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劉仁營　裘白蓮   　　　

 
　　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國務院顧問福山拋出了“歷史終結論”，不無得意地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曾受到世界左右翼知識分子的全面挑戰。但對其最有力的挑戰，莫過于當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了。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無法消除的基本矛盾，以有力的事實暴露出了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真相，證明了“歷史終結論”的理論基礎和基本結論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西方學者對“歷史終結論”的批評

　　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核心思想，在于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理想”，并且這種終極理想已經變成事實。用來支持這一思想的論據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關于自由民主制和其他制度之間的現實比較；第二個方面是被他修改了的柏拉圖、黑格爾的人性論思想。為了有利于自己的觀點，福山將馬克思也說成是一個類似于黑格爾的終結論者。他的這些思想必然招致各方面的批評——除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他還遭到了來自西方的左翼和右翼兩個方面的攻擊。其中左翼代表的典型有兩個，一個是德里達，一個是詹姆遜；而右翼代表的典型莫過于他的老師亨廷頓了。

　　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詹姆遜，主要從文本理解和現實解讀兩個方面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福山的著作有一個硬傷，就是將馬克思的歷史觀理解為一種終結論。因為“就馬克思所提出的歷史的終結而言，它是有兩個限定條件的：第一，他講的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前歷史的終結……；第二，他構想的這種前歷史不是根據事件或個人行為而是根據系統，或用他的話說即生產方式”。（《2000年新譯西方文論選》，第31頁）而就“終結論”的現實根源來看，詹姆遜認為：“它不是作為冷戰的結束或社會主義的失敗的結果，而寧可視為資本主義進入第三個新的階段，以及隨之而來它要滲透到那些迄今為止還未完全商品化的世界各地，而這樣一來，將使進一步構想擴展體系顯得困難”。這種困難的產生，恰恰證明：“我們今天比馬克思或列寧的那個時代離這個目標（社會主義）要近得多。”（同上，第33頁）

　　后現代主義代表德里達，則更多地從福山理論的內在矛盾和抽象人性論角度進行駁斥。德里達認為：“福山在這里將自由民主制度規定為一種實際存在的現實事物，而在那里則又將它規定為一種純粹的理想。這一事件時而是現實，時而又是現實的預兆”，“福山狼狽不堪地在兩種不可調和的話語之間猶豫不決，搖擺不定”。不僅如此，被福山作為其根本依據的人性論，也是從柏拉圖和黑格爾那里剽竊來的“超歷史的和超自然的標準”，而這種抽象人性論早就被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過了。事情的真相是，“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共同體都沒有達到普遍國家的完善或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不僅沒有達到，甚至它們離這個理想還差得很遠呢”。（《馬克思的幽靈》， 第90、91頁）德里達認為，恰恰被福山忽視的那些內在矛盾和細節，才是決定民主自由制度最終命運的因素。他的這一分析是極具洞察力的。

　　右翼知識分子代表亨廷頓，主要從文化沖突的角度來批評福山的人類價值統一論。“9.11”之后，當亨廷頓被問及：你是不是相信福山的結論“西方文明將傳布到全世界”是正確的？他斷然回答道：我當然寧愿相信如此，但這不會發生。亨廷頓的理由是：雖然美國仍將是唯一最強大的國家，西方仍將是首要的文明，但世界其他強大的本土力量正在訴求地方傳統、價值和習俗，它們拒絕西方的傲慢和在其看來是文化帝國主義的東西；人類的本性并沒有發生變化，所有物質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沒有改變文明之間的差異。

　　上述西方學者的批評都是充滿智慧的，然而對“歷史終結論”最有力的批評，莫過于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生機制，駁斥了福山的“內在矛盾”消失論；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兩極分化，駁斥了福山的資本主義平等觀；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的金融壟斷掠奪本質，駁斥了福山的自由民主“完美”論；危機凸顯了世界人民對于資本主義價值理念的懷疑，駁斥了福山過于樂觀的“認同”論。

　　二、“歷史終結論”的出發點與經濟危機的根源

　　從經濟方面看，福山的整個結論建立在完全否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具有歷史暫時性，是因為它無法擺脫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個基本矛盾，而這個基本矛盾必然帶來經濟危機。但在福山看來，這個矛盾已經隨著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不復存在了。存在的一些問題要么可以在這個框架內解決，要么是“必要而必然”的。他說：“對于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中普羅階級（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不單是‘問題’，而且是‘矛盾’，因為貧困化會帶來革命的情境，這會破壞整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建立不同的社會。反過來說，我們也可以辯稱，如果現在的政治社會組織形態已完全合乎人類最本性的存在，歷史即已走向終結。”（《歷史的終結》，第162頁）

　　然而，我們如何才知道我們現在的秩序是不是還有一些“矛盾”？福山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堅持超歷史的人性分析。他提出，認知我們是否抵達歷史終結的另一種思路，可能是基于自然概念的“超歷史”方法，也就是從超歷史觀點掌握人，以判斷現存自由民主的妥當性。如果有一個超歷史的人性目標，而當下的歷史階段能夠滿足這種人性的要求，那么就可以斷定這種制度已經擺脫了馬克思所說的矛盾。福山認為這種超歷史的人性是存在的，它就是黑格爾講的追求承認的本能，而這種本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已經得到了滿足。所以，資本主義矛盾已經根本解決。

　　盡管福山認為資本主義已經不存在“矛盾”，但他并不否認資本主義會產生不平等。那么這種不平等是否會帶來資本主義的覆滅呢？福山認為不會，因為一方面，“不平等起因于習俗多于自然和必然性”，主要是文化習俗方面的分歧，另一方面，強調平等會導致自由的喪失，不平等是“必要而不能根除”的。

　　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整個理論基礎可謂邏輯嚴謹了，然而再嚴謹的邏輯也要經得起歷史的驗證，正如福山自己所言，世界史是正義的最后審判。不幸的是，福山的這一邏輯似乎并沒有經得起世界史的審判。從當前的經濟危機來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而這一矛盾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有效需求不足，以及資本家集體的無理性狀態，正是目前危機的根源所在。

　　從直接原因來看，恰恰是被福山所忽視的“無屋者”、“財政赤字”、“消費主義”，觸發了這次危機。美國是個消費主義文化盛行的國家，其客觀原因有二：一個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將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些外資制造業連同其國內出口企業，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商品。這些廉價商品壓低了國內消費品價格，鼓勵了消費傾向；再一個是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換來的美元外匯流回美國，這必然壓低美國利率，降低消費貸款的成本。透支消費等于透支未來，這本身就是一種需求不足的體現。可見，被福山所否認的所有現實因素，都成為危機爆發的推動力。

　　從根本原因來看，導致危機爆發的恰恰是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的本性就是超越任何界限，無休止地追求剩余價值。這種掠奪本質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美國大量次級貸款的出現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體現。而資本的掠奪本質不僅會打亂供求關系，而且會導致無休止的金融投機。正是金融投機導致并放大了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可見，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經濟理性，而資本的掠奪本性總是打破這種理性，這就是經濟危機暴露出來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并沒有因為福山的忽視而從世界歷史上消失。

　　三、福山“自由民主”理想的實質

　　通過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否定性分析，福山得出了他的結論——自由民主是歷史發展的完美境界和終極狀態，而且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那么，如此美妙的“自由民主”理想到底是什么樣的呢？福山很坦率地告訴人們：政治自由主義，簡言之，是承認確定個人之自由或免于政府控制之自由的法治原則；民主主義是指所有市民分享政治權力的普遍權利，也就是所有市民在選舉中投票，參與政治的權利。可見，福山所謂的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法治原則”；而所謂民主，不過是參與競選的形式民主而已。

　　由于福山關于自由民主的這些基本原則并沒有拓展到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當中，因而并不是真正的徹底的自由民主。如果在經濟關系上不能實現民主自由，那么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就只能是一種花哨的“形式”。福山認為勞動者的經濟行為也是自由的，因為“他們可以自由遷徙，自由學習新工作與技術，自由將勞力賣給出最高薪資的公司”。如果勞動者的經濟行為真的那么自由，不受勞動分工和資本壟斷權的限制，那么目前美國和西方國家接近10%的失業率又是如何產生的呢？美國超過11%的貧困人口又是如何產生的呢？這些失業者和向來就有的貧困人口，他們的勞動自由哪里去了呢？福山的這種立足于資產階級立場的自由觀，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了它的本質——“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頁）

　　說到民主，福山將其區分為一國民主和國際民主兩個層面。對于一國民主，他是以美國和法國作為模板的。他認為美國的那種人人參與的選舉制度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然而，有了這種選舉制度是否就真正實現了人人共享的民主權利呢？這次危機的爆發，為這種民主做出了一個明確而詳細的注解。面對危機，共和黨的7000億美元計劃，完全是在拯救大銀行。這一讓美國平均每人為金融大鱷捐款2300多美元的計劃，遭到大部分美國公民的反對。由122名經濟學家聯名給國會寫的反對信中，直接說明了其違背民意的不公正性——該計劃是在用納稅人的錢補貼投資者。然而這種呼吁幾乎無法影響和改變共和黨的決策。同樣，民主黨的8000億美元拯救計劃也只是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減稅，絕大部分用在拯救美國工業資本家上面。美國的失業和貧困人口仍然在迅速增長，而大量民眾的錢用來拯救資本家，特別是危機的罪魁禍首大金融資本家，難道這就是福山所謂的美國民主嗎？

　　對于美國政權性質的這種變化，前IMF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一針見血地指出：“精英商業利益集團，也就是美國的金融家們，在制造危機、越賭越大上扮演著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毀滅。更令人警醒的是，他們正在運用他們的影響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經濟暴跌的必要變革。”美國的政權已經變成一種金融寡頭專政，那么金融寡頭又是如何操控國家政權的呢？約翰遜指出，與傳統的軍事手段和金錢手段不同，“美國金融業通過積累文化資本、通過信任體系來獲取政治權力。銀行、證券行業已經成為最頂級的政治選舉捐助人”。（《大西洋月刊》，2009年5月）

　　至此，我們終于真正理解讓福山激動不已的自由民主到底是什么了，也真正理解了被他自己所忽視的另一句話——“民主程序有時會由精英分子巧妙運作，未必能經常反映人民的意向和真正利益。”那么對于國際民主呢？這與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態和新階段有關。

　　四、“歷史終結論”的終結

　　福山對民主的存活問題，主要是從“對外政策的角度”來思考的。他認為，歷史的發展已經進入“后歷史世界”，“所謂后歷史世界就是這樣一種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舒適的自我保存欲望比冒生命危險為純粹生命展開戰斗更高貴，普遍而合理的認知已取代追求支配的斗爭”。“合理的認知”之所以會取代“追求支配的斗爭”，是因為“自由民主會把希望自己國家被認為比其他國家優秀的不合理的欲望，改變為希望被認為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合理欲望”。（《歷史的終結》，第322頁）所以，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世界的到來，即“后歷史世界”的到來，就意味著侵略和支配的消失，意味著世界人民平等和大團結。

　　然而，金融危機的爆發讓世人看清了這種所謂世界民主的本質。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近30多年的世界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新保守主義宣傳制造了一種意識形態幻象——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自由民主普適性。而在這種自由經濟和民主價值的幌子的掩蓋下，美國逐漸用債務國戰略取代了債權國戰略，依靠高財政赤字和高貿易赤字掠奪和統治世界。那么這種靠舉債維持的高消費生活水平不會得到世界各國的反對嗎？肯定會，但反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美國已經依靠其“美元霸權”牢牢將經濟政治主導權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所謂美元霸權，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和廖子光先生都有過精辟闡述。廖子光先生認為，所謂美元霸權是1971年以來，美元作為一種沒有黃金支撐、沒有美國貨幣和財政紀律約束、只靠美國軍力和地緣政治實力支撐的不兌現紙幣，卻繼續擔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首要儲備貨幣的角色。以這種支配性金融地位，通過美元紙幣進口財富、美元外匯回流、美元價值貶值三個環節，對世界財富進行掠奪。而在這種財富掠奪中，包括歐日在內的世界制造業大國卻無法采取自衛措施，因為美元霸權導致當前全球金融處于一種恐怖平衡狀態，任何實質性變革都可能招致全球金融和經濟體系徹底崩潰。

　　這種不講起碼市場道德的赤裸裸的掠奪行為，這種依靠強大軍力和壟斷關鍵經濟資源支撐的國際經濟霸權，這種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綁架和敲詐，難道就是福山所謂的國際民主嗎？也許福山所說的民主是政治層面的，然而如果一個國家連起碼的經濟民主都不具備，國民財富的基本安全都不具有，政治民主又從何談起呢？危機中的事實證明，福山所謂的后歷史時代和國際民主時代的實現，是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欺騙。

　　然而，既然后歷史世界沒有到來，那么現在的世界歷史處于什么時代呢？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過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兩個時代。今天的資本主義是否超越了帝國主義時代呢?顯然沒有。危機告訴人們，今天整體上依然處于列寧所講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輸出依然是影響當今世界經濟秩序的核心因素。但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已不再是單純的資本輸出的帝國主義，還是債務輸出的帝國主義；不再是單純依靠通過跨國公司直接剝削的帝國主義，還是依靠美國央行和國際金融大鱷直接掠奪的帝國主義。也就是說，資本帝國主義已經發展為基于資本輸出的金融壟斷帝國主義。這就是福山所謂“后歷史世界”的真相。

　　資本主義的歷史沒有終結，但離其終結的歷史越來越近了；社會主義的歷史更沒有終結，它不僅在危機中頑強生存，而且越來越多地得到覺醒了的世界人民的認可。歷史永遠不會終結，終結的只是一種關于歷史終結的觀念。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華東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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