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隅頑抗的新自由主義

江涌 黃鶯

《國有資產管理》2009年第11期

美聯儲前主席沃克爾認為，這次危機可能不會埋葬資本主義，但是一定會埋葬美國模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危機敲響了美式自由資本主義的喪鐘，作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指導理論新自由主義被越來越多的世人所唾棄，鼓吹新自由主義理論者失魂落魄，但是他們不甘心就此退出歷史舞臺，放棄他們已獲得的實際利益，因此糾合殘余，負隅頑抗，竭盡全力做最后的掙扎。

金融危機直擊新自由主義的要害

正是因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輝煌了近30年的新自由主義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生存危機。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金融市場成為新自由主義和其他各種思想交鋒的一個主要陣地。美國金融界的無德與貪婪不僅是美國國民抨擊的焦點，而且金融界“應當受到約束”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金融業成為舉世關注的焦點并非偶然，金融業是美國經濟的制高點，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新源泉與政策的試驗場，是新自由主義者與其它形形色色主義者爭奪的核心。以自由理論為基礎的金融業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命運直接關系到美國的未來。

20世紀80年代，代替凱恩斯主義主導美國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的回歸。但是，新自由主義更加強調，一切進入市場，一切都可交易；為適應市場主宰一切的要求，必須進行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私有化改革；以“無形的手”取代“有形的手”，掃除資本流動障礙。該理論將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與其國際經濟政策高度統一。在美國國內，凱恩斯主義遺留下來的各種政府干預機構被紛紛拆除，行業受到的諸多監管被不斷削弱乃至取消，日趨盛行的觀念就是“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在國際上，美國將自由理念從商品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并要求其他國家進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改革。1990年“華盛頓共識”的誕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從指導國內經濟政策的理論嬗變為服務于美國國際經濟霸權的工具。

毫不夸張地說，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的近30年時間中，最受益的就是美國金融業。而在新自由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背后，金融業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新自由主義理論擴散和金融業擴張，互為表里，互相促進，共同為美國的經濟霸權服務。

金融業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也是美國維持其世界經濟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支點。二戰后，美國的制造業優勢逐步喪失。從70年代初開始，美國的商品貿易從戰后初期的順差轉為不可遏制、迅速擴大的逆差。對美國而言，二戰后由它自己主導建立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已經不能便利地為其所用。相反，大量逆差導致的黃金外流影響著美國的經濟穩定，侵蝕了美國的經濟基礎。因此，當務之急就是找到新的競爭優勢，盡快緩解外部經濟的嚴重失衡。最終，美國政府發掘了服務貿易的價值，開始在國際上積極推動服務貿易談判。而服務業也借助生產重組改變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增加了對經濟的影響力，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化由此昌盛。

發達國家所擅長的服務貿易并不相同，美國、英國精于管理國際化資本的金融服務業，而日本、德國側重于工業生產的信息整合服務。換句話說，美國的優勢在國際金融領域，因此打開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對于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至關重要。當然，金融服務雖然有利可圖，但其收入并不足以彌補龐大的商品貿易逆差。迄今，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總額僅占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10％多一點。但是，美國如果能夠在全球市場開放之下通過發達的金融業掌握其他國家的資金命脈，并吸引或驅使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也同樣能夠幫助美國維持其龐大的經濟體系。為此，美國政府不斷為金融業松綁，掃除其他國家為金融資本自由流動而設置的障礙，鼓勵日新月異的金融創新。

放松監管不僅能夠激發人類的想象力，而且也能夠激發人類的無限貪欲，沒有束縛的金融業迅速膨脹，正變得越來越危險。首先，美國的自由經濟學家聲稱發明了能準確測量風險的復雜模型。華爾街的金融專家讓人們相信，風險是可以被分割、打包、重組和準確測量的，但是他們犯了兩個錯誤：一是風險很難被準確測量，事實證明，測量的工具和輸入的數據都存在問題；二是即便能夠準確測量也不意味著消除了風險，相反，金融風險是在很多情形下是一種系統性風險，無法消除。其次，金融衍生品的業務規模迅速膨脹。據統計，僅債務擔保證券（CDO）這一個產品的全球業務量就從2004年的1570億美元迅速膨脹至2006年的5200億美元。衍生產品業務量的飛速擴大、金融業的持續膨脹完全不能反應實體經濟的成長。反過來，金融業的內爆卻能引發嚴重的經濟衰退。第三，美國發達的金融業為海外閑散資金提供了投資工具，也為海外資金向美國流動提供了重要的渠道。華爾街開發出來的金融工具受到了歐洲發達國家投資者的追捧，這也是美國次貸危機一經爆發就迅速向歐洲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舉世矚目之下，奧巴馬政府出臺了自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全面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該方案傳達的信息非常明確，金融業必須瘦身，必須置于監管之下，必須矯正它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新的金融監管政策一出立刻引起了各界巨大紛爭，反對者舉出了包括金融業競爭力減弱、美聯儲職能膨脹、監管效果不彰等種種理由。總之，反對者對新自由主義的經典教義戀戀不舍，對政府的干預充滿恐懼和懷疑：自由飛翔的翅膀被折斷的金融業還能支撐美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模式嗎？美國外部失衡的調整是否會以更加破壞性的方式出現？在華爾街的道德淪喪成為眾矢之的后，美國的世界金融霸權如何維系？

三大挑戰令新自由主義搖搖欲墜

“百年一遇”的大危機像世紀大洪水一樣淹沒了資本主義的每個角落，為數不多的新興市場成為汪洋中的孤島和扁舟。危機的肇事者、自由資本主義的典范——美國突然發現，自己信奉了多年的新自由主義學說正受到各種思想的猛烈沖擊，其中，影響最大、最可能對新自由主義構成威脅的，要屬經濟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在全方位沖擊下正搖搖欲墜。

經濟民族主義動搖了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新自由主義的堅固堡壘——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將經濟民族主義比作邪惡的“幽靈”，一只從墳墓中伸出的手。并認為，即使是在實用主義至上的大危機時代，政府的政策選項中也不應該包括“經濟民族主義”。因為，“試圖將工作機會和資本留在本國的做法會把經濟危機升級為政治危機，并把世界進一步拖向衰退的深淵。”這種反經濟民族主義的主張盡管獲得了各國政府口頭上的一致支持，但并沒有減慢經濟民族主義回歸的腳步。美國經濟拯救計劃在一片聲討聲中加入了“購買美國貨規定”；世界生產汽車的各國政府都給予本國汽車業特殊保護；一些歐洲國家要求獲得政府資金援助的企業優先采購本國制造的產品。當然，發達國家始終沒有放棄它們的“雙重標準”，它們在指責他國經濟民族主義的同時，都給自己的經濟民族主義用了一個更動聽的名詞——經濟愛國主義。

危機持續重壓下的經濟民族主義形形色色，除了貿易民族主義、投資民族主義外，“金融民族主義”也開始登上報刊頭條。為了將“經濟的血液”留在國內，各種規定紛紛出臺。例如，為保持本國銀行系統的穩定與競爭力，相關國家政府爭相為銀行注資，要求本國銀行尤其是接受政府援助的銀行必須優先為本國企業融資；為全力確保母公司或機構總部安度危機，各大公司與機構紛紛將資金從境外撤回，跨國資本的“返巢”給東道國產生了極大的流動性壓力，在嚴重依賴西歐資金的東中歐國家，出現金融動蕩與危機，波羅的海小國拉脫維亞由此出現社會動蕩與政局更迭。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對任何一家在本國經營的銀行提出了更高的流動性和資本金的要求，這無疑加劇了日益緊張的國際資本爭奪戰。經濟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新自由主義日趨式微。

社會主義直接沖擊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根基。2009年4月的一項民意測驗讓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憂心忡忡。該測驗表明：在40歲以上的美國人中，53%傾向資本主義，20%傾向于社會主義，另外27%傾向不確定；而在30歲以下的美國人中，有33%傾向于社會主義，37%傾向于資本主義。這一調查結果在美國國內引起了極大關注，《每日金融》發表文章，提出疑問《美國向社會主義國家靠攏了嗎？》。《紐約日報》也載文稱，由于美國政府持有銀行的大部分股份、對汽車產業指手劃腳，并可能出臺全民化的健康保障體系，“媒體就美國是否傾向社會主義議論紛紛”。

《孤星時報》干脆問道，“我們是不是要更名為美利堅社會主義合眾國？”文章說，“奧巴馬政府的社會主義傾向竟然沒有引起以自由市場傳統為榮的美國民眾的義憤，真是太令人困惑了。”將奧巴馬政府與社會主義相連，在美國媒體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共和黨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就曾多次指責奧巴馬是社會主義者。在奧巴馬政府公布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后，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還專門向媒體澄清奧巴馬不是社會主義者。雖然給奧巴馬打上“社會主義者”的標簽有些離譜，但新自由主義者的目的是明確的，那就是要阻止奧巴馬政府對金融業的大規模監管改革，阻止政府經濟政策向左傾斜。

引發美國媒體激烈口水戰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民主社會主義、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福利國家主張，以及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第三條道路”等許多理論的綜合。它與新自由主義宣傳的“私有化”發生了直接沖突。盡管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政府有長期經營國有公司的打算，奧巴馬政府對金融機構和大型汽車企業實行的國有化政策更多只是權宜之計，是美國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的體現，但是次此危機美國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國有化政策，直接沖擊新自由主義幾乎不可動搖的“私有化”根基，影響深遠。

凱恩斯主義近乎顛覆“無形的手”的永遠正確性。2004-2008年，信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撰寫了大量文章，警示危機的來臨。對他們而言，大危機是他們重新奪回經濟學正統寶座的難得機會。與“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的幽靈一道重返人間的還有凱恩斯的信徒海曼·明斯基。華爾街的崇拜者甚至把金融狂熱變為恐慌的那一刻稱為“明斯基時刻”。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四面楚歌，明斯基卻選擇在那一艱難時刻出版了由他執筆的凱恩斯傳。他曾說，他和凱恩斯的共同點是，他倆都不是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主義是對凱恩斯思想的誤讀。例如，凱恩斯一直認為金融市場是經濟危機的根源，但以保羅·薩繆爾森為代表的主流凱恩斯主義理論卻將金融市場摒棄在危機模型之外。因此，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引發了關于凱恩斯真實思想的大討論。

近30年來，西方經濟學一直是自由主義的天下，美國眾多政界財經高官、企業高管都是哈耶克的徒子徒孫，眾多經濟學界泰斗學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弗里德曼的學長學弟。然而，金融危機扭轉了這一切，一直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為己任、后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獲得了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石破天驚，但是也是預料之中。不久前，保羅·克魯格曼出版新著《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被視為凱恩斯主義的權威之作，其傳達的核心思想是“回歸蕭條經濟學”，復活凱恩斯主義的觀念。

新自由主義的反擊蒼白無力

面對各種思想流派的進攻，新自由主義給予了頑固的回擊。但他們的論點在大危機的背景下有的明顯蒼白無力，有的則是赤裸裸的歪曲。

一是鳳凰涅槃理論。新自由主義——當代的“清算主義者”堅持認為，市場崩潰將促使一個得到凈化的經濟重生。新自由主義信奉的是鳳凰涅槃式的理論。按照熊彼特的理論，這是“創造性破壞”，是市場永保活力的秘方，是自由資本主義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二是低增長理論。新自由主義者十分推崇“風險承擔行為”，認為正是企業家愿意承擔風險，銀行家愿意給承擔風險的企業家融資，自由資本主義才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而任何對市場的干預和限制，都會導致經濟陷入低增長和低預期的困境。

三是潘多拉魔盒理論。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是“必要的麻煩”，所以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為了論證這個觀點，近30年來出現了一系列理論，如貨幣主義認為，政府只擁有有限的信息，試圖消除經濟周期的政策只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和更深的經濟衰退。理性預期理論認為，人是理性的，當政府改變政策時，人們也將改變對未來的預期，并使政府的努力歸于無效。實際商業周期理論則更干脆，美聯儲不管如何調整利率，都不會對經濟產生任何影響。總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都認為，政府對于補救經濟無能為力。政府管多了，就會產生自我膨脹的欲望，猶如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只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凱恩斯主義治下的二戰后的世界經濟最后以70年代的“滯漲”收場。

但是，新自由主義者無論如何百口善辯，也難以清楚解釋下面幾個問題：

其一，在眾多國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后果無一不是有利于富人與社會精英，加劇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加劇社會兩極分化。在20世紀60、70年代，拉美20％最富的人和2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6倍，而在80年代實行新自由主義后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與兩極分化相伴的是失業、貧困、疾病、死亡與社會動蕩，拉美人民失望連接著失望，“失去的10年”之后“又一個失去的10年”。

其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導致金融危機日趨頻繁。二戰后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資本主義世界在凱恩斯主義等理論主導下，很少爆發由金融市場混亂引發的經濟危機，而此后，金融危機卻頻繁爆發。近20多年來，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共爆發了四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儲貸危機和1987年股市大崩盤，整個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新千年前后美國科技股泡沫的膨脹與破滅，以及2007-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四大危機之外的小規模危機難以數計。同時，在金融市場不斷開放、跨國金融資本頻繁出入的新興市場中，主要由外部因素導致的貨幣危機、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也頻繁爆發。1994年、1999年和2001年，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都先后陷入金融危機的泥淖。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讓這些地區發生“巨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讓相關國家經濟倒退了十年。毫不夸張地說，一部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歷史就是國際金融動蕩史。

其三，為什么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和日本90年代的經濟衰退會有迥然不同的結果？答案是美國在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允許9600家銀行自然淘汰，普通民眾的購買力因此受到巨大打擊，進而造成通貨緊縮式的全面經濟危機，失業率高達25%，工業生產下降80%，經濟一敗涂地，社會持續動蕩。而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后，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銀行在政府資金的幫助下進行了重組，沒有出現銀行擠兌風潮，失業率和生產的下降都要溫和得多，分別只有6％和10％。日本的例子清楚表明，政府那只“有形的手”確實在緩解危機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其四，新自由主義并非一統天下。當代資本主義其實有兩大模式，即盎格魯——亞美利加模式（美式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和萊茵模式（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新自由主義只是盎格魯——亞美利加模式的主導思想，而萊茵模式形成于萊茵河流域的歐洲大陸國家，主張市場有序競爭，強調政府積極干預，實行高稅收、高福利，關注社會貧富差距，企業融資主要借助銀行，注重社會價值與社會責任。實踐表明，與美式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相比較，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雖然在經濟活力上“稍遜風騷”，但是經濟社會的穩定、持續發展狀況要優于美式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此外，日本、中國以及許多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基本奉行的是混合式經濟，在發揮市場調節功能的同時，強調政府在經濟中的指導作用，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曾經歷或仍在經歷高速的經濟增長。而許多將“華盛頓共識”奉為圭臬的國家先后陷入了深刻的危機。這至少說明，對于眾多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并非唯一或者最好的選擇。

新自由主義并不是沒有看到這些問題，不久前華爾街經濟學家羅伯特·巴伯拉對正統經濟理論提出了修改建議。他認為，正統經濟理論必須承認金融業是危機的根源；金融風險是系統性風險無法消除；政府必須對金融市場的過剩進行干預。但是，他強調，這只是特殊時期的應對措施，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回歸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未來經濟的繁榮。這種政策設計可能道出了許多新自由主義者的心聲。既然凱恩斯主義重返人間的可能性不大，而“原教旨主義”自由市場理論的全盛時代正在終結，做出一定限度的退讓或許可以保住自由主義的一些陣地。

其實，美國并不是一個生而信奉自由主義理論的國家。在美國人的思想中，實用主義根深蒂固，沒有什么非堅持不可的××主義。實際上，只要對美國社會經濟有用，只要對美國維護世界經濟霸權有用，不管它是經濟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以及正在誕生的“奧巴馬主義”，都可成為美國的國家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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