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重溫郎旋風的深遠意義     

—楊斌在紀念郎旋風五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金融危機暴露了西方股份公司治理危機

五年前，參加引發郎旋風的國企產權改革會議的時候，聽了張文魁的發言，有一個特別深的感觸，他明明知道所謂產權改革在前蘇聯、東歐、英國給老百姓帶來特別多痛苦，造成了兩極深化、工人抗議、社會動蕩等等，但是還是堅持認為必須得走這一條路，這個讓我想起另外一個人，就是前衛生部長張文康，他們倆的改革觀和名字都很相像，好像是兄弟兩個就差一個字。當年非典的時候張文康說過非常著名的話，他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歡迎海外非典患者前來就醫”，就是說即使遇到非典那么厲害的病毒，不管付出多么大代價損失，咱們都得堅持改革開放，如果要對非典病毒把國門給關上了，那就不是堅持改革開放，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那種改革觀是非常教條的，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造成什么后果都不計，無論如何也要堅持這條路。幸虧咱們國家及時把張文康給撤職了，所以才避免了非典的那一場大災難。

關于郎顧之爭的意義，左老師、韓老師談的很好。我覺得在現在金融危機的條件下，再來看郎顧之爭就更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什么呢？就說現在，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包括股份公司在內，現在真到了面臨全世界特大危機的時刻，不光資本主義經濟面臨著危機，而且他們的公司治理結構也面臨著危機。我十年前寫的《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里就曾經提出，如果將公有產權和股份公司兩種優勢結合起來，如公有產權服從大局、配合政府宏觀調控的優勢，股份公司廣泛籌集資金、經營靈活的優勢，那么以公有產權為主體的股份公司，完全應該能夠超過私有的股份公司，相反西方的私有股份公司將會面臨很大的問題。當前全球危機中私有股份公司的弊病暴露得特別充分。

西方的好多股份公司包括大銀行在內，雖然實行了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利用了股份公司具有的廣泛集資的社會化屬性，但是，私有產權決定著私人占有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在金融創新形成的巨大腐敗誘惑之下，私有股份公司的治理結構幾乎根本無法運轉了。當初股份公司建立的那種多元化公司治理結構，盡管有利于生產社會化的進步意義，但是畢竟還是存在私人占有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當有股市作弊的時候就有點撐不住了，股份公司大量的丑聞就開始暴露出來了。但是，隨著金融創新發展到了金融衍生品這一步，私有股份公司就開始完全撐不住了，因為即使經理在股份公司里占著比較大比重的股權，譬如10%、20%的股權，現在也遠遠小于比金融衍生品一次作弊帶來的收益。

    現在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動不動就是幾十億，上百億，上千億，西方大公司高管拿薪水不過也就拿一兩億，兩三億，但是如果你想辦法通過金融衍生品作弊，帶來的利益就大的多，所以不少公司衍生品交易出事都涉及到警方調查，懷疑有串謀欺詐等等。2004年意大利有一個大跨國公司面臨破產危機，當時一調查幾十億歐元的資產根本就找不到了，通過金融衍生品交易虧損轉移到一個離岸的開曼群島，其實就是一個僅有電子郵件地址的皮包公司，而再經過深入調查，發現實際上是高管通過幾層間接渠道隱蔽注冊的公司，所以他有意做虧一大筆金融衍生品交易，比給股份公司辛辛苦苦賺錢拿點股息、薪水要多的多。

    在不斷進行金融衍生品創新的大環境下，西方以私有產權基礎的股份公司治理結構面臨著巨大危機。資本主義總是在不斷創新，包括有生產力方面的科學技術創新，這是好的，但是也有生產關系方面的剝削方式創新，這種剝削方式不斷創新釀成的巨大風險，已經導致股份公司的架構幾乎完全撐不住了，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政體架構，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架構，現在都無法抵御金融衍生品創新的腐蝕。華爾街花了50億美元游說、賄絡美國國會，最后紙里包不住火，美國主流媒體都發表了文章稱“華府和華爾街勾結起來把美國給賣了”。但是，在這種金融衍生品創新的巨大的誘惑力之下，股份公司的治理結構真是幾乎完全撐不住了。政府無論怎樣監管也深入不到公司內部，隔著一層來監管是很困難的，不光成本很高而且難以奏效，除非通過公有制直接深入到股份公司內部，把監管包括會計審計、重大決策、人事的任命等等，直接深入到股份公司的內部，否則僅僅在公司外部加強監管很難奏效。

這些現象直接暴露了資本主義最基本的矛盾，如果要是在幾十年前，股份公司制度架構還是能夠通過比較踏踏實實的經營，通過提高效率來謀求利潤的話，但是現在就很難做到了。像通用汽車這類股份公司，下屬金融公司往往都有上千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的壞賬，問題不光是主業經營里頭出了問題。人們老是覺得資本主義應該是有生命力的，的確，如果資本主義能夠自我克制的話，應該不會遇到這樣大的生存危機，但是，問題就是資本主義克制不住自己的貪欲，總想不斷放縱追求貪欲的自由直至達到自我毀滅的境地。倘若玩衍生品賺點錢差不多就行了的話，就沒事了。但是，金融衍生品像賭博一樣玩起來就無法自我控制，一直玩到全球金融衍生品高達幾百萬億美元的規模，一直玩到足以達到自我毀滅的地步，一直玩到足以摧毀全球經濟的地步，問題可怕的是不光是自我毀滅，還要拉上全球經濟為其配葬。擁有大量能夠抵御經濟危機的國有大企業，對于幫助民營中小企業度過生存難關非常有益。倘若都是像美國大投行那樣的貪婪私營大企業，眾多民營企業很容易變成任由少數寡頭宰割的獵物。遺憾的是，許多民營企業家喜歡聽某些學者的忽悠，什么金融危機起因與企業家的貪婪無關等等。許多民營企業家喜歡聽這樣的話，說明他們缺乏深刻認識市場經濟的戰略眼光，難怪中國這樣多富豪如此信賴西方大銀行，結果無情地遭受其金融衍生品的集體屠殺，要想避免成為西方欺詐的獵物就應多聽逆耳忠言。

美歐危機爆發后將許多大銀行、大企業收歸國有，是因為私人經營已無力改善其混亂腐敗狀況，就連一貫維護金融資本的伯南克也感到氣憤不已。美國在危機爆發后采取的國有化和政府干預做法，同其強迫發展中國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預截然相反，這種雙重標準表露了其鼓吹華盛頓共識的虛偽。這些事實也讓我們更深刻領會國內一系列爭論的意義，包括郎旋風關于私有化和國企產權改革的爭論，關于新自由主義與改革開放方向的爭論，關于華盛頓共識與金融自由化的爭論等等。國內有些人主張沿著華盛頓共識道路推進改革開放，他們抨擊一些重要研究著作如《新自由主義評析》，現在這些爭論究竟誰是誰非已經判若分明，華盛頓共識的發明人自己已拋棄了這一套政策，英國首相布朗也說華盛頓共識的時代已經終結了。

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增長仿佛是大炸彈

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稍微受其影響都會有非常致命的惡果。蘇聯東歐實行休克療法衰退了十年，近年來剛剛恢復了一段時期增長，就重新陷入了整個國家破產的境地。新自由主義的增長依賴于刺激泡沫，而泡沫增長往往比停滯的危害性更大，這些年東歐、獨聯體國家的所謂增長，都是在國外信貸泡沫刺激下的增長，讓國家和全體民眾背上了永遠償還不起的外債，意味著國家的發展前景被徹底葬送了。當年在引發郎旋風的那次會上，我曾舉了一個匈牙利的例子，因為匈牙利的例子特別能夠說明問題。匈牙利經歷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改革，沒有經歷任何失業、兩極分化、腐敗之類的陣痛，立刻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繁榮活力，而且這種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成功結合持續了二十多年。匈牙利當年進行社會主義市場改革時，堅持在90%的公有制基礎上引入市場，公有制企業的地位在改革過程中不斷上升，國有企業的比重從80%多上升到90%多。改革持續20多年的時間里，根本就沒有什么無法避免的陣痛，全體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是一直不斷提高，社會福利、免費教育、公費醫療等等，都是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大幅度提高的。

現在再看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現在東歐國家都處在暴亂的邊緣狀態，特別是前兩年增長較好的國家，如拉多維亞就經歷了高速增長，越是增長快的國家現在暴亂越厲害，為什么？因為，新自由主義模式下實現的高增長，其危害性甚至高于其它模式下的無增長，增長越快就意味著泡沫破裂后的爛攤子越大，像美國次貸泡沫時期的繁榮本身就是大炸彈。由此可見，中國不能靠刺激股市、房地產泡沫推動經濟復蘇，這樣的泡沫性增長遲早將會釀成危害更大的隱患。東歐國家從休克療法長期衰退后的復蘇，是大量借外債泡沫刺激下的增長，是把整個工業和銀行體系統統賣給外國人的結果，這樣就葬送了整個國家的發展前景和希望，等于說整個民族都淪為西方的債務奴隸了。東歐國家的外債占GDP比重非常高，遠遠超過東南亞危機爆發前的外債比重，現在東歐國家貨幣經歷了大幅度貶值，償還外債的負擔比以前大幅度增加兩三倍。普京在國際政治上對西方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但是，他將金融自由化視為中政策警惕性不高，放任私人企業從西方銀行隨意借所謂低息貸款，結果背上了5000多億美元的外債，基本上等于俄羅斯全部外匯儲備，2009年俄羅斯GDP下降9%，工業下降15%。

當前全球爆發金融危機的困難情況下，那些西方跨國公司首先都保護本國利益，馬上就把在東歐國家的生產削減了，因為本國政府為維護穩定要求保護本國就業。日本公司在中國的許多企業經營很好，但是現在業績很好的企業都紛紛撤資，為什么？因為，本國母公司已經面臨破產邊緣了。所以現在中國的外資企業、民營企業投資都下降，民營企業老說融資難，你想想，美國大公司也融資難，私人銀行都不敢貸款，更何況中國的民營中小企業，你給他貸，他也不敢貸，人家就說現在不缺資金，缺的是定單。所以，現在中國只能寄希望于國有企業，寄希望于以公有產權為主的股份公司，它們才可能從社會利益出發服從大局，齊心協力協調彼此的投資和生產活動，跟國家宏觀調控和經濟振興計劃密切銜接，共同采取逆周期的產業投資和經營措施，不是單純裁員、撤資、逃避虧損等等，這樣才有希望把經濟從危機中挽救出來。郎咸平談到香港的著名私營大企業，如李嘉誠等把全世界的所有的投資項目全都停了，儲備大量現金準備度過經濟寒冬，這樣做對于私營企業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其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就可想而知。私人大企業尚且如此，更何況私人中小企業了。如果要是采取逆周期措施走出經濟危機，只能寄希望于從社會利益出發的公有企業。公有企業在抵抗經濟周期和維護社會利益方面，有非常現實的必要性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公有制改革方向是直接經濟民主

以公有產權以主體的股份公司應發揮自身優勢，既能夠通過股市融資進行靈活經營，又要充分考慮消費者、員工和社會利益，相互密切協調彼此的投資和經營計劃，協調同政府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的關系。我認為更好發揮公有產權的社會化屬性，并且同股份公司的靈活經營更好結合起來，才是中國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的正確方向，一味效仿西方私有股份公司的經營方式，強調少數經營者利益而忽視廣大員工、消費者，就很容易縱容經營者貪婪墮落和腐敗泛濫，特別是難以抵御金融衍生品時代腐敗的誘惑，像西方私營銀行那樣成為釀造金融危機的禍因。

國有股實際上也是全民所有的，應該充分發揮全民社會監督的作用，公有股份監督不能光靠國資委，應有意選擇具有一定知識的任何社會成員，關鍵是沒有關系背景和受賄嫌疑的人，能夠代表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普通人，有意排除少數精英擔任國企獨立董事的模式，并且定期經常輪換以避免腐敗受賄危險，讓普通社會成員和消費者作為全民股權代表人，直接參與公有股份公司的監督與重大決策，充分發揮公有產權的全民所有和為全民服務的屬性，這才是中國公有股份公司的正確改革方向。德國的萊茵模式強調職工參與監督和經營，二戰后社會改良實踐中取得了不小成績，德國私營股份公司如此重視職工參與，中國公有股份公司改革更應以此為方向。倘若在三鹿奶粉造假的事件中，廣大職工和消費者作為全民股的代表人，直接參與監督質量管理和生產經營決策，或許就能避免那種導致許多嬰兒死亡，整個股份公司蒙受破產的巨大損失。

張帆老師提到應大力發展房地產開發國有企業，這種企業的監督不能光靠地方政府和國資委，應該直接引進社區居民作為全民所有者代表，直接參與監督、管理和住宅小區的設計等等。廣大消費者想要什么樣的住宅小區，就應該有憑借全民股權代表人的機會，直接參與構建和實現自己的夢想。根本無需要通過私有化產權改革，剝奪多數人產權將其明晰給少數人，每個人包括企業外部的消費者，就憑他是社會成員就有權代表全民產權，政府作為中間代理人的一個環節，就應該進行制度創造保障全民最終所有者，直接參與監督公有企業的重大決策，包括社區設計、質量管理和物業管理等等。發揮公有產權的社會化屬性并維護社會利益，而不是強調少數經營者利益而忽視職工和社會利益，才是兼顧各方利益并化解社會矛盾的光明大道，強調產權狹隘私人屬性的改革方式是死路一條，美國金融危機中私有股份公司的困境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沿著發揮公有產權優勢這條道光明大道推進改革，可以讓老百姓直接點菜、做菜，實現廣泛參與的直接經濟民主模式，消費者、投資者直接進入各種公有股份公司，包括生產企業、銀行、證券公司內部進行監督，可以有效制止大量內部人瀆職和腐敗侵權案件，避免外部監督成本代價過高和難以奏效的弊端。

             美國財務專家倡導投資人“第二次革命”

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已高達600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規模，就是說足以造成自我毀滅和全世界共同毀滅。600萬億美元相當于什么概念，就是相當于全世界GDP的十多倍，全世界十年不吃不喝不消費，把全部收入節省下來挽救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壞賬，這樣非但救不了美國反而還會毀滅全世界。全世界都不能坐視美國私營股份公司造成的弊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科萊被譽為金融衍生品的教父，他曾因發明金融衍生品定價模型獲諾貝爾獎，他在經歷其創辦的長期資本公司破產后終于有所悔悟，他現在認為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唯一途徑是徹底凍結、注銷全部金融衍生產品。

美國有一個叫“貨幣與市場”的網站，創辦人是美國一個著名財務專家馬丁維斯，他實際上是專門教人家投資的，沒有太多意識形態的色彩，但是，他現在寫了一本關于普通民眾如何應對危機的著作，題目是《如何在毀滅性蕭條中生存的指南》，并且將全部版稅捐獻給慈善事業。馬丁維斯曾準確預見到次貸危機，幫助眾多中小投資者避免了股市、樓市損失。馬丁維斯現在在網上發出一個號召，喚醒美國普通投資人的覺醒開啟“美國第二次革命”時代，原因是他認識到華爾街私人大銀行的貪婪和欺詐，美國政府巨資挽救華爾街的錯誤救市政策，對美國老百姓的存款、養老金構成的巨大的威脅。現在美國救市總金額已高達十多萬億了，都流到哪了？都流到制造危機的金融資本手里了。全球經濟表面上還是通貨緊縮，但是，我曾發表過文章認為濫發鈔票救市，將導致“衰退通縮”變成“衰退通脹”。當前盡管全球經濟仍未擺脫衰退，石油需求實際上還在下降，但是石油價格已經開始上漲了，各種原材料價格也開始上漲。這跟實體經濟的需求一點關系都沒有，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和美聯儲通過注資救市，將巨大的資本流動性交給了制造危機的金融資本，這幫人一貫是貪婪成性、投機成性的，到一定時候就必然興風作浪投機炒作，但是在衰退的時候投機炒作幾乎是致命性的。為什么？因為本來東西就賣不出去，例如中國同兩拓進行的鐵礦石價格談判，剛想施加點壓力把鐵礦石談下來一點，突然全世界原材料價格又開始漲了，原因是高盛又開始投機炒作了。中國鋼鐵協會說如果鐵礦石價格不大幅度降低，中國大部分鋼鐵企業就得破產。此外，政府的宏觀貨幣政策將陷入困境并且完全失效，緊縮貨幣就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經濟衰退，放松貨幣政策就會加劇通貨膨脹，所以就可以看出在全球衰退的情況下，如果要讓美國金融資本把價格炒起來，對于全世界實體經濟是一個多么致命性的打擊。所以中國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國貪婪的私人大銀行在釀造危機中的作用，采取內外兼顧的措施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升級的沖擊。

馬丁維斯認為抵御金融危機的關鍵在于認清病因，喚起全體社會成員維護自身利益意識的覺醒，他就動員了上百萬的消費者、投資人，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民間運動，馬丁維斯關于投資者如何度過危機的財務建議著作，成為了華爾街日報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名。盡管馬丁維斯維護公眾利益的民間運動，遇到大財團控制的主流媒體的沉默封殺和壓制，但是，金融危機威脅到美國社會各階層的財產和收入，包括中產階級和實體經濟領域的資產階級，一旦他們認識到自己的財產、存款、養老金被剝奪，遲早會覺醒并起來維護自身權利，馬丁維斯倡導一種“和平的革命”，一種不靠子彈而是靠“民眾意識覺醒的革命”，促使美國民眾共同認識到華爾街金融資本的掠奪騙局，共同施加壓力、改革民主制度并維護自身權益，推動符合民眾利益而非華爾街利益的真正金融改革。顯然，全世界人民都應認清美國金融資本的掠奪騙局，共同采取措施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中國應密切關注金融危機在美國引發的深刻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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