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論壇 》(2009年第14期)
http://theory.people.com.cn/GB/9692978.html
【摘要】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調整,是世界各國之間全面實力的博弈。同時,由于美國的國家形態和經濟體系已經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只有從虛擬資本主義的角度,才能正確分析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和走向。
【關鍵詞】金融危機 美國 虛擬資本主義 經濟數據
當前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分析眾說紛紜,但是絕大多數分析都有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大多數專注于經濟現象的就事論事的分析,本質上將世界金融危機界定為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失靈的問題。二是對美國當前的國家形態和經濟機制認識不足,因而對其在經濟危機中的角色定位認識,只能是霧里看花,充滿矛盾。例如,美國到底是世界經濟危機受害者,受益者還是始作俑者?美國是將繼續一超獨大,還是行將就木?現有的研究對這些問題還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我們認為,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是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調整,是世界各國之間全面實力的博弈,因此,不能單純從經濟的角度來分析世界金融危機。同時,在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的國家形態和經濟體系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只有從美國虛擬資本主義的國家形態和經濟結構的角度,來分析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和走向,才能達到庖丁解牛、高屋建瓴的功效。
而分析對美國經濟數據的質疑,為我們運用這兩種新的角度剖析世界金融危機提供了獨特的切入點。近年來,包括研究者、投資家和新聞工作者在內的很多人,從不同角度對美國經濟衡量方法的合理性,美國經濟數據的可信度,以及經濟衡量方式的重大調整和經濟數據的修正的時機和動機,提出了質疑。鑒于美國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世界各國都或多或少持有美元或者美國資產,經濟數據對于經濟形勢分析和投資判斷具有基礎性作用。美國對原本非常嚴肅的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進行重大調整和刻意修正的背后,具有不可言傳的戰略意圖。
因此,在全面分析和這些質疑的基礎上,本文試圖結合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狀況,從進入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美國的高度,深層次地揭示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和走向以及美國維護金融霸權的獨特體系。
對經濟衡量方法合理性的質疑
幾何權重法(Geometric Weighting)。1999年以來,勞動統計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采用的幾何權重法,主要的實質內涵是采用一籃子可靈活調換的商品,并對納入籃中的商品采用可變的權重。這帶來的結果,一方面是一些價格大幅上漲的品種被排除到核心度量CPI的商品籃子之外,例如能源、食品、教育、交通和旅游等;另一方面是留在籃子中的商品,價格上漲的被給予較低的權重,價格下降的被給予較高的權重,從而大大降低通貨膨脹數據的讀數。
替代性謬誤(Substitution Deception)。對替代性謬誤的質疑集中在占CPI40%權重的房屋價格上。美國勞動統計局采用房主的同等租金(House owner’s equivalent rent),即房主出租其房屋可能得到的租金,來計算CPI的數據。這樣,2000年以后房價劇烈上漲帶來的房主在按揭貸款、房屋保險、財產稅方面的相應支出上漲,對CPI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被壓低了。有人估計,2003~2006年間,房主的同等租金的年增長率只有5%左右,而S&P/Case-Shiller的房屋價格指數卻達到了10%~20%。同期,根據房屋價格指數計算的CPI要比官方公布的CPI數字高出2.5到4個百分點。
滿足感修正(Hedonic Moderation)。滿足感修正方法被用于衡量性能不斷增強、價格卻迅速下降的電子產品在CPI和GDP計算中的權重。基本的出發點是,這些產品不斷下降的價格,不能準確衡量其帶來的滿足感,所以應該用增加的滿足感來修正這些產品降價對CPI和GDP的不良影響。由于消費電子產品只占CPI1%的比重,滿足感修正對CPI的影響不大,但是幸福感修正會大大夸大計算機的銷售量,因而會人為地放大GDP的數據。美林的計算機分析師Steve Milunovich分析指出,負責核算每個季度GDP的聯邦經濟分析局,為了掩人耳目,很早就開始停止公布用于計算GDP增長率的實際計算機硬件的出貨量。政府公布的2000年二季度至2003年間技術支出的數據,從4460億美元攀升至5570億美元,但是用實際價格計算,應該只是從420億美元上升至880億美元。德國的Bundesbank研究認為,采用滿足感修正來計算,會導致GDP上升至少0.5個百分點。
數據隱瞞等數據處理方法。被美國官方停止公布的數據包括衡量廣義貨幣供應的M3。本來,人們可以從M3的規模大致估計在金融領域信貸擴張引起的流動性過剩的水平。例如,2006年M3的年均增長率是12%,2008年8月則達到了14%。繼續公布M3會使美聯儲把通貨膨脹控制在低水平的說法難以自圓。
對美國經濟數據可信度的質疑
當前對經濟數據的質疑,主要集中在代表經濟繁榮程度的GDP和衡量通貨膨脹的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費價格指數)。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的債券主管,號稱“債券之王”的Bill Gross認為,“美國真實的GDP增長率應該比官方數字至少低一個百分點,而真實的CPI應該至少相對高一個百分點。”他曾因為在一篇通訊報道中稱CPI不過是個“高級騙術”而引起軒然大波。他總體上認為美國政府報告的CPI上漲率與世界范圍內普遍更高的通貨膨脹率是難以協調的。加州的一位前新聞記者John Williams,用調整前的CPI計算標準計算后發現,2005到2007年間的通貨膨脹指數應該在5%~7%之間,而不是官方公布的2%~4%。如果用這額外的2到3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指數調整官方的GDP數據,那么美國進入經濟衰退的時點,將從官方公布的2007年的次貸危機爆發時點,提前到2006年第四季度。
結合前述對CPI經濟衡量方法的質疑,我們認為對壓低通貨膨脹指數的質疑應該是充分可信的。但是對GDP數據被抬高的結論,要做出明確的判斷可能要難得多。雖然存在用滿足感修正抬高GDP數據和未用實際通貨膨脹指數修正GDP的問題,但是,我們如果考慮到美國產業結構方面的巨變,尤其是美國金融領域的“狂野西部”的巨大規模,被大大低估的金融領域的GDP,可能使我們難以做出美國總體GDP被抬高的結論。
1950年,美國制造業的規模占GDP的29.3%,金融服務業只占10.9%。到了2005年制造業只占到GDP的12%,而金融服務業的比例提高到了20.4%,遠遠超過了制造業、醫療保健以及批發零售業的相應比例。同時,在美國金融服務業內部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整個美國不同金融服務產業管理的資產規模的比例看,1956年美國銀行和存款機構管理的資產占57.2%,保險公司管理的資產占21.1%;2006年這兩個比例相應分別降到了23.8%和6.3%。如果進一步考慮到前段時間美國保險業巨頭AIG創歷史記錄的虧損和世界最大的銀行花旗集團的困境,美國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實際衰落程度還要深刻得多。而同期養老金和共同基金的比例從12.2%和2.7%提高到了19.3%和18.3%。但是,這遠遠沒有揭示整個美國金融服務業內部滄海桑田般的代際變遷的全貌。
隨著1999年“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的通過,商業銀行、保險、證券和房地產按揭業務之間的壁壘被撤除了,對沖基金、私募股權集團、杠桿工廠、按揭池、貨幣市場基金、財富管理公司,以及非銀行抵押貸款機構等俗稱的“影子銀行體系”,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影子銀行體系改頭換面地粉墨登場,形成了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狂野西部”,取代共同基金和養老金行業成為新的美國社會財富中心。
從以下幾個方面,我們可以管窺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真實的規模和實力。從2007年全球廣義流動性的估算看,美國“影子銀行體系”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占流動性的78%,相當于世界GDP的964%;創造的證券化債務占流動性的11%,占世界GDP的138%。隨著金融衍生產品和證券化債務的推出和流行,歐亞的產品出口國和中東等地的石油輸出國的資金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流入美國,2007年美國吸收了全球近一半的資本流入。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對沖基金成為多個兩黨候選人的主要捐款人。例如,奧巴馬的主要捐助人是位于芝加哥的對沖基金Citadel Investment Group,參議員愛德華茲的主捐款人是對沖基金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參議員多德從SAC Capital Partners得到了其早期競選資金的一大半。這標志著對沖基金已經成為美國乃至世界財富的最大擁有者。但是,對于賺錢最多的對沖基金,目前美國還沒有明確的立法將其納入監管體系,其納稅的稅率也是美國全社會的贏利性機構中最低的,沒有人清楚地知道它們到底賺了多少錢。這使對沖基金成為當前美國社會爭議的焦點。
簡而言之,由于“影子銀行體系”的出現,其成為幾乎沒有受到監管的“狂野西部”,引致了美國社會規模空前的財富轉移,但是對沖基金等“影子銀行體系”對于美國GDP的貢獻是一筆糊涂賬。因此,根據滿足感修正和通貨膨脹數據來判定美國GDP被抬高的結論難以定論,不過美國經濟數據可信度成疑應該可以定論。
對美國經濟衡量方法調整時機和動機的質疑
對CPI和GDP衡量方法的修改,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由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波斯金開始推動的。對CPI頗具爭議的重大修改,是在1997~1999年間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完成的。當時人們沉醉于牛市的快感,被國會彈劾克林頓的“萊溫斯基”事件所吸引。
CPI一籃子商品的替代做法,是在1990~1992年的深度經濟衰退期間開始實施的,當時很多人不得不領取食品券或者到慈善救濟處就餐,很多人不得不以垃圾食品或者罐裝食品為生。格林斯潘等人以此為借口,用這些價格低廉又不太可能漲價的商品,放到衡量CPI的一籃子商品中間。但是,質疑者提出,1958和1974 年前后的經濟衰退要深重得多,當時美國政府并沒有采用類似的做法。
同樣,在20世紀90年代采用滿足感修正的做法也讓人充滿懷疑。因為大眾產品質增價跌的情況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例如空調的出現、飛機客機的普及、汽車變速箱的流行、彩色照相機的應用等都帶來了消費者滿足感的提升。
質疑者傾向于認為,壓低CPI是為了減少向美國退休者支付的社會保障支出,同時將給予生活水平的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最小化,這客觀上起到了減少政府和企業在人頭上的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和通貨膨脹指數掛鉤的。
Gross認為,壓低CPI、抬高GDP有利于國際資本流入美國的金融市場,有利于穩定密切關注美元價值的國家和機構的投資心理。這包括貨幣和美元掛鉤的國家,用美元計價的石油生產國,有巨大美元儲備的各國中央銀行,擁有巨額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
相比之下,曾任尼克松時期白宮戰略家的菲利普斯的認識要深刻得多。他認為,對美國經濟衡量方式的變動和經濟數據的修改,是精心策劃的影響美國社會和世界各國針對美國金融市場的投資心理的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金融行業在操縱社會財富方面肆無忌憚,政治家們罔顧社會公平和全球經濟平衡被嚴重扭曲的現實,將會給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造成無可彌補的缺陷和無可挽回的信譽損失,并把全球拖入空前危機。這樣,他把美國官方對經濟數據的操縱和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深層根源聯系在一起。也許只有從這種角度考慮,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才可能成為值得格林斯潘和波斯金這樣的大人物處心積慮加以調整修正的目標。
帶給我們的啟示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美國和世界財富持續而空前集結的一條路徑,那就是從普通民眾到金融寡頭,從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向金融服務業為主的虛擬經濟,從東亞和石油生產國等資本輸出國到美國。從傳統金融服務業向影子銀行系統。可以說,當前美國社會的財富和國際資本,正日益集中到一些公眾知之甚少、美國政府無意嚴格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中。
調整經濟衡量方式和修正經濟數據,從而掩飾美國實際經濟運行狀況的做法,掩蓋了普通民眾和金融寡頭、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之間日益失衡的財富分配關系,無疑有利于促進和維護這一財富集中的進程。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世界財富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日益向美國核心金融集團的集中,已經推動美國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在虛擬資本主義階段,國家經濟管理的目標,已經從傳統意義上的基于實體經濟的生產價值創造轉向更虛擬的財富凈值管理。推動財富存量的集中和財富凈值的最大化,已經超越傳統的GDP增長率、通貨膨脹控制和就業增長,成為美國國家經濟管理的首要目標。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對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統計數據的利己調整幾乎是必然的,因此格林斯潘等人精心運作也無可厚非。
結合上述的分析來看世界金融危機,這一財富集中的進程難以為繼可以說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由于金融衍生品和證券化債務的大規模流行,一般美國民眾的資產基本上以證券和地產為主,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中心日益從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產業型的就業機會日益通過制造業和服務業外包轉向美國以外的地區,一般民眾缺乏收入來維系其資產價值所需的投入,于是出現了房貸斷供等情形,進而引發了次貸危機。
金融危機的出現,使美國有機會將普通民眾的困難、類似汽車產業等制造業的破產、銀行金融機構的陷入困境,歸因于市場機制失靈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了美國也是金融危機受害者的印象。
當前金融危機中世界各國之間的金融博弈相當激烈,造成了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財富轉移和主權國家的破產,本質上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同的不過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經濟戰而已。
在金融戰中,資本就是軍隊。老謀深算的格林斯潘在1990年代初就開始主導調整經濟衡量方式和經濟數據,推動過去長時間國際資本和美國社會財富向少數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集中,等于美國早就悄悄完成了戰爭的資源動員和戰略布局,使美國在當前金融危機中在戰略上處于以逸待勞的有利地位。因此,金融危機絕對不是所謂的市場機制偶然失靈錯亂的結果。而且,美國金融服務業完成了從銀行保險,到共同基金和養老金,再到對沖基金和股權投資基金的代際變遷。相對而言,包括歐洲和日本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基本上還是由銀行體系主導金融服務業。這使美國相對于歐洲、日本形成了壓倒性的金融代際優勢。這是這次美國發動金融危機的底氣所在。這種不對稱的代際優勢,一方面使菲利普斯預言的美國衰弱在短時間內還不會到來,另一方面使美國實施戰略欺騙導致的信用喪失將會是影響深遠的。總體上,依托其強大的國力,美國的金融戰略制定和實施能力無疑是值得深陷危機的世界各國警惕的。
最后,從美國財富凈值管理的目標來看,美國會盡量避免類似大蕭條的全面社會財富蒸發,而是會相當程度地維持經濟泡沫,通過局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輪番深幅調整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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