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復蘇之路崎嶇坎坷

2009年09月16日 大眾網-大眾日報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劉軍紅

　　去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國際金融市場功能麻痹，世界經濟陷入“三十年代型大危機”。

　　短短的一年，又是漫長的一年，世界在變而不定中徘徊。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如行蜀道，步履維艱；世界經濟的自律性復蘇可望而難及；“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矛盾再起、發達國家與新興國的摩擦陡增、資源與環境的糾結上升為國際秩序主導權的較量。

　　而作為危機的震源，美國在應對危機上對策政治化，則令世界經濟前景黯淡無光。一年來，美國的危機對策明顯走樣，特別是奧巴馬的政治心思不在危機，而是日趨傾向“捍衛美元”、“再塑霸權”。其結果導致美國與各方形成了戰略對立與碰撞，給全球一致共對危機的政治環境留下陰影。

　　誠然，在政治旋律上，奧巴馬高唱“改變”，力主協調，呼吁各國集體擺脫危機，重振美國經濟，回饋世界。但在現實政策上，奧巴馬的政治主旋律明顯“跑調”了。

　　首先，積極挑起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上臺伊始，奧巴馬便不顧首屆G20峰會達成的“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倡議，強勢推出“買美國貨”法案，給世界經濟罩上濃重的保護主義陰影；此后，瞄準世界經濟復蘇發動機的中國，以保護知識產權為由，搞“貿易強權主義”；近期，又公然對中國的輪胎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使剛剛擺脫危機低谷的世界經濟陷入貿易保護主義的漩渦。

　　其次，視世界經濟危機于不顧，將政策重心轉向安全領域，重塑美國霸權。在大選之前，奧巴馬就將阿富汗視為全球戰略最前沿。上臺后，更是加緊對阿富汗增兵，意圖控制全球戰略地緣要塞，直接擋住俄羅斯南下路徑，并對中、印、伊朗和中亞實施戰略牽制，一石多鳥，重塑美國霸權體系。奧巴馬將安全視為首要的戰略，無疑對世界經濟的復蘇構成了嚴重的阻礙。

　　第三，在金融改革和氣候秩序問題上，奧巴馬更是“抓小放大”，本末倒置，突出美國自家優勢，抑制別國參與主導國際金融、氣候新秩序。

　　關于危機后的世界秩序重建，奧巴馬關注兩個重點，一是國際金融體制重建，二是國際氣候秩序的重建。在美國看來，主導國際金融體制的重建，就是確保美元霸權地位的再生。

　　憑借“美元體制”的壟斷性把持，美國得以在世界范圍內攫取財富、行使霸權。也正是這種一手遮天的“美元體制”的存在，在解決貿易問題時，美國才可以動輒脅迫對方“貨幣升值”，“利用匯率波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而金融危機暴露的恰恰是“美元體制”的弊端，打擊的也正是“美元體制”的“霸道”。而其根源在于美國無視國際貨幣的多極力量格局的新趨勢。

　　令人遺憾的是，作為危機后的世界秩序重建，奧巴馬政權并不關注世界貨幣力量格局的多極化現實，而是執意修補“美元體制”的漏洞，繼續使用早已破漏的“美元體制”，大行“負債經營”。只不過，奧巴馬的“負債經營”體現在全球范圍內“國債杠桿”，將危機成本對外轉移。面對第三次G20峰會，奧巴馬轉移視線，聲東擊西，將“金融監管體制”作為國際金融秩序重新建的主題，為其“ 負債經營”保留空間。

　　關于氣候秩序重建問題，奧巴馬雖然打出了“綠色新政”旗號，要扮演綠色新牛仔。問題是，作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奧巴馬深知“綠色新政”的巨大成本和政治代價。特別是，自1997年關于全球溫室減排的《京都議定書》成立后，美國為逃避綠色成本，不顧大國形象和政治承諾，開小差兒，退出了“京都議定書體制”。面對“后京都議定書體制”，奧巴馬只好偷梁換柱，玩弄“戰術技巧”，提出“2005年為基準年”構想。原因是，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后，大肆排放二氧化碳，若再以歐盟主導的1990年為基準年，美國就算傾家蕩產，也“還不起這筆孽債”。奧巴馬上臺后，一改常規，提出“以2005年為基準年”的減排方案，試圖在數字上樹立綠色牛仔形象。而鑒于京都議定書生效后，歐盟“先行付出”，積極減排，若以“2005年為基準年”，則意味著歐盟的“先行付出”打水漂，費力不討好。顯然，奧巴馬“綠色新政”的核心目標，在于“打擊對手”，重構霸權。問題是，作為危機的震源，奧巴馬政府如此應對危機，將把世界引向何方，不能不令人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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