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衰落

(美)洛仁•戈爾德納 曹浩翰 譯　

    美http://www.counterpunch.org 網站2008年 10月 5日刊登了美國學者洛仁•戈爾德納題為《最大的“十月變數”——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的文章，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衰落：資本主義在 1914年以后就進入了衰落階段，20世紀70年代以來更進入慢性持久危機階段。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處于高度腐朽階段的資本主義
    我們不妨首先大致看看信貸和金融方面的總體狀況以便獲得一個總的概念。下文中的多數數據是截止到2005年的，這里我假定其中的很多數據由于當前的緊縮危機每天都在變化。
    美國經濟體總計有著超過33萬億美元的未償債務（債務人包括聯邦政府，州、地方政府，以及公司和個人等），這一數據是美國GDP的三倍。沒有人能知道與之關聯的國際對沖基金及衍生品有多少。國家（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消耗了GDP的40％。
    美國的凈海外債務大約是5萬億美元（其中海外債權人擁有13萬億，這一數據要減去美國在海外擁有的8萬億美元資產）。這一數據到最近以前仍然在以每年7000到800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在這以前美元還沒有貶值，美國的消費還沒有萎縮，流向美國大量收購其廉價資產的海外資本也沒有減少，美國的這種借債改善了貿易赤字和一般的收支平衡）。外國投資者持有的債權占美國政府債務的比例越來越高；僅四個主要的亞洲央行（日本、中國、韓國和臺灣）單獨就持有4萬億（2008年）。最近——看起來似乎已經是很久的事了——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助所需要的資金就相當于來自中國所持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500億美元的債權。聯邦政府債務使得聯邦儲備銀行的通貨膨脹行為成為可能。如果道格•諾蘭的“金融套利資本主義” 的概念成立的話，那么人們關于銀行系統作用（給予存貸款）的舊觀念，以及關于聯邦政府機構自如地擴展和收縮信用的能力的認識就要被改變了。在銀行的賬面平衡表之外，“證券化金融” 創生了越來越多的虛擬信用。還應該考慮到與政府關聯的實體（如房地美、房利美），這也實體支持了過去四年中抵押債務的再膨脹，其結果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房地產泡沫，現在這一泡沫正在破裂。這整個的上層衍生結構依賴以下幾點。1、美國國內的低通貨膨脹率，因為如果通貨膨脹率偏高就會嚇跑國外投資者；2、美國政府的意愿，消費者越來越嚴重地依賴債務（現在還債支出占據了收入的14％，而這一數據在幾年前是11％）；3、外國投資者在美國收支逆差的情況下繼續給美國惜錢的意愿和能力。
    現在讓我們轉到問題的另外一個層面：美國和許多其他“發達” 經濟體（它們確實是發達，因為它們在衰退方面走在前面）中非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消費的發展程度。馬克思把國家債務看作是一種假象，他把為國家稅收（與資本相對應）投入的勞動看作是非生產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會同意，國家財政中的軍事開支是非生產性勞動，即使它為個別的資本家生產著利潤。我認為我們還可以把這個結論進一步延伸，延伸到那些由國家采購的其他商品和服務上去，以及／或者國家債務的虛擬資本。為了被用作生產性用途，即被生產性地消費，以生產資料（第一部類）或生活資料（第二部類）形式具體存在的剩余價值必須返回到C或V以便進一步擴大再生產；從這個標準來看，我們會發現美國經濟中的非生產性消費是非常巨大的。
    這里我想把關于到底哪些是非生產性勞動的理論爭論先放到一邊，只是指出馬克思發展的理論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現代資本主義中非生產件勞動的巨大數量：
    “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現了奇跡，能夠轉化為資本的，只是在勞動過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產資料，以及工人用以維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資料。……總之，剩余價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只是因為剩余產品（它的價值就是剩余價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
    換句話說，無人駕駛轟炸機、坦克、警察防暴裝置、游艇、勞斯萊斯、美食餐廳以及路易•威登手提包等很可能給個別的資本家生產很多的利潤，但是這些同那些生產資料的商品的生產不同（馬克思把這些稱為“第一部類”），它們在資本的擴大再生產中通過離開資本循環而不再成為資本；他們不能被生產性消費，如作為進一步生產的手段。在今天的“服務經濟”（這個詞本身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吹捧的意味）中，這些商品構成了資本家階級以及這個階級的“仆人”——如公務員、企業官僚等——非生產性消費的對象。
    這里我們應當仔細地將馬克思主義關于虛擬資本的分析同其他形形色色的理論，如貨幣主義、哈耶克主義、“銀行家統治世界”的陰謀論，或者比較成熟老到的左翼凱恩斯主義（如海曼•明斯基等人）等區分開，后面所有這些理論都把金融看作是孤立的，而馬克思主義則將虛擬資本同其在生產領域的根源緊密聯系起來考察。我們可以把這個起源稱之為“技術折舊”，或者過高估價的固定資本“F”的增量，這一增量由于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不獨立性而隨時間增加。資本家的資本首先意味著可預期的現金流的“資本化”。勞動生產率帶來的產品價格的下跌在不斷地瓦解著這一資本化的基礎，但這只是在像當前我們面臨的這種緊縮和衰退的危機下才完全變得明顯起來。在資本循環的過程中，中央銀行的行為可以使這種虛擬泡沫的破裂變慢，但它最終卻無力改變價格的潛在向下運動趨勢。
    這種觀點可以從學術上完全解釋上世紀70和80年代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界中引起很大爭論的“價格一價值”“轉型問題”。因為在經過長時段之后，個別資本的市場價格同它再生產的社會成本之間并不是直接對應的，而是同其資本化相對，這種資本化的背景是由通常的可以實現的利潤率決定的。資本主義的紙幣——獲取包括利潤、利息和地租在內的社會財富的憑證——可以在很長時間內流通而同價值沒有直接的關系，只要有足夠的剩余價值可以支撐他們。這種剩余價值不僅僅來自生產過程中對工人的剝削，還可以來自其他原始積累（如把其他生產方式的勞動力再生產整合進來）帶來的貢賦，或者來自赤裸裸性質的掠奪，也就是說，完全不考慮現有勞動力和資本工廠的再生產。這些都是經驗才能說明的問題，他們是不能通過矩陣代數推演出來的。
    因此，2007年7月以后的信貸危機事實上深深根植于最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資本循環之中，現在我們就來研究這個問題。
    二、資本螺旋式后退以解決自身危機
    首先，我們來介紹點歷史，以便對過去三四十年中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巨大衰退能有一個明晰的概念。
    這場危機可以追溯到“二戰” 后重建的繁榮時期，其標志是1965－1966年美國、日本和西德的短暫的經濟衰退，這一衰退早在1958年的“美元危機”中就已經顯露端倪了。當然，同今天的危機深度比起來，那個時候的衰退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1968年3月布雷頓森林體系幾乎完全瓦解，為了阻止恐慌的蔓延，世界匯率市場為此還專門關閉了幾天。
    到1969至1970年間，一場真正的企業流動性危機在美國爆發，這一危機由于佩恩中央鐵路的破產而聞名（這一破產更是極好地反映了通過資本化所反映的資本估價與資產的實際潛在價值之間的關系）。到1970年企業債務達到了“二戰” 后的最高點，而自從1957—1958年的衰退之后流向“實物”生產部門的投資一直在逐步減緩，或者有時由于越戰帶來的軍工生產而總的保持不變。
    就在這走向衰退的1969—1970年，企業流動性成為當時的中心問題。
    這里我將證明，60年代末這些標志著先前的擴張時期結束的信號出現之后，世界資本主義就基本上“空轉”了，在這以后史無前例的越來越多的天文數字般的信貸金字塔開始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其代價則是不斷增多的各種形式的社會衰退，對此我們稱之為世界范圍內的縮小的社會再生產，或者是非—再生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幾年前聯合國的一份報告，1968年正是“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戰后收入分配的一個轉折年；從1945年到1968年，美國最富有的1／5人口和最貧困的1／5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縮小，而在1968年以后其收入差距又在擴大，今天這一差距比1929年還要大。在其他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中這一趨勢可能不這么極端，但是人們仍能發現類似趨勢的存在。
    這種擴張年代結束的另外一個基本指標則隱藏在單收入工人階級家庭的消失這一事實中，該現象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在那之后就加速發展。這使我們離這場作為社會再生產危機的中心只有一步之遙。每周40小時？1960年出現了數百萬的四口之家，現在這些家庭每周需要80勞動小時或者更多（通常是比80小時多得多）。
    1971—1973年間布雷頓森林體系（“黃金—美元”體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直接的“美元”體系，在這種體系下美國的國家債務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公開的絆腳石，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今。這種現象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世界貨幣”，它是深深根植于生產和再生產體系的價值危機的結果，這點我在后面將繼續談到。
    1972—1973年的再次通貨膨脹導致后來通貨膨脹的加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1974—1975年的世界經濟衰退，這次衰退是“二戰”以后（到那時為止）最為嚴重的一次。70年代中期的再次通貨膨脹導致1978—1980年的急劇的通貨膨脹，其結果是沃爾克緊縮以及撒切爾—里根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這也是凱恩斯主義最后一次與通貨膨脹聯系在一起，其結果是7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經濟事件，如失控的通貨膨脹，加州的第十三號提案，美國政府對克萊斯勒公司的救助，卡特的預算削減以及英國的“不滿的冬天”，在所有這些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撒切爾和里根的自由主義的勝利。1979—1980年之后，資本主義轉向了一種可以稱之為“軍事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其主要政策內容是大量的軍事投資和對富人減稅。
    當我們討論70年代中期的情況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美國霸權在這個時期的衰落，它體現在一系列的世界危機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人暴動，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失敗，非洲合恩角地區“親蘇聯”政權的出現，南非的叛亂，葡萄牙在非洲的前殖民地出現“親蘇聯”政權（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以及“歐洲共產主義” 現象中所體現的歐洲左翼運動（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增長等等。到70年代后期這種趨勢進一步在尼加拉瓜和伊朗革命中得到蔓延。
    “華盛頓共識”的反制措施似乎就是為了阻止美國霸權的這種衰落，它的“平衡表” 應該考慮到它付出的人力成本。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者都努力把工人的武裝起義導入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架之內，但是在多數地方對左翼運動都進行過長期而血腥的反動鎮壓；在南美的一些國家（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再加上1964年以后的巴西），軍人政權在1973—1976年間紛紛被建立起來；聯合國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爭取食物、燃料和債務減免而成立的“77國集團” 為實現這些目標發起了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運動，這一度給美國的國際霸權造成廣泛的威脅，但是后來這種斗爭也偃旗息鼓；非洲和印度支那曾經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 后來也是偃旗息鼓，有的甚至成為一場鬧劇，還有的則迅速轉向了“市場社會主義”（如越南）。在伊朗，毛拉們則取得了勝利，他們將左派清洗掉了，并讓數百萬計的左翼人士去參加 1981—1988年間的兩伊戰爭；在黎巴嫩，遜尼派和什葉派，還有一些基督教派，以及這些派別背后的國際勢力（敘利亞、伊朗、以色列和美國）之間長達15年的內戰徹底毀壞了這個國家；沙特阿拉伯提供的金錢和宣傳幫助則煽動著從中國西部的烏魯木齊到摩納哥的伊斯蘭運動；在阿富汗，有美國背景支持的伊斯蘭武裝叛亂推翻了左翼民族主義者的政權，趕走了蘇聯的軍隊，最后使得塔利班掌權。此外，美國資助的軍事行動鎮壓了尼加拉瓜革命；反對蘇聯的美中聯盟在國際上得到鞏固；里根、撒切爾、密特朗、戈爾巴喬夫以及藤都把市場看作是優于其他形式的經濟制度；在“民族解放運動” 衰落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開始在100多個發展中國家推行其“結構調整計劃”。到90年代初期，世界范圍內已經發生了40多場戰爭；僅非洲南部的六國戰爭就奪去了四百萬人的生命，這是1945年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場戰爭（而且自1945年以來沒有一年沒發生戰爭）。在類似剛果、利比亞和塞拉利昂這樣的國家和地區，填補“民族解放運動” 后留下的空白的是“四騎士啟示錄”，除了搶劫、掠奪和屠殺之外，不再有任何的意識形態或者其他（政治）目標；在南非，非國大執掌了政權并很快加入了“華盛頓共識”；1990—1995年和1999年的南斯拉夫戰爭中出現了滅絕人性的民族主義者和民族屠殺，這給了美國以機會去羞辱無力的歐盟；在最后一個現存的“工人國家”朝鮮發生著饑荒，而在整個第三世界，每年有六百萬兒童死于疾病和惡劣的生活條件（如缺乏潔凈的飲用水），而這些完全都是由于經濟原因（貧困）導致的。
    三、三十年“華盛頓共識”的“資產負債表”
    盡管“華盛頓共識” 在其推行的30年當中對國家主義的發展模式取得了勝利，但是它也不時為“金融事件” 所困擾，然而所有過去的這些金融紊亂同最近的也就是2007年夏季的這次比起來都顯得不堪一提，最近的這次危機甚至使得被新自由主義長期詬病的政府不得不再次進行干預。
    1979—1982年：沃爾克的聯邦儲備管理機構將利息率提升到20％，這在1970年后的高通貨膨脹率之后首次實現了正的實際利息率，為此導致了1980—1982年的大衰退；里根政府大肆軍事開支導致的財政赤字由于日本的借債而得以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垃圾債券”和“杠桿收購”開始出現在金融市場上。在美國的勞資關系中工人不得不普遍作出讓步，甚至那些利潤豐厚的公司也開始迫使重新簽訂沒有到期的勞動協議。
    1982年：由于首次重要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巴西和墨西哥處于債務違約的邊緣；美國一些銀行遭受的損失被有效地轉移到國家身上（國有化）；由于這次經濟打擊，普通墨西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50％。
    1984年：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首次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在多年批評政府由于稅收政策和大規模開支導致財政赤字之后，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者突然告訴人們，“財政赤字并不是問題”。
    1985年：廣場協議迫使日元重新估值50％，其結果是日本原先的美元資產貶值50％。
    1986年：倫敦金融市場監管實現“大爆炸”的去管制化政策，這開始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大膨脹。
    1987年：世界證券市場大跌，造成一次大的“金融風波”，隨后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新主席格林斯潘迅速對流動性松綁，紙幣價值開始恢復，隨后又經歷了1990—1991年的衰退。
    1989－1991年：美國貸款市場的徹底垮臺使得美國的國際債務增加 1500億美元；1990年起官方宣布經濟進入衰退，房屋價格平均下跌了20％。過去十年間的“垃圾債券”英雄們都成為過眼云煙。
    1990年：日本股票市場從38000點暴跌至12000點，銀行壞賬劇增，房地產投資急劇縮減，日本進入長達十多年的緊縮時期。
    1994年：墨西哥發生“龍舌蘭風暴”，美國政府花費 1500億美元來援助持有墨西哥債券的美國投資者；奧倫治縣（加州）由于債券市場的損失宣布破產。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橫掃韓國、。香港、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使這些國家經濟遭受重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韓國提供了570億美元貸款，但同時強加了苛刻的限制條件。危機導致上述國家和地區經濟和社會動蕩，數以千萬計的人生活受到影響。
    1998年：俄羅斯債務違約；結果“長期資本管理”對沖基金倒閉，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得不提供130億美元對一些銀行進行救助并進行監管。
    2000年：網絡經濟的繁榮歸于破滅；納斯達克指數下跌60％，而且后來從未恢復過。
    2001年：“9•11”事件之后，金融市場又經歷了一次大的下跌，這是更長時段的2000—2003年“熊市”的一部分。2003年安然公司的破產標志著更深的虛假資產負債表丑聞危機，隨后又有2003年的世界通信公司前CEO的110億美元的會計欺詐案。
    2002年：道瓊斯工業指數跌至7300點，創下熊市的新低，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將利息率下調至1％。2000—2001年的經濟衰退迎來的是“二戰” 后最為疲軟的經濟復蘇。到2007年秋，道瓊斯工業指數逐漸恢復回升至14000點。
    2003年：由于大規模放松信貸審查導致資產（股票、房地產）價格上漲，首先是在美國，然后是在歐洲（西班牙、英國和愛爾蘭）出現了房屋市場泡沫。
    就在 2000—2003年熊市和 2000—2001年的衰退以及隨后的“沒有增加就業的恢復” 之后，“次貸”現象開始浮出水面。
    四、歷史上最大的龐氏騙局的理論基礎
    在過去20年中，資本主義金融界出現了一種“證券化金融”，它是指從某種潛在的收入來源中獲取現金流，將其打包成可以出售的形式，然后將其以資本化的價格加以出售。從某一資產中獲得的資產包可以進一步加以打包形成新的資產包，因此在理論上可以這樣無限地重復進行，形成在最初的現金流基礎上高聳的“上層建筑”和“杠桿” 機制。如同艾滋病毒的傳播一樣，美國的這種不穩定次級抵押貸款通過國際金融系統逐步對外擴散，然而這種金融風險的傳播往往是在最高級信譽和擔保（AAA級別）的偽裝之下進行的。“證券化金融”使得資本主義世界可以在這種始終不透明的工具下構造一個經典的“龐氏騙局”，而對外則宣稱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而在這種外表之下，“杠桿率” (總的發行的紙面價值同實際擁有的資本或現金的比率）達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水平，這樣只要紙面價值稍有下降就會迅速導致銀行破產。
    在金融部門其他表象之下，從2000年之前網絡經濟的繁榮轉向后來的房地產繁榮是聯邦儲備委員會試圖保持美國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的結果。對于那些博學的資產階級專家而言，他們早已忘記了生產和再生產中藏著的更深刻的危機，他們始終只能把這種已經處于負債狀態的美國消費者看作是世界經濟十多年來的發動機，在這十多年中，美國的債臺越筑越高（包括企業債務、政府債務以及個人債務），為了維持這種狀況，美國不得不從國外不斷地借債，到2007年美國不得不每天借30億美元。不斷資助美國消費者以保持其消費能力成為保持世界經濟這種虛假發展的當務之急，也只有這樣才能阻止在實物生產部門的更深刻的危機的爆發。
    例如，中國央行持有l—2萬外匯資產：中國工人生產出來的中國產品同美國花花綠綠的票子（美元）進行交換，然后這些美元又借給美國消費者以使他們能夠購買這些商品。這些錢不可能真正地歸還，尤其是考慮到如果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能夠達成其目的，使中國的貨幣重新估值從而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達到合乎美國人心意的4：1的水平，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央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資產縮水一半。這方面日本人是吃過苦頭的，1971年尼克松政府取消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日本的美元資產也大大貶值，中國人應該從這里學到點什么（不過中國人對其中的利害關系了解得很清楚，他們正在公開地討論這些問題）。
    以上我們對“華盛頓共識” 在現實中30年的歷史的概述只是對這些重大的事情作了粗略的介紹。這里我們在現實中正面對的是作為一個全球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其腐朽階段的最后一次回潮，這個衰落過程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就已經開始了。
    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衰落
    這里我們所說的“衰落” 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說的呢？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達到了一個特殊的時刻，在此之后在世界范圍內它不再是一種進步的生產方式了。歷史地看，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本主義存在的第一個世紀，即19世紀初到1914年，勞動生產率一直有著穩定的增長，同時世界范圍內、在已經完全資本主義化的地區，生產性的工人階級也在增長。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之前那種生產率的發展已經不可能以和平的、進化的方式來發生了。（對資本主義進行這種分期絕不是忽視其在歷史上所犯下的罪惡，包括長達幾個世紀的黑奴貿易，以及對新大陸的掠奪和種族滅絕行為等。）
    當美國和德國迎頭趕上并超過英國成為主要的資本主義大國時，作為資本主義人口中的活躍的組成部分，生產性工人階級在世界范圍內都在增長。
    然而從“一戰” 到上世紀70年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美國和德國那樣發展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70年代開始，尤其是在80年代，韓國和臺灣（地區）確實真正成為了世界上發達的國家（地區），但它們是非常特殊的，是美國所準許的，它們的“成功”是為了（給東南亞其它國家）提供樣板以抵消中國和朝鮮（對它們）的吸引力（直到70年代朝鮮都比韓國的發展程度要高）。在那以后，香港、新加坡，之后還有中國和越南就追隨著韓國和臺灣的發展模式了，但是考慮這種發展時不能不考慮到下面這些情況的修正作用，即美國和歐洲的下降和停滯，還有東歐、俄羅斯、中亞以及中東的非產油國、黑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完全倒退。因此，與1914年之前那個時期不同的是，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崛起并不是世界整體范圍內的發展和升級，而是此地的發展和彼處的后退并存的局面。
    歷史地看，我們可以把1914——1945年看作是資本主義體系失去的幾十年，其間充滿了不斷的危機、戰爭、反動、破壞等等，不一而足。這個時期當然也有些例外，如日本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它同時也在中國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此外還有一些技術創新，如在美國和德國在20年代的“理性化運動”（這個時期有著歷史上少見的8—10％的高失業率），甚至在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這種創新也存在（如美國的汽車工業）。拉丁美洲在1929—1945年通過高關稅保護實現了自己的“進口替代” 的民粹主義政策。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實現的急行軍式的工業化，這一工業化在其集體化運動中奪去了大量農民的性命，結果在后來的整個蘇聯時期俄國農業都在拖后腿，此外斯大林主義的工業化將工廠置于蘇聯秘密警察的管理之下。除去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2000萬）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8000萬）外，這個時期單純就經濟發展來說其特點是在局部的快速發展的出時，世界范圍內更廣泛地存在危機、停滯、衰退。這些局部存在的發展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普遍的發展潮流中才能得到世界的承認。
    從“二戰”結束的1945年到70年代初的這段時期被人們稱為戰后繁榮時期，這個階段可以理解為資本主義在經歷了早期的即1914—1945年的危機后的重建時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重新恢復1914年之前存在的那種資本主義，相反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經歷了擴張，這種擴張一直能持續到新的更高的“價值標準” 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經不再能成為確定資本主義交換價值的基準，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商品“價值”的共同決定因素。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喪失其這一功能的最重要的社會表現是1965至1977年間美國和歐洲的工人反抗運動。
    實際上，由于信用擴張帶來的70年代的失控的通貨膨脹，戰后的繁榮時期在60年代中期結束，但是一直延續到70年代。
    在60年代中期，如同有關證據顯示的那樣，日本、西歐和美國都發生了嚴重的衰退。美國和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信用使他們的經濟再度通脹，因此把繁榮時期延續到70年代初。但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已經消失了。
    從70年代早期起，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制度就處于持久的危機之中，它在不斷地嘗試重新建立一種動態平衡。資本主義危機意味著生產的下降，大量的失業，舊資本的消滅，（從而）為新的具有可接受的利潤率的擴張創造條件。從1973年起一場史無前例的慢性危機發生，這場危機至今都沒有結束，相反現在它已經加速發展演變成一場類似于1929年的全面危機。馬克思的《資本論》對于危機的本性有過論述。消滅舊的缺乏競爭力的競爭性資本，消滅大量的虛擬資本和信用，促使價格和工資下降使得新階段的擴張可以開始，在這個新階段，利潤率不至于低到資本家不愿意投資的地步。這就是經濟危機的機制。
    為了真正充分地證明上述分析而不僅僅停留在描述的層面，這里我們有必要運用馬克思的有關術語，同時我們也希望使問題仍然盡可能清晰，而不至于因為引入這些概念而使問題變得過于復雜。
    作為一種生產制度，資本主義是由馬克思稱之為價值規律的東西調節的。價值規律意味著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能買賣的各種商品的平均成本是由一個一般的“標準” 決定的，這個“標準”則由當前再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這種價值標準——它決定著所有商品的價值——的最終基礎，則是再生產勞動力，即能夠運用當代生產技術的活勞動力的社會必要時間。沒有活勞動可剝削的資本是產生不了利潤的，這點在試圖把自動化和機器人生產來作為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方案的局限性中可以看出來。
    在資本循環的一個又一個的周期中，資本主義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也使得商品越來越便宜。它使得技術更加廉價，讓工資（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價格）變得更低，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可以補償越來越低的工資，因為工人階級的消費品也變得越來越便宜。
    因此在整個生產體系中，“可變資本”，即再生產勞動力的總成本，由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變得（相對）越來越小。
    馬克思把這個總工資（V，或者可變資本）相對于當前所有生產資料的價值（C，或者不變資本）下降的過程稱為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趨勢，他用C／V的關系式來表達這點。既然資本主義利潤只能來自對活勞動 V）的剝削，這樣馬克思就發現，相對于資本的總量（C）——它是由活勞動推動的——利潤率有下降的一般趨勢。
    在一些情況下V的這種下降可以由于工人工資的物質內容的增加而受到一些抵消。在19世紀的美國、英格蘭、法國和德國，即幾個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那時工人將他們工資的一半用于購買食物。后來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一場農業革命。加拿大、阿根廷、俄羅斯以及美國和澳大利亞用最現代的耕作方法和運輸技術來生產和運送谷物，這樣使得農產品的成本變得很低，由此導致谷物價格的下降，而這卻在那些仍然采用小農方式耕作以及內陸運輸的其他國家（主要在歐洲）引發了危機。這樣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工人階級在食物上的開支有所減少，他們有更多的工資用于購買其他消費品。
    對“二戰”后的繁榮的解釋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總的工資。但是由于食物和其他的基本生活必需品變得更加便宜，工人可以購買電視、汽車、房屋以及其它他們在“一戰”之前不能買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換句話說，價值規律使產品變得便宜，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生活水平，包括工人的生活水平，會上升。
    但是我們應該把1914——1945年看作是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內，資本主義試圖采取那些它過去用來解決19世紀的經典危機的那些措施，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內試圖為新的擴張階段尋找新的基礎。然而這已經無法再以舊的方式發生了，它無法再通過一次崩潰、通過幾年的蕭條來為新的擴張開辟道路了。在這個由資本主義制度統治的世界上，勞動力的總的生產率已經太高了，它已經無法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下繼續了。過去通過崩潰、緊縮、蕭條、復蘇和繁榮（這些涉及到對過時技術的替代，用縮水價獲得更新的技術——這種技術在危機后可以變得有利可圖，同時會延長大規模失業的時間）周期循環來實現的資本擴張現在要求在大得多的規模上進行實際的物質銷毀，這既包括技術，也包括工人階級。而這個過程又同制度的和地緣政治的因素交織在一起，因為大不列顛再也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老大了——雖然如此，它不會那么優雅地給后來者讓位，英國的霸主位置不是它自己主動讓開的，它只能被推開。德國試圖把英國推到一邊，而美國則成功地將英國和德國都甩在了后面。這樣如我前面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需要30年的戰爭和政治轉型來為世界規模的資本積累創造新的條件。
    這里我們上面提到過的“資本有機構成”是最相關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衰頹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得到體現（這是勞動生產率太高以致在資本主義形式下無法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另外一個證據），資本投資C）的巨大積累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任何通過新的技術創新來使C變得便宜的重要變化都會消滅現有的已經投資下去的大量資本。保存這些投資的價值也就成為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中的制動因素，這種動力曾經促使資本主義發展到非常高的階段。
    因此危機是二重性的：資本有機構成（C／V）上升導致的利潤率的系統性的降低，這成為實際創新的限制，這同時也意味著這樣的一個事實，即標志著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可變資本V已經減少到不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共同決定者的程度。危機既不是缺乏勞動生產率導致的，也不是由于缺乏勞動力，而是由制度的潛力有限這點決定的，在這樣的制度下，資本的投資要求帶來足夠的利潤率。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無政府的特點只能通過毀滅（部分資本）和暫時倒退的方式來重新建立平衡，這點我們在 1914—l945年以及  1973年來的歷史中已經看到了。如果能爆發一場從資本家手中將經濟和政治權力奪取過來的革命，資本主義的價值規律對現存技術和勞動力的統治立即就能結束，同時也可以迅速過渡到一種新的生產階段，它從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中解脫出來并能更快地創造實際財富，并將繼續過渡到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生產活動和財富形式上去。
    資本主義對于人類真正發展的限制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汽車—石油經濟，這種經濟形式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尤其是1945年以來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關鍵。很多能極大地提供燃料利用率的汽車發動機時不時地被發明出來，但是這些專利都被主要的石油生產商收購并從此銷聲匿跡了。類似地，汽車和石油制造商成功的游說使得任何嚴肅的公共交通發展項目都難以通過，他們以此使得人們（不得不）繼續使用汽車，而其結果則是人們在交通堵塞和候車中白白損失數以十億小時計的時間，還有巨大的石油消耗，而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鐵路系統大量閑置以致腐爛。（例如在洛杉磯——這里我們只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它在1914年以前有一個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統，但是在汽車業的壓力下，這個系統被拆除，以致對于那些經常在城市和郊區往返的人來說這段路程成為噩夢一般，而這種情況一直待續到今大。）
    因此傳統（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認為的當前危機是“技術太多” 的結果這一看法（這一觀點為許多環境運動參與者所持有），是對很多技術的不發展的一個極好的意識形態掩護，反過來這種意識形態也促進了這種不發展。
    從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在我上述提到的那個大衰退當中，一個類似于1914—1945年的歷史過程正在發生，這里美國再也不能扮演體系的霸主角色了。美國不能扮演這個角色，其他國家也不能，沒有一個國家能取代美國，但是為了重組做界體系使得新的擴展階段得以到來，各方面正在進行斗爭。而且我認為，就像1914—1945年那段歷史一樣，這種斗爭不能以和平方式進行。我并不能準確地知道（戰爭）什么時候會爆發，我也不能確定它是否會爆發，因為潛在的危機非常之深。但是不管怎樣它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的不同地區，東亞（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俄羅斯、印度、歐洲，都對當前的世界體系表示不滿，都想使之發生變化重組。但是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還沒有強大的足以推翻美國的權力，而美國則縱橫捭闔，巧妙地力圖阻止它們形成一個強大的集團。這就是當前正在進行的危機的地緣政治背景，這同1914年不列顛霸權衰落后出現的停滯狀況是類似的。
    但是這些僅僅只是問題的一個層面。其更深的層面在于，再一次與1914年相似的是，不可能有更大的世界性的繁榮了，在資本主義范圍內不會再有了，因為資本主義的價值規律已經不再能用1914年之前那樣的方式來提高世界范圍內的勞動生產率了。

    六、資本犧牲人類發展來保存自己
    現在讓我們更加仔細地考察一下自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的功過平衡表。在拉丁美洲，如在阿根廷這樣的國家，發生了大規模的赤貧和去工業化的現象。在一些國家，例如巴西，這意味著大約 20％—30％的人口的邊緣化，他們幾乎無緣參與任何類型的經濟活動。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情況更為嚴重：在很多所謂的“失敗國家” 里幾乎不再有實物生產的投資。而東歐和俄羅斯則經歷了15年的所謂的“休克療法”并由此過渡到私人資本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數百萬的老人死亡，因為在新的通貨膨脹之下他們的養老金變得一文不值。在前蘇聯的中亞共和國，人們的生活水平一度降到1991年之前的30％。在中東的非產油國情況雖然不像上面說的那么系統和嚴重，但是也有類似的部分人口被邊緣化的現象。而在那些主要靠石油收入的國家其發展也是非常扭曲的。至于在亞洲，如我上面提到的，有某種形式的發展，如四小龍、中國，但是實際上如果把印度和中國加起來，那么有大約15億的農民處于這個進程之外。我看不到資本主義能以何種方式將他們納入這個過程。而在歐洲和美國，大規模失業的時間在延長，美國和英國的去工業化（產業空心化）在繼續。此外，每一百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在監獄中。這些，就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給歷史交的答卷。
    在上面列舉的這些現象中我們看到，資本主義是怎樣繼續發展生產力但是卻不能將這種生產力的增加轉變為社會的真正發展和進步。
    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已經創造出了能夠支持更短的工作日的生產力水平，而在整個世界范圍來看我們的社會已經可以實現更短的工作周。但是這些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是不會發生的。資本主義需要活勞動，資本只有剝削活勞動才成其為資本。說句實話，70年代初期以來的縮小的社會再生產侵蝕著已有的總的勞動生產力——這就是它們這樣做的目的所在——但是在整個世界范圍內，保證我們快速脫離資本主義轉向新的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基礎仍然存在。
    從19世紀中期直至20世紀中期，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一個主要口號是為8小時工作制和40小時工作周而斗爭。從那時起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資本主義實際上一直在縮短勞動周，當然這是在經典工人運動的壓力下實現的。
    但是之后又怎樣呢？如同收入更加平等的趨勢所經歷的一樣，勞動周縮短的趨勢后來逆轉了，現在北美和歐洲周勞動時間在延長，然而為什么會這樣呢？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而是因為，為了作為資本生存和盈利下去，資本再次需要剝削活勞動。沒有其他事情更能說明，資本怎樣不能將它在勞動生產率上的進步轉化為整個社會的成果，因此它不得不消滅部分生產力以重新建立足夠的積累率和利潤率。
    這就是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三卷的中間講到的。他講了些什么呢？資本成為自身的限制。
    超過一定點之后，資本就不能社會地實現在競爭中獲得的生產力成果。它的生命來自利潤的私人化和成本的社會化。
    這種情況在1914—1945年間發生過，而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它又發生了，不過這次是以更加模糊的形式發生的。以下是對美國1973年以來的經濟的極為簡略的概述，在這個時期內美國的GDP增長了十倍。美國1973年以后危機的社會再生產維度有眾多的方面，但是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其中沒有一個能夠像單收入工人家庭消失這一現象那樣突出。在60年代美國有數百萬這樣的家庭。雖然人們認識到60年代的絕大多數單收入家庭的戶主是白人男性，但是今天我們不應該因為這點而轉移注意力，今天由于工資被嚴重壓低，為了維持一個工人階級家庭需要兩個或者更多的人去掙錢。本人無意否認“勞動力構成的女性化”的重要性，但是事實是，60年代以后美國數百萬的婦女進入勞動力隊伍是因為她們不得不出去勞動。即便從個體的角度看，美國的平均周勞動時間已經從1970年的39小時上升到現在的43小時左右。1973年美國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3.25美元，今天這一數字為6.15美元，然而為了達到1973年的購買力水平當前的最低工資應當升到18美元每小時。更廣泛地看，1965—1973年實際工資保持在較高水平，但是自那以后對于美國至少80％的民眾來說工資開始回落或下降（主要是下降）。高等教育的開支飄升，使得多數人越來越難以承受。在20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高中生測試比較中，美國的成績一再排在最后一位。在1978年民眾抗稅的影響之下，30年來加州的公立學校從美國最好的學校之列掉到最差之列。美國的預期壽命在世界上排在第42位，與它相近的是約旦和其他準發展中國家。為了大的制藥公司和保險公司的利益，醫療護理花費占了美國GDP的14％，比經合組織（OECD）其他國家的比例都高，但是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醫療系統更好、保障更加普遍。在美國有4000萬人根本沒有醫療保險。此外，有1％的美國人被關在監獄中，這一比例自35年前開始就以指數比例增加。
    但是這種反動不僅僅只發生在勞動力再生產上面（這點上面的數據已經顯示了），在世界的物質再生產上同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據當前的保守估計，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需要1.6萬億美元，社會倒退對于一般人來說意味著什么我們只需要回憶一下卡特里娜颶風給新奧爾良帶來的破壞這種極端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資本主義的統計使得要將“生產性投資”獨立出來非常困難，但是至少從1973年以來生產力（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就沒有恢復到1945—1973年間的平均水平的3％，即使是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小恢復階段時期也是如此。
    有可能還有另外一場類似1945—1973年的繁榮嗎？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就如同1945—1973年的繁榮排除了人類的很大一部分一樣，可能會有另外一場繁榮，但是它將進一步使更多的人口被邊緣化。這就是（資本主義）衰落的意義所在：資本無力去進一步擴展人類的社會力量。
    七、綱領：走出資本主義的過渡綱領的形式與內容
    現在我們來討論綱領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成功地駁倒并戰勝反動的綱領——包括那些親資本主義的左翼（如奧巴馬、納德等）提出的綱領，隨著危機的深化這些綱領會越來越多——那么一份關于展望未來的綱領就具有頭等重要性。這里關鍵的一點是要能區分真正批判資本主義的綱領和那些僅僅只是尋求對資本主義進行重組甚至將其“描成紅色”的綱領。
    在美國，在一定程度上還有歐洲（還有東亞也越來越如此），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造成經濟體的諸多扭曲，同時也使得工人和普通人具體地思考一場工人階級革命究竟可以干什么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
    例如，在美國——它是除了英國外衰退最為嚴重的國家，只有大約15％的工人從事生產（這決不意味著其他工資勞動者就不是與革命有密切利益關系的無產者）。
    因此，美國當然地成為世界經濟中的一個寄生的經濟體。
    它通過國際金融體系從世界的其他部分，例如東亞、韓國、中國和日本等攫取財富。
    這使得美國可以去工業化并且擁有所謂的“服務經濟”。
    但是這種服務經濟完全依賴于世界繼續承認并接受美元標準并對美國不斷增加的債務金字塔融資這一點。
    現在世界經濟的情況基本上是這樣的：美國消費，其他地區生產。美國之所以能夠這樣因為世界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借給美國巨額的債務。現在這種制度安排對雙方都起著作用。因為世界的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可以因此有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因此它們很需要美國的市場以保障自己繼續發展經濟。而美國則由此獲得其寄生角色，獲得消費品而不用生產任何東西去同其他國家交換，除了一些花花綠綠的美元票子。
    因此如果要給一個處于真正的衰退的經濟體如美國的工人階級革命提出一個綱領，許多人會想知道它能意味著什么。在上世紀60和70年代，美國還是一個主要的工業強國，當時要想象這樣的綱領意味著什么要容易得多，例如成立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等。工廠就在那，我們把它們奪取過來，插上紅旗，那就是革命。
    但是現在大多數工廠關閉了，過去在工廠工作的人現在在送比薩餅，在為麥當勞工作，或者（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前）在房地產部門賣房子，如此等等。
    因此，在世界范圍內看，過渡到共產主義所需要的生產還是足夠的，但是在像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家（還有西歐也越來越接近這種類型，以及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還有日本和韓國），特別需要撇開資本主義生產的日常面貌，給人們提出一個行動綱領，告訴人們實際的工人革命到時可以對經濟做些什么。
    在銀行和保險公司，還有房地產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不需要的或者明顯地對社會有害的經濟部門（例如，軍火生產），我們并不需要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我們想整個地停止這些經濟活動。
    我們還想讓這些不得不在不必要或者有害部門工作的全部勞動力、全部工人從中解脫出來，這樣他們可以使勞動周變得更短，幫助形成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形成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使社會財富不至于被那些部門消耗或浪費。
    以美國汽車工業為例吧。1973年在美國東部的汽車工業區有75萬名汽車工人。
    當時這些工人是美國工人運動中最為積極的部分，他們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尤其是其中的黑色轎車工人。
    在最近的35年中，這部分勞動力極大地減少了，以致在今天，例如，在美國汽車聯合會中總共只留下50萬名汽車工人，而且不久這一數量會變得更少。
    當前，福特公司處于深刻的危機之中，通用汽車同樣處于嚴峻的經濟困境之中，它們正在同留下的汽車工人談判以獲得最可能的解決方案。
    現在甚至還有可能出現通用和克萊斯勒合并的可能性。
    同時，在美國還有很多的非工會制的汽車工廠，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些州，這些汽車工廠大多是外資所有，如日資、韓資、德資和法資等。
    但是這些工廠的廠址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它們一般分布在小城鎮，非常孤立，工廠所在地區也沒有工人階級斗爭的傳統，據我所知，在這些工廠中工人很少有積極的斗爭精神。
    從革命的觀點來看，這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即使在40年前，革命綱領中就不應包含按照舊的方式繼續生產汽車的想法。
    真正革命的綱領應該指出汽車工業的整個社會組織帶來的巨大的資源浪費，指明其他的交通方式、其他的城市組織形式、其他的利用石油的方式，等等。即使在40年前，革命綱領也不應該是為了制造更多的汽車。革命應該改變生產的整個性質以減少我們社會對汽車的依賴，并促進其他類型的交通方式如大規模運輸，使其可以取代汽車，這樣城市就會以不同的方式組織、規劃。
    這是在物質生產沒有衰落的社會形式下的革命綱領。因此革命綱領不應該是工人委員會、蘇維埃，工人控制以生產更多汽車（不論這些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地重要），而是建立完全不同類型的工作，建立完全不同的生產形式。
    這就是我對于革命綱領和當前所見的資本主義制度衰落之間的關系的全部答案。這只是一種抽象的模型，它試圖戳穿衰退資本主義的外觀而直入其本質。
    我建議使用如下的“試探性” 的手段去研究世界經濟中的虛擬資本：假定世界工人革命成功了，然后我們從有利于世界蘇維埃的角度去考慮世界生產。這個想法當然是急性病的，半烏托邦式的，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必要的抽象，它可以同我們今后的綱領互動，直至世界革命使得這樣的抽象變得具體起來。它同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不是毫無共同之處，后兩者從成干上萬的表象中剝離出資本究竟是什么，然后在《資本論》的第二卷末尾和第三卷，將這種抽象放回到日常的現實中，這使得分析更加接近資本主義制度的直觀運作。
    我認為60、70年代那種占主導地位的斗爭方式的消逝以及這種斗爭在今天不再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的全球化。在整個社會層面上任何改良主義都是沒有什么意義的（與之相對應的是具體的、局部的和防守性的斗爭，這些斗爭有可能取得暫時的勝利）。這就是為什么“改良”在現代是一個反動口號的原因。如果如馬克思在1844年所說的那樣，“在法國，一個人只要有一點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為一切”，今天為了得到點什么就必須首先得到一切。
    以下列舉的措施談的只是為了擴大社會物質再生產所需要采取的一些主要措施，它還沒開始討論到一些如果不是更基本的話，也是同等重要的問題，即對于生活的改變，“把人類能力的發展作為自己的目標”——而這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所在。
    過去人們對工人階級革命的“想像”是一場總罷工或者群眾大罷工，占領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并由此開始對社會化生產實行直接民主管理。
    我認為這種革命模型已經脫離了當代的現實，至少在西方國家是如此（與中國和越南相比），因為資本密集型技術的發展、小型化和業務外包等使從事“直接生產過程”（這是《資本論》第一卷所反映的資本主義現實）的勞動力在總的勞動力隊伍（更別說總的人口了）中所占的比例變成一個相對較小的部分，而即使那些繼續從事物質生產的工人，他們生產的常常是一些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不需要的東西（例如，軍備）。更為現代的工作場所將會被成功的革命取締和廢除，而不是將之置于“工人的控制”之下。
    就像我已經說過的那樣，這些只是一些試探性的方案，但它很可能是有用的方案。
    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看，盡管總的全球“產出”在增長，但是生產性工人的總數占資本主義人口（工資勞動者和資本家）的比例一直都在縮小。這看起來似乎與中國和印度的情況有些矛盾，但是自從1997年以來中國就失去了2000萬個工業工作崗位，而在印度，工人在總的勞動力中所占比例仍然不到10％，它的絕大多數勞動力仍然在農村。這里不管哪個例子涉及的都不僅僅是數量的問題。重要的是總的價值，在價值規律意義上全世界總勞動力的總價值。中國工資極低的工人，以及一些高技術工人，他們使西方世界的高收入人工人消失了。將中、印工人整合進世界市場的全部意義在于減少“V”——總的工資價值，即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可變資本的部分。
    這種蘇維埃的第一個任務將是組織全球過渡以走出價值生產（馬克思意義上的價值）。世界革命大概將在C（不變資本）對V（可變資本）的比例，即資本有機構成，變得非常高——這意味著價值已經過時了——的時候發生。但是價值的基礎是什么呢？它是再生產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現有生產性勞動力的社會成本。革命將在全球范圍內加快生產力的發展使得生產和再生產真正從價值形式中解放出來。
    我們需要的是將世界范圍內可用的各種資源——包括現有的勞動力、生產資料——掌握起來以服務于這一過渡。再生產當前意義上的世界社會的成本是（未來）“虛擬資本” 尺度的基礎。這是一個最低綱領，“頭一百天”的綱領。
    1．廢除美元標準，并對世界經濟進行“有組織的通貨緊縮”（在這個問題上危機無論如何也已經幫了很大的忙，不過是以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方式）。
    2．廢除所有的社會不需要的以及有害的勞動。
    3．縮短了作日，從第二部類解放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可以幫助實現這點。
    4．將革命擴展到全球，并將全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個可接受的國際標準。
    5．逐步過渡到不依賴汽車、鋼鐵和石油的經濟模式，消除由這種經濟模式產生的城市、郊區、遠郊的地理劃分。
    八、試探性的進一步評論
    這里我們還有一些更進一步的綱領要點，這在上述框架的基礎上為未來的勝利的世界蘇維埃提供了更多的細節，當然這些都是非常試探性的，不成熟的。它們類似于資本主義體系的“第十一章”——破產程序。
    作為廢除資本的一部分（資本是一種社會關系，馬克思稱之為“資本關系”），在廢除虛擬資本時我們使用“全球會計準則”或者“世界資源會計”來給現有的所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編撰“財產清單”，所有這些都折算成使用價值（目的是使所有的生產都擺脫交換的需要，這樣社會度量尺度就既不用價格，也不用勞動時間，而是嚴格地用生產出來的實際貨物和服務的使用價值）。
    （1）實施技術出口工程以整體上提高整個第三世界的水平并消除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2）開始征收最低限度的世界稅收。
    （3）解除石油－汽車－鋼鐵聯合體，轉向大眾交通和火車。
    （4）廢除臃腫的軍事部門，還有警察、國家官僚、企業官僚、監獄、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FIRE），此外還有保安和情報部門等。
    （5）由此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將承擔對社會有益的工作從而幫助縮短勞動周。
    （6）大規模發展有關能源的項目，如核聚變、太陽能、風能等。
    （7）盡可能地將“更多則更省” 的原則推廣開來（例如，在第三世界國家用衛星電話來替代陸路通話技術，以及用廉價的CD來代替昂貴的立體聲系統，等等）。
    （8）提出一個具體的農業計劃以充分利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的糧食資源，同時發展第三世界的農業。
    （9）整合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并將那些數百萬數百萬地積聚在一起的人口分散開來。這意味著消滅各種近郊區和遠郊區，從而對城市進行激進的改革。這對于能源消費的影響是深遠的。現在是嚴肅地思考并采取行動來消除《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城鄉對立以達到城鄉整合的目的的時候了。
    （10）將所有可能實現自動化的繁重勞動加以自動化。
    （11）普及電腦和教育，使得工人階級能全面、充分地參與全球及區域的計劃、決策。
    （12）免費的醫療和口腔護理。
    （13）將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由此將改變我們對教育的傳統定義和理解。
    （14）將非生產性部門的研發轉向生產性的研發。
    （15）勞動生產率的極大增加將使盡可能多的基本用品變得免費，因此將使得很多從事收錢和管錢的人（例如，收銀員等）從中解脫出來。
    （l）在全球范圍內縮短勞動周。
    （17）將必須集中化的事務（如，對世界資源的使用）都加以集中化，而將可以地方化、分散化的東西（如在共同的勞動制度下對于勞動過程的具體控制、調節）加以地方化。分散化。
    （18）采取措施來解決空氣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化石燃料的使用排出廢氣的問題。
    作為結論，這里我們再次指出，這樣一個基本綱領的作用——這個綱領的大部分可以被工人階級政權很快地實行，在于它揭開了最晚在“二戰” 以來資本主義的虛假發展的深深扭曲的表象。
    九、展望未來：世界工人階級自1917—1921年以來的最大歷史機遇
    這場危機顯示了資產階級深刻的混亂，同時也給反資本主義的激進左翼提供了自“一戰”后工人階級革命高潮失敗以來最大的歷史機會。上次工人革命大潮的背景是英國對世界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和長期的資本主義積累，這一統治隨著美國勢力的坐大而日益被動搖；今天，美國統治世界已有幾十年，以“華盛頓共識”——其目的就是為了掠奪——為代表的衰退也已經有了三十多年，而最重要的是，由于上述分析過的若干原因，沒有一個國家能繼續扮演美國的這一“老大” 角色。這一事實的結果就是未來將在兩種前途的斗爭中展開：或者是一個世界資本的政府，或者是一個可能的新的工人階級的“天堂風暴”。這場自1929年以來最大的資本主義危機可能在為191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工人起義準備條件。正是在這種“盜賊分贓內訌’的新形勢下，可能會出現革命的突破。
    不管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 導致的只是一個比較大的世界性“衰退”，還是一場徹底的大蕭條，盛行了30余年的意識形態欺騙在幾個月之內就被清理了——如果說不是在幾天之內的話。與此同時，在很多的社會組織（各種社會黨、共產黨和工黨，或者美國的民主黨、工會等）中，過去用于控制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社會民主主義、斯大林主義、凱恩斯主義——也被大大削弱了，而在過去這些政黨都是支持這些意識形態的。1921年，俄國和德國革命，還有一打左右的其他國家的大罷工及工人暴動失敗了，自此之后，資本主義的國家主義在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這些解決方式，像所有實際的歷史解決方式一樣，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年，需要經歷權力野心家們的各種勾心斗角的斗爭——這種摩擦和斗爭最終（如我前面論證的那樣）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只有這樣才能為戰后恢復勾畫出清晰的輪廓。它們進一步發展出相應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存在并發展了幾十年。
    相反，今天，我們看到西方資產階級自己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被解除了，他們又回頭為一種新型的改良資本主義而努力。在今年11月中旬（指2008年——譯者注），“20國集團”（8國集團的擴大）將在華盛頓特區碰面以討論“新布雷頓森林體系”。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像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那些曾經非常高調的裁軍和經濟會議給我們今天留下的印象一樣，這次會議也將不會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這種事情極少是在會議桌旁和平地解決的，這點已經由相對不那么重要但斗爭和矛盾并不因此更少的國際貿易多哈回合談判表明，這一談判斷斷續續地拖延了多年，期間也是一而再地出現談判破裂而停止的情況。我們也有理由肯定，對于自己的帝國特權，美國絕不會輕易地做出哪怕是一丁點的讓步，無論是同意美元的重大貶值，還是對美國背負的13萬億美元外債的任何有意義的解決方案，抑或是放棄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等組織的控制性的份額等。即使美國真的做出了某些讓步，那么它也必然是裝飾性的，是無關痛癢的。除了中左翼準備出來重組世界資本主義外，我們還可以預見到，威權全義的右翼將會再現，通常這一派將會采取一些與溫和左翼相同的措施（如法西斯主義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作的那樣），并將威嚇潛在的起義，迫使其轉變為“為保衛（資產階級）民主而戰”。
    這次會議面臨的真正問題至少將是美國地位的下降，這既反映了美國自身的經濟下降，也（首先）是亞洲、尤其是東亞經濟權力上升的結果，這個問題將在未來的若干年中在國際沖突和階級斗爭中起著重大作用。在上世紀60年代，亞洲占據了世界GDP的5％，而今天這一數字已經變為35％。總有一天，亞洲的資產階級將要求國際制度承認這種轉變。
    然而，對這次以及還有今后的會議來說，這個真正的問題卻不幸將剛好阻礙上面提到的綱領的實施。不管是否意識到這點，對于人類未來的擴大再生產來說，價值范疇（馬克思意義上的）的過時將是真正的“不速之客”。無論是這次會議還是將來的會議，無論它是在工人階級起義和國際沖突（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如 1936—1939年之間的西班牙革命一樣）之前、之中或之后，它們都將面臨著如何重組世界體系以與世界權力舞臺的后來者相處，以及給世界工人階級強加新的“勞動關系”制度的問題。問題將在于迫使資本積累回到能夠為全球資本提供足夠利潤率的基礎上來，就像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斷斷續續地嘗試的那樣，如我們前面所論述的那樣，后者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平衡。
    我們的任務在于盡我們的全力使世界資產階級在這場重組中失敗。Hic Rhodus hic salta！Here is the rose,here wedance！（這里就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舞吧！）同志們，歷史給我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如果我們不能抓住這一機遇，我們這一生就再也碰不到這樣的機會了。用90年前羅莎•盧森堡的話說：“革命這樣說道：我曾經在，我現在在，我將來還在。” 革命或者失敗，一切都看我們的了。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10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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