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世界經濟組織是全球化的,但是政治的組織是地區性的,或者說是國家層面的。”年近九旬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上周五開幕的“2009全球智庫峰會”的演講中點明了當今世界的一大基本張力。
在基辛格看來,當前世界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金融危機問題,還包括環境、氣候、武器擴散、能源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性的應對辦法。“這實際上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像是一種定調,在峰會上,很多中外嘉賓發出了類似關于謀求某種“全球治理”的聲音,尤其是在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金融監管領域,“世界貨幣”、“全球監管”的聲音此起彼伏。
“歐元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Robert Mundell)說,毫無疑問,貨幣面臨全球化的過程,我們需要單一的世界貨幣。
所謂世界貨幣,即是超主權貨幣。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3月份提出了這樣的超主權貨幣主張。這種主張被市場認為是挑戰美元主導貨幣地位:以一種新的超主權的全球貨幣,來取代目前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
蒙代爾指出,從單一貨幣機制開始,全球政治家在不斷進行這方面的探討,最終我們實現全球化貨幣或者貨幣體系。
蒙代爾教授一直是“世界貨幣”的主要倡導者。這一輪全球層面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尤其是在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華盛頓和倫敦G20峰會時期,都得到了廣泛的熱議。當今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危機的根源,并且需要改革,這已經是一個國際共識,但改革的方向,則存在根本性爭論。
粗略來看,核心的方向性分歧有兩個。一方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方向應該是“多元化”,由更多的國家貨幣,來分擔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另一方則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方向,是推動成立全球貨幣、全球超主權貨幣、全球通用貨幣、全球單一貨幣,并通過改組IMF或是新成立全球中央銀行的方式,來執行對全球貨幣的發行和管理。
此次峰會主辦方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在峰會演講中即指出了這種分歧。
“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是應該建立唯一的國際儲備貨幣,還是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貨幣?是否可以建立一種超國家的貨幣存在?”劉遵義在演講中開宗明義。
關于超國家的儲備貨幣,劉遵義還排除和解釋了幾種選項——很多人說可以用黃金,但黃金儲量不夠,也無法跟得上貨幣供應量發展的趨勢;也有人提出了美元和歐元作為超國界貨幣,有人提出美元和歐元匯率比較穩定,是否可以融合成一種貨幣,這是學者提出的一個觀點,我們還不知道是否可行。
提出這個觀點的學者即是蒙代爾教授。他曾在上世紀末提出,融合美元、歐元、日元為一個DEY貨幣,充當全球貨幣;近年來他豐富和補充認為,應該把人民幣和英鎊也納入這個框架,運用歐元創建的思路,共同構建一個全球貨幣。
針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3月份提出的把IMF特別提款權(SDR)發展為超主權貨幣的提議,劉遵義指出,歐元也被稱之為一種超國界貨幣,在歐洲的稅收都是以歐元來計算的,但我們不能用SDR來買漢堡或者是進行交稅,SDR只是一種貨幣概念,不能在日常中使用。
“總之,是否應該有一種國際貨幣,以及由一個國際組織來監管和發行這種貨幣,這就形成了新的問題。”劉遵義說。
峰會上熱議世界貨幣的還有更多重量級嘉賓。
美國聯邦國會前參議員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指出,我們應該建立新的貨幣基金組織,如果我們建立全球貨幣機構,就有可能建立新的國際貨幣,并由它管理全球貨幣的市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薩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危機要求改變國際貨幣體制,美元不應該成為全球唯一的儲備貨幣,我們需要一種新型、全球化的貨幣框架。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任達杜什也指出,危機中提出了美元本位的問題,需要對世界的貨幣體系進行儲備貨幣的多樣化。
來自中國的嘉賓,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也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他認為,全球系統性風險的來源是來自中央銀行沒有得到約束,沒有人監管中央銀行。
“我們應該學習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方式,世界貿易組織非常重要的成功,就是WTO約束了各個主權國家制定貿易政策的權利。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要降低關稅,就要對所有的國家降低關稅,這就保證了全世界自由貿易有一個穩定的環境。”肖耿的思路,實際上是借鑒WTO的思路,構建一個全球貨幣管理框架,而這個框架的核心,是新成立的“全球央行”性質的組織,擁有全球貨幣的管理權,而各國要出讓這部分的貨幣管理權。
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委員會執行主任烏贊(Marc Uzan)在智庫峰會的會刊采訪中直言,“全球金融危機使得大家都很清楚要改革貨幣體系,如何恢復國際貨幣體系秩序,我認為這將是今后兩年最重要的討論話題。我認為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蒙代爾教授支持我的想法,我們準備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組織一次全球性的貨幣會議,并在會議上提出自己的議案。這次會議是一個由世界各地頂級專家參加的會議,將成為尋找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佳方式的開端,同時也將為一種全球通用貨幣的出現奠定基礎。”
烏贊提到了2010年的時間表,這讓筆者想起了去年CBN做“探索國際貨幣體系”時的幾組訪問,當時蒙代爾教授對CBN說,“自2003年以來,每年在意大利我都會舉辦會議,專門討論怎么才能創立一個世界貨幣。我和我的同事們考慮這個問題已經達5年之久。我們期待著在當前這樣一個危機時刻,我們可以來推廣世界貨幣的政策。當前的金融危機,是唯一可能的時機,因為你只有在危機的時候才能來做成這樣建立新系統的事情。”
除了世界貨幣,本次全球智庫峰會還有多位嘉賓提及了全球統一金融監管問題。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演講中表達了這種統一監管的困難,但他透露的一件趣事也很有意思。
“去年下半年危機程度已經比較深了。我到美國訪問。當時和美國歷史學家、《偉大的博弈》作者戈登(John Gordon)吃飯,他講到自己在美國成為了一個非常有名的人。因為他在1999年曾經說過,資本市場跨過國界,但監管還在國境之內,全球只有來一場泰坦尼克號式的大災難,才能實現全球統一監管。所謂大亂出大治。”祁斌說。
如果說真正如蒙代爾、戈登所言,“期待著這樣一個危機來推廣世界貨幣、推廣世界統一監管”,那我們真是處在一個歷史性的時代。筆者所參加的這一場2009全球智庫峰會,也將能夠在這種大變革中具有某種時點性意義,而下一個標桿性意義,或許在2010年蒙代爾和烏贊們在中國聯合舉辦的世界貨幣會議。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仍然沒有辯論清楚,如果世界實現了這樣的統一貨幣,對于我們而言,是否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符合人民幣的長遠理想?雖然周小川行長正式提出了超主權貨幣概念,但在中國學界,這個問題并沒有回答清楚。
總的來看,與國際智庫人士對“世界貨幣”的熱議相比,在此次峰會上我們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這種世界貨幣的廣泛討論,很少得到中國學者的正面思考性回應。這是一個問題。(作者系本報評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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