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丸”在下沉……，向左還是向右？　　

集體資本主義的破產與自民黨政權的崩潰

陳勵志 [email protected]

由于民主黨在東京都等地議會選舉中的大勝，7月21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被迫宣布正式解散眾議院，8月31日進行大選。經歷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長達10多年的經濟停滯之后，日本經濟尚未完全恢復又重新陷入了自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而與此同時，自二戰后統治日本政壇長達半世紀之久的自民黨體系也行將垮臺。日本，何去何從？　　

10年痛苦之后的總崩潰　　

自20世紀90年代到 21世紀初的日本經濟停滯期曾被稱為“失去的十年”，長達數年的GDP增長停滯、零利率、數百萬人失業和每年超過3萬人自殺。當2003、2004年日本經濟剛開始出現恢復的曙光未久，2008年中期開始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再次給日本經濟以沉重的打擊。危機初起，曾經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日本在經歷了相關金融改革之后，銀行體系擁有充足的現金流可以幫助全球經濟擺脫金融危機，但與之相反的現實卻是日本經濟自身隨同全球危機的發展正在快速下沉。　　

盡管日本銀行（央行）總裁白川方明于5月22日在金融政策會議后舉行記者會上稱日本國內經濟形勢“處于懸崖邊緣的狀態已經過去”；日本財務省也趕在大選前也向上調整今年第二季度的經濟預期，希望以此來鼓勵選民。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15日公布的對日本的年度經濟審查報告預測09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將繼續下跌6%創歷史新低。野村證券金融經濟研究所等日本八大民間智庫對日本2009年度實際GDP增長率的平均預測值為-3.9%。　　

其他數據也顯示日本經濟并未得到根本好轉。今年一季度日本經濟與去年第四季度相比下降15.2%，下滑幅度之深創二戰后的紀錄。日本零售業連續10個月下滑，日本連鎖店協會7月2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5月份日本全國各超市的總銷售額為10876億日元（約合110億美元），銷售額比上年同月減少2.0%。日本六大銀行集團(三菱日聯、瑞穗、三井住友、理索納、住友信托與中央三井信托)與10大壽險公司2008年共虧損近3.9萬億日元（約合390億美元）。上半年，日本八個主要汽車生產廠商的產量跌幅均創歷史新高，其中豐田集團2008財政年度凈虧損達到4369億日元（約合44億美元），是1938年之后，71年來首次出現虧損。日本九大電器公司除去三菱電機以外的8家公司均為虧損，凈虧損總額達到2.22萬億日元（約合222億美元），也創下了新的歷史記錄。所有指標都直逼十年蕭條期最嚴重時的狀況。　　

眾多著名的日本全球型跨國企業面臨數十年未見的虧損，而它們幾乎都實行或計劃實行同一策略：裁員。索尼、NEC、東芝等大牌公司在過去的一年中都裁員達1-2萬人，根據5月份路透社調查顯示，有4成制造企業在今年將繼續裁減正式員工。盡管日本總務省7月31日公布的6月份完全失業率（季節調整值）為5.4%， 但日本早稻田大學學者野口悠紀雄卻認為，日本的實際失業率高達9%，完全失業人數達347萬，瀕臨失業者還有233萬人。

　　

由此帶來的是日本勞動大眾和青年的民生日益艱難與痛苦。自殺率不斷提高，今年日本上半年自殺人數超過17000人（日本的自殺率在發達國家中一直居前，平均每10萬人有24人自殺，是美國的2倍多）。自上世紀經濟停滯期以來，日本眾多新近畢業的年輕人無法取得正式的會社工作，而不得不接受臨時的派遣工作，這些工作往往缺少保障和養老金，而且收入遠較正式工作人員低。據《金融時報》的報道，目前日本就業人口中超過三分之一是臨時派遣工，而據厚生省的調查估計從去年10月起失去工作、或預計到今年9月將失業的非正式員工總計達約23萬人。至今年6月份日本25歲及以上年輕人中，NEET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不讀書，不工作，也不接受培訓）的“三無”人員人數增至38萬。在一項最近就業問題的民意調查中顯示青年一代對未來的絕望，日本中學生認為當陪酒小姐甚至比當公務員或護士更有前途。日本已經在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30個國家的貧富分化最嚴重排行榜中名列第四，而僅在十多年前日本還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　　

所有這些情況在20年前的日本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上世紀80年代經濟快速發展期，日本一直宣揚其特有的“集體資本主義”（Collective Capitalism）模式，此模式也同樣適用于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并為中國當局進行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時盡力摹仿。這是不同于英美等國完全自由主義化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它極為重視長期的合作關系，所有的大企業與公司間都采用互換股份和互相派遣董事的方式實現“股份連鎖所有制”模式（pattern of interlocking share ownership）。據統計，東京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互相持有交叉股權的系列公司（keiretsu）占整個市場的70%左右。通常關聯企業會以1、2家銀行金融機構加1、2家綜合性商社為核心，以幾家重要的關鍵性制造企業為骨干，然后網絡數百家的中小公司羽翼其下，組成一個相互關聯，互為補充而又對外封閉的企業網絡。這種穩定的所有權形式為日本企業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使之能夠采取長期投資戰略，而不是著眼于短期或中期的收益。　　

許多世界知名的日本跨國型企業其實都伺身于這一商業模式之中。譬如，赫赫有名的索尼、東芝、豐田、松下和NEC等跨國制造企業都是圍繞著三井—住友金融集團、三井物產與住友商事兩個綜合性貿易公司而進行運作。同時，三井住友集團通過事實上控制控制澳大利亞的力拓集團和巴西的淡水谷集團，再由下屬的世界的新日鐵公司與力拓和淡水谷兩公司進行年度談判而控制著全球鐵礦石的定價權。并且三井財團還控制著日本四大主流報紙之一的《日本經濟新聞》（Nihon Keizai Shimbun，也同時是日經指數(Nikkei Index)的發布者），《日本經濟新聞》的前身就是三井財團的內部經濟刊物《中外物價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同時還控制著東京電視臺，日經NBC和日經電臺（Nikkei Radio）等其他重要媒體。　　

日本資產階級政府一貫積極介入整體的產業規劃、技術發展和市場培養，并為國內的資本集團提供市場保護排除外國資本；通過通產省對政策導向、物價管制、技術導入許可和產業選址等許多方面進行指導，直到本國企業具備一定實力之后再進行市場自由化。雖然由于這一問題，日本與歐美一直存有貿易爭議，并導致日美貿易戰；在金融危機后，日本政府不得不適度掩蓋其對經濟的干預，但干預和引導本身卻從未停止過。日本的汽車、造船、電腦、平板電視與DVD等產業的發展與成熟都與此有密切相關，而且這一經驗也成為東亞其他儒教文化圈的國家韓國、新加坡和中國所效仿。正如美國東亞問題專家厄扎拉•沃格爾（Ezra Vogel）在他80年代的書籍《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中所描述的，在日本經濟成長中最大的功臣是通商產業省。通商產業省極其熱心地看護著日本的產業界，以至于有人給她起了個外號‘教育媽媽’。日本政府的行為在促進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戰后在集體主義的影響下，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政府為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麻痹工人階級和確保自身的統治，而長期采用遞增課稅制度和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大范圍地參與到社會收入形成和收入分配的過程中。直到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高層管理者與普通工人間的收入差距不超過10倍，許多日本人認為當時的日本是“一億總中產”（日本目前總人口約為1億3千萬）的全民平等社會。與此同時，日本80%的勞動力從事的都是永久性正式工作，大多人一生只會在一家會社（kaishia）服務而不更換工作（終身雇傭），并且通過按部就班的等級化升遷體系確保收入增加（年功序列制）。企業本身構成了日本社會生活的組織核心，資本家和政府利用傳統的儒教和武士道文化弱化工人斗志和誘導工人無條件忠誠、奉獻和服從公司，作為回報工人將獲得終身雇用、養老金、社會保障等。并通過專屬的工聯主義的企業內工會，將工人斗爭限制在單一經濟層面與固化的勞資妥協的框架之內，雖然這些工會具有龐大的會員人數，卻毫無真正的斗爭意識。同時，企業特別重視建立團隊精神和團隊認同，抹殺個人的特異性；相對較小的收入差異也支持了這種精神的認同。　　

通過這一系列方法，大多數工人階級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在政治意識上都被抹殺了個人的獨立意識，并延續著個人對“命運共同體”企業的集體服從。這種以封建式權威主義為框架的資本主義運作方式滲透到了日本經濟和政治的各個層面，并導致即使在面對上世紀90年代的長期的經濟衰退，日本工人階級和普通群眾仍然在政治上處于失能狀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群眾性運動和底層政治力量。但是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衰退和如今更為深重的經濟危機，已經使這一制度遍受打擊和搖搖欲墜。　　

大規模的裁員、臨時派遣工的大規模出現和自殺率的升高徹底戳破了“工人與企業命運共同體”與“一億總中產社會”的神話，日本民眾發出了“一億總下流”的感嘆，這些痛苦的現實喚醒了群眾尤其是青年人希望改變的愿望，不過這種政治愿望是如此混淆而自相矛盾，所以導致日本左右翼激進化的同步發展。真正由群眾通過自發性運動與明確訴求提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現行資本主義秩序的目標還需要加以時日。 　　

“政權交代”與“世襲政治”　　

　8月31日　即將進行的議會總選舉無疑是目前日本政局的重頭戲，但是否能因此帶來真正的“轉變”？答案顯然不容樂觀。　　

雖然出現“西松建設獻金丑聞”，民主黨被迫更換黨首為鳩山由紀夫，但仍很有可能大比分擊敗自民黨掌握政權。7月上旬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民主黨之風橫掃。在首都東京都議會選舉中，民主黨的議席從35席上升到54席，而自民黨則從48席銳減到38席。在其他大縣（相當于中國的省或者美國的州）如名古屋、琦玉、千葉和靜岡等地的地方市長和知事選舉民主黨候選人也紛紛將自民黨候選人打敗。根據7月19日共同社的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黨在比例代表選舉中的支持率以36.2%遙遙領先于自民黨的15.6%。　　

但無論是目前執政的自公聯盟（自民黨與公民黨）還是最大的反對黨民主黨事實上都是完全執行新自由主義路線的政黨。從21世紀初起，自民黨內的追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力量小泉與竹中派宣揚經濟新自由主義、社會極端民族主義和外交上“隨美主義”，企圖將日本原有的集體資本主義體系徹底解體，而實現全面的市場自由競爭，但前首相小泉所著力的“郵政私有化”已經步履蹣跚，而且就在這一階段日本的非正規雇傭人員從1997年到2007年增加了580萬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構造改革”路線在全球性經濟危機面前已然徹底破產。　　

而所謂要實現“政權交代”與“日本重造”的反對黨民主黨其實與自民黨在政治和經濟理念上并無什么兩樣，除了重復著美國民主黨奧巴馬“改變”(CHANGE)的口號，在經濟危機面前也拿不出什么真正的對策。兩黨綱領對造成日本經濟困難勞動群眾貧窮的根源資本主義完全沒有任何觸動而是力求完善而已。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無論臺前黨派選舉“表演”如何激烈，事實上日本政壇的“世襲政治”的格局沒有發生任何根本改變。自明治維新后，日本的財閥與武士階層就形成了由少數經濟財閥家族和政治官僚家族把持政綱的局面；雖然歷經二戰戰敗、美國控制與憲法修改，但由于沒有土地改革和美帝國主義出于反共目的的縱容，所以這一政治體制從來沒有遭到根本性的觸及與轉變，而這同樣也成為培植日本極右翼政治勢力的土壤。　　

譬如，目前代表自民黨競選下任首相的現自民黨黨首和現任首相麻生太郎和代表民主黨競選的鳩山由紀夫都來源于日本著名的“四大公卿家族”（麻生、小泉、鳩山和安倍）中的麻生家族與鳩山家族。而且鳩山家族本身也來自于自民黨中，鳩山由紀夫的祖父鳩山一郎是自民黨及自民黨的前身自由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曾擔任上世紀50年代的日本首相。其弟鳩山邦夫雖曾在90年代于鳩山由紀夫一起離開自民黨創立新黨；但之后又回到自民黨內，出任干事長和麻生內閣的總務大臣，6月中旬剛辭去總務大臣，可能會加入民主黨協助其兄長。而自民黨在選舉前就拒絕對選舉世襲制度的改革，為保證跨越3代持續101年的小泉世家能繼續握有眾議院席位，自民黨內部強行指定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次子小泉進次為眾議院神奈川11區的候選人，前首相小泉純一郎還大言不慚地對選民說：“請原諒我愛子心切。”　　

在這種盤根錯節的“家族政治”的現實統治下，所謂的“政權交代”不過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把戲而已。而根本性的問題是在于：由于集體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與世襲政治壟斷的格局，所以日本政壇目前缺乏真正意義上的能夠代表群眾性左翼從而突破資產階級家族政黨政治的政治力量。這與在經濟危機面前群眾中日漸激進的政治意識轉變發生了明顯脫節，也是導致10多年來，無論是在經濟停滯的“失去十年”中，還是深重的經濟危機面前，日本仍然沒有出現大規模群眾性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　　

新的左翼選擇與民眾的激進化　　

日本現有的左翼力量由于諸多原因而無法真正領導與代表日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群眾進行斗爭。日本現有的所謂“主流左翼”，包括日本共產黨與社民黨深受美國自由民主主義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與歐洲強調“小政府”、“由政府向民間放權”等右派有相通之處，更多強調自由而非平等；而且由于一再的機會主義轉型與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主動放棄群眾基礎，壓縮生存空間，所以它們與主流的自民黨和民主黨的區別也日漸縮小。

被稱為日本政壇“主流左翼政黨”的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在當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中收益不小。從2008年中期起，擁有26000個支部與40多萬黨員的日共每月招募新黨員均超過1000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其機關報《赤旗報》的訂閱量也首次突破230萬，還恢復了自20世紀90年代停止的在大學中的日常性公開宣傳。目前日共在參眾兩院擁有16個席位，10名地方首長和4000多名市鎮議員，并在民意調查中已經替代執政聯盟中的公民黨成為日本第三大黨。日共在本次總選舉中提出了“中勝”的目標。

但縱觀歷史，成立于1922年的日共自二戰后就一直是執行改良主義的右傾化政黨，并在20世紀80年代的黨內分裂后，成為了類似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專門關注議會競選的政黨。2004年修改黨綱后，更是強調現階段實現“具有保護國民生活法規的經濟社會（即有規則的資本主義）”，確保民主主義與進步主義，從而徹底放棄社會主義的目標。在今年6月為準備選舉而召開的日共第8次中央委員會干部會中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明確說道：“我們對財界和大企業的立場既不是‘打倒大企業’也不是‘敵視大企業’”。由于在東京都議會選舉中失利，日共議席從13席降到了8席；所以日共一改過去不與主流政黨合作的姿態，公開表態只要在維護“非戰憲法”等政策能達成共識，日共愿意作為“建設性在野黨”與民主黨積極合作。

　　

此外，日本國內現存的其他左翼勢力或是與日共一樣早已蛻變為改良主義政黨，或是力量太過弱小而無法表達（金錢民主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如本來在日本政壇曾經有相當影響力的的社會黨，上世紀90年代分裂之后元氣大傷。當時社會黨的右翼力量大都加入了如今的民主黨中，而殘留的社會民主黨卻死抱著早已墮落失能的“歐洲的社會民主義”進退失據，變成了一個沒有選民基礎的無足輕重的小黨。　　

日本政治力量的整體右傾和保守與日本群眾中現實政治意識的日益激進化造成了鮮明差別，從而使得事實上與主流右翼政黨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的日本共產黨竟然成為日本選民唯一“可供選擇的左翼選擇”。但即使如此，在一切為“政權交代”的民主黨宣傳下，作為相對不那么邪惡的民主黨也吸引走了大量日共的選民，所以日共是在本次總選舉中能有多少斬獲也是實在值得疑問。　　

其他以草根形式體現的群眾性運動仍然處在自發的、松散的和孤立的狀態之下，雖然可以注意到日本各地青年中出現了一些自組的行動委員會，利用網絡、手機等手段進行聯系和動員，并也組織集會和抗議等。但這些運動無論從規模、組織和綱領上仍然是非常弱小和不成熟的。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大都對于目前建制內的政黨抱有幻想，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產黨都成為一部分年輕人心中的“改變者”。這就造成了這些本來自主性的青年和群眾運動很容易為主流大黨收編而成為其進行選舉的工具。　　

同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假如日本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不能盡快整合、組織和發展，由于缺乏有組織的左翼力量的存在和日本傳統政治中極右翼的影響；隨著經濟危機的深化，日本青年與工人由失望而絕望，下一階段的日本既有的或者新興的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乃至軍國主義的極右翼政治勢力完全可能得以巨大的發展，那將給日本乃至亞洲的政治局勢帶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　　

綜上所述，這就為日本和國際范圍內的社會主義者提出一系列關鍵而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在日本目前的經濟與政治形勢下尋找左翼力量的突破口，如何發展真正意義上的由底層工人階級和群眾為主導自下而上民主控制的明確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運動，如何將反對市場經濟專制、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與反對極右翼勢力、實現環境保護、爭取就業保障等運動相結合，如何使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以更先進的形式挑戰資本主義統治秩序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也就是說，日本的工人階級和左翼力量如何能盡快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成為了當務之急。　　

　  
  東京街頭的無家可歸者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