中于新的規定：關閉避稅天堂，新的財務準則，金融交易的稅收。貝倫金融危機會議的討論宗旨是“讓金融服務于公民”，但并沒有質疑銀行和大公司的所有權，要不就主張私人銀行與一個公共銀行中心的混合系統。我們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混合系統，結果會讓私營部門作主導。這些建議同時伴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規定國家和國際機構發揮核心作用。社會運動只是向聯合國或這樣那樣的20國集團會議施加壓力，G20有機會擴大到南部的某些國家而成為G23。

第二種方案采用部分需求（稅收，打擊避稅天堂），但把它們同挑戰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首先，通過一個重新分配財富的激進政策，把大量的利潤分給工資，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

但是，這場危機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誰控制，誰決定，誰擁有？這是所有權的問題。銀行或大企業的破產不僅是金融過度擴張或欺詐的結果；它是不計代價為少數特權者尋求利潤的主導之制度的后果。我們必須有一個變化的規則。例如，必須讓權力遠離銀行主。銀行必須在工作者和消費者的控制之下國有化。破產的公司，必須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由工作者管理。但是，圍繞“公共財產的概念”——全球正義運動的要求之一，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危機擴大了“公共財產”的概念。“公共財產”不僅是水，土地，衛生，教育。有必要把它擴大，擴大這個概念的使用范圍，包括社會需求所必須的所有經濟部門。這意味著，將中心放在事物的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上，就像世界社會論壇許多討論中（特別是在解放神學家弗朗索瓦•胡塔特的插入發言中）強調的那樣。而且，如果經濟被視為公共財產，那么，關鍵經濟部門的公共和社會撥款，民主和控制的問題就提了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大會的宣言，它支持的有這樣一些目標，比如對銀行作無償的并由工作者控制的國有化，減工時但不減工資，發展各種形式的社會財產，所以它構成了我們參預的支持點。

所以這是一系列更新了的論點，旨在提出擺脫危機的反資本主義出路。在戰略層面，它有雙重后果：

a）  為了滿足需求，把各個力量之間的社會關系，放在動員的中心位置。深度危機作出的必要變化是這樣的，它們需要一場異常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亂。這些力量關系能夠在體制水平上表達出來。可以得到部分改革。但瘋狂捍衛自己利益的統治階級的行為，確定了即便要獲得部分改革，我們也需要并將繼續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動員。

b）  反資本主義方案的應用，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政府，依靠大眾階級的動員和自我組織，承擔同制度破裂的進程。必須依靠民眾控制和管理的部分經驗，通過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抗，為這一目標做準備。爭取這種反資本主義的政府，同參與管理資本主義危機的議會聯盟或政府不協調，就像社會民主黨和中左派今天所做的那樣。

弗朗索瓦•薩巴多，第四國際執行局的成員和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全國領導層成員（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

關于國際形勢的報告

弗朗索瓦•薩巴多François Sabado

本報告介紹了我們眼中國際形勢的最重要特點，沒有涉及每個問題，它可能會被標記為某種歐洲中心主義，導致某些問題的部分解決方法。另外，關于國際建設的問題和下次世界大會最緊迫的事情，隨后會有一份報告。

2007年夏末以來，國際形勢的明顯特點，是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全球經濟。這一危機的出現形成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它代表一個時刻，包括幾個過程，是發生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歷史改變的一部分，特點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及其矛盾。

對該危機，我們已經根據法蘭歌思•切思奈，厄里克•圖桑（Francois Chesnais， Eric Toussaint）和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經濟工作組的分析作了研究。

1.     在一個美國經濟周期終結的意義上，這是一個轉折點，該周期起于2003年的經濟回升，以國內消費膨脹和大量債務為標志，在非常低的利率和降低財務費用的基礎上，該機制導致當前的“房屋泡沫”。因此，發展了“次貸系統”，即浮動利率風險貸款系統，給最脆弱的家庭貸款。連帶外國資本金融赤字和美元貶值，這是2003年至2008年美國增長模式的主要機制之一…但是，2005年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美國中央銀行）提高利率，使得經濟機器失調，造成數百萬負債家庭的破產和崩潰，從而導致重要信貸機構的破產并使銀行體系動搖。因為信用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特點。事實上，為了維持高額和定期的利潤，動態的需求是必要的。它不會來自工資，因為雇主把工資壓得很低，也不會來自充分發展的新興國家的國內市場，也不是來自從分配給股東的收入，因為股東數量不足以支持需求。因此，當代資本主義在房屋信貸用戶里發現了這方面的需求。這個危機過程在美國發作了。

2.     我們所面臨的不僅是一個金融和銀行業的危機，而且是一個真正的經濟危機。全球化金融體系特有的機制把次貸危機在世界范圍內擴大。它挑起償債能力和流動資金的危機，打擊了整個國際貨幣體系。這導致資本大規模的注入美國經濟（國會通過超過1680億美元的經濟重新擴張計劃）導致利率下降，在另一方面，因歐洲中央銀行（ECB）拒絕降低其利率而導致新的緊張局勢。但這項政策不足夠讓經濟機器再次開動…

由于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測正一點一點地被證實，美國地產業已經崩潰。其它國家如西班牙、愛爾蘭和澳洲采用了與美國相同的住房貸款機制，因此也受到危機的打擊。

u  美國經濟活動正在減緩。

u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增長預測為1.5到2%左右。

u  2007年1月，美國經濟創造的就業機會的結算結果是負的。2007年1月，美國經濟失去了17000個工作。

u  在房地產和工業界分別喪失了2.7萬和2.8萬個工作。市場估計創造了7萬個就業機會。在法國，2007年創造了30萬個就業機會，但在工業界喪失了五萬多職位。

u  300多萬住戶將發現自己無家可歸。

u  我們正在重建將造成數以萬計失業者的體制。國際勞工局（（ILO）估計，將有五百萬以上工人失業。

在目前階段，這個金融危機的代價是數百億元的損失。

這場國際金融體系的危機導致信貸收縮，從而使得經濟活動減速。各大銀行需要清理（把“爛債”從“良好投資”中清理出來）從而導致經濟活動放緩。

行政當局及美國聯邦銀行正面臨著一個可怕的兩難局面：要么重新啟動經濟，降低利率，注入流動資金，加劇赤字和債務，加大通脹壓力，并有貨幣貶值惡化甚至導致美元崩盤的危險（這是一個真正的危險：在五年內，美元已貶值25%，增加了危機的風險）或者，通過提高利率，或減少債務，嘗試減少不平衡，而這會導致經濟活動大幅下降，他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經濟衰退中。

3.     在這場危機的源頭，有切思奈稱之為“不間斷積累的長期階段”，即自1950年以來的一個不間斷（沒有戰爭或革命）的資本積累過程。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這種類型的過程的最長階段。這個金融化的起源與資本主義是一體的，即與利潤積累是一體的，利潤不再投資于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直接生產。這些利潤的定價游離于生產過程之外，而僅僅通過金融市場的交易來確定。此外，還有兩個其它的金融交易，也按同樣的方式定價：私人退休基金和同石油收益連接的資金流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不斷地被市場吸收能力所限制。如果商品生產和服務業沒有足夠的利潤，那么投資就會落在其它地方：對投資在商品生產的每1美元或歐元，就會有多得多的資本金尋求在證券交易、投機基金、財產投機、黃金、金融和貨幣交易中為自己定價——這是資本主義利潤積累的邏輯，是私有資本和私有生產數據的邏輯。

20世紀70年代末也有轉折點，同自由反改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有關，它導致我們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說，一個標志著“大大超越經濟范圍的資本主導”的社會，一個通過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和“大規模金融化”的迅猛擴張而來的市場社會。這個全球化的實現，只能通過在俄羅斯、東歐國家和中國那樣的大國里恢復資本主義的過程，重新整合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來達成。這強烈刺激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增長，不過這個資本主義受到一些矛盾的破壞，這些矛盾同金融資本的迅猛擴張是相連的。

但這種增長也是三十年左右的某種類型積累的結果，特別是因為：二十多年來，經濟中的工資份額的下降，分配給工人的那一部分財富生產的下降。結果，這剩余價值，比全國財政收入增加得更迅速，被一小層財富擁有者壟斷了，這些財富擁有者在瘋狂地搜尋越來越多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導致的結果是：巨大過量的流動資金和金融資本，離開實質經濟而自立，并且自行其是。它運作到這樣的地步，使得不平衡過大，以致引起危機：這是正發生在美國的事情，在整個2000年的頭十年里，那里一直存在著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實質經濟最慢的增長（即使是有一些增長）和最強烈的金融經濟擴張之間的矛盾。這是美國增長模式的限制，該模式的增長今天正在弱化甚至消耗殆盡。

新的世界力量關系

4.     但是，它顯示了新的世界力量關系，顯示了美國、歐洲和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南非、馬來西亞之間的新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一個轉折點。

20世紀90年代的危機幾乎只觸及所謂發展中國家：1994年至1995年的墨西哥危機，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危機，1999年的巴西危機，2001年至2002年的阿根廷危機……這一次，危機沒有爆發在外圍，而是在中心。

北方金融體系的危機是如此，以致我們眼睜睜目睹資本外逃到如印度，中國和巴西這樣一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北方國家被迫接受由南方的“主權財富基金”拯救他們的金融機構。

這些資本運動也以金融形式表現實質經濟的變化：

世界GDP分布的變化：在過去十年，根據所有的估計，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GDP的份額增加了一倍，從6%升至12%。當然，關于中國的統計是不可靠的：2007年12月，世界銀行承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為我們用這筆錢可以購買的等價物）被高估。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不應該是88190億美元，而是53330億美元。對貧困家庭數目做計算時，這使得一個主要結果有幾千萬的差別，但這個或那個數字之間的這些差別，不會讓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有疑慮，該趨勢就是：修改世界經濟力量間的均衡和相互關系。

經濟增長率的提升，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增加，全球勞工分工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作為世界“工廠”或“工廠”，中國得益于部份世界生產機器（特別是美國）的搬遷和再定位的整個運動，也獲益于大量的分包業務。同時，這一重組加強了中國資本主義。她現在應該是第三或第四位的世界強國。她已是僅次于德國和美國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國。她是信息技術生產的第二大國。雖然其消費比例仍然薄弱，但在固定資本的生產性投資上，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關鍵經濟部門上，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加，增加了25%以上，甚至有導致“經濟過熱”的風險。

她是接受外國資本直接投資（外國直接投資，FDI）的第一個國家。還有一個需要加以研究和澄清的問題：在中國的外國投資中，什么是來自散居于香港、臺灣的華人資本份額以及美洲華人資本的資本份額…，它們與本土資本合并可以給整體中國資本相當的實力。中國和印度的增長率在8%和9%之間，而美國和歐洲在1.5%和2%之間。中國制成品的出口已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儲備外幣：到2007年12月，它們價值超過一萬四千億美元。它有一個2.5億到3億居民之間的市場。

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加在一起，其經濟權重潛在地相當于美國的——我所以說‘潛在地’，是因為它是“四個國家的經濟”權重，而不是一個單一國家的單獨一個經濟體的權重。亞洲國家和石油國家積累的儲備相當大。2007年底，發展中國家一共持有46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工業化國家持有的不到其三分之一。亞洲國家的商業盈余和這些外匯儲備，被置于美國的短期國庫券，股票，私人債券中。正是它們，實際上在補貼美國的赤字。

5.     當然，現在我們也不應低估這些新的世界經濟巨頭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美國繼續扮演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它代表了25%以上的全球GDP，不要忘記歐洲，它的27個國家，代表了約25%至30%的全球GDP。美國市場仍然是中國生產面向的一個主要市場。35%以上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依賴于出口，即使有些專家解釋說，中國經濟的出口敏感性正在減少。中國國內市場沒有足夠的容量來吸納中國的生產。大西洋彼岸的嚴重經濟衰退難免會影響世界經濟活動，而且也會影響中國，即使是有限的。但中國身上的更重的壓力是程度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城鄉之間的難以忍受的緊張，有所減少但仍然非常嚴重的影響著數億人的貧困。對貧困的統計往往低估了它。

但有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結構，讓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即同整合新興國家時的世界經濟危機有關的分析問題。

兩個替代假說

如何擺脫目前的危機，答案大部份就在亞洲，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中：

目前的金融危機揭示了一個過度積累和生產的過程出現在所有亞洲經濟體里——中國、日本、韓國、臺灣、印度。這標志著世界需求的總體下降，它可能導致類似1929年危機的總危機發生。中國內部市場的限制，約6%至7%的通脹上升率，社會不平等的增加，特別是在農村，貧窮的錢袋急速增加，糧食危機以及遏制機制靈活性的中共（CCP）獨裁，這些加重了危機爆炸一側的份量。但也有一些其它的假設：

或者，用內部需求的增加和內部市場吸收中國生產的新能力來補償外部需求的收縮，然后，會有再啟動經濟機器的新可能性。中國生產過剩的唯一補救辦法，是把基于出口增長的經濟活動調整為以更多內需為中心的增長。如果這樣，美國和歐洲的“反危機”機制和新亞洲能力的結合，可以遏制危機。在任何情況下，有必要研究并且再研究發生在中國的事，尤其是因為我們缺乏其內部知識，而且由于傳統和我們關注的國際趨勢基本集中在一系列歐洲和拉美國家。研究亞洲必須成為一個優先事項。

惡化的勞動階層的力量關系

6.     經濟—世界正在改變其軸心。但這些經濟進程表達了世界政治全景的變化，力量關系的變化。

a）  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是長期的，這期間，從勞動階層的角度來看，其相關的勢力在全球削弱瓦解。開始于1970年底的自由主義高壓，再加上俄羅斯的重整，東歐國家和中國融入世界市場，為統治階級的主動性提供了新能力。自由主義反改革思想，社會關系的開放，再加上新技術的引進，轉換成靈活性和不穩定的工作，改變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形式。在世界勞動力市場的章程的框架內，被置于彼此直接競爭中的工作者數量，有相當大的增加。

b）  此外，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在資本和勞動之間也有一些新的勢力關系。從社會力量的總關系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的重新定位，發生在這樣的國家，在那里，具有工會或政治形式的獨立工人運動，在結構上是薄弱的。在美國有工會的存在，但從未有大規模的工人黨。斯大林主義所造成的破壞，粉碎了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中獨立工人運動形式的可能存在或出現。在中國和印度，數千萬人進入工資勞動經濟，但至今沒有政治或工會代表。中共的獨裁，迄今已阻止了獨立的工人組織的發展，即使在中國有越來越多的沖突和社會暴動，表明存在萌芽形式的協會或工會。在印度，情況更為復雜，因為在許多州有一些起源于親蘇聯或親中共的組織。

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獨立社會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對于世界各勢力的社會政治關系，將是決定性的。在一系列東歐國家的部分政治復蘇——包括工會的重建，新一代工人進行的斗爭激烈的罷工，和政治左派尤其是波蘭和俄羅斯左派的重生，以及斯洛文尼亞的工會戰斗——必須專注地遵循進行下去。

c） 盡管這些工作階層在退卻并且有一些變化發生，但在穩定世界局勢方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并不成功。不存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首先，由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內部矛盾，特別是資本主義金融積累模式的限制，戰爭的風險；

其次，慢性的社會阻力，包括初級階級斗爭，反對高昂生活費用的暴動或動亂，控制自然資源的運動，民主的反叛。

最后，政治危機。資產階級領導的危機與左右兩派的政治代表性危機，甚至公開的政治制度危機結合在一起。拒絕布殊，德國大聯盟的無能，意大利的嘉年華，和薩爾科齊的越軌行為是這種現象的例子，而這發生在帝國主義中心。

陷入泥沼的美國

7.     這些新結構在國際政治領域有結果，被削弱的美國資產階級和在這個新的世界競爭中要保持其地位的歐洲強權，尤其是面對中國和俄羅斯，他們的利益使他們聚集在新的聯盟系統里。這遠不排除為各個資產階級侵略性地尋找新的市場份額，以及世界經濟中保護主義緊張局勢的發展，但美國和歐洲聯盟的政治聯系趨于加強。薩爾科齊的法國和布殊的美國的新關系是這個轉折點或變更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希拉克反對伊拉克戰爭。薩爾科齊支持它。他甚至站在與伊朗對抗的前線。但更廣泛的，法國返回北約和融入這個聯盟內歐洲軍事力量的設想，則清楚地表明正在進行的重組類型。

美國處在新選舉的前夕（在2008年年底），它能夠導致美國政策的轉變或修改。美國和國際政治的大問題，將是弄清楚美國是否會從伊拉克撤軍。

極有可能，為了根本的原因，占領會繼續。在過去的長時期，美帝國主義已確認了其戰略上的政治軍事重新部署的政策。正如歐內斯特•曼德爾指出的，二十多年前它就面臨一個矛盾，面臨著經濟及美元的下降趨勢和其政治軍事機器霸權之間的不對稱性，該軍事機器得到以軍備為中心的經濟的支持。這些深刻的傾向使克林頓，奧巴馬，甚至麥凱恩之間的細微差別或分歧是相對非本質的，即使美國競選展開的方式，以某種樣式表現出美國政治制度的缺失。不過說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政策，這是一個用侵略性的軍事政策補償一些經濟轉弱的問題，該政策就是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對抗伊朗，在較小程度上與俄羅斯和中國對抗。這一方向，還包括一個“再殖民化”某些國家的政策，目的是保持或甚至擴大對自然資源或石油一類戰略原料的控制。

但軍事上的優勢并不自動意味著軍事勝利。“新越南”是美國媒體經常慣用的形容當地美國軍隊情況的說法。政治上和軍事上，布殊政府是真的陷入了困境。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在阿富汗，美國不會贏得戰爭。以色列沒有贏得對黎巴嫩和真主黨的戰爭。他們不能在伊朗重復“伊拉克方案”。重新武裝的俄羅斯和美國，兩國之間的緊張也影響到世界關系。最后，就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或某些非洲地區那樣，整個沖突地區都正在出現“失控”沖突地區的情形。造成國際形勢的不確定和未知要素，帶有前所未有的戰爭風險。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即使美國仍然“第一”，在單極世界秩序后面，我們正看到多極力量關系的一些要素在出現。

8.     也正是在此框架內，必須考慮新的社會和政治現象，它們不采取階級矛盾或極端化的形式，標志著或將標志著世界局勢的演變。我將不會詳細探究它們，但它們有一些重要的后果：

a）  全球氣候變暖的生態危機和后果已經開始，并有可能在長時期內引發新的災難——生態的，社會的和人類的災難。我們剛剛在這些墻壁內舉行了一個研討會，發展我們關于氣候問題的思想。

b）  組織，流派，宗派或宗教群體的存在，當然，有必要分析他們的特點，但有一個一般的趨勢。可以有進步的宗教流派，但在全球范圍內大部分宗教流派是反動的。這正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內所涉及的情況。應該指出的是，宗教現象的增加也影響到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家：薩爾科齊對政教分離的質疑，福音派在美國的崛起。

c）  也有必要考慮非洲一系列國家的破裂傾向，而且還要考慮其它危機的出現和后果，像巴爾干地區的情形一樣。

拉丁美洲的后果

9.     美國陷入伊拉克的方式有國際上的后果，尤其在拉丁美洲，更是如此。問題不在于低估了“帝國”仍然加在它視為后院的拉美大陸的壓力，因為哥倫比亞最近對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的攻擊提醒了我們。按相同的方式，有必要把一場國際經濟危機給拉美大陸可能帶來的后果，連帶拉丁美洲地位的惡化，特別是有關的農業出口和某些原材料問題，融入我們的分析。其地位的這種惡化，會加強北方的壓力。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更需要指出的是，拉美大陸的親美右派，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哥倫比亞烏里貝政權獲取主動性的能力。有“哥倫比亞計劃”在，更有查韋斯在12月2日全民公決的失敗，再次給美帝國主義一些獲得主動權的能力，就像凍結委內瑞拉國營石油公司（PVDSA）資產的試圖表明的那樣：在巴拉圭也有軍事基地。

仍然要給玻利維亞“政變者”（putschist）右翼和秘魯及墨西哥“自由－專制”右翼以支持。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西班牙語，ALCA）是一個失敗，然而美國和一系列南美國家之間的雙邊條約已經締結。但是，盡管過去數周在拉丁美洲的情況中，出現了有利于美國、哥倫比亞和極右力量的調動和轉變，我們還是必須加緊削弱美帝國主義對拉美大陸的干預能力。介入伊拉克和阿富汗，又準備干預拉丁美洲，在軍事層面上是很困難的，雖然美國保持對南美的壓力，無可否認的是，一個新的力量關系出現在美帝國主義和一系列拉美大陸國家之間，而且它并非是最不重要的。這種力量關系有利于兩個國家集團。

第一組集團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組成。獲益于一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執政政府的能力——巴西的盧拉，阿根廷的基什內爾，烏拉圭的塔巴雷•巴斯克斯——引導，控制和整合他們的群眾運動，或更確切地說，整個他們的領導層，尤其是巴西的工人黨（PT）和聯合工會聯盟（CUT），以及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治工會派（即使盧拉比基什內爾更靠近右派）的那些領導層，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已贏得了新的談判回旋余地，并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強加了一系列經濟要求。他們按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方式，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伴隨他們的是“社會援助”的一面。尤其是以其農業出口政策和同國際金融體系的特殊關系，他們已經強力打進了世界市場。這個以巴西和阿根廷為首的國家集團，今天占據中心地位。

第二組今天正在承受一個與美帝國主義部分破裂的新經歷，它由委內瑞拉領頭，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緊隨其后，他們都得到古巴的支持。這些國家，每一個有它的特性，今天正試圖減緩債務的束縛，取回他們天然資源的所有權和控制權，確保食品、保健和教育的社會方案，恢復其國家主權，反對美國和歐洲（尤其是西班牙）的壓力。在這些政治和體制的變化下面，存在社會運動和群眾運動的動力，這些運動持續活躍在整個大陸，當然有程度的差別。巴西的形勢顯示社會動員水平的一個下降。阿根廷則繼續有一個高水平的斗爭，還連帶強力的工會和協會，但他們的政治意見表達極其脆弱。托洛茨基遠左派的三個選舉集團的選舉得票結果低于2%。正是在玻利瓦爾、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動員的過程中，社會運動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發活動。在一些國家，這些運動同激進的或革命的民族主義潮流的進步相連。

委內瑞拉，一個關鍵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事情依賴于發生在委內瑞拉的事。革命過程依然開放，但查韋斯處在一個十字路口：要么，他前進，再次同最具戰斗力的團體連接起來，滿足基本大眾的要求，玻利瓦爾革命進程將重新啟動和深化；否則，他須屈從整個政府官僚和雇主階層的壓力，包括來自玻利瓦爾過程內部的壓力，尋求引導、調和及阻止這相同的過程；而且他將失去作為其社會和政治基礎的各重要團體的支持。全國工會（UNT）或‘社會主義潮流’的某些工會領導人的干預，提醒我們政府的當前航向。不過還有，一切都在運動。

玻利維亞危機正在加速，在那里，莫拉萊斯和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印地安人捍衛的新憲法雖然通過，卻不被右派和集中在桑塔•克魯斯和西部省份的“富裕白人階級”承認，西部省份中有四個地區剛剛宣布了它們的自主權。為了本憲法的實施，為了滿足玻利維亞人口中最貧窮階層的生死攸關的需求，革命者都站在莫拉萊斯的社會主義運動（MAS）一邊。

但關鍵的國家是委內瑞拉。如果玻利瓦爾進程失敗，這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將會有立即的反響，更遑論古巴。卡斯特羅的引退開啟了一個新的政治局勢。直接或間接的干預風險始終存在著，這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記住要與古巴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但是，正如菲德爾說的，危險在于革命從內部被消耗掉，而且現在有一場辯論正進行著：與市場應該有什么樣的關系，他們應不應該走中國的道路，可以有什么樣的革命民主空間……一句話，這所有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必須解答。

歐洲的社會阻力

10.   歐洲，因為經濟競爭力削弱和政治癱瘓，盡管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更減退了，仍然是一個主要的，為保護權利和社會成果而發生沖突的對抗地區。尤其是，這些政策在資本主義的歐洲有一系列的后果，在那里，歐洲主要的資產階級，為確保他們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身先士卒地攻擊“歐洲社會模式”，事實上是攻擊社會保障制度，工人的社會權利，公共服務。這項政策集中在新的“歐洲條約”上，該條約全盤采納2005年被法國和荷蘭人民拒絕的歐洲憲法的計劃大綱。由于融入歐洲聯盟的東歐國家的緣故，該條約正在得到加固。

這種整合已導致了一系列社會權利的廢除，并因此把這些國家占多數人的階級的整個生活和工作條件降低。在法國，薩爾科齊政府的思想家已公開宣布：要廢除1945年抵抗運動全國理事會（CNR）的方案和那以后的所有社會成果。薩爾科齊宣布，他“要超過撒切爾夫人的改革”；但他既缺乏有力量的關系，也沒有政治工具來實施他的方案。

資產階級領導和政治代表性的危機，在一些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尤其是，對養老金和某些工人階層的特殊養老金制度實施其反改革立場，通過壓低工資和質疑社會權利，統治階級繼續贏得一系列的得分點，但他們還沒有戰勝工人運動。在像法國、意大利和德國這樣的國家中有社會阻力。20世紀80年代，在“英國礦工”型的歐洲，沒有發生過一次工人運動的重大失敗。重要斗爭和主要對抗仍然擺在我們面前…

…及其弱點

不過應作三點注解：

斗爭是防御性的。它們不能阻止，更不能扭轉反改革過程。它們表現為暴動或局部的斗爭。它們可以適度地動搖制度；但是，這并不能停止反改革進程。

在整個歐洲，這些斗爭是程度不等，因國家而異的。在法國，階級斗爭水平仍然相當高——歐洲人在談論“法國例外”——在意大利也是這樣，在90年代結尾和2000年的頭十年的開始，有一個由工會運動和強大的全球正義及反戰運動的總罷工組合期。最近，在德國有一個鐵路工人的重要罷工，即使它是一個沒有得到其它工會和大部份工會左翼援手的罷工。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社會斗爭的水平仍然很低。在北歐國家，盡管有較強的攻擊，情勢仍在政府和工會運動領導層的控制下；斗爭水平是相當低的。

在有一定程度斗爭的國家里，必須強調一個矛盾的局面：在斗爭水平和覺悟水平之間有一個真正的不平衡。可以有局部斗爭和暴動，卻沒有階級斗爭浪潮的簡單增長——隨著一個全球水平的斗爭，工會和工人政黨成員有所增加，而且階級斗爭和革命政治潮流有所增加——就像20世紀60年代末，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歐洲，尤其是歐洲南部的情形一樣。因此，所作的斗爭難以找到使用階級斗爭術語的政治表達。

接受或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兩種左派

11.   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下，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左派、工人運動、社會運動面臨兩個主要趨勢：一個方向是適應自由資本主義，另一個是（我們的）抵抗，斗爭以及反資本主義的戰斗路線。在法國，我們有一句套話來形容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有兩個左派”。當然，在現實中還有幾個不同的“左”，但我們真的面臨一個根本的選擇：接受或拒絕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

相當大部份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前斯大林主義或后斯大林主義，綠黨——的傳統領導層，和某些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選擇了適應。這是融入國家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整個過程的結果。但這個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整合過程，用日益強大的債券，不僅用政治體制而且用資本，使得所有這些政治組合發生了質的變化，結構性變化。選擇斯特勞斯．卡恩（法國社會黨的主要領導人）掌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是證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要求如此，使得達成統治階級和改革運動之間的社會妥協的回旋余地，大大減少。

大經濟集團，金融市場，政府高層要求改革派領導層接受這樣的框架，該框架旨在尋求最大的利潤，增加世界經濟的金融化。結果，社會民主轉化為社會—自由主義。面臨階級斗爭，社會民主黨用它的支持交換反對社會改良的資本主義秩序，我們從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轉移到社會主義政黨，在變成“自由主義反改革政黨”之前，先成為“沒有改革的改革派政黨”。

在歐洲，歐洲聯盟提供了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協作框架，目的是部署對養老金的反改革，和清算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這并不排除在援助最貧窮階層的方案（一個最低收入制度，巴西的“家庭補助”方案）與處理工作階層權利和社會福利的困難核心問題的反改革方案之間，達到微妙的平衡組合。

但這些選擇極其顯然是政治層面上的：在歐洲社會民主黨朝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個“第三條道路”的演進中，在現時在意大利和在法國把過去的社會主義政黨改造成美國式的民主政黨的呼吁中，這也是我們在巴西看到的，在那里，在僅僅大約十五年的時間里，工人黨完成了幾乎有一個世紀歷史的社會民主發展軌跡：從一個階級政黨，工人黨轉化為社會自由黨。再次，這種演變并不排除社會援助政策，這些政策為那些政黨提供了社會基礎。

這種社會自由的演變代表一個總的趨勢。在一系列的國家，它是個未完成的過程。此外，在一個政府交替的政治體制里，統治階級的需要“能夠在右派和左派之間作選擇”。因此，這些社會－自由組織不是像其它的資產階級政黨那樣的黨。偏向“左派”仍然可能保住官僚機器的巨大利益。這是德國社民黨的情形，不過有限制，須要同世界資本主義的目前航向保持兼容一致。在另一個層面上，尤其是他們帶給普通階層的感受方面，右派和左派之間仍然存在分歧，但總體說來，社會民主黨和其同盟正到處經歷這個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和“走向右翼”運動。

一系列的力量，試圖把自己游離于社會自由的力量，例如，共產黨，某些生態組織和左派改革黨，他們自稱作“反自由派”。問題是，他們把自己融入政府機構，或在一個聯盟系統內屈從民族－庇隆主義或社會自由派力量，導致共產黨及綠黨仍留在反自由宣言的水平上，同時又明確地加入中左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國會或政府聯盟：這是法國共產黨（PCF）、德國左派黨或意大利共產主義重建黨的情形。

同資本主義決裂的左派

12.   在左派的另一極，有拒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它們抵制全球化和捍衛反資本主義方向。

我們的計劃，我們的左派，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左派，有革命傳統的左派，與資本主義決裂的左派。在這個框架內，我們認為，在建設新的廣泛的反資本主義政黨方面，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時期。“新的時期，新的方案，新型的黨”這是我們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說的。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其相應的矛盾，及其對工人運動演變的影響，是這個新時期的證據。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當前的國際資本主義危機，給這項工程以實際可能性。體制內部有更多的矛盾，傳統的領導向右轉變開辟了更多的空間，在一系列國家里有重新出現的社會阻力，有左翼改革派或反資本主義組織的新經驗的發展。在這新的歷史時期，問題不只是提出建設我們自己組織的問題，還要再次為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商會、工會的重組和重建籌劃遠景。

領導危機的問題，出現在其最廣泛的層面：覺悟，自發活動的經驗，建設，組織。有必要通過一系列的抵抗斗爭重新組建一個新項目，新要求，新的組織形式，采納舊工人運動中最好的東西，而剔出最差的。一切形式的自我組織和自我解放的主軸，在這些重建進程中是決定性的。但建設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也有困難；當然，這取決于革命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力量的積累，并不存在世界的或大陸的建黨路線。

不是機械的，但在最近經驗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巴西，有必要強調指出，在巴西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但我們在巴西也學得了很多。在意大利和法國，這些新政黨的主要綱領和政治路線正在顯現出來。

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對事件和任務的一個共識”

13.   我們要建設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它們所以反對目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并不是為了改革或維護帶有人類面孔的資本主義或者處理過度的自由主義，以便返回到戰后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打擊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我們需要一個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方案。一項行動的或反資本主義過渡的方案，它保護急切的需求（工資，就業，服務，土地分配，自然資源的控制，女權主義，最根本的生態層面……），民主的需求（帝國主義主導的國家中民眾和民族的主權問題，拉丁美洲的土著人問題）和過渡時期的需求，從而導致對財富作另一種分配的需要，以及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經濟的質疑。

這些方案的實施，要求在大多數人的階級的動員和自發活動的基礎上管理工人。

這一仗（是今天的一個主要戰斗）意味著拒絕對管理國家事務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自由派政府的任何參與或支持。這場戰斗把我們同左派黨、共產主義重建黨，作為歐洲左翼黨一部分的共產黨的計劃分開來，同大多數巴西社會主義民主趨勢黨（DS）的政策分開來。

因此，參與或不參與這種類型政府的問題，在歐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國家，已再次成為權力戰略的根本問題。

但是，以托洛茨基所謂的“活動和任務的一個共識”作為參考，我們要建設的這些政黨，并沒有所有的方案，并不是所有的歷史，而只有戰略和方案的參考，這些戰略和方案的參考堅實可靠，足夠供中長期的建黨之用。我們不從劃定這些政黨的意識形態或歷史準則出發，而是從聯系階級斗爭的關鍵參考開始，以最好的革命傳統，制訂出一個社會主義過渡方案。

我們希望這些政黨要多元化，成為所有反資本主義的流派和活動家的聚集處。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將成為這些政黨內的一個流派。但我們必須更進一步：在讓一系列的戰略和方案的問題開放的同時，需要再次研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規劃，充分參加關于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辯論。這些都是新的方案，它們旨在試圖回應新的歷史時期。

這些都是反資本主義政黨的組建基礎的參考數據，這些政黨正在興建中——如法國的新反資本主義黨（NPA），意大利的批判性左派，丹麥的紅綠聯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團，巴西的社會主義與自由黨，還有在未來幾年內將會出現的其它經驗。我們正在籌備的‘1968年五月’的研討會，2008年5月在巴黎舉行，亦在此框架內。

作為國際形勢的導言，這報告在2008年3月1日第四國際的國際委員會會議上辯論。

法蘭索瓦•薩巴多是第四國際執行局和第四國際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聯盟全國領導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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